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版的责任问题

岸上的猪

学术出版的任务是向社会公布学者的研究成果，哪些公布，哪些不公布，哪些一般性公布，哪些重点公布，无疑对学术研究起着重大的导向作用。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虽然出版了不少学术精品，但次品、赝品也不断出现，不仅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更使我们的科研事业蒙受巨大损失。对这一不良倾向，我们应当下功夫找找原因，加以纠正。

作为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学术出版从流程上讲，大致可分为审稿（包括组稿）、编校、印制等环节。一旦出了问题，多从出版部门尤其是编辑身上找原因，因为编辑是出版的组织者和实施者，的确责任重大。[1]但实际上，在编校方面，编辑可以负责也应当负责；在印制方面，编辑负不了责也不应负责；而在审稿方面，编辑只能负一部分责任。也就是说，编辑的责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稿件内容的质量即在审稿环节上把关，一是稿件形式的质量即在编校环节上把关。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稿件形式的质量，相对来说好办一些。无非是格式的规范、注释引文的规范、文字差错率等编校质量方面的把关。这些方面一般都有较为明确而详细的规定，比如新闻出版署颁行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将图书编校质量按差错率分为若干级别[2]，其后还附有如何计算图书字数，以及文字差错、标点符号差错和格式差错的《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的计算方法》[3]，以便执行者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能够有可操作的依据。既然有比较客观的标准，也就容易分清责任所在。根据这些规定，编校质量出了问题，编辑应当负全部的责任。即使原稿文字上有问题，编辑也有义务改正过来。因为按照有关要求，编辑应具有相应的能力，出了差错自然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不然您也就别做编辑而请另谋高就。[4]总之，在编校质量方面，我们是“有法可依”的。我们所要解决的仅仅是或主要是“执法不严”的问题。

稿件内容的质量，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所谓稿件内容的质量，主要是内容要有创新，即我们常说的有“新意”。对这方面的要求，一般说来我们还只有抽象的原则，没有或很难有什么具体而微的规定，操作起来非常困难。比如现行《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试行）》对“学术理论类期刊”的业务标准规定为：“能反映国内学术水平，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并具有创新性、探索性和较高学术价值。”[5]但什么是“创新性、探索性和较高学术价值”，该《标准》并未说明。很显然，哪些论文具有“创新性、探索性和较高学术价值”，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难有统一的标准。而这“具体分析”，对于责任编辑来说，有着相当的难度，因为编辑毕竟不是学者。

针对以上缺憾，有人提出“编辑学者化”的口号，即编辑要成为其所负责学科中某一个、最好是某几个领域的专家，以提高编辑对稿件的鉴别能力乃至其他。这一提法作为努力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的编辑大都能达到专家水平，自然是学术出版的一大幸事。但实际上，对大多数编辑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编辑的编校工作占去他们相当多的时间，除了少数大才大智者外，一般编辑很难修炼到专家水平；即使达到专家水平，由于编辑工作往往为人们所轻视，编辑的社会地位比研究者要低许多，又有几位还会再继续干下去呢？（如果有关部门采取有力的倾斜措施，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多数编辑顶多是对该学科研究状况有一个基本把握，写过有关文章而已，这怎么能算是专家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坚持编辑必须严把稿件内容的质量关，就有点强人所难，赶着鸭子上架了。当然，我并不是说编辑不应把关或把不了关。编辑所把的关，上面已经说过，主要是文字的编校关，这方面出了问题要由编辑负全部责任，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在内容方面，编辑只能是起一个稿件初选作用，定稿还得依靠该学科该领域的专家，舎此岂有他途！

专家审稿可以对稿件内容质量有一个基本保证，其优点毋庸赘言。近年推行甚力的“匿名审稿制”，就是专家审稿之一种。据说有期刊推行匿名审稿制后，不仅大大提高了稿件质量，而且还使编辑摆脱了人情稿的困惑。当然，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专家审稿也有百密一疏，看走了眼的时候。专家并非万能，尤其是一些新的领域，以及一些比较偏门的问题，专家有时也难做到心中有数。但无论如何，专家介入定稿总比不介入要好，专家审稿制无疑是我们学术出版的改革方向。

