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路径探索

白鹤

作者：张曙光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 更新时间：2007-4-21

【内容提要】　冷战国际史的研究应该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相链接。作者认为,冷战国际关系的“经历”不仅应该成为检测国际关系理论假设的一个时空“实验室”,而且也应该成为当代与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新议题的设定以及现存国际关系理论假设与模式检验的参照体系。自冷战以来,主要大国不断解密和公布的档案文献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难以替代的“数据库”。如果中国“新生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能够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深刻与精确的诠释并进行延伸研究,同时尝试采用“理论指导”与“历史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这样必将为形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与理论体系做出贡献。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冷战研究;外交史档案;国际关系研究议题设置;历史实证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能否构建出新的理论体系? 对此,学者们仍莫衷一是。[1 ] 本文认为,关键性的前提是如何构建出切实可行的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体系。一个值得尝试的方法是将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相链接,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将国际关系史当做理论假设检验和实证的时空“试验室”和数据库,国际关系史研究以国际关系理论为史实“复原”的分析性框架。一个能够承载这样链接的学术载体应该是对“冷战国际史(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研究。[ 2]

一　链接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思考

　　冷战国际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相结合应该成为国际关系跨领域研究的有益尝试。如何将冷战国际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两者实现在研究方法上有机的、深度的结合,这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既是一个具有学理意义的挑战,也是一个开启学术创新路径的机遇。

首先,冷战国际关系应该成为检测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假设的一个时空“实验室”。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受到理论检验与实验手段“不科学”甚至缺位的困扰,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更是如此,以致大多数理论仍停留在思辨、假设与概念化的层面,因而迫切需要一个可操作的“试验时空”。20世纪对整个人类产生根本性影响的世界性战争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后是美苏间的冷战。根据并非严格的历史断代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 1914 ～1918 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六年(1939～1945年) ,冷战则用了45年才宣告结束(1946～1991年) ,时间长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十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七倍。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研究,史学家们未等冷战结束,他们就开始撰写冷战历史了, [3 ]使得这样的“当代历史( contemporary history) ”[4 ]表现出超常的领域宽泛性和内容不稳定性。冷战主导了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虽然冷战大致是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标志而告终的,但国际体系、大国行为逻辑和决策者的思维惯性并未随着冷战结束而终结,以致冷战不仅具有历史的延续性,也隐含了当今与未来的时间向度。冷战在20世纪国际关系中也具有特殊的空间向度。冷战的影响面并不局限于世界的地理空间(二战结束时,大多数民族国家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冷战国际关系体系) ,同时延伸至国际的社会空间。由于冷战的原因,现代社会至少在12个方面(军事、外交、政治、法律、情报、经济、教育、科技、医药、体育、艺术和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迁。正是由于其特殊的时空条件,冷战作为验证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实验室”的功能应予以利用。

其次,冷战国际关系应该成为设定当代与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新议题的参照体系。正是考虑到冷战国际关系所显现的特性,研究者可以对一些涉及国际关系“终极问题”的议题进行重新设置。笔者认为可以从七个方面对议题进行重新设置,分别如下:

议题一:“大国体系( great - power system) ”的变迁规律。如果冷战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为(美苏之间的)“超级大国”关系,那么到底是什么在维系和构建“超级”大国体系? 为什么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会最终自动放弃“超级”大国地位?

议题二:“力量分布(power distribution) ”的变化轨迹。冷战大都由两极( bipolarity)在维持均势,但不乏构建多极体系(multi - polarity)的努力。传统的“极”是否仍是描述力量分布的坐标? 在衡量“超、大、中、小”国家上,有无新的指数(如核力量或“软力量”) ?

议题三:世界经济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如果说以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为特征的冷战时期世界经济新变化导致国际社会的变迁,那么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的对外行为(身份认同、对待资源和环境的态度等)是否也因此发生本质变化?

