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的“价值观外交”

淡由繁生

一、“价值观外交”与“自由繁荣之弧”的内涵与实质

安倍内阁外相麻生太郎2006年11月30日发表了演讲，给日美同盟、国际协调、重视亚洲近邻关系这三大日本外交支柱又增添一大支柱，即“价值观外交”和“自由繁荣之弧” 设想，并称其为日本外交的“新基轴”。 即日本外交的一切都要围绕这个“新基轴”来转，“日中战略互惠关系”也不例外。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纮一明确指出“‘价值观外交’的骨子里潜藏着**意识”且业已过时，并奉劝麻生、安倍“需要跟他们的外祖父吉田茂、岸信介的时代保持距离”。
（一）“价值观外交”和“自由繁荣之弧”的内涵。
用安倍内阁要员的话来说，所谓“价值观”是指“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治及市场经济。在推进外交方面高度重视这些‘普遍价值’，开展‘价值观外交’”。所谓“自由繁荣之弧”则指“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新兴民主国家。必须把这一地带串联在一起，建成‘自由繁荣之弧’”。 麻生主张，积极开展“重视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的外交，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东欧到波罗的海各国，形成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的富裕而稳定的“自由繁荣之弧”。 为此，日本要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及战略利益的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北约各国密切合作。
安倍晋三在《迈向美丽的国家》一书中也提出，从战略出发召开日美澳印首脑或外长会议，为使普世价值观与亚洲其他国家共享而合作。 安倍执政期间，从2007年1月访欧到同年8月访印，以及各国领导人访日时，他都着力强调“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并极力争取各国支持日本2008年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和未来成为常任理事国。他表示，日印“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是基本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结合的产物。 作为例外，安倍首相在2007年5月访问中东五国时并没有强调“价值观”问题，而提出了在中东建立“和平与繁荣走廊”的设想。这说明日本深知“价值观外交”未必得到中东各国的认同。
（二）日本“价值观外交”的实质是，企图借助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从全球范围影响并牵制中国。
所谓“价值观外交”，实际上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冷战外交的变种。不同的是，冷战时期日本主要追随美国采取**反华立场，但共同利益和人民愿望最终成为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强大动力。冷战后，“共同价值观”一直维系着日美同盟关系，并影响了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方针的转变，日本开始对中国打“援助牌”即是“价值观外交”作祟，但当时并不像美国“人权外交”那么来势汹汹。1997年桥本龙太郎首相提出“欧亚大陆外交”，其主要目的是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发展关系，获取能源资源。然而，麻生的“价值观外交”和“自由繁荣之弧”设想则显示出一种“战略大国”的外交图谋，其特点是对外主动凸现意识形态因素，从全球战略布局，以中国为主要潜在对手和防范对象，确立日本的国际主导地位。这种“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的“二合一”对外战略受到以下三大意识的支配。
1.本国优越意识。麻生任外相时曾标榜说,日本有“基于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最悠久的民主政治国家百年以上经验的智慧” 。所以，无论是民主主义，还是和平、自由、人权，日本都有资格宣布推行“价值观外交”。 至于日本的侵略历史，他不愿正视，且答道：“历史认识即使在一国内也不一致”，“对历史的评价，即便相同人种、相同国民，即使再过200年双方的历史认识也未必一致”。 安倍首相在印度国会演讲时甚至宣称：“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展示出崇高勇气的帕尔法官 ，仍赢得许多日本人不渝的尊敬。” 安倍内阁“价值观外交”的策略考虑，是避免像小泉前首相那样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与中国正面交锋，而选择一块于己相对有利的“赛场”同中国博弈。这似乎正是美国一些人所期待的。
2.世界大国意识。麻生宣称：“日本是与世界体系稳定具有生死攸关利益的大国一员。像日本这种大国，追求自身的生存、稳定、繁荣等国家利益的三大目标时，无论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完全无关。所以，日本必须和美、澳、印度、欧盟、北约各国等思想和利益相同的友邦越来越牢固地联合起来，努力形成和扩大‘自由繁荣之弧’。” 安倍内阁的这种外交姿态，与其说是日本自身大国意识的重新觉醒，不如说是面对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影响不断扩大而产生的一种焦躁、不健康、不现实的战略反应。
3.地缘战略意识。2007年8月，安倍首相在印度国会发表题为《两洋交汇》的演讲中宣称：“目前日本外交正为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形成一圈所谓‘自由繁荣之弧’而到处推进各种设想。日本与印度的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正好可构成这一进程的关键。”日印进一步合作将使“太平洋和印度洋交汇在一起，正出现东亚和南亚相融合的‘扩大亚洲’”，“它将把美国和澳洲卷入，成长为覆盖整个太平洋的广大网络”。“日印两国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两大民主国家”，“同为海洋国家的印度和日本在海上航线安全方面拥有生死攸关的利益”。“强大的印度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欢迎印度崛起”。 殊不知，早在2005年末，日本前驻华公使宫家邦彦便提出，针对中国崛起，日本的最佳战略是“与拥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海洋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包括中东和中亚的‘扩大’亚洲的亚洲大陆‘实力均衡’，重新构筑对华外交”。 安倍仅是接受了宫家的这一建议。

