向宝云 卢衍鹏：科研量化管理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反思

影音王

随着我国科研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国家对科技文化投入的不断加大，如何正确评价科研成果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其中，人文社会科学开始借鉴自然科学的评价方法，特别是把量化管理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中去，使之逐渐成为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单位主要的科研考核方法和标准。此种做法，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片热议，其中，以反对、批评之声占绝对主导地位，成为科研量化管理评价的主流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把科研量化管理“妖魔化”了，视其为洪水猛兽，以为量化考核有百弊而无一利。但“妖魔化”背后隐藏着的却是“神圣化”的乌托邦预期，即把科研量化管理“神圣化”，以为量化考核是万能的“神圣”工具，用量化考核能解决所有问题。当科研量化管理在实践中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能实现绝对公平、不能达到最佳效果时，便引发了对科研量化管理义正词严的指责和义愤填膺的声讨。我们认为，此种指责与声讨，情绪发泄多于理性分析，既有失公允，也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事实上，全国高校、科研院所至今仍普遍采取量化考核的做法。因此，如何看待科研量化管理，健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考核，改进科研成果评价方法，是值得社科界、科研管理部门及广大科研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科研量化管理体制的建立及其合法性

一般的科研工作评价体系包括以下几个指标：一是科研项目，如科研项目的数量、经费；二是科研成果，如各类科研成果的数量；三是出版物的情况，如发表的论文、论著等；四是荣誉称号，如学术任职、获奖情况等。其实，以上指标在具体实行时，会根据各个单位的不同情况进行加权或取舍。量化管理是从外部进行的对科研成果的管理评价，而不是从内部进行的学术评价；管理者的身份是政府为主体的行政化管理，而不是从事科研的科研工作者。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外行管内行”，这也是人们质疑科研量化管理的重要原因之一，换句话说，政府对科研进行行政化管理的合法性何在？

量化管理体制的建立，有其合法性依据。政府从企业和经济界内部事务中退出来，是因为企业可以自负盈亏，而文化没有自负盈亏，还是政府在投入。政府没有从文化学术领域退出，还参与管理，并将学术体制变为行政体制。从绝对意义上来讲，政府投了钱，当然要管，评职称、评奖、评基地、评博士点，这都需要钱，都要政府买单，政府当然要管。因此，政府管理科研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合法性，尽管有人把这种管理称之为“天鹅绒手套”，是为了软化、控制学术界。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围棋界元老、中国棋院院长王汝南、副院长华以刚都只是八段，而他们的学生的学生辈都早就是九段了。也就是说，学生都是教授、博导了，师爷而且是领导，还不是教授，还没有当上博导。这种现象在今天的哪个高校或者科研单位会出现？

中国棋院的“职称”评聘肯定是量化管理的，而且还很机械僵硬，否则，王汝南、华以刚不至于弄不到一个九段。那么为什么高校、科研院所的量化管理就成了问题呢？在我们看来，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学术行政化，二是学者官员化，三是官员学者化。

易中天讲，学术界没有自主权。显然，不可能实现所有的学者都有自主权的局面。那么，什么学者才能有自主权——话语权呢？可能还是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等等科研人员内部最有实力的群体。讲师、副教授可能吗？

易中天、周宁对“类官”都有深刻的批判，问题是，如果真在各类评审会上，这些“类官”不是按“官”的方式，而是“学”的方式操作。我们怀疑，一是是否可能，二是是否更糟。以笔者的观察和了解，不少真正的学者不仅缺乏应有的胸怀气度，考虑问题偏颇片面，而且透彻骨髓地自私，对所谓“学者治学”，真的不敢过于乐观。

二、反量化管理的话语策略及其内在矛盾

现在骂学术行政化、反量化管理已成绝对主流，不仅是强势话语，而且是时尚话语。要是不骂上几句，便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反潮流”。这些骂声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人文情怀，而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特立独行和对个人切身利益的关切。但从其思维方式看，我们认为这类学者的批评意见，基本上都是单边论证。

所谓“单边论证”，表现在对科研考核实际操作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只能说出自己的“正确意见”，而看不到自己意见的片面性和负面性，他们不是从系统和整体的角度考虑问题，缺乏比较的意识。但它还是“论证”，是因为他们的意见都有一定道理，这也是“单边论证”的复杂性与迷惑性所在。“单边论证”只能指出量化考核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而不能提供更好的方式来代替量化考核。量化考核办法确实还有许多不完善不科学的地方，但目前还找不到更加科学合理的考核办法来替代它，因此，它还是在全国社会科学界中被普遍运用。人文社科工作考核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作为科研管理部门只能选择一种便于操作和易于规范的办法，能够照顾更多人利益，能够避免更大弊端，设计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准确地说，现在科研管理部门的科研考核，是对成果的评价而不是对学者的评价，而对于成果的评价也只是工作评价而非学术评价，是单位评价而非社会评价，是具体评价而非总体评价，是短期评价而非长期评价。这是必须要认清的一点，而大多对科研量化考核的批评都忽视或者回避了这一点，其话语的合法性便变得可疑和脆弱起来。

