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传统中的“国家至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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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　刚

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06年第6期

[摘要] 　“国家至上”,作为近代欧洲的一种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形成于17 世纪的FaGuo。它在FaGuo及欧洲的实践,推动了欧洲中世纪大一统国际体系的瓦解和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并开启了以现实主义原则指导近代欧洲外交的传统。在理论层面,“国家至上”原则对现实主义发展影响深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它标志着民族国家被确立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单元;它为“国家利益”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早期观念形式;它催生了近代欧洲均势外交的共识,进而有力地促进了均势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 　现实主义;国家至上;国家利益;均势

　“国家至上”( raison dpétat ) , 作为近代欧洲的一种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形成于17 世纪的FaGuo。其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1624 - 1642 年时任FaGuo首相的枢机主教黎塞留。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 FaGuo首先摆脱了中世纪“世界道德”观对它的束缚, 成为近代最早的民族国家之一。〔1〕“三十年战争”后,“国家至上”原则被欧洲各国普遍接受,被广泛用于各国的外交实践中,由此开启了以现实主义原则指导近代欧洲外交的传统。同时,它在推动欧洲中世纪大一统( universalit y) 秩序的瓦解以及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理论层面,“国家至上”原则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同样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民族国家被确立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单元; 它为“国家利益”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早期观念形式; 它催生了近代欧洲均势外交的共识,进而有力地促进了均势理论的全面发展。

一、现实主义的思想渊源与“国家至上”原则的出现

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马丁·怀特在50 年前把国际关系思想经典式地表述为三种传统:现实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 ,理性主义(格劳秀斯主义) ,革命主义(康德主义) 。怀特把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问题看作是三种思想传统之间的对话。〔2〕作为一种传统,现实主义必然呈现出古老的、悠久的、历史的特性。然而, 现实主义本身在形式上又是灵活多样的, 当代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德·代元根据不同的划分一下子就列举了40 多种现实主义。他进而指出,“在国际关系这门学科中,人们并非经常认为,现实主义具有前后一致的、不言自明的以及显而易见的含义。”〔3〕然而,形式的多样性并不能掩饰其内在的一致性, 作为国际关系思想的一种传统, 现实主义有着其一贯的范式和内核。这种范式的核心主张是: (1) 人性恶, 并由此引申出国家的自私本性。(2) 自然状态说。在国家间则表现为无政府状态。(3) 人和国家的私欲在自然状态中表现为对权力的追求,由此导致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基本特征。(4) 权力和利益是决策的决定因素,其重要性超过道义和理想。现实主义的这些核心主张,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有其不同的语义载体,其侧重点也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

现实主义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 世纪古希腊时期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讨论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以及雅典和斯巴达的权力均势问题。在其中的“米洛斯对话”( TheMelian Dialogue) 中, 修昔底德借雅典人之口, 这样说道:“正义的标准依赖于强制力量的平衡, 实际上强者做他们有力量做的事, 弱者接受他们不得不接受的事。”〔4〕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雅典权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这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5〕权力胜于道德和正义, 权力失衡导致战争,这些现实主义的要素在修昔底德这里已得到了初步的表达。

中世纪时期, 现实主义被淹没在经院哲学形而上的思辨空间中, 但这一传统并未因此而中断。在神性的笼罩下,中世纪并未消除人们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教派冲突,因而残酷的现实仍然激发着神学家和哲学家们的思维。奥古斯丁把现实中的各种罪恶归因于“原罪”,他认为,除了耶稣基督, 任何人都是生来败坏的,因而任何人无可避免地都会犯罪。人们之所以相互争斗,相互厮杀,是因为人与生俱来就带着罪恶, 且这种罪恶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其实,这种“原罪”学说,可以看作是“人性悲观论”的变相解释, 是用“神性”的外衣解释“人性”。在神学的世界里, 仍可见到现实主义的影子。


