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课题、新视角

白鹤

摘 要：扫描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最近10年的进展，从10个方面归纳了新的研究课题与探索方向，对各个分支学科及流派融合贯通、相互借鉴的大趋势做了分析。它从国际关系学这个特殊的侧面，揭示了全球化时代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强烈冲击和再造。

   关键词：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新的视角与新的方法；流派间的借鉴与融合

本文试列举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的若干研究课题和视角，看看它们从哪些角度切入国际关系的现实，与传统的探究相比又有哪些新意。

一是全球政治（世界政治）分析。 用“ 全球政治”或“世界政治”范畴取代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概念，是最近10年来发达国家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趋势，在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等美国以外的区域尤其明显[1][2][3]。 日本国际政治理论家星野昭吉提出：新时期的国际政治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着以往的旧格局，同时拉开了新格局的序幕。 由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主体本身的构造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等用语更加贴切。 变动的现实不仅要求重建国家间关系体系的基本结构，而且要求重新确定与这一体系的形成、 发展相关的行为主体、 概念、力量，包括世界政治的秩序、国家主权、世界经济、军事安全、国际合作、外交、国际机制、文化、冲突、和平的地位及其结构等等内容。 此外，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界限变得模糊，彼此联结的环节和体系都在扩展，而且速度和互动都在加快”[4]（P1-2）。这一视角注意到传统理论未曾关注的一些方面及概念，如多元化和复杂性条件下的治理[5]、全球性的民主与市民社会[6]、自由多元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交合、 世界社会体系的结构与变动趋势、全球化目前阶段的问题与出路，等等；尽管尚未成熟，这种思路正在酝酿新的突破。 人们注意到，美国的一些研究者也开始将传统的自由主义和相互依存学说，结合到新的“全球化世界”和“治理”等命题下。 典型者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在90年代后期推动和完成的“21世纪治理前景展望”项目，主持人是约瑟夫-奈等人，最终成果以《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一书形式发表[7]，书中包括了经济全球化、环境问题的全球化、社会与文化的全球化、传播的全球化、全球化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影响、全球治理与世界公民、全球化与公共管理改革、全球化与非政府组织、全球化与国际制度、文化认同与合法性、信息政策与治理等章节，而这些“全球化”类型的议题在以往崇尚“科学主义”和“理性分析”的美国人那里是不多见的。

二是“第三条道路”思想。 近些年来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声音，在欧美一直不绝于耳，众所周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英国现首相布莱尔及德国总理施罗德等人，都是这种思想的拥戴者。 它的基础主要在欧洲。 基于中左势力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和战后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独特选择，欧洲人对于“ 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始终情有独钟，最近这些年更有新的思考。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是英国现任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这位长期担任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LSE）院长和欧洲一些著名学府讲座教授的知名学者，在受到广泛推崇的《第三条道路》一书里，阐述了这一选择的6项原则。 它们是：（1）超越左与右划分的旧思维；（2） 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有效平衡；（3）建立责任与义务相平衡的新社会契约；（4）发展系统的供给经济学政策，协调社会经济增长与福利制度改革的关系；（5）推动平等与社会多样性原则的统一；（6）重视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如经济治理、生态保护、约束大企业、预防冲突和推动全球民主等等[8][9]。 从伊拉克战争以来欧美关系的一系列重大事态不难察觉，吉登斯提到的这些原则，实际上是欧洲国家在一些重大国际事务上与美国渐行渐远的社会思想基础。 一位美国学者也认为：目前阶段存在着一种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全球性不安全”局面，很难将之归咎于某个集团或国家；必须从全球人道主义角度观察世界政治，寻求不同于以往解决方案的“第三条道路”，既要看到美国和俄国这类“过渡中的帝国”存在的内部问题， 看到多极世界中的欧洲与日本，还要注意中国、南非、韩国、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成就与矛盾，尤其是“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存在的人权、欠发达、环境恶化以及宗教问题、恐怖主义、政治自由、种族主义等严重挑战[10]。 包括著名哲学家和国际政治理论家哈贝马斯在内的许多德国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解。 稍有不同的是，德国研究者的课题反映出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国际背景，例如“ 跨国宏大叙事或社会科学的领土倾向”，“ 世界主义伦理和世界强权政策之间的紧张”，“ 文化全球化的矛盾心理”，“ 世界公民宣言”，“ 不同肤色人种与新的跨国空间”，“ 不同时段的非民族国家化”，“ 全球化与民主要求之间的矛盾”，“ 环境政策与全球趋同”，等等[11]。

