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式到研究纲领：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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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 丰

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06年第5期

[内容提要] 科学哲学上的“范式”结构观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然而，这种知识发展观并不符合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图式，对理论变迁动力的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本文引入了另一种科学发展模型，即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从研究纲领的角度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进行了重构，并且指出，国际关系学科中存在多种相互竞争和并存的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的知识发展模型可以被运用到对这些纲领的评估中来，对学科进步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 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范式；研究纲领；学科史

一、问题的提出

知识生产和理论创造是一项累积性的事业，新兴理论的出现和拓展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理论的批判、修正或补充的基础之上。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各种不同的理论相继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分别占据着论辩的中心；某些理论被后起的理论所替代，另一些则经受住挑战得以继续存在；某些理论在经历了长期被遗忘之后又被重新发现或得以翻新。如何判定一种新兴理论是对以往理论的超越和突破？对理论的批判和修正应该遵循何种标准才能被认为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贡献？这些都关系到如何对理论进步作出合理评估的问题，同时也影响着我们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取舍与选择。

在历经80多年的争论和拓展之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已经进入了一个注重反思、评估和积累的时期，对整个学科以及各种理论进行系统的评价和梳理是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动向，而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检视以往的研究成果也成为理论评估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在对学科进步和理论发展进行评估的过程中，科学哲学是一种重要的分析视角，近年来也为国际关系学者广泛借鉴。[2]科学哲学对西方社会科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际关系学科也不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以及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深受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影响。当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盛行着各种元理论（meta-theory）之争，这些争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不同层次上展开，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等多种科学哲学思潮的影响，不同立场的学者也试图从科学哲学理论中寻找相应的学说作支撑。这些牵涉科学哲学的元理论之争在当前的国际关系领域有诸多表现，比如，国际关系学科是科学还是艺术、科学理论的基本含义和目的、建构理论的主要途径和方法、理论之间是否可以进行对话和综合等等。[3]

在科学哲学中，有两个核心的问题与科学知识的评估密切相关，分别是科学的分界问题和科学的成长问题。所谓科学的分界问题指的是如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而科学的成长问题是指科学的知识是通过何种模式增长的。[4]20世纪中后期科学哲学的发展表明，对科学的评估趋向于关注整体化、系统化的知识，而不是单一的理论，因而，以上两个问题走向交叉和重叠。波普尔把客观知识比作动物生产出来的建筑物（如蜘蛛网、蜂巢等），他认为我们不仅要研究动物构筑这些建筑物时的行为方式，而且要研究建筑物本身，研究它的组成和化学的、几何的、物理学的性质，这就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5]当然，波普尔没有把知识的结构抽象为某个核心概念表述出来，其后的科学哲学家们才相继提出不同的结构观，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库恩的“范式”（paradigm），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和劳丹的“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等。[6]

科学理论的结构意味着，应该从整体上把握科学发展和知识增长，进行评估的合理单元不是单个的理论（或假说），而是由一系列理论或假说组成的群集。结构规定了理论组织的基本单元、理论演变的主要模式以及理论评估的合理标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哲学的结构观也被广泛的引用和借鉴，因为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一盘散沙或者一个个的理论孤岛，学者的理论观点往往置于更大的理论传统之中，那些在学科史上经久不衰的理论大都是结构化、系统化了的知识。

在诸多科学哲学结构观中，库恩的“范式”在国际关系学科中无疑具有更大的影响，在相关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也较大。然而，本文将指出，库恩的结构观并不符合国际关系理论演进的基本模式，同时也没有提供一种评估理论的客观标准，从范式的角度无法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问题。在科学哲学中，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 简称MSRP）是一种更为合理的结构观，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问题，并且可以被运用到理论评估中来，为理论的拓展提供借鉴。

二、从范式到研究纲领

诸多科学哲学的模型中，库恩的“范式”是国际关系文献中引用较为频繁的一个概念。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对传统的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观提出了挑战，按照他的观点，科学发展是由范式主导、范式危机、范式转换等阶段构成，在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之间交替转换的图谱。[7]库恩的科学发展理论有两个重要的特点：首先，强调科学进步的革命性质，革命意味着放弃一种理论结构而代之以另一种不相容的理论结构；其次，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特征起着重要作用。[8]