议题四:国际冲突的解决方式。为避免在“超级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冷战中国际冲突的解决方式既包含了传统的军事结盟和外交谈判,也尝试了集体安全、战略威慑、军备控制、危机管理甚至有限战争。解决国际冲突的方式是否发生了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 ,如从解决到管理再到“弥合( reconciliation) ”?

议题五:国际合作规范/体制的建构。冷战的“阵营”对抗并未阻碍甚至延缓国际间的多面和深度合作。到底应该如何评估冷战状态下国际合作的规范(Norm)和机制(Regime)的构建与实施? 这些规范和体制是否也适用于非冷战形态下的国际社会? 新的规范/机制的建构是否导致国际关系主体的变化(从国家政府到非国家政府) ?

议题六: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关联。冷战中革命性的科技进步既促进了人类发展,但也恶化了国际安全。科技到底能否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自变量甚至一个新的分析范式?

议题七:“民主和平”的评估。冷战的告终是否真的就标志着人类历史“终结”了? 如果说冷战中“硬实力”(遏制、威慑和胁迫能力)的作用下降、“软权力”(心理、价值观、意识形态影响力[5 ] )的地位上升,那么“民主、自由、人权”在多大程度上能确保世界“长治久安”?

再次,冷战国际关系应该成为检验现存国际关系理论模式的参照体系。尽管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冷战仍然继承了传统国际关系的基本属性。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产生于对至少500年以来民族国家对外交往行为轨迹的研究。其中无论是成论(均势、地缘政治) ,还是假设(威慑、霸权、危机处理、国际体制、相互依存、一体化等) ,都对冷战研究具有框架性的指导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在冷战国际关系的体系内得到进一步验证。例如,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对冷战中民族国家的外交与安全决策行为进行多层面分析,这些层面包括: ( 1)利弊计算; ( 2 )外来威胁认知; (3)威慑、胁迫和遏制; (4)使用武力决定; (5)风险评估和控制; (6)结盟选择(与维护)行为; ( 7)正(援助)负(制裁)面经济外交实施; ( 8)机构整合; ( 9)资源配置; ( 10)国内政治动员; ( 11)战略文化建构等。同时,如果国际关系学者将单个的决策行为放在一个较长的时空段内、使用“历史长焦距”或深度比较的方法[6 ]去“检验”或提炼,完全有可能得出接近理论意义的推论,而这样的研究成果距离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要求也就不远了。

最后,自冷战以来,主要大国不断解密和公布的档案文献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数据库”。支撑现存冷战国际关系研究成果的一个最大、利用率最高的文献数据库应属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解密的外交和安全档案。在冷战结束后的15年间,美国开放了大量冷战时期的军事、外交档案(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的文件) 。罗斯福到尼克松时期的核心材料大都已由国务院的历史编辑委员会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分卷出版, [7 ]此后的大量档案也由国家安全档案馆根据美国的《自由信息法案》在互联网上公布。[ 8] 其他西方大国如英国、FaGuo、联邦德国、加拿大等定期公布的涉外档案也十分系统,不少核心文献都已经“数字化”了,查阅和使用非常方便。更令人鼓舞的是,冷战结束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始有选择地解密外交档案。此外,中国在过去20年间也公布了数量甚大的对外政策资料(特别是外交部档案近期开放的原始档案) 。现存所有的(加上仍在不断公布的)数以百万(页)计的冷战时期大国外交与国防档案资料,为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们进行多案例、深度比较分析时提供了厚实的资料基础,也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在进行定量甚至模型分析时提供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中难以替代的数据库。

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已注意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现代国际关系史在研究方法上出现的分化,这种分化使国际关系的理论工作者抱怨历史学者只知史实描述与考证,对理论构建不仅毫无兴趣且贡献甚微;历史学者则批评国际关系的理论工作者不懂历史、忽视历史甚至“滥用”历史,致使“理论”成为无法与历史相契合的假设。无疑,对于如何加强两个相关领域的“双向对等链接”,国外学者曾努力寻找一条客观、理性且可操作的路径[9 ],然而值得进一步探究的空间仍很大。