三是国际恐怖主义和非传统安全分析。9·11事件以来的这几年，西方各国(特别是后冷战时代仅存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突然面对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巨大阴影。 与以往的基于分离主义要求的恐怖主义势力(如西班牙的“ 埃塔”、北爱尔兰“ 共和军”等)有所不同，最近一段时期欧美发达国家面临的这种威胁，主要来自于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和反美反以色列的其他力量(如拉登、扎卡维、“ 哈马斯”、“ 吉哈德”等)，其社会基础主要是对中东和平进程受挫倍感绝望与愤怒的穆斯林下层民众。 毫无疑问，中东地区是新世纪初恐怖主义最为活跃的区域，也是全球冲突起落的“ 晴雨表”。 针对这种威胁，以美国、英国为中心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做了大量探讨分析。 这中间包括，新型恐怖主义的定义，它与战争方式或游击战的区别，它与无政府状态的联系，它与特定宗教、文明及经济社会过程的关系，西方国家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与传统威胁的差异，恐怖组织的运作及与现代传媒的关系，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挂钩的可能性，21世纪国际恐怖主义的分布特点与走势，防范新型国际恐怖主义的途径与手段， 作为新的安全战略的“预防性防御”[12]，军队介入反恐斗争的限度，恐怖主义与外交，国土防卫与国际联盟，等等[13]。 与此相关的还有所谓“ 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买卖、计算机“黑客”袭击、形形色色的海上危机事态（油轮泄漏和海盗行为等等）、艾滋病和“非典”等严重传染病的阴影，等等。 在“人类安全”面临新挑战的总标题下，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常常被纳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视野，出现了不少有趣的分析论文和著作。 这些著述角度并不一样，有的属于纯粹技术性分析，有的涉及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关系，有的关系到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霸权国家政策；它们很难用过去的学派标准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或激进理论等等）划分。

四是人权与人道主义干涉问题。 在过去的十几年，各种国际间冲突和战争多半与所谓“人道主义干涉”有关[14](P113)。 面对新的局势，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探讨了一系列新课题，如：后冷战年代的战争与和平特性[15](P169-174)，“主权的碎片化”问题[16][17]，“失败国家”问题，人权的新定义以及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18][19]，联合国在国际人道主义干涉中的作用及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文的修正问题，第一代和第二代国际维持和平行动的区分问题（所谓“维持和平”与“缔造和平”的差异）[20](P289-307)，大国介入国际冲突和参加维和行动的准则问题[21]，等等。 这中间，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学说）有关人权的各种解释，如前面提到的埃肯伯瑞的“结构自由主义”，起到关键性的引导作用；与此同时，新现实主义有关文明冲突和失败国家处置的思想，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也不时对某些国家的决策层发生影响[22][23]。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主流理论在某些研究领域出现交叉。 有关人权与人道主义干涉的大量实践，必然影响当代国际法内容的调整。 著名美籍华裔国际法学者熊玠（James Hstung）指出了这方面的许多课题，如国际法庭的建立及其权限问题，战争罪或侵犯人权罪的界定问题，国际干预的限度和时机问题， 武力的使用及其合法性的确认问题，联合国对少数或部分国家“人道主义干预行为”的事后认定问题，集体安全的保障问题，个人或集团是否有权就违反人权行为起诉本国政府的问题，等等[24](P264、243-247)。

五是各种新安全理论和安全共同体学说。 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期，西方安全研究主要是围绕核武器的出现及其对国际冲突造成的影响展开的。 冷战结束以来的最近几年，西方学术界对于安全威胁的改变与安全学说的调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探索， 如国内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军备竞赛的结果，新军事革命的含义，安全合作的前景，环境与安全，地区安全体系[25]，低强度冲突，道德和价值观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等等[26](P684)。 值得注意的是，大西洋两岸的欧美，过去由于长期面对同样的苏联挑战，在安全思想方面的分歧并不明显；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新的裂痕开始出现，并由于一系列事态上的看法而加大这一裂痕。 例如，就新安全理论研究和政策性解释而言，美国所谓“新安全观”的思想基础，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论断和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在政策层面更看重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消除失败国家和流氓国家的危险、强化国土安全保障以及提高军队和情报部门的快速反应能力等内容； 而曾经是美国传统盟友的西欧（以及北欧）国家，新安全观的基础有新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合作论和全球化条件下解决冲突的新思路等不同内涵[27]，比较起来它们不太倾向于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国际争端，它们也更加关注南北矛盾的扩大和中东和平进程的停滞不前，同时它们强调国际干预的合法性和联合国的主导作用，不认可超级大国撇开安理会所采取的单边强制行动[28]。 这些思想方向和政策引导方面的重要差别，导致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大相径庭的学术观点。