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中，库恩的理论都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其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运用略显混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范式”概念本身的模糊和多义，一位科学哲学家曾指出，库恩在21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范式。[9]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是随意的、不加选择的，未能遵从其科学哲学上的意义。有时它被用来指代一个理论，有时又指代一个理论群或理论家族，有时被任意地与“理论”、“主义”甚至“观点”等混用。不论库恩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了范式，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范式是知识的结构，而不是一种单一理论，它为一群理论所共有，因此，将范式等同于理论是一种误用。[10]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将科学哲学意义上的“范式”严格地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以便于理解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和理论演进。1974年，美国政治学家阿伦德·利杰普哈特（Arend Lijphart）将库恩的科学革命观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问题的探讨中，他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合乎库恩所描述的从常规科学到科学革命，再到新的常规科学的过程。从传统主义到科学主义的转变就是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11]。到了20世纪80年代，麦克尔·班克斯（Michael Banks）在一篇广为引用的文章中提出了“范式间辩论（inter-paradigm debate）”的观点，他指出了国际关系学科中存在的三种竞争性范式，即现实主义、多元主义（自由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论述后来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范式间辩论”已成为对上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状况教科书式的标准论述。[12]近来，一些中国学者也试图把库恩的范式标准运用到国际关系学科的反思和评估中来。[13]

然而，即使在严格的科学哲学意义上使用“范式”这一术语，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适用性仍然值得质疑。总体而言，库恩的科学发展理论的核心特征，比如范式主导、范式变迁和科学革命等，难以贴切地对应到学科发展过程中，其有关科学发展的结构、进程以及动力的论述也不能准确地反映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实际。

具体而言，库恩的范式结构观应用到国际关系学科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首先，范式是库恩科学观的核心概念，然而对于在国际关系领域什么是范式以及如何确定范式的问题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归纳，比如最早运用范式概念来分析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问题的利杰普哈特认为存在传统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范式；有学者从实体理论的角度来归纳，比如认为国际关系中存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范式；还有学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比如理性主义范式和反思主义范式。如果不能清楚、一致的界定国际关系中的范式，又何以讨论范式的变迁和替代呢？其次，库恩对理论演进过程的描绘并不符合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状况。在国际关系领域很难找出具有支配性的大一统范式，科学革命也没有发生。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就指出，国际关系中的范式或研究纲领很难确证或者证否，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基本的思想学派一直长期共存[14]，这一点难以符合库恩认为常规科学将由一种范式占主导的观点。实际上，这一缺陷并不仅存在于国际关系或一般的社会科学，即使是自然科学家也指出库恩的论述不符合科学史的发展。[15]即使是赞同科学革命观点的政治学家也会对这一点持谨慎和保留的态度。[16]再次，库恩对理论演进的动力的解释是相对主义的，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科学发展的合理性。按照库恩的科学进步观，“一个范式是否比它挑战的范式更好的问题得不到确定的、中性的答案，而是取决于作出评判的个人、团体或文化的价值。”[17]科学革命不过是由一个学术共同体中的科学家的心理因素决定的。由于未能提供较为客观的标准，在诸多理论竞争和论辩的情况下，人们也无法分辨出其中占据主导性的范式和出于从属地位的范式，以及如何判断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缺乏客观评估标准的问题在当前的国际关系领域非常突出，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仍处于现实主义范式主导的常规科学阶段[18]，有学者则认为自由主义取代现实主义成为引导学术研究的支配性范式。[19]还有学者甚至认为，像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以国家为中心的都是旧范式，而西方国际关系早已从常态科学转向革命科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范式转换。[20]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这种分歧的症结在于库恩把范式的转换交给了学者们的自我认识和主观断定。

以上评述并不是对库恩的科学哲学观点的完全否定，也不意味着这一理论对于理解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是完全不适用的，从学科发展来看，库恩的科学认识论有两个有价值的方面。首先，库恩破除了认为科学就是不断进步、层层累积的传统观点，指出了科学发展进程的多样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科学研究是一个积累、渐变和革命性变革交叉进行的过程。其次，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的问题在各种国际关系理论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