文艺复兴时期, 马基雅维利传承了现实主义的衣钵。在《君主论》中, 马基雅维利主要论述了君主的为君之道,君主应该具有哪些本领和品质,应该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他从“人性恶”的假设出发, 认为人都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 是虚伪者、冒牌货, 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6〕因而人们时刻处于相互防范之中。君主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 实现这一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背信弃义、欺诈、虚伪都无可厚非,而过分追求道德则只会导致君主的毁灭。君主应该想方设法去获取权力, 以此来使邪恶的人们接受统一和秩序。在马基雅维利这里,现实主义的权力、道德观,对人性的悲观看法,以及人与人之间争斗的状态,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到了17 世纪,FaGuo的黎塞留继承了先前的现实主义观念。他结合当时的欧洲局势和FaGuo的现实需要,提出了“国家至上”原则, 并把这一原则运用到FaGuo的外交实践中。对黎塞留而言, 这一原则包括这样几层含义: (1) FaGuo利益重于任何宗教目标。必须防止哈布斯堡王朝独霸欧洲,防止在FaGuo边境出现强大的势力。(2) 利用宗教权威的衰弱以及宗教改革所导致的邻国间的对立,加强FaGuo的安全, 扩大FaGuo的权势。(3) 为促进维护国家福利,用任何手段均是合法的,不能顾忌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7〕在“国家至上”原则里面,可以看到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的影子, 而其反对的却是中世纪大一统的道德观。与以往的现实主义观念不同的是,这一原则的提出者同时也是国家的决策者,因而其实践性和针对性也更强; 它已超出了历史学家或哲学家纯粹的思想层面,成为决策者有意识遵循的指南。

二、FaGuo对“国家至上”原则的实践及其意义

任何观念的产生, 都不可能超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国家至上”原则亦是如此。17 世纪正是中世纪国际关系向近代国际关系的过渡时期,伴随着这一过程,欧洲的大一统秩序开始瓦解,现代民族国家逐步兴起。中世纪的大一统秩序, 是以罗马教皇神权统治下的基督教世界主义道德观为思想基础的, 其世俗的表现形式则是把神圣罗马帝国看作是欧洲统一的最高合法性权威。然而,这样一种神权和世俗政权既对立又结合的秩序,自“文艺复兴”特别是16 世纪以来开始受到挑战。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 使基督教统一的世界主义思想发生了***;让·博丹国家主权观念的提出,又使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受到民族国家的挑战。罗马教廷的式微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然而,“17 世纪初的FaGuo, 在欧洲长期处在哈布斯堡家族三面包围的状态, 外面环境险恶。”〔8〕哈布斯堡家族当时控制着神圣罗马帝国, 它在道德观念上拥护罗马天主教皇, 并且在不断地扩充领土, 它“犹如帝国纹章上的黑色双头鹰”, 有两个头,“一个在维也纳, 一个在马德里;一个窥视东方,一个窥视西方。”〔9〕当时FaGuo的首要目标, 便是阻止哈布斯堡家族重新建立起统一的欧洲秩序, 以此来确保自己的生存。因而,“国家至上”原则,首先是FaGuo基于自己的地缘政治现实考虑的结果。“三十年战争”爆发后, 黎塞留立刻从这场战争中看到了削弱哈布斯堡家族势力和扩张FaGuo权势的机会。在新教联盟同天主教同盟的对垒中, FaGuo虽是一个天主教大国,然而为了改善它在欧洲的处境,它却坚定地支持了新教联盟。此时,“国家至上”原则已使FaGuo突破了罗马天主教皇统一的世界道德观念对它的束缚,宗教的道德律令已无足轻重。这一举动本身在当时就具有划时代意义,“当宗教热情及思想狂热仍重于一切的时代,不涉及道德使命、冷静沉着的外交政策犹如鹤立鸡群般突出。”〔10〕

在“三十年战争”初期,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获胜,使FaGuo很为震惊, 黎塞留这时便开始极力策划北欧的丹麦和瑞典参加新教联盟一方作战。经过FaGuo的鼓动,加上对各自王朝利益的追逐以及宗教上的冲突,丹麦、瑞典先后卷入了战争,由此使战争进入到了下一阶段。然而,经过近十年的厮杀,丹麦和瑞典却又相继败退,这时新教联盟和帝国皇帝又达成了妥协,战争有可能在哈布斯堡家族势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结束。然而,从“国家至上”原则考虑,FaGuo是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的,黎塞留必须使战争继续拖下去,直到哈布斯堡家族对FaGuo的威胁被消除时为止。于是, FaGuo便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开始了公开干涉。它再次联合瑞典,使战争又持续了10 年, 直到FaGuo最终获胜。战争结束时,FaGuo边界的东北部是一群惨遭战争蹂躏、彼此***的德意志小邦,西南边则是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的西班牙。FaGuo却乘机利用战争的胜利扩张了领土,从此,FaGuo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强国地位被确立起来。