六是***与冲突之成因的讨论。 近年来，随着苏联解体后一度上扬的乐观情绪的逐渐消失，在西方学术界反省的态度和声音重新出现。 国际关系学界也有一些人在思索：为什么冷战的结束并没有造就和平与稳定的福音？ 为什么在不少地区形成了不同文明、宗教、族群之间日益加深的对抗？ 为什么在转型国家艰难前行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出现大量道德沦落和社会暴力现象？ 为什么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情绪及其政治表现在某些国家和冲突热点区域愈演愈烈？ 发达国家对于落后与愚昧现象负有什么责任？ 欧美世界自身应当进行什么样的反思与改革以适应新的挑战？ 虽然不是多数，这种态度逐渐在扩大影响，加深了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危机意识和相关探究。例如，曾以《历史的终结》[29]一书在西方国际政治研究界赢得一片喝彩声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世纪末又出版了新书《大***：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如果说，《历史的终结》阐述了作者关于资本主义****可能成为“ 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及“ 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的论点，折射出苏联解体背景下的西方主流意识的得意-那么，《大***》 则主要分析了“ 社会秩序对于未来的****国家何以是重要的”， 并依此批评性地透视了当下西方社会存在的各种流弊) 犯罪率升高，离婚率和私生子率呈上升趋势，人们对他人、对公共机构、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等等*及其内在根源-他简称现在的局面为“ 大***”，即西方社会原有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遭到破坏，同时影响到这些国家) 如美国* 处理世界事务的能力和道德声望。 福山还从人性、宗教、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不同方面论述了所谓“ 重建”过程及其议程，表达了一种忧虑和寻求改善之策的迫切心态。 而在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等地，这方面的探索努力甚至更为广泛，超越了单纯替政府谋略的范畴。

七是文化认同问题研究。20 世纪70年代以后，已有不少西方国际政治学者意识到，计量分析和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无法解释由人组成的社会面临的复杂矛盾- 冷战结束后的这些年，这种认识得到深化， 文化分析和认同研究逐渐增多，亨廷顿“ 文明冲突论”和福山、布热津斯基等人的“ 大***说”不过是其中较有影响的部分理论。 亨廷顿的最新作品《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用一个醒目的标题，揭示了部分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心目中最严峻的事态，以及他们在新的探索领域倍加用功的原因。 在各种新的作品里面，最出色的一部著作名叫《国际关系理论里文化与认同的回归》（中文译名《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由欧美学界在第三场争论中的活跃人物约瑟夫·拉彼德（Yosef Lapid）和弗·克拉塔奇维尔（F. Kratochwil）编撰[30]。两位主编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里指出：“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文化和认同重新产生兴趣，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这个回归文化和认同的势头远没有结束， 自我们1996年共同编辑的这本书出版以来，西方学者们对文化和认同的兴趣已经愈加浓厚。 当然，这很正常，因为像全球化这种加速呈现的历史趋势，还有像9·11这种动人心魄的恐怖主义事件都愈加显示出文化和认同的理论意义及其实用性。[30](P15)这部作品展示了欧美国际政治学者视角的扩大和探究的深入，不少内容是过去很少涉及的。例如，书中分析了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国家和民族主义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全球政治中的忠诚问题，提示了文化与国际关系的复杂联系，乃至对“他者”、“相遇”、“想像”、“乡土观念”、“距离效应”、“国际性国家”、“地球民族主义”、世界各地（ 包括美国） 的“巴尔干化”等等话语做了仔细追踪。 在两位编者看来，与其说是文化和认同范畴新近才出现，不如讲是它们返回到国际关系学的港湾，而这种回归是学术和历史的必然[30](P275-306)。 虽然上升势头很猛，实事求是地讲，文化与认同问题的研究作为分支在西方国际政治学里仍然处在早期阶段，许多问题并没有完全展开。