总体上看，库恩的科学革命观不适合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实际，那么是否存在更为合理的科学哲学理论可以借鉴呢？继库恩之后，英籍匈牙利学者拉卡托斯继承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传统，并且批判地吸收了库恩的某些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动态的、以科学史为指导的科学发展模型，即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这一模型维护了科学发展的合理性，也克服了波普尔和库恩的缺点，更加符合科学史的发展。尽管拉卡托斯的理论模型代表了上个世纪70年代的科学哲学成果，时至今日在科学哲学中仍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被广泛运用到社会科学中。与库恩的“范式”相比，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可能更加贴合国际关系学科中知识积累和理论成长的实际，是一种值得关注和借鉴的理论。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核心是“研究纲领”，它由硬核（hard core）、保护带（protective belt）、正面启发（positive heuristic）和负面启发（negative heuristic）等四个核心要素构成。硬核是一个研究纲领的基础理论，是不受经验检验的陈述和命题所形成的集合，是一组具有启发力的理论或预设，如果遭到反驳和否定，整个研究纲领就会遭到动摇或彻底的否定。 保护带由许多辅助假设所构成，其功能为保护硬核，将经验反驳的矛头引向自身。反面启示法又称消极性诱导，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禁止性规定，禁止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硬核，并要求科学家用自己的智慧去塑造硬核或发明一些辅助假设以形成保护带。正面启示法又称为积极性诱导，是科学家预先设定好的研究方向、方针和步骤，由此生发出一系列辅助理论。拉卡托斯还提出了判定理论进步的3个标准，即理论进步、经验进步和启发法进步。如果研究纲领的修正都导致了新颖的预见（新的事实）, 那么它在理论上就是进步的；如果这些预见中有一些得到了证认，那么它在经验上就是进步的。启发法进步则是指保护带的不断修正必须以启发法为根据。在竞争的研究纲领中作出选择时，符合这3个进步标准的研究纲领就是科学的，应该接受，否则就是非科学的，应该拒斥。[21]

相对于库恩的“范式”模型而言，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为理论发展提供了一种严谨的、动态的、理性主义的方法论规则。首先，以理论系列（研究纲领）作为理论评价的基本单位，更加符合科学史。科学，特别是成熟的科学，并不是一个个命题。相反，它们往往是由多个理论构成的有机整体。科学史同样表明，几乎每一个理论都无法避免反常的存在，但它们并未被反常现象反驳。其次，证伪旧理论的新理论必须包含更多的经验内容，并且一部分得到了证认，这样就保证了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和理论的继承性。在拉卡托斯的框架内，理论的发展不是一个完全取代和否弃的过程，而是多种理论相互竞争并不断修正、完善的过程。

拉卡托斯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相结合，做到了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更符合自然科学的发展史，在社会科学中也很受青睐，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中早已将这一模型引入到对学科发展评估中。拉特西斯（Spiro Latsis）1976 年主编的论文集《经济学中的方法和评价》是这一方法论在经济学中最早的运用[22]，此后经济学家对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兴趣持久地延续下来。在1980年出版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马克·布劳格利用研究纲领这一分析工具对经济学理论史作了更为详尽的考察和评估。[23]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同一时期政治学也开始了对这一模型的借鉴，特伦斯·鲍尔（Terence Ball）在197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对范式结构观在政治科学中应用的局限性作了论述，并且建议从研究纲领的角度思考政治学中的学术实践。[24]

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而言，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也是一种值得关注评估标准。首先，它对科学理论发展的描述和评价是基于理性主义，这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估提供了客观的标准。当前，尽管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后实证方法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和批评，但是实证方法仍然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几种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大都认可和接受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sophisticated falsificationalism)的方法论要求，即使是反对物质主义本体论的温特也试图建立一种可证伪的科学理论。其次，研究纲领模型符合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科学理论的一般模式，在社会科学领域，很少有一种理论能够由于一种经验反例的出现而被完全DADAO或否弃，理论在面对相反的事实或竞争性的理论时总是试图作出相应的调试和修正。拉卡托斯为判定理论修正是否合理设定了明确的方法论规则，遵循这一方法论将会使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估和修正更为科学和严谨。近年来，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尝试将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运用到本学科的理论评估中，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争鸣和讨论。[25]

三、国际关系学科中的研究纲领

上文分析了库恩和拉卡托斯两人的科学哲学观，并且指出，研究纲领比范式更适合指导我们认识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问题。那么国际关系学科中存在哪些研究纲领？特定的纲领内部和外部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从研究纲领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理论是如何演进的呢？下文将讨论这些问题。