二　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冷战国际史成果的借鉴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研究均受到了冷战史学家们如何解读大国制定和执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极大影响。为了说明或检验某个国际关系理论假设,他们间接引用国际关系史学家的成果,或是直接运用第一手历史资料,运用归纳和演绎推理的方法,初步形成了史论兼蓄的特点。

格兰·阿利森(Graham T. Allis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运用冷战期间大国处理危机事件的经典事件,精细阐述一个国际关系的理论假设。格兰·阿利森在《决策要素:解读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 [ 10]聚焦于美国肯尼迪政府于1962年10月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过程(这一危机几乎是美苏冷战中最为危险的危机事件) ,并细致地检验了他关于“官僚政治制约对外政策的理性选择”的理论模式。他主要依据政府公开资料和事后对当事者的“访谈”,对肯尼迪总统在处理危机过程中所依赖的智囊——“特别行政委员会( ExCom) ”——进行了多层次分析,发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决策平台上,美国联邦机构内所有涉外机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各军兵种等)无一例外地为了各自机构的功能和利益(话语权、影响力、预算资源等)的扩容而极力争斗,以致最高决策无法按国家安全利益的根本需要实施理性选择。阿利森的“机构政治”三模式和实证方法虽存在简约或夸大的弱点,却开启了国际关系理论对“组织机构政治”和“理性行为者模式”的长期研究。[11 ]

运用冷战期间数个国际关系典型案例的研究成果来实证和推导某个理论假设的成功例子较多,影响较大的有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的《常规威慑》和史蒂芬·沃尔特( Steven Walt)的《联盟的起源》。约翰·米尔斯海默通过对冷战期间的部分热战(如朝鲜战争和中东地区的五次战争)中双方决策行为(认知威胁、计算得失、动员资源、效果评估)的分析,检测了他提出的“核条件下的常规威慑会由于挑战一方具备迅速解决战斗的军事能力(如‘闪电打击’)和政治意愿(果断的战略决策和体制内外的支持)而毁于一旦”的假设; [12 ]史蒂芬·沃尔特也通过分析对冷战期间中东地区不同联盟的变化,论证了他关于“非对称结构中相对较弱的一方何时、在何种条件下、为了何种目的采取怎样的结盟选择”的理论议题。借用国际关系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他验证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威胁平衡”对当代民族国家结盟行为的引导和驱动作用。[13 ]

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和理查德·斯莫克(Richard Smoke)合写的《威慑与美国对外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则通过对众多的冷战国际危机案例进行综合比较和深度分析,从而提出一个理论批判体系,成为用冷战国际关系史来实证和推导理论假设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几乎完全依据国际关系史学家对美国在冷战期间对外政策的研究成果,亚历山大·乔治与理查德·斯莫克选择了十多个案例(其中包括1948年的柏林危机、1954～1955年与1958年的两次台海危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1964年的越南北部湾危机等) ,考察了美国如何建立并运用威慑实现其对盟国和友邦的战略保护。按照他们的归纳,美国在冷战期间采取的战略是所谓的“延伸威慑”战略。乔治和斯莫克的研究结果对超级大国能否有效实施“延伸威慑”提出了严重质疑。他们认为,由于威慑理论的产生基础是“演绎推理”的方法,与冷战期间美国的国际战略实践联系甚小。此外,在处理未来的危机中,这样的理论根本无法指导政府决策者如何通过“延伸威慑”去影响苏联及其盟国的行为方式与意图。通过对各个案例的深度比较,他们发现,威慑最多只能使挑战者退回原地,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造成冲突的问题。[14 ] 尽管乔治和斯莫克并未就如何完善“延伸威慑”的理论模式提出建议,但他们利用国际关系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批判与“多案例深度比较”的方法一度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竞相模仿的范本。[ 15]