八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的分析。 既然谈到文化认同研究，就不能不提与之密切相关的建构主义理论探索。 它既是过去十多年来上升势头最快的一个分支流派，也是最具分化性和最难界说的一个研究方法。 卡赞斯坦、文特和江忆恩等人在90年代中期做过一些具有建构主义特征的创造性工作，最近这十来年建构主义又有许多新的进展和著述问世[31](P283-286)。 比如，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由于文特（又译“温特”）带有经典意味的大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32]而增强；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 博士的出色作品《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33]不仅提示了“说服”范畴在国际组织与国家行为体交往中的作用，更以自由主义视角透视了社会结构对国家和国际共同体的深刻影响；“哥本哈根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布赞教授的“新安全体系论”，则强化了新一代英国学派对新现实主义范式的贡献。“建构主义家族成员众多，使得他们在建构主义基本命题上观点殊异。 在相对主义成员中有尼克拉-奥拉夫。 他熟知维特根斯坦和福柯的学说。 在实证主义成员中有亚历山大-温特， 他吸收了美国的实证主义者如罗蒂和欧洲社会学家如吉登斯、伯杰、卢克曼等人的思想，并且很容易倒向美国的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者（如基欧汉，他常常是这样的家庭聚会的不速之客）。”[31](P286)所有这些探讨都有一些共同点：首先，他们都认为，国际政治结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国家不是静态的主体，而是互动的行为者；国家的认同不是既定的，而是通过复杂的、历史的、相互交织的（ 有时相互矛盾的） 实践（ 再）建构起来的。 其次，他们都认为，冷战后的各种关注点，如民族、国家、联盟、种族、部落、性别、阶层、文化、文明等，均体现出集体性认同的重要，而这种认同只有在交流行为中才能建构和观察， 因此分析的聚焦点应当从客体转向意义，研究各种热门话语背后潜在的含义，研究话语者自身的思想和利益，研究话语和观念对于行动和行动者的塑造过程。 再次，他们都认为，必须对长期形成的国际政治学传统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再造，从空间和时间等各种不同角度透视新的可能性并且解释似乎矛盾的现象。 唯此才能使国际问题的研究获得实质性的突破。 据笔者观察，这一学派仍处在分化和组合的衍变进程中，现在对它的未来做出判断为时过早。 它的主要优点同时也是它的主要缺陷之一，是一般很少阐述政治哲学和政策结论（ 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照），这使得它在方法触角灵活四伸的同时，无法摄取社会和政治的广大受众。

九是冷战后民族主义复活的研究。 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一直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界探讨的重要议题之一，但冷战的结束和各种复杂的新情况还是给予研究者很大的震动。 相关的研究有了新的目标和特点。 不少人认为，苏联的崩溃导致了民族主义在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复活。“原因有二：首先，冷战结束后，战场上尽管只剩下自由资本主义，但它还不能立即处于填补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真空的适当位置；其次，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都是沿着民族分界线组织起来的，当它们一解散时，就分成了各个组成部分”，[34](P159)对于冷战后主要表现在前苏东地区的民族主义复活及其连锁反应现象，国际关系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有的分析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的失误，有的开始关注解体后民族主义崛起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如非洲和中美洲）的冲击，有的讨论大规模移民、难民和人口流动过程对于发达国家带来的后果， 以及欧美国家的应对之策；还有的专家追踪了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民族主义的未来。 不少著述涉及到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世界版图的戏剧性改变，以及它们的数量和类型对新的国际体系构造的含义。“国际体系结构及其变化对现有的行为体和刚刚出现的行为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行为体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互动模式的？？” 世纪的国际体系结构如何发展？”等等[26]·P676)。有人评论道：“冷战的终结又一次粉碎了许多以前讨论赖以进行的假说”，“1989年以来民族冲突、 种族冲突的激增，不仅重新提出了欧洲融合的战略基础问题， 也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其他问题上，譬如民主化、宗教与民族主义的联系，伴随全球化的不是融合而是不断增加的种族和民族的***的可能性。 ”。[34]·P158；160)