不过，该项制度真正实行难度非常大。专家审稿在很大程度上要剥夺编辑们的发稿权，这是编辑尤其那些靠发稿权拉关系的编辑非常不愿意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而有关管理部门真的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实行了匿名审稿制，在中国目前人际关系学空前发达的大环境下，能不能真的做到匿名审稿，也很值得怀疑。这个问题说来话长，需要另文讨论，暂且不表。

真的实行了匿名审稿制，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或基本杜绝赝品？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现实情况就是，在当前急功近利的大潮中，粗制滥造尤其有意作伪者越来越多。前些年，我们提到学风问题，还主要是从提倡实事求是、提倡和谐争鸣、反对学阀学霸作风、反对门户之见等方面进行，抄袭之事不过偶有所闻。近些年来，学风问题已经日益与学术腐败联系在一起。相当一批学者，为了一己之私，不惜冲破学人应有的道德底线，有意作伪，将剽窃来的他人成果伪装成自己的创新性研究蒙混出版，对学术界乃至全社会进行欺诈。对于这种处心积虑的内行阴谋，出版单位简直是防不胜防。审稿人不可能是火眼金睛，对有关情况都了解的那么清楚。而火眼金睛的孙行者，不也有被妖精们蒙骗的时候吗？专家审稿无疑可以防止一部分作伪，但对于没有防止住的那些，除了审稿人应根据情况负一定责任（这要具体分析）外，我们更应当追究作伪者的责任。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罚作伪者。既然我们不能严密防范在先，那么事后的惩罚也就必不可少了。但遗憾的是，对于渎职的公务员，对于物质财物的贪污犯、盗窃犯，可以绳之以法；对于体育比赛的犯规者，可以黄牌罚下，严重者还要禁赛诸干年。而对于学术界的“渎职者”、“贪污犯”、“盗窃犯”和“犯规者”，我们往往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处理，甚至根本就没有处理。虽然有时也有那么一点点处罚，但力度实在是太小，是象征性的，根本不足以煞住这股歪风。我们学界尽管把反对学术作伪，提倡良好学风作为当务之急，实际上却时不时地对作伪者大开绿灯，骗局被揭露出来，有关部门及领导也往往视而不见，当然更不会予以相应的处罚。这到底是在反对作伪还是在鼓励作伪？据说是对学者要提倡自律，但所谓自律，所谓道德批判，对于没有廉耻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应当制定针对学术作伪的惩处规则，就像鼓励举报贪官、举报假货那样鼓励人们揭发检举学术作伪者。只要情况属实，就不仅要公之于众，而且要进行公开处理。尤其是哪些在社会上造成相当恶劣影响的伪学术明星，该处分的处分，该除名的除名，该法办的法办。只有作伪者受到严厉处罚，我们的学风才有希望好转。而要做到这些，恐怕就不是编辑和有关专家所能够胜任的了。

注释：
[1] 新闻出版署1997年6月26日发布施行的《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第九条规定：责任编辑“除负责初审工作外，还要负责稿件的编辑加工整理和付印样的通读工作，使稿件的内容更完善，体例更严谨，材料更准确，语言文字更通达，逻辑更严密，消除一般技术性差错，防止出现原则性错误；并负责对编辑、设计、排版、校对、印刷等出版环节的质量进行监督”。
[2] 差错率低于0.25/10000的为优质；超过0.25/10000，未超过0.5/10000的为良好；超过0.5/10000，未超过1/10000的为合格，超过1/10000的为不合格。
[3] 详见新闻出版署1997年3月3日发布施行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新出图〔1997〕79号）及所附《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的计算方法》。
[4] 具体到责任编辑个人，尽管起点有所不同，但只要有一定文字能力，并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一般都可以胜任。除非他心不在焉，不好好练，甚至干脆就偷工减料不负责任。
[5] 见新闻出版署1995年6月6日发布施行的《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试行）》（新出期〔1995〕696号）第六条。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