除了上述学者主要是利用冷战国际关系史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验证、提炼或批判某个理论假设外,还有不少的国际关系理论学家直接采用国际关系史学者的治学方法,将原始档案与文献当做理论验证的数据库。为了说明决策者常常受到主观认知心理的约束,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学生黛博拉·拉森(Deborah Larson)在她的专著《遏制的起源:一种心理的解释》中,依据解密的杜鲁门政府“机密档案”和总统文献,并根据一个独特的“解码系统( decoding system) ”,定性(威胁认知) 、定量(文献中反映与威胁认知与判断相关内容的类别、频率、排序等)描述和分析了杜鲁门在冷战初期对“遏制战略”的考虑与其决策的心理历程和特征,得出了领导人“认知的失真( cognitive distortion) ”与决策客观性和理性存在着反比关系的结论。[ 16] 采取几乎类似的方法,理查德·勒博(RichardNet Lebow)在《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一书中,通过对数个冷战危机实例进行“历史与理论”的分析后指出,组织机构的繁杂结构、相互牵制、政治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及信息处理的误差等等,会让最高决策者对局势的正确认识以及做决策的信心与决心产生直接影响,由此而造成的决策“误识(mispercep tion) ”和“误算(miscalculation) ”往往是决定危机中“现状保护者”的威慑能否成功的关键。[17 ]

另一位显示出良好的史学方法训练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为汤玛斯·柯庆生( Thomas Christensen) 。[ 18] 不同于他的美国同行,柯庆生不仅能够运用美国解密的外交与国防档案,还能熟练地使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公布的一些重要文献(如《建国以来毛**文稿》等多卷本) 。他在1997 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战略、国内动员与中美冲突: 1947 ～1958 》专著中, [ 19]依据翔实的文献资料(不仅包括了较为完整的杜鲁门档案,还包括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公开的材料) ,系统地比较了中美在冷战对抗“高峰期”中各自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部分地论证了中美两国的国内因素(意识形态影响、执政合法性诉求、压力集团干扰、公共政策讨论等)与对外政策选择(对抗还是合作)具有关联性的假设。

当然,无论是借用国际关系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还是直接使用外交文献,上述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借鉴冷战国际史论证和检验理论的做法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方法上的局限性。首先,由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往往从理论假设出发,而国际关系史的探索则是从时空切入,因而前者所试图归纳的“决策行为”的普遍性原则,往往对后者所强调的“决策(时空)背景”忽略不计。其次,由于受到档案解密限制的影响,国际关系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包含了史实的不完整性与其解析的偏见,因此,如果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不加质疑地将那些尚未成熟并处于不断“修正”的“历史”作为教科书性的既定史实,难免会导致国际关系理论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出现以讹传讹的结果。最后,由于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训练方法上的不同,后者无法按史学研究要求做到全面收集资料、慎重比较来源和深入解析文献,因此就难免出现顾此失彼、抓小放大的倾向。

三　国际关系理论对冷战史研究的框架性指导

　　尽管史学研究长期存在着“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的争论, [20 ]在国际关系史/外交史研究领域,不乏存在既描述史实又侧重理论分析的学者。尽管国际关系史研究一直归属为历史学,但它与作为政治学分支的国际关系学向来存在学术上的渊源关系,前者应该是后者的源点。[ 21]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研究冷战的学者大都具有国际关系史学的训练背景, [22 ]但其中不少人在冷战史研究中仍有意识地借鉴了西方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和思辨逻辑。