FaGuo对“国家至上”原则冷酷的实践, 对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影响深远,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FaGuo的实践进一步推动了欧洲中世纪大一统秩序的瓦解和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FaGuo的实践首先使罗马天主教皇统一的世界道德观对国家的行为失去了约束力,由此使欧洲其他各国也开始以各自的国家目标来指引各自的国家行为。它们不再顾忌道德上的要求,不再忠诚和受制于国家之上的更高权威,对欧洲统一性的认同让位给了对彼此独立的各自国家的认同,从而使早期让·博丹提出的国家主权理论在实践中被确立起来。主权原则的确立, 标志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近代国际体系诞生。基辛格把黎塞留称之为“现代国家制度之父”,〔11〕其原因便在于“国家至上”原则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二,FaGuo的实践所产生的示范效应, 使“国家至上”原则迅速扩散到其他国家,成为欧洲各国普遍遵循的原则,由此开启了以现实主义原则指导近代欧洲外交的传统。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始于欧洲“三十年战争”,而继承早期现实主义观念的“国家至上”原则在近代国际关系发端之际就和它结合在了一起。在随后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中,无论是梅特涅的均势原则,还是俾斯麦的现实政治, 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结盟政策,无一不承递着现实主义的衣钵。现实主义由此成为了指导近代欧洲外交的一种传统。而在美国人眼里,现实主义几乎就是欧洲外交传统的代名词。

三、“国家至上”原则对现实主义发展的影响

“国家至上”原则本身是对现实主义早期观念的继承,而这一原则的提出及其实践,又反过来影响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从后来现实主义的发展脉络看,这种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国家至上”原则标志着民族国家被确立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单元。在现实主义发展的早期,思想家们往往依赖于人性恶的假设, 分析人的行为,因而此时现实主义的主要分析单元是“个人”。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现实主义的分析单元在马基雅维利身上发生了变化。在《君主论》中, 虽然马基雅维利仍然依赖于人性恶的假设, 然而他却把分析重点放在了君主身上,着重探讨君主应具备的品质和行为,君主成为了他的主要分析单元。对马基雅维利来说, 君主就是国家的象征, 因而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现实主义把分析单元逐渐向国家转移的趋势。到了黎塞留时期,“国家至上”原则的提出, 则标志着在形式上完成了现实主义分析单元向国家实体的转移。在国家内部,“国家至上”原则使国家凌驾于个人之上的超然地位得以确认;在国家外部, 这一原则意味着决策者开始依据“国家理性”把国家的要求转变成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首要依据和价值目标, 国家的地位从中世纪教会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民族国家开始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现实主义也随着实践的发展把民族国家作为了最基本的分析单元。此后的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经典现实主义) , 虽然也立足于人性恶的假设, 却着重于分析作为人的“集合体”的国家的行为。因而后来的现实主义明显地呈现出“国家中心主义”的特点。

其二,“国家至上”原则为后来“国家利益”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早期观念形式。在现实主义的后续发展中,“国家利益”成为了其核心概念。在外交实践中则表现为以“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指南, 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原则。从历史发展脉络看,“国家利益”原则实际上是承接“国家至上”原则演化而来的,“国家至上”原则是“国家利益”原则的早期观念形式。当然,两者不是等同的,“国家至上”原则在当时所要维护的主要是王朝利益,而“王朝利益不是国家利益”。〔12〕但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两种原则在内涵中存在着一致性。在国际关系发展的早期,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又往往是通过对王朝利益的追求表现出来的。在“国家利益”发展的第一阶段, 与“国家利益”相应的概念是“王朝利益”。〔13〕此时的“国家利益”往往寓于“王朝利益”之中。当时的欧洲君主也往往把自己等同于国家,“他在追求自己及王朝利益时自然就理直气壮地认为也是在追求国家的利益。”〔14〕因而,“国家至上”原则和“国家利益”原则之间存在着历史继承性。到了18 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君主的权力受到削弱。君主再也不能把自己和王朝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了, 越来越需要考虑其他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维护王朝利益的“国家至上”原则就逐渐被维护民族利益的“国家利益”原则所取代。