二、“价值观外交”与“自由繁荣之弧”的思想脉络

麻生太郎曾把“价值观外交”和“自由繁荣之弧”称为日本外交的“新基轴、新造语” 。其实，这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堪称是冷战时期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推行意识形态外交的新世纪日本版。早在1941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斯派克曼便提出：“谁支配着边缘地带，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从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到布什政府企图控制从东北亚到中东的“不稳定弧”地带，都与这一地缘战略思维有关。
（一）在日本的国家利益概念中，除了安全与繁荣之外，价值观也被包括在内，有时甚至还被突出强调。
安倍首相2007年1月访问欧盟时曾指出：“日本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支撑基于自由、民主、基本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的自由与繁荣，才是日本的国家利益。” 这种利益观在日本的区域合作政策方面也有明显表现。2005年，一份供日本首相参考的报告称：“日本的国家利益一般指日本和日本人的安全、繁荣，以及日本人认为重要的各种价值观（自由、民主、日本的传统等）的维持和促进。”这些价值观“必须在‘东亚共同体’内得到实现”，这是一个原则。“‘东亚共同体’的蓝图不能偏离日本的国家利益而另行其事。”“如果将来实现的‘东亚共同体’充满专制和压制或者说是国家间霸权秩序的产物，那么不但将违背日本人的价值观这一国家利益，而且也将危害安全这一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所以，如果‘东亚共同体’朝着这一方面发展，那么无论如何必须加以阻止。”  2006年，麻生外相也提出，东亚多边框架的重点目标首先是“重视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及人权等普世价值观”。 日本同中亚五国建立“5+1”对话机制，也有平衡上海合作组织及中国影响的意图。麻生外相曾明确表示，日本对中亚的方针之一是“以共有‘普遍价值观’为基础，寻求合作伙伴”，提供援助。
（二）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基础，获得右翼反华势力支持，其矛头指向中国。
2007年5月，自民党跨派系年轻议员43人组成了“推进价值观外交议员之会”，其顾问是前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会长是前经济产业副大臣古屋圭司（安倍晋三的大学同学，曾任安倍晋太郎外相秘书）。他们一起结成“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从事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在“推进价值观外交议员之会”首次会议上，古屋指出：“中国不是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并不断增加军费，很难让人打消对其称霸扩张的担忧。”中川也称赞“价值观外交”是“把同欧洲、澳洲等的关系也纳入视野的新思路。以自由和民主等价值观为杠杆向世界传播日本的想法，可成为未来改变日本的动力”。 可见，“价值观外交”集中代表了日本战后一代立场偏右政客的对外战略主张。
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宣称：“东亚‘新冷战’的帷幕已徐徐拉开”，“面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三个独*政权组成的联合，‘价值观’问题变得尤为重要。社会主义国家也好，独*政权也罢，都与我们信奉的民主、人权、法治和言论自由等价值观格格不入”；“尽管就历史问题相互理解很难，但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日美韩保守派应深入合作”。  “特别是就靖国神社等受到欧美和中国批评的时候，要考虑反驳的战术。此时应可以把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国家等价值观连同日本传统价值观一起向世界输出日本的普世性。”
这表明，日本右翼势力企图以日本与欧美的共同价值观掩盖他们在历史观、战争观等基本价值观方面的对立，从而在历史问题上摆脱被动，在对华地缘战略上赢得主动。迄今，每当中国就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提出批评时，日本右翼势力总会转移问题焦点，把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等作为污蔑和攻击中国的重点。“价值观外交”恰好为他们挞伐中国制造了一个演绎逻辑的大前提，所以他们才如此大力支持。
（三）促使日本形成“价值观外交”和“自由繁荣之弧”设想的主要外部因素是美国的地缘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在全球扩大美式民主，企图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不稳定之弧”。
2001年9月30日布什政府公布的“九一一”事件后第一个《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从日本海到澳大利亚直至孟加拉湾是一条“东亚沿海弧形地带”，中东、西南亚是“关键地区”，防止这一地区落入敌国之手是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2002年美国国防报告又称，从东北亚到中东是一条“不稳定的弧形地带”，该地区恐怖组织网络密布；朝鲜、伊朗、伊拉克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今后有可能出现拥有丰富资源基础的军事竞争对手（暗指中俄）。而麻生提出的“自由繁荣之弧”与美国的所谓“不稳定之弧”的地理方位基本一致，战略考虑相通。
日本一些人之所以支持“价值观外交”和“自由繁荣之弧”设想，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与布什政府的政策重点一致。例如，2005年1月，布什总统就职演说曾强调“必须扩大民主主义”；同年11月，布什总统访日时在京都演讲中80次提到“自由”和“民主”；访问蒙古时也赞扬“反对一党独*”的民主；到访印度后又称，印度是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美印联手将成为世界稳定的巨大力量。总之，美国正着手在中国周边结成“民主国家”联盟，即便是美国的民主党上台，“也会把中国视为欧亚大陆面临的最大威胁”，“不会放松对中国军事的警惕”。
早在安倍提出日美澳印四国联盟之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人士便提出：“中国的崛起已成为维持美国主宰下的世界和平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因而要建立美英日印四国联盟，“继续把行使武力合法化作为实现政治目的之工具”。 2006年6月15日，日本右派议员团体“创建正确日本之会”（会长平沼赳夫）特邀美国亲台学者做演讲，其中便提到：“为防止中国作为集权主义和独*统治君临亚洲和世界，美日要和其他民主国家合作”，“与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东南亚各国及台湾等携手，共同控制中国”。 这些观点自然也会引起安倍、麻生等人的思想共鸣。
（四）麻生承认，所谓日本外交的“新基轴”其实并不新，只不过是给始于16、17年前日本外交的“实绩”定位、冠名而已。
这种“实绩”之一是，1989年夏，日本在巴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表示对波兰、匈牙利提供金融援助，并于翌年1月宣布向上述两国提供19.5亿美元援助。 然而，就是在这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美欧日却宣布制裁中国。对此，邓小平指出：“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他们的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 笔者当时也曾撰文指出：美国提出要推进民主价值观，日本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之一是“尊重自由与民主”，与美国如出一辙。1989年6月日本参议院通过的相关决议规定，实施政府开发援助（ODA）的首要原则是“以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为本”，而日本政府却在支援东欧剧变的同时制裁中国，这显然偏离了国会决议的精神。 拙文经日本《每日新闻》报道后，海部内阁外相和官房长官曾专门商讨如何应对中方的反应。后来，海部内阁终于根据主流派的主张而决定放弃对华制裁。然而，17年后，麻生先生却旧事重提，难免有开历史倒车之嫌。