最为显著的是冷战史研究大师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 。尽管他所受的训练始于文献检索和美国外交史,但他对于冷战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基本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权力结构”决定论,即将国家间的权力关系认做国际关系的核心,而由权力关系构成的国际政治结构决定了国际关系(如冲突、合作、中立)的演变,“利益”、“威胁”、“资源”等成为民族国家对外政策选择的依据。[23 ] 加迪斯的代表作《遏制战略》所依据的是权力结构的逻辑,借鉴了对称与非对称的理论模式,从而建构了遏制战略的理性分析框架,即“对称遏制”与“非对称遏制”。加迪斯根据此理论框架并结合美国公布的外交与国防档案文献,解析了从杜鲁门时期到里根时期的遏制战略选择。他的结论是: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对抗中,双方即便能建立对称的权力结构,但都无法在利益、威胁和资源等方面实现对称关系,因而动态的“非对称遏制”才是理性选择。据此,他尖锐地指出,自1950年4月采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后,美国冷战期间的历届政府便偏离了遏制战略的始作俑者乔治·凯南的“非对称动态遏制”战略要求,这不仅导致美国频频陷入危机与军备竞赛,而且使得冷战的冲突无法全面缓和。[24 ]

加迪斯的第二个理论贡献是两极结构的“长久和平( the long peace) ”国际体系论。[25 ] 结构平衡的理论假设是:平面的支撑点越多就越稳定;推至国际政治体系,则所谓的“极”越多就越稳定。据此,二战结束后,随着传统大国如英、法、德、日、意的衰退,作为新兴大国的美国与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中担当主力的苏联就当仁不让地成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而只有美苏两极存在的国际体系无疑将是最难保持稳定的体系。然而,长达数十年的冷战“两极对抗”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持久和平”现象,即超级大国之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冲突,一直没有因为全面对抗而引爆世界大战。为了解释“两极稳定”的历史现象,加迪斯通过对历史案例的深度分析,认为核武器是支撑国际安全体系的“第三极”,并首度提出国防科技的革命性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权力平衡的、看不见的“极”的作用,进而引发了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核武器对国际安全积极作用的研究。[26 ]

此外,被冠以“激进学派”的经济决定论受到了一大批国际关系史学家的青睐。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在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经济驱动民族国家的对外行为以至经济决定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动态变化理论一度十分盛行。其中,无论是“世界资本主义(worldcap italism) ”体系论者,还是拉美学派的依附论者( dependencia) ,均为经济决定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主要倡导者。[27 ] 借鉴经济决定论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以美国威斯康星- 麦迪生大学为基地、以威廉·威廉斯(William App leman Williams)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史学者致力于“寻找”经济利益与美国冷战对外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他们最终发现,美国政府领导层出于满足国内“垄断寡头”的经济利益需要,利用美国在二战后所拥有的特殊国际政治地位,企图构建“世界经济霸权秩序”,推行“开放式的帝国主义”的政策。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和大西洋公约组织、甚至美国介入东南亚和中南半岛等,美国的这些对外政策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经济驱动的结果。[28 ]

其中最具国际关系理论意义的是西方国际关系史权威杂志《外交史》主编麦克·侯根(Michael J. Hogan) 的相关研究。受到政治学“社团主义( corporatism) ”理论的影响,他利用美国解密的杜鲁门外交档案,着重探讨了美国在一战和二战后通过外交支撑对国际经济控制地位扩张的驱动因素,提炼出“自由社团主义”的理论框架。特别是他的《马歇尔计划》一书, [29 ]通过分析美国二战后对欧洲实施的“援助计划”的政策制定和实行情况,分析了美国冷战政策的社会与经济渊源,麦克·侯根提出,二战后美国所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不仅包括军火商、对外贸易和国际金融寡头,而且还包括工会(如劳产联)和少数民族社团(犹太人) ——为了各自的特殊利益需要,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角力,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冷战政策。