十是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思想。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国际格局近些年发生的其他重大变动，使得西方学者有关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研究得到新的刺激。 英国地缘政治学者杰弗里·帕克指出：“随着冷战走向终结，不仅是新的地缘政治学与它的先辈不同，大部分都不直接涉及国家的权力政治，而且连它的实干家也对国家在对付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提出高度批评。 这些问题包括贫穷、落后、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管制，当然还包括国家坚持把战争作为政策的最后工具。”他认为，不论是传统上所说的“ 世界体系”、“ 南方与北方”二分法，或者是人们新近对特定地理区域中的集团或国家群体（如欧洲联盟）的关注，乃至90年代以后苏东剧变造就的“包括俄罗斯及位于乌拉尔山以西的那些前苏联共和国在内的一个范围更广的‘共同的欧洲家园’的概念，甚至于一些基于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文化的亚国家集团（如斯拉夫人、库尔德人或拉丁地区等等）现象，都成为现今欧美地缘政治学者讨论的话题[35](P144；148)”。 与此有关的是地缘经济的新探索。 特别是随着欧盟的深化与扩大，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向中南美洲的扩展，以及东亚地区最近十多年出现的经济协作趋势，再加上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纷纷仿效，带来新的经济格局及潜力；各国研究界对于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很多概念，如疆界、资源、人口、交通，以及虽然无形却依稀可辨的种族和文化凝聚因素，有了更大的兴趣和更多的探讨。 人们想要知道，哪些东西是必须在国家的空间范围缔造和维系的，哪些有可能在跨国结构的基础上加以构建，哪些甚至能够在全球范围结为一体和相互促进。 以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为典型， 这方面的成果不胜其数，经常它们被冠以“ 一体化理论”[26](P679；681)的总括，相信任何有兴趣的读者都能看到近年来这方面的大量成果。

在介绍了上述10方面新的探索领域和思路之后，我还想再加上一个总体的观察，那就是：世纪之交的西方国际政治学，正在出现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交叉、融会。 上述内容证明，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苏联解体及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刺激了西方国际政治学的新进展， 加强了在80年代前期已有基础上更大的多元化趋势。 这不仅是指新自由主义的重大复苏和扩张，以及它在新时期提出的一系列批判性论点；也不只是“ 文明冲突论”这样的新现实主义贯通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引人注目的尝试。 它更是一种比较和思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任何现存的、占据一定“地盘” 的理论都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历史必然性，任何思潮和学派也都有自身无法逃脱的短处和思想局限性——新崛起的新自由主义是曾经被淡忘、被打入“ 冷宫”的理想主义的某种形式的再现， 但它提出的全球主义设想和一体化目标，没有可能彻底取代现实主义所反映的实际利益之上的偏好和追求；沃尔兹或亨廷顿的新现实主义结合了行为科学的工具或者“大文化”的观念，但它们骨子里不会脱出“ 人性恶”的哲学出发点和国家行为体的狭隘视角；行为科学拓宽了方法论的思路，尤其增加了“科学”对“艺术”的改造冲击，可它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摆脱近代机械物理诱发的“数量决定论”的羁绊；各种后实证主义极大地强化了行为科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探索的一面，特别是以其“文本批判”和“后理论”透视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它的“ 钻牛角尖”式的研讨和叙事风格又使许多人望而生畏。 越来越多的争论，越来越深入的求索，即使各种学派方法之间的原有界限变得“ 模糊”，也令国际政治研究跨学科和新综合的性质更加清晰。

在这种思考方式影响和支配下，各式各样的方法都取得了相对过去而言更大的存在价值。本来已经“立体化”的国际政治学，具有了越来越多的“面”、“点”和“线”：有新科学的和行为主义的，有“古典的”或传统的，有后现代的、批判主义的，有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结构的或“人本的”现实主义，有制度的、规范式的或文化的、历史经验式的，有某种方法的纵向深掘或多种方法之间的横向汇融，有边缘学科的新综合或主流学派的再创造，有美国“中心”的或美国之外的其他西方理论流派的，有“自由放任”的或保守主义的，有新霍布斯主义的、新康德主义的或新马克思主义的，有政策取向为主的或纯粹学理性质的，有侧重具体领域研究的（area——study）和侧重实际问题研究（issue——study），有强调人为的、博弈的和强调自然的、进化的，有以物质、实力的东西为标准的和以心理的、“ 建构”过程为标准的，有主要得益于实践启示或主要来自于逻辑演绎的……，各式各样的方法、角度、范式和定理，“品种”繁多、不胜枚举。国际关系的“ 交叉学科”（interdicipline）或“ 多学科”（multidicipline）过程更加明显。