三、“价值观外交”与“日中战略互惠关系”

“价值观外交”与“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折射出日本的对华两手政策或曰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前者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及与中国对立的因素，后者强调的是现实利益及与中国合作的因素。这种相互矛盾的政策，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国内两种政治势力在外交方面的较量和影响，以及安倍政治及其思想深处存在的矛盾状态。
（一）安倍执政后首先访问中国，并提出日中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温Jiabao总理访日时，两国就“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和内涵达成共识。
中日两国共同为亚洲及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贡献，是新时代赋予两国的庄严责任。今后中日两国将全面发展在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次的互利合作，共同为两国、亚洲以及世界做出贡献，在此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借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内涵是：（1）相互支持和平发展，增进政治互信。保持并加强两国高层往来。努力提高各自政策的透明度。扩大和深化两国政府、议会、政党的交流与对话。（2）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加强在能源、环保、金融、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充实和完善合作机制。（3）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4）加强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广泛开展两国青少年、媒体、友好城市、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5）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课题。共同致力于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双方赞成联合国包括安理会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共同在开放、透明、包容等三项原则基础上促进东亚区域合作。”  
日方提出建立“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积极面是主要的，但也有突破“日中友好”这一两国关系基调的考虑。麻生任外相时便称：“光说友好，对双方没利也是枉然。”“日**益”才是目的，“日中友好只不过是手段”。 安倍任首相时也称：“友好就能万事大吉吗？未必。外交与各自国家利益相关。可以相互得到利益的关系，就是战略互惠关系。例如朝鲜问题，恐怕也是彼此合作，建立相互得利的环境才是重要的。友好固然重要，但是为了友好而在两国利益相撞时却不言语，则是本末倒置。该主张的时候当然必须提出自己的主张。”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2007年1月，安倍首相访问比利时，一方面表示中国的发展是机遇，另一方面则强调中国存在国防费增加且不透明等问题，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实际上，欧盟对华武器禁运作为对华制裁措施始于1989年，而当时的海部俊树内阁则率先解除了对华制裁。现在，当欧盟一些国家提出解除相关制裁时，日本却出面阻挠，这只能说明日本对华外交出现了倒退。麻生提出以“价值观外交”为日本外交的新轴心，等于给“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套上一副枷锁。
（二）麻生的“价值观外交”与“自由繁荣之弧”战略涉及台湾问题，尽管日本政府对此讳莫如深，但是日本右翼学者和政策智囊则对此津津乐道，“台独”势力也心领神会。