作为对国际关系理论界关于决策“非理性”讨论的回应,众多国际关系史学家也从历史文献中寻找导致非理性决策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等因素。他们从美国外交战略思考的错位、国内政治对理性决策的制约、官僚机制的惰性和狭隘、决策者的个人局限性甚至情报的不确定性等方面论证了美国政府的冷战战略思考与实施的非理性成分,并试图诠释其产生的原因。[30 ]他们的研究大都验证了决策非理性的理论假设,即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很难用理性的标准加以描述和分析;如果一定要用理性选择模式衡量,显现的大都是“非理性”决策行为,而正是这种非理性导致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例如,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史学家欧内斯特·梅( Ernest R. May)通过分析美国对外政策最高决策层(包括总统和他们的高级幕僚)在决策思考中如何运用“历史的记忆”(有些来自自身的亲历,大部分源于自身有限的历史知识) 、认知威胁、选择策略、解释政策和评估绩效等因素来影响其决策,欧内斯特·梅发现历史的局限性和误导性是造成决策者“主观臆断”的一个自变量。[ 31] 另一位哈佛国际关系史学家入江昭(Akiya Iriye)通过分析美国20世纪频频介入国际(特别是东亚)冲突的渊源,提出文化——主要表现为代代传承的价值体系( values) 、信念( beliefs)和历史意识(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应是除权力和经济之外驱动国际冲突、解决冲突行为的第三大动力,因而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分析范式。[32 ] 笔者的《威慑与战略文化》一书则是运用“战略文化”的理论框架,试图解析中美冷战冲突中(朝鲜战争、奠边府危机、两次台海危机)显现出“双向威慑”结构的原因,笔者研究发现,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传统所造成的对威胁和对使用武力以消弭威胁有效性的不同思辨与行为惯性,使得冲突的双方为了“自卫”而同时在威慑来自对方的——大都是出于误判或夸大的——威胁,但往往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33 ]

此外, 20世纪后期开始的“后现代主义”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说也影响了冷战国际史学者的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着眼点从民族国家、权力关系和政治结构等转向社会、群体和个人。尽管以不同的“主义”或“学说”面貌出现(如解构主义、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等) ,但大致属于后现代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哲学范畴。如解构主义学者强调语言、文字、文化、话语等在确定“权力距离”和权力地位上的结构性作用,建构主义学者则假定人们的社会身份认定决定了民族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界定、外来威胁判断、应对策略选择等对外行为的趋势。[34 ] 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探索的影响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不仅将冷战的经历放在一个国际社会互动的环境中进行描述与分析, [ 35]还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权力、结构、体系等一些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尽管他们仍然承认冷战中主宰国际关系的“硬基础”仍是权力,但提出“权力的多元化对冷战进程的影响要比权力的平衡大”;尽管仍然承认国家政府在冷战国际关系中的主体作用,但已经将研究的触角伸至民族与民族、社会与社会、文化与文化、个人与个人等关系。于是,话语分析、象征解构、形象构塑、记忆延伸、身份认同等理论视角被移植到冷战的研究中。

这些研究中不乏上乘之作。如纽约大学国际关系史学家弗兰克·宁科维奇( Frank A. Ninkovich)的代表作《现代性与权力: 20世纪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历史分析》[36 ]就从文化与文化、社会与社会、社会与政府、政府与个人交融与碰撞的层面阐述认识概念、理念符号、社会思潮乃至梦想冲动等如何形成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继而建构对外决策层面的国际利益观和安全威胁意识。宁科维奇的研究直接挑战了结构或物质决定对外行为选择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假设。旅美华人学者盛摹真(Michael Sheng)关于中国***人对美政策雏形的研究, [37 ]尽管该书探讨的是“谁失去了中国”这一冷战起源的历史课题,但他所采用的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使得该书成为国际关系史学家在运用政治社会学从事研究的最令人信服的力作之一。他在坚持意识形态应作为分析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平台的前提下,通过对中国领导人政策解释的话语分析,凸显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获取”乃至“集体认同”,并据此提出正是由于他们的集体认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对美防范政策。另一位亚裔学者木村和也(Kyoko Inoue)所撰写的《麦克阿瑟的日本宪法》, [38 ]更是不折不扣地运用了认知/修辞语言学的方法。基于充实的史料(包括美国与日本公开的资料) ,他细致地分析在盟军占领期间“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就新《日本宪法》的撰写与解释所出现的语义修辞和文化符号层面的交叉和碰撞。她指出,《日本宪法》所内含的解读上的差异并非出于物质利益交换的原因,而更多的为(美国占领者的)文化偏见、历史无知与民族傲慢被(被占领国家)“政治人”刻意利用的结果。