其一，把量化考核当成长期评价。有人就指出，量化考核出不了钱钟书，出不了《管锥篇》、《谈艺录》。言外之意是科研考核出不了大家，是在扼杀精英人才。量化考核确实要求科研人员在一定的时间内发表一定的科研成果，并根据成果完成的情况作出一定的奖罚。但是，举出钱钟书、陈景润等人的例子，并不能驳斥量化考核的合法性。其一，钱钟书是没有人考核他，没有人逼他每年拿出多少成果，但是也没有人因为他写出的《管锥篇》、《谈艺录》给他什么科研奖，起码在他刚出版的时候没有。其二，即使取消量化考核，又有多少人是钱钟书，能拿出多少《管锥篇》、《谈艺录》？科研管理不可能针对哪个人去制定政策，只可能考虑全局。其三，一般单位在采用量化管理进行考核的时候，通常也会采取一些折衷调和的办法来弥补数量考核的不足，如对于那些发表刊物层次比较高，社会评价比较好，需要较长周期才能完成的科研成果，让质量指标取代数量指标。同时还可以设立后期资助项目，使那些没有经费支持，但有较好研究基础，良好学术和社会预期的个人研究也能得到资助。

其二，把科研考核等同于学术性评价。有人说，量化管理只重数量、形式，忽视质量、内容，学术水平高的成果被埋没，并且使得刊物成为稀缺资源，加剧学术腐败。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确实有些高水平的成果可能发表在一般刊物上，而学术水平一般的成果可能发表在核心刊物上。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把科研考核当作是学术评价，把复杂的论文发表问题完全归罪于科研考核。对科研成果的量化考核只能从数量上反映科研人员的工作成绩，是单位对其工作的认定，与纯学术性评价不同，也不是社会评价。从指标来看，学术性评价主要考察成果的创新性、科学性、对学科建设的影响等；而量化考核则要将上述评价形式化，具体操作表现为主要评价成果的形式（专著、教材、论文）、刊物级别（核心、一般期刊）、获奖级别等。从评价过程看，学术性评价要通过阅读了解成果内容，与学科前沿发展情况进行比较，找出创新点，确定科学价值和学术水平；而量化管理则选择评价指标，确定权重分值，建立评价体系，将各类成果放入评价体系中计算出分值，由分值评定成果水平。从评审专家来看，学术性评价要求专家必须是同行专家，以其对该学科知识的掌握为基础，经过分析比较，得出评价意见，并起决定性的作用；量化考核的专家既包括学术专家，也应该包括管理专家，更需要在宏观上对不同的学科及其期刊、评奖等相关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专家只在某一环节如选择评价指标、确定权重等环节起作用。还有，评价形式、评价依据等也不一样。因此，科研人员必须严格区分其中的关系和区别，才能对科研量化考核有一个科学客观的认识和正确理性的态度。

其三，把学术生态的恶化归因于科研考核。有人认为，科研考核是学术生态恶化的重要甚至是根本原因。我国学术生态的变化与学术体制密切相关，甚至由其决定。建国以来的学术体制大致经历了政治型、自由型和行政型三种管理体制，政治型学术体制强调学术的政治性，用思想改造、政治运动等方式进行管理，这种方式以其突出的缺陷而被时代淘汰；自由型学术体制使知识分子处于非管理的状态，既造成了学术自由化，也导致了学者的孤独感，特别是经济上的无助感使学者们怨天尤人，牢骚满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自由型学术体制逐渐式微；行政型学术体制把学术纳入政府的行政管理，用评定职称、批准课题、设立奖项、授予荣誉称号、布置重点学科基地、学位点、“211工程”等把学术界牢牢地掌握在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学术体制行政化的关键和根本乃是利益原则，它在保障和增加了学者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官”与“学”的紧密结合，造就了占有学术资源的“准学者”、“学霸”、“类官”等学术怪胎。这些学术怪胎不是依靠学术水平获得学术资源，而更多的是依靠行政权力强占学术资源。就是这些人造成了学术生态的日益恶化，造成了学术资源的浪费。并且，学术生态的恶化并不是在量化管理之后才出现，在量化管理之前就早已根深蒂固了。因此，把学术生态的恶化归因于量化考核在学理上站不住脚，在逻辑上也讲不通。