日本曾殖民统治台湾地区50年，且历来认为台湾海峡是日本海上能源通道和商品运输的生命线。冷战时期，日本亲台势力曾宣扬蒋介石战后对日“以德报怨”，故不能放弃台湾。冷战后，日本舆论又对台湾的所谓“民主化”大加赞赏。自2004年岛内选举以来，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丑态百出，于是日本又出现了强调海洋国家必然与大陆国家对抗的所谓“海陆对抗论”，并把台湾定位为日本海洋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自由繁荣之弧”设想包括日本把势力延伸至印度洋，伙同美国、印度控制亚洲大陆边缘的“弧形地带”，并把台湾视为其中重要的战略枢纽。
美日亲台势力均表示：“不希望台湾的民主主义被纳入世界最大的集权国家；不希望台湾这一处于西太平洋岛链中心的战略要冲被中国海军控制并被用于切断日美海上通道。” 日本杏林大学客座教授田久保忠卫高度赞赏“自由繁荣之弧”战略，宣称“日中关系的核心是看谁能拿到台湾。就地政学而言，哪一方获得台湾将决定胜负” 。安倍晋三的政策智囊之一、东京基督教大学的西冈力教授也一贯主张日本推行“价值观外交”，把在亚洲扩大日本的价值观作为外交战略目标。他强调，台湾的战略价值对日本来说比对美国更重要。因此，要从“价值观外交”出发，制定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内法明文确定保护台湾的“民主”。 2007年5月，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中川昭一甚至宣称：“今后一年如果出现中国进攻台湾或大规模镇压人权等情况，DIZHI北京奥运会也将是一种选择”；“如果台湾今后15年被置于中国势力之下，也许未来20年内日本也会沦为中国的一个省”。
近年来，陈水扁当局也格外重视加强同日本的关系。台湾大学教授杨永明指出，其表现之一是“台湾的民主化与和平的政权交替带来了台日关系水平的提升，双方基本价值观产生了共性，拥有许多共同理念。民进党和陈水扁政权宣传价值观理念，与日本各界加强交流，主张日美台等根据共同价值观建立同盟关系，保护共同的利益、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台湾淡江大学副教授蔡锡勲也认为：“台湾是美式****主义的虔诚信徒”，“所以日本新外交战略之‘自由繁荣之弧’便成为2007年台日价值同盟的新基础”。 另外，日本一些人鼓吹台湾的所谓“民主化”，还有间接影响中国大陆之意。
（三）日本推进“价值观外交”和“自由繁荣之弧”的重要步骤之一，是建立“四国联盟”，联手北约，在全球确立对华战略优势。
安倍内阁担心美国长期陷入反恐战争，减弱对东亚的关注和威慑能力，于是开始考虑与澳、印、北约进行安全合作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不仅是企图通过“软实力”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扩大影响，而且包含军事战略联合的意图。
从小泉内阁时期起，日本兵力部署重心便逐步从日本东北地区向靠近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日本西南部转移。海上自卫队在日本西南海域活动的频率大为增加。日本官方人士称，“有事法案”划定的范围包括台湾和钓鱼岛，一旦钓鱼岛受到攻击，日美将根据《日美安全条约》采取行动。 2005年2月19日，美日“2+2”部长级安全磋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12项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包括敦促中国“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日本国际教养大学校长中岛岭雄称：“这是日本第一次公开宣布”“把台海安全定位为日美同盟的重要目标”。 在遭到中国反对后，2007年5月举行的日美“2+2”会谈没有再把台海问题列入日美共同战略目标。这是日美为减少对中国刺激所做的策略调整。
然而，美日仍在渲染“中国威胁论”。2006年，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称：“在大国和新兴国家中，中国最有潜力在军事上与美国竞争。”日本分析家认为：美国防部此举的背景是在安全领域挑战“美国单极统治”的力量正在逐渐形成。依靠能源、资源恢复昔日强盛的俄罗斯企图通过多极化建立世界新秩序。抗衡美国单边统治的另一种力量就是中国，而上海合作组织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多极世界中的“一极”，显示出作为“大陆国家”的强大影响力。美国的中长期战略意图是在太平洋地区进一步强化作为轴心位置的“海洋国家”的合作意识。安倍提出的建立日美澳印四国对话机制，符合美国的意愿。