当然,即便是这些有意识地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冷战国际史分析框架的史学家,也无法达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理论构建要求。主要原因是:首先,国际关系史学者进行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训练有限。迄今,在国内外现有的国际关系史博士研讨课程中,国际关系理论课程占其学习与训练的比重甚少,大都为零;学者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几乎主要来自业余自修。其次,不少国际关系史学者否认历史为科学,因此很少人将理论构建作为目的,充其量只是试图将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历史事实相匹配( reconcile theory with historical evidence) 。再次,历史学所强调的特殊时空观和“断代”观决定了学者们只关心研究结果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尽管他们认识到“历史常常在奇怪地循环反复”,但极少关注其原因之所在。最后,即便是最注意理论分析、最善于提出具有一般意义的国际关系史学者(如加迪斯) ,也只是通过专题研究提炼出一些框架性的分析原则( generalization) 。

四　结　语

　　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如何理论化的问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们可谓前赴后继,但无论是演绎或归纳推理,还是模拟实证或范式检验,其客观性与科学性都或多或少受到“正统”科学家们的质疑,运用于国际关系史的方法也难于幸免。

然而,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研究间建构方法上的链接不失为一个值得不断尝试的路径,在中国似乎更是如此。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训练体系向来十分重视历史。一流的国际关系专业大都设有系统的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史的课程,不少国际关系与国际问题专家实际上是史学出身,具备娴熟地使用历史资料的能力,并在利用历史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和区域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39 ]

近年来中国学者广泛地参与了冷战国际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在利用国内外新近解密的资料进行研究,还是在推动冷战国际史教学等方面,都达到了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水平。[ 40] 他们利用多国档案进行多层面的比较分析,这种研究特点使得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正在脱颖而出。也正是由于他们对“研究必须依据原始资料”的执著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可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具客观性和学理性。更令人鼓舞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开始注意用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框架指导对冷战国际史案例进行分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从理解、解读、消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阶段,开始转向实质性地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体系的阶段。如果新生代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能够尝试“理论指导”与“历史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尚未成论的假设和概念(国际安全研究中的威慑/胁迫、冲突弥合、预防性打击等,国际与比较政治中的霸权稳定论、国际制度、身份认同、国际伦理、性别与权力、跨文化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互依存/依附论、全球化和一体化等)进行论证和延伸研究,那么他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必定能得以拓宽、夯实,为最终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与理论体系做出新的贡献。

白鹤

注释：

1. 参见王逸舟:《绪论》, 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60页。

2. 为推动对冷战国际史的研究,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于1995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美国的哈佛大学、俄亥俄大学以及英国的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也分别成立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与教学机构。

3. John Lewis Gaddis, We N 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81 - 282.

4. 美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约翰·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为了推广“当代历史”研究的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俄亥俄大学设立了“当代历史研究所”。

5. 此类代表作包括: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Eugene R. Wittkopf, Faces of Internation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John G. Stossinger, Crusaders and Pragm atists, New York: Norton, 1985; Kenneth W. Thomp son, Traditions and Values in Politics and D iplom ac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6. Paul Kennedy, The R 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 ic Change and M 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 3 - 15.

7. 尼克松时期的中美外交关系档案第17卷已于2006年8月出版,共1155页。参见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 tates: China, 1969 - 1972, Vol. 17,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8. 内容参见http: / /www. gwu. edu /～nsarchiv/。

9. 早在1988年春,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就此议题召开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史学家的联席研讨会,笔者应邀参加并发言,然而此后这方面的关注和努力并不多见了。

10. 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 issile Crisis, Boston: Brown, 1971, pp. 4 - 21.