其三,“国家至上”原则的提出及欧洲各国对它的实践,在客观上催生了近代欧洲均势外交的共识,进而有力地促进了均势理论的全面发展。均势理论无疑是现实主义传统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分支,对均势的关注,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有体现。但自从罗马帝国建立后,欧洲被置于统一的霸权秩序中,均势理论的发展受到了实践的压制。中世纪时期, 欧洲又处于神权统治的大一统秩序中, 均势理论的发展依旧缺乏实践基础。到了中世纪末期,随着欧洲的***、王朝战争的增多,均势理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消沉后开始复苏。意大利政治学家伯纳多·鲁赛来(1449 —1514) 第一个系统地运用均势原理分析意大利北部城市和邻国间的争斗态势。〔15〕但均势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 则是在18 —19 世纪,均势理论的发展和这一时期的外交实践是分不开的,其实践的基础在于对均势外交形成的共识,而这一共识的形成则是欧洲各国对“国家至上”原则追求的产物。

FaGuo首先提出“国家至上”原则并用它指导外交实践,经过“三十年战争”,FaGuo成为欧洲大陆实力最强的国家。FaGuo国王路易十四继位后,霸权野心开始膨胀,开始推行欧洲霸权政策。然而,欧洲各国经过“三十年战争”的洗礼,已经逐渐抛弃了中世纪世界道德观的束缚,接受了“国家至上”原则。当它们看到FaGuo的霸权企图时,它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本国的利益,消除FaGuo对本国的威胁。这正是“国家至上”原则的应有之义。于是,弱小国家被迫联合起来,在“国家至上”原则的指引下,它们结成了“大陆同盟”,联合抗衡FaGuo。经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路易十四的霸权图谋破灭了,欧洲的均势被重新塑造起来。但这时的均势, 并非欧洲各国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它只是对“国家至上”原则进行实践而产生的一个附带品。但欧洲各国却由此认识到了均势是维持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于是, 在1713 年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乌得勒支条约》中,它们第一次把均势载入了正式条约,从而使维持欧洲均势成为各国的共识。正如赫德利·布尔所言:“有关维持整个国际体系均势应该成为体系中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之思想,起源于17 世纪和18 世纪初的欧洲,它是反对路易十四大同盟思想的组成部分, 被写在1713 年的《乌得勒支条约》序言中。”〔16〕此后200 多年的时间里,均势在欧洲被各国反复实践。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如兰克) 、哲学家(如休漠) 、政治学家(如根茨) 等撰写了大量有关均势的著作; 一些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卡斯尔累、坎宁、梅特涅、俾斯麦等) 也发表了大量有关均势的演讲、公文和回忆录。均势理论成为现实主义传统中最经典的理论之一。

四、结束语

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百家争鸣的时刻, 人们对现实主义有着众多的非议和指责, 然而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现实主义迄今为止仍然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一支。当国际冲突频发、战争危机上升的时候,人们想到的、谈论的仍是现实主义的观点。现实主义是人类思想长期发展的历史结晶, 它犹如一条珍珠项链,每一颗珍珠都代表了不同时段的思想成果。黎塞留的“国家至上”原则, 组成了其中耀眼的一颗。当然,这一原则也存在着瑕疵:它人为的分割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忽视了道德影响的持久性,没有为国家目标的追求预设限度, 等等。同时, 这一原则也是基于17世纪FaGuo的地缘政治现实提出的, 它首先要维护的当然是FaGuo的利益。然而,还应该看到,这一原则已超出了FaGuo的国内政治和历史层面, 对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形成、欧洲的外交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在现实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7〕〔10〕〔11〕Henry Kissinger , Diplomacy , New York : Simon and Schuster , 1994 , pp . 58259 , p . 58 , p . 62 , p . 58.

〔2〕Kenneth Thompson ,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 BatonRouge :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0 , p . 49.

〔3〕[美]詹姆斯·德·代元著,秦治来译:《国际关系理论批判》〔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 —2 页。

〔4〕J ohn Vasquez , eds ,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3rd ed. ,New Jersey : Prentice2Hall ,1996 ,p . 10.

〔5〕Paul Viotti & Mark Kauppi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Realism , Pluralism , Globalism , 2nd. ed. , New York :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93 , p . 38.

〔6〕[意]马基雅维利著,潘汉典译:《君主论》〔M〕,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80 页。

〔8〕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M〕,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版,第36 页。

〔9〕[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M〕, 求实出版社,1988 年版,第45 页。

〔12〕阎学通: 《国际政治与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9 页。

〔13〕Charlse Beard , 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 , New York : the Macmillan Company , 1934 , p . 23.

〔14〕计秋枫: 《漫漫长路:近代国际体系的萌芽与确立》〔M〕,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78 页。

〔15〕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282 页。

〔16〕[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8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