io0

“价值观外交”是“返祖现象”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

    今年8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亚洲三国（印尼、印度和马来西亚）时曾鼓吹要开展“价值观外交”，当时的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在不同场合对此进行宣扬。但在日本，“价值观外交”的影响力并不大，它只是日本一部分人的想法。“价值观外交”是冷战的产物，现在已经过时了。冷战刚结束时，“价值观外交”在日本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麻生太郎想把当时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固定化，提升它的高度，显然是有违时代潮流的，不能正确指导日本外交。现在福田内阁执政后，提出了“创造和平的外交”，不再使用麻生太郎的执政语言，因为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这样做会影响其与邻国的关系。

    至于这次德国总理默克尔再次宣扬“价值观外交”，我认为它不会在日本获得多少呼应。多元化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哪一个价值观或者文明可以做世界的救世主，而是要随着各国的国情和历史的发展产生多种的表现形式。“价值观外交”是“返祖现象”，是对自己过于自信的表现。我认为这种理念不会继续扩大化，因为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面临不同政府、不同领导人当政，都会有不同的理念。

    然而，对于德国执政党提出“价值观外交”这一动向应该给予关注。尽管现在“价值观外交”还不是一个“大合唱”，但却不断地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间唱着“小夜曲”，因此可以说它是一种政治思潮，应该予以重视和研究。

    但是对此我们也不必反应过度。我们要做的是指出它的问题所在，告诉鼓吹“价值观外交”的政治家要对历史有一个全面的学习，要对世界的大潮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陶醉在似是而非的自我误导当中就可以了。

    德国正偏离其早期政策

    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主任Dipankar Banerjee：

    德国早期对亚洲的政策就是与中国发展紧密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但是此次默克尔对印度的访问可以说正表明德国与其早期政策的偏离。默克尔所做的改变既出于经济上，也出于意识形态上。在经济上，柏林感觉在印度有非常多的机会，而与中国的贸易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的麻烦；而在意识形态上，因为默克尔相信的民主既指一种价值，也代表了一个有效管理国家的模式。

    在欧洲，应该说对外政策的价值观的确在发生一些变化，而默克尔可以说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其实，推广“价值观外交”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加强所谓的民主四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关系可以说是出自对中国崛起的防范。默克尔也是站在这一线上，应当说，这个“价值观”理念已经引起了强烈的关注。

    至于说到印度的民主，它固然有其缺陷，但仍能在西方引起强烈的共鸣。而印度也很聪明地利用了这点，使其成为自己的优势。当然，民主确实有许多形式和阶段，所有的形式和阶段都既不能说其为完美也不能称之意义显著。然而，印度已经成功地为自己规划出了一个“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系统，并且这个系统很可能将在今后几年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对印度实现其外交目标将很有帮助。

xmkyle

琐琐碎碎山山水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