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打交道为何不用“中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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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于同时进行的美国中期选举，8日的中美战略对话显得格外平静。继几个月前辞去美国副国务卿一职的佐立克，副国务卿伯恩斯成了中方新的对话伙伴。笔者对伯恩斯并不陌生，当年在美国读书时，正是伯恩斯先生亲手向笔者颁发的毕业证书。
　　
　　不过，当时的伯恩斯并非美国副国务卿，而是美国驻北约大使。伯恩斯一生似乎没有任何中国的经历，此次参加中美高级对话无疑是“坐上轿子现扎耳朵眼”。那么，问题是，既然不熟悉中国事务，又为何接手中美高级对话？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布什政府一直都没有特别熟悉中国事务(或称“中国通”)的高级官员，比如，过去6年来，跟中国打交道比较多的美国内阁成员鲍威尔、赖斯、斯诺，均不是“中国通”。
　　
　　执行外交职能的美国国务院内，上至国务卿、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再到助理国务卿帮办，也大致如此。比如，离职而去的副国务卿佐立克，虽对中国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但他只是一位经济事务专家。笔者曾见过他几次，感觉他对中国事务的了解非常有限。布什政府第一任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也只精通经济。接替凯利职位的是希尔，现在是美国“六方会谈”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一位明星外交人物，但此人职业外交经历多在欧洲。现在，人们一谈到希尔，都会想起朝鲜事务，以至于他已被业内人士称为“美国驻朝鲜大使”(朝鲜与美国并无外交关系)，他自然也不是一位中国事务专家。第一任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薛瑞福，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也很有限，辞职后，正忙着与日本做生意。接替薛瑞福的是在学术界小有名气的普林斯顿大学柯庆生教授，属于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少壮派，但一介书生，资历有限，美国政治圈对柯庆生似乎并不看好。
　　
　　当然，美国新任财政部长鲍尔森非常熟悉中国事务，但是，他的弱点在于：第一，没有在美国政府的经历；第二，他走马上任的时间太短。更何况，他又自己搭建了一个级别更高的对话平台：中美经济战略对话。
　　
　　有人曾分析，美国在对华对话时刻意不任用“中国通”，以避免因为长期研究中国产生的对华好感，在谈判中偏袒中国，有损美国国家利益。这话似乎有一些道理。但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官员却为何多是“欧洲通”呢？
　　
　　要解释这个原因，还要从中美关系大局着手，对美国来说，中美关系当然很重要，问题在于，一方面，现在美国的外交重点不是中国，而是伊拉克和中东，需要更多的则是中东事务的高级人才。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似乎进入平静的稳定期，中美关系没有什么急需解决的问题，美国暂时并不急需熟悉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因此，从这个层面看，当美国真的急需“中国通”时，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中美关系已经糟糕到非专业高官不能解决的地步；二是中国的重要性已经重要到非专业高官不能足以代表的地步。从目前的情况看，在美国看来，中美关系显然都还没有到那两种地步。(作者是上海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分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