其四，主张完全靠学术界自己的人来管理自己。但是学术界是否真的能够解决自身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学术界日益成为趋利集团。如果科研工作者真的不满现行体制的管理和考核，他完全可以选择离开。比如，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等用停招硕士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体制的不满；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用辞职来表达自己对于现行教育制度的无法认同。像贺卫方、陈丹青这样的学者不但指出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表达出自己的不满，而且用实际行动和自己的不满和体制说再见。与贺卫方、陈丹青相比，很多人一方面享受着科研考核给自己带来的职称、奖金、课题等实利，一方面却在委屈地抱怨科研考核不利于科研的发展和人才的进步。几年前，由《读书》杂志搞了一次“长江读书奖”，这是一次纯粹的学者组织的评奖，奖金由香港李嘉诚提供，没有半点官方背景，也没有官方介入。结果怎么样？还是骂声一片，而且，言辞之尖刻，态度之决绝，大出组织者预料之外。“长江读书奖”也在骂声一片中草草收场，再也没有举办第二届。

此时，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思想分子，而只是智识分子了，已经没有任何坚守和承担。周宁说，政府体制操控学术体制，“学术界成了提线木偶”，这样的评价很形象，很深刻。但是，行政体制能完全操控木偶的命运吗？是谁在热心于这样的命定？热衷于木偶游戏？现在资源在政府手里，试想资源在学校、科研单位甚至知识分子手里又如何呢？我们可以信心百倍地说，在所谓学术体制下，我们定能逃脱此种命运吗？这些反量化管理的话语，并不是出于张扬人文精神的考虑，而是典型的单边论证，既不能推翻量化考核的合法性，也不能提供更合理可行的替代方案。

三、量化管理的存在语境及其反思

科研量化管理之所以存在并被大多数高校和科研院所广泛采用，有其深刻的体制背景、时代背景和现实语境。

科研考核之所以逐渐被广大科研人员关注，并引起社会重视，根本因素是考核牵扯个人甚至单位利益。随着国家社科基金等资金投入的不断加大，科研考核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对科研人员来说，能否在科研考核中取得优势，直接决定了他的职称、奖金、头衔等个人实利；对考核部门来说，他必须把一大笔资金进行分配，从而决定了它必须寻找一个尽量公正、公平、公开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这就是量化考核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因素。科研人员考虑的是哪种考核更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管理部门考虑的是哪种考核更能完成自己的工作，更能反映绝大多数人的诉求，更能照顾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科研人员不怎么关心科研考核，而现在特别关注科研考核的根本原因。

在进行科研量化管理之前，早就有各种各样的科研评奖活动，这也是当时比较重要的科研考核的形式之一。这些评奖已经奖励了一大批优秀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但是，在这种人文社科研究成果评价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国家还没有制定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条例，各地、各机构还是各行其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二是评价方法单一，如一般采用通讯评审法、会议评价法、双盲法、定量评价法等等。其中，专家评审意见对成果能否获奖起着决定性作用。专家不是完人，不仅有各种素质缺陷，而且必然和各种利益集团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会议评审中往往被某些“名人名言”左右，反对意见难以开口；通讯评审中，评审专家也怕得罪人；双盲评审中，根本做不到真正的匿名评审，善于钻营的“学者”有办法找到评审者，通过各种方式予以“沟通”，等等。因此，即使是专家评审也不能保证评审结果的公正性。

量化管理其实早就存在于学术体制中，并不是来源于科研量化考核。诸如评硕士点、博士点、科研基地、重点学科、211工程等都以数字为准绳，教授、硕导、博导等很多都是靠数字算出来的。科研考核部门、单位有了政绩，科研人员有实利，两者是共谋的关系。