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将科学的发展看作是一系列有着共同的内核、相互联系的理论而不是单个的理论，这比较符合社会科学理论中多种理论流派共存、彼此相互竞争、各自内部又不断进行修正和补充的发展模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都有各自的主要概念、核心假定和基本主张，围绕着这些概念、假定和主张形成了各自的“理论群”。科学研究纲领不是各个独立的理论或命题，而是互相联系、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完整的理论系统。

运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问题，首先要确认不同的研究纲领，然后分辨出各自的硬核、由辅助假定构成的保护带以及正面和负面启发法。值得指出的是，研究纲领仅仅标示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中层结构，因为它要求一组理论之间必须存在共有的硬核，这也意味着研究纲领内的各个理论之间的联系是紧凑的、而非松散的，由此，研究纲领不适于理解为理论之间的松散集合，或宏观结构，有学者称之为“研究传统”，即一组特大理论，如现实主义学派、自由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建构主义学派等。[26]那么，这些特大理论是否可以概括为库恩意义上的“范式”呢？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是由范式及其之下的研究纲领共同组成的？有学者就持这种观点，比如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评析沃尔兹（Kenneth N. Waltz）的理论时把结构现实主义称为一个研究纲领，而把整个现实主义称为范式。[27]门洪华也评论道，“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基欧汉与奈从建立一个新范式的尝试后退(Retreat)，转向建立一个新的研究纲领”，“基欧汉和奈以创建体系理论范式的雄心作为出发点，但其途径却是从研究纲领的层次着手”[28]，言外之意，研究纲领是置于范式之下的一种次级结构。然而，在科学哲学中，库恩和拉卡托斯的科学认识论是彼此独立的、处于同一层次的概念，研究纲领是对范式的替代而非补充。由此看来，认为范式包含研究纲领、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由范式及其之下的研究纲领共同构成的观点是不确切的。有学者就指出，国际关系学者在借鉴科学哲学时常常将库恩和拉卡托斯两种不相容的元理论加以综合、混用，而这一点可能导致认识上的混乱。[29]我们认为，在研究纲领之上存在着的那种松散的、更大的结构可以用“传统（traditions）”或“学派（schools）”来概括。在国际关系学科中，有多个不同的传统/学派，而这些传统之下又衍生出多个具有相近内核的研究纲领，研究纲领又由许多辅助假定构成的理论或命题组成。由此，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是由理论传统/学派、研究纲领、理论假说和命题构成的。这种结构实际上涉及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层次问题，宏观层次上是一些大的学派和传统，中观层次上是研究纲领，而微观层次上是理论假说和命题，三者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系统。

如何识别国际关系理论中不同的研究纲领？拉卡托斯指出了研究纲领的四部分内容，但真正能够辨别出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将其与其它纲领区分开来的核心要素就是“硬核”，因为保护带是根据保护硬核的负面启发和拓展硬核的正面启发而增设的，实际上其他三个部分都从属于硬核。因此，识别研究纲领的关键在于区别不同的硬核，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硬核就是一种理论的内核，它由理论的基本假定、核心概念以及对因果关系的解释构成的。

以现实主义这个大的理论传统为例，在其中，古典现实主义是最早形成的研究纲领，其理论内核包括，对人性的基本假定、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概念，从个人和国家层次来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结构现实主义是继古典现实主义之后出现的有影响的研究纲领，它改变了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以无政府状态、国家是理性行为体为基本假定，以国际结构和实力分布为核心概念，从体系层次解释国际结果和国家行为模式。[30]新古典现实主义是近年来从现实主义传统之中发展出的一种新的研究纲领，以国内要素为干预变量解释国家行为和对外政策。[31]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研究纲领是一个学派中发展出的独立的理论分支，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分支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如果分支之间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理论内核，它们应该被视为处于同一研究纲领中的理论。仍以现实主义为例，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是近年来讨论较多的理论分支，但是，从理论内核角度考察，这两个分支不能构成独立的研究纲领。在进攻现实主义内部，一些学者所使用的基本假定、核心概念以及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都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就是其中的代表；而另一些学者的基本假定、核心概念以及对因果关系的解释是属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其中以斯维勒（Randall Schweller）为代表。防御现实主义内部也存在类似的分歧。由此看来，进攻/防御现实主义的区分应该在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两个研究纲领内部讨论，二者并不构成独立的研究纲领，只是其他纲领内的分支理论。[32]