11. David A. Welch, “The Organizational Process and Bureaucratic Politics Paradigm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2, 1992, pp. 112 - 146.

12. John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03 - 212.

13. Stephen M. Walt, TheO rigins of A lliances, Ithaca: Cornell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5 - 9.

14. Alexander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 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0 - 15;参见张曙光:《威慑理论:美国国际战略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载《美国研究》, 1990年第4期,第45页。

15. Jack S. Levy,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1495 - 1975,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83, pp. 200 - 210.

16. Deborah Larson, O rigins of Containm 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3 - 21.

17. Richard Net Lebow, B 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 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John Hopkins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80 - 185.

18. 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生的柯庆生在1987 ～1988 年间,获得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论文”奖学金,该项目一个主要的条件是要求他用两年时间学习国际关系史研究方法。

19. Thomas Christensen, Grand S trategy, Dom estic Mobilization, and S ino - Am erican Conflict, 1947 - 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30 - 340.

20. 张曙光:《浅谈美国外交文献的利用》, 载《美国研究》, 2006年第4期。

21. Michael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y, eds. , N 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1997, pp. 3 - 9.

22. “美国外交史”一般称为“dip lomatic history”或“American dip lomatic history”,以区别于“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 关于现实主义的结构论,参见HansMorgenthau, Politics am ong N ations: The S 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48; Kenneth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等。

24. John Lewis Gaddis, S trategies of Containm 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Am erican N 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309 - 344.

25.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5 - 245.

26.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pp. 104 - 146.

27. Stephen M. Walt,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p ring 1998, pp. 33 - 34.

28. 此类著作包括:William App 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 erican D iplom acy, New York: Norton, 1958; Walter LaFeber, The N ew Em pi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Am 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 - 1996, New York: Knopf, 1996; Gabriel Kolko, The Rots of Am 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Gabriel Kolko and Joyce Kolko, The L im its of Pow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Lloyd Gardner, A rchitects of Illusion, Chicago: Qudrangle Books, 1970。

29. Michael J. Hogan, TheMarshall Plan: Am erica, B 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 - 195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40 - 150.

30. Deborah Welch Larson, O rigins of Containm 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 - 14. ;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 trategic Culture: Chinese - Am 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 - 1958, Ithaca: Cornell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 - 15.

31. Ernest R. May, “Lessons”of the Past: TheUse andM isuse of History in Am 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90 - 210.

32. 参见Akiya Iriye, After Im 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 ew O 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 - 193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and The Cam bridge History of Am 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ii: The Globalizing of Am erica, 1913 - 19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3.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 trategic Culture: Chinese - Am 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 - 1958,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68 - 283.

34. 参见J. D. Derian andM. J. Shap iro, eds. , International / 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 odern Readings ofWorld Politics,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89; Rosenau, Postm 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Alexander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5. 例如Odd Arne Westad, Kathryn Weathersby, David Wolff, Vladislav Zubok, Mark Kramer, Ilya Gaiduk, Christian Ostermann, Chen J ian, ZaiQiang, Shu Guang Zhang等。中国加入了这一“阵营”的学者有沈志华、李丹惠、牛军、杨奎松、章百家等。

36. Frank A.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 A History of theDom 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1 - 58.

37. MichaelM. Sheng, B attling Western Im perialism: Mao, S talin, and the United S 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90 - 98.

38. Kyoko Inoue, MacA rthur’s Japanese Constitution: A L inguistic and Cultural S tudy of its 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6 - 37.

39. 这些学者如时殷弘、朱明权、贾庆国、冯绍雷、牛军、袁明、胡礼忠、任东来等。

40. 较为突出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所设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聚集了沈志华、杨奎松、陈兼、李旦慧等一批潜心研究冷战的学者。

michelle08

kinkixmz

好啊！！

ychaoliu2003

新方法  新视觉  新思路

graphy

应该学好英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