知识分子自身学术良知的丧失也是量化考核出现的一大背景。知识分子更多的表现为智识分子，他们不再坚持人文关怀，不再执著于严谨的学术研究，而是“聪明”地跟随学术行政化的“时代步伐”，争当学术官僚。而学者一旦有了行政职务，考虑的就不全是学术。保持传统知识分子“清高”的一些学者，即使不为经济利益所动，也会被各种荣誉、头衔、名声所累。当某些知识分子丧失了学术良知，没有了内在的约束力，没有了创新的激QING，没有了学术神圣的信仰，靠量化考核这样的外力来进行约束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此外，官员出国培训、读博士，大量涌入学术圈，对学术生态的负面影响很大。官员读博士，已经是一种时髦，不仅不被视为不务正业，很多地方还大力推行此事。攻读博士学位、出国培训，一般是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官员要面对的实际问题往往不是靠专业知识所能解决的，否则工程师就可以取代官员的位置了。官员们如此这般地热衷于考博士，然后可以去高校、科研单位兼职硕导、博导。一方面，可以依靠行政的地位、权力为其“学术”铺路，制造“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学者”的身份可以增加其在仕途上晋升的资本。官员，不少还是担任党委政府要职的市厅级以上主要领导读博士，他们哪有时间听课？他们哪有时间写作业？他们哪有时间做论文？而且不少还跨越了硕士生阶段直接读博，而且不少还是跨学科读博。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要么官员太聪明，要么当官太清闲，要么读博太容易。其实，“聪明”的官员去考博士反而暴露了其对于职位的某种不自信和对体制的某种不认同，当官员们不是通过自己的勤政为民体现自身价值，而是通过获取外在于行政践行的学位、职称等“非法所得”证明自己的作为，增添晋升的筹码；“清闲”的官员在其位不谋其政，难道可以说他们的工作是合格的吗？。考博士，必须经过博导同意，而博导现在很乐意招收官员，这也要怪行政吗？其实，对博导们来说，他掌握了“钦点”博士的权力资源，不用白不用。官员进入学术界，不但占有了很多本来有限的学术资源，更重要的是把行政化的等级制度更加深入地融入学术体制，学术精英与政治精英真正亲密拥抱、握手言欢了，他们早已结成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由此带来的却是学术生态环境的污染败坏，庸俗之风甚嚣尘上。

因此，科研管理所处的语境决定了只能采取以量化为主、其他方法为补充的方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是一种次优选择，甚至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四、完善科研管理的一点思考

改进和完善科研管理，不能一味指责量化管理，而是要从科研管理的语境入手，反思学术体制及相关问题。只有科研人员和管理部门齐心协力，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科研工作的发展和进步。

其一，真正实现学者治学。在学术界，要树立学者治学的良好风气；在高校，要实现教授治校。形成以学者、教授为中心的学术委员会，并且独立运作，不受行政的干预。行政部门应该为学术提供服务，而不仅仅是管理。用学术梯队代替行政等级制度，制定学术带头人制度，公开选拔，公平竞争、公正运转。院长、系主任等学术性较强的职位要由学术权威很高的人担任，改变行政、学术职务不分的现状。更为重要的是，学者首先要成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个有思想担承、有道德操守的人，否则，学术掌门人也会轻易异化，走向学术的反面。

其二，扩大和加强民主。对于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中的各种职务，要公开选拔，加强监督。学术委员会、职称委员会的主席要由学术能力强、学术威望高的人担任，由全体学术委员公开选举产生，明确其职责和权力，既要发挥其领导和组织作用，又要防止学术委员会的“一言堂”，避免学术评审被学霸、学阀、学官操纵。易中天认为，在评奖、评职称时，主席应该没有投票权。他的任务，是维持秩序，保证评审的程序公正，只有在委员票数相等的情况下，主席才能投票，而且是公开署名投票。也就是说，限制他的权力，加强他的责任，增大他的风险。而现实的情况是，“评委”、“主席”们只有无限权力，没有丝毫责任。


其三，改革职称制度。改变现在政府评定职称的方式，可以切断学术与行政之间的重要纽带，减少知识分子对行政的依附性。可以尝试由单位进行聘用，并且取消职称终身制。现在有些大学和科研单位就进行职称改革，可以低级高聘，也可能高职低聘，实行岗位职，取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其四，停止和取消学术评奖。目前的大部分学术评奖都是由政府组织的，也是政府行政操控的。每次评奖，不是学术水平的高低交锋，而是非学术的因素在博弈。即使把学术评奖的权力下放到民间，也不能改变根深蒂固的评审歪风，《读书》主办的“长江读书奖”就是实例。因此，与其逐渐改良，不如直接取消各类学术评奖，把这个钱投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其五、鼓励学者走出体制，吃体制外的饭。真正不满体制的学者，可以抛开体制给出的种种考核限制，同时牺牲体制给与的课题、职称、津贴等等好处，到广大的社会上去找饭吃。像贺卫方停招研究生，不惜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陈丹青干脆辞职不干，彻底与体制脱离，等等。既然不能通过改变体制来解决问题，就通过选择离开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本色所在，也是学术的生命和希望所在。  


向宝云（1962－），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卢衍鹏（1982－），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硕士研究生。

（感谢向宝云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6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