20世纪80年代以前，尤其是 50-60年代，相当多的西方国际政治学者信奉比较简单的方法论与世界观的大体划分：一类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典的或者说标准的及主导的国际关系学方法，即以历史经验为基础的、侧重外交和国际权力斗争的所谓“ 传统方法”,20世纪前半叶第一场大争论中的两派——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均属此列“第二类是二战结束以后随着新科技革命出现的行为科学方法，主要是一些数理学者和所谓“ 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博弈论）专家对国际政治的量化分析方法“另一类主要方法是所谓“ 激进的辩证方法”，即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方法，它重视历史阶段的更迭和统治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地位的转换，以及“ 否定之否定”的哲学革命观；它是处在完全边缘的不大为西方主流学者看得上的方法论“可以说，一段时期，不同方法论阵营之间可以说泾渭分明、 水火不容。例如，当一个人说他欣赏辩证方法时，听者心里可能很自然会把他的政治观念与马克思的激进政治主张联系起来,当你试图用“ 三论”术语分析国际冲突时，你可能不得不冒被视为“ 数量决定论”的盲目追随者的风险,而正统的学问大家绝大多数都端坐于古典国际政治史学派的宝殿上。这种旧式的划分已无法囊括近十余年来国际研究领域新的进展“在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的西方国际政治学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试图超越旧的藩篱，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无法用传统的尺度丈量“行为科学和后现代主义在此意义上带来了真正的“ 革命”，一种方法论上的革命“现在，人们见到的，学者所期待的，不再是取而代之，不再是高下之分，而是一种“杂交、混处、通融、贯穿”的局面：一方面，仍然存在着颇有影响的甚至受人尊重的古典论述和方法，比如摩根索、基辛格和阿隆及其追随者的不同版本的“ 权力政治理论”，英国学派的“ 国际法和集体安全”思想架构，以及福克的《未来世界研究》和 巴拉克劳夫的《现代历史导论》等书。另一方面，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甚至属于马克思主义子系的激进学说，也日益加大了对科学主义方法和工具的借用力度，典型事例有肯尼斯0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阐述的“ 结构现实主义”，以及 ?L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主要代表基欧汉和奈的名著《权力与相互依赖》，和带有同情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思想家乔克利（Choucri） 和诺思的著作 《冲突中的民族》；在这方面，可以列出的事例还有一体化理论，功能主义理论 ，机制理论等等“与此同时，人们还可察觉出“第三种力量”越来越明显、尽管尚处在比较边缘位置的作用，这就是在辩证的和相对激进的理论方法指导下，或者在更新的“后现代批判理论”启示下，产生的各种学说和流派及其影响（其中多数作者来自于美国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的作者来自于“半西方”的拉美和埃及等地）；在这一曾经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阵营里，新的批判方法和后现代的审视角度产生了许多富有成效、相当深刻的作品，比如有，卡多佐和法兰多在《拉丁美洲的依赖与发展》 一书中表述的“文本学的民族主义”，沃伦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 体系”系列著作和《自由主义之后》塞伊德的《东方主义》理论， 以及非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辩证方法、“建构的” 方法撰写的其他作品——典型者如加尔唐 --的《真实的世界》，彼特·卡赞斯坦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和认同》等。

对于近年来的新趋势，挪威著名国际关系思想史家克努成有一个精到的比喻。他说：“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三大基本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引者注）， 在20世纪90年代变得模糊和不确定。正如3盘布丁从安全的冰箱移到滚烫的肥皂水中一样，当它们浸入到后冷战的现实中时，这些范式溶解了。它们溶解并漂浮在一起。而且， 它们还与其他研究视角混合起来。”另外，据笔者观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的女性主义的某些新生代学者，还尝试运用新的建构主义分析方法，探讨观念与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变种与生态政治学说和反全球化主义结成同盟；新现实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力图将文化因素和层次分析方式纳入自己的解释框架，而曾经隶属于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学派明显分化出新现实主义的内涵；著名的“英国学派”试图征召北欧和平研究的一些重要学者（及其方法），而以巴里·布赞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同时兼有新现实主义、新制度自由主义、历史社会学和建构主义的多重特征。前面一再指出，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发展过程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论的不断更新和范式的不断出现，20世纪70-80年代以后更形成多元化的深度拓展势头；它不像是线性的增长，而更类似树状的发育，即在一个或若干个新的引起广泛重视的范式崛起的同时，旧的范式并没有销声匿迹， 而是以新的形态或视角加入新时期的团队，各种理论学派本身出现了许多变体，或者在跨学科的区域衍生出富有弹性的, 次学科、亚领域”。这一过程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来的十几年加速了：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受传统对峙的两极所控制的国际行为体， 包括影响力日增的NGO；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传统界限被更多的研究者打破和挑战；政治、外交和安全战略之外，文化、宗教、种族、生态、环境和社会等等因素被纳入国际关系学的视角；主流理论似乎“由大变小”，而过去不受重视的边缘思潮或方法则“由小变大”。一言以蔽之，后两极时代的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充分汲取了两极逻辑终结的时境与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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