遵循以理论内核划分研究纲领的原则，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四种相对成熟的理论传统中可以分别划分出一些研究纲领：现实主义中存在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三个研究纲领；自由主义内部有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等研究纲领；建构主义可以划分为新古典建构主义、后现代建构主义和自然建构主义等研究纲领；马克思主义则包括帝国主义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等研究纲领。如果用范式的视角看待学科结构，我们观察到的仅仅是宏观层次上各种学派之间的竞争与对立，而转换到研究纲领的视角后，我们能够全面地考察学派、研究纲领和理论假说三个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尤其突出了学派内部的借鉴与发展，这一点是研究纲领相对于范式在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方面所具有的长处。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价值并不仅体现在提供了一种描述理论发展的动态图式，更重要的是确定了一套严格的理论检验和评估标准，为理论的修正和发展指明了方向。研究纲领模型也不仅立足于维护和捍卫某一种理论，而且为理论的扩展设定了应该遵循的标准，对理论发展的进路提供了强有力的启发式指导。根据拉卡托斯的论述，反面启示法为捍卫一种理论在面对反例和其他理论的挑战时不被DADAO提供了标准，要保护内核不被修改；而正面启示法提出了对发展出对硬核构成补充的保护带方法论规则。

运用这一模型来分析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我们可以理解多种研究纲领之间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关系。在这些纲领内部，一部分理论家坚守着理论的硬核，面对异例对理论的保护带做出调整和修改，这是一种内部的问题转换，而有一些理论家可能对理论的硬核进行了修改，从而实现了外部的问题转移，发展出新的研究纲领。以现实主义这个理论传统为例，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是其中两个独立的研究纲领，新现实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传统现实主义分析层次、因果关系和核心概念等几个方面的硬核进行修正的基础之上。[33]而在沃尔兹提出了结构现实主义之后，许多学者也参与到了这一纲领的完善和扩展之中，在沃尔兹论证均势作为一种反复出现的规律之后，吉尔平（Robert Gilpin）提出了霸权的兴替的理论，[34]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格里科(Joseph M. Grieco)和米尔斯海默等人的研究证明了国家权力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35]这些研究都预见到了新的事实[36]，为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增添了保护带，是这一研究纲领不断拓展的体现。

由此可见，从研究纲领的角度可以梳理出国际关系理论变迁的几种模式：第一，纲领内的问题转化：只要遵循研究纲领的内核，试图为其增添保护带，这种修正就可以视为纲领内的问题转化。但并不是所有的修正都是合理的和进步的。其中，为理论增加特设性假定（ad hoc hypothesis）就是一种退步，所谓特设性修改就是完全为了应对异例的挑战而设置的假定，它除了消除这一异例的挑战之外不能推导出新的、可检验的事实。以民主和平论为例，当面对历史的反例时，民主和平论者要么声称这些介入冲突的国家不是完全的民主国家，要么认为它们之间所谓的“战争”根本算不上战争，甚至认为可能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另一方是民主国家，同时把范围限定为****国家或成熟的民主国家，从而把其它类型的民主国家或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排除，如此种种修改使得这一理论完全转变为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量身定制”，导致其适用性越来越狭窄，因此是一种特定性修改。[37]第二，纲领外的问题转化：一旦对理论的修改背离了原有的内核，也就发生了纲领外的问题转化。基欧汉从相互依存论向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转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对现实主义核心假定的接受实际上背离了自由主义的立场，从原来的相互依存自由主义的研究纲领向新的研究纲领转化。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其他自由主义学者把制度主义排除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外，基欧汉也承认，自己的学术立场与现实主义的相近性小于自由主义，沃尔兹则指出制度主义只不过是对结构现实主义的应用而已。[38]当然，对原有立场的背离在学术上并不意味着倒退，基欧汉的学术努力被证明是成功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自由主义中理论化程度最高、发展最成熟的一支，与结构现实主义形成鼎足之势。第三，纲领之间的对立与竞争：这种关系也就是库恩意义上的“不可通约”，纲领之间的不可通约有可能是完全的、由于相互排斥的基本假定造成的[39]，也可能是部分的、由于术语和议题的不同造成的。[40]第四，纲领之间的借鉴和吸收：研究纲领的发展也可以借鉴其他纲领的成功经验，这一点从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的成长中体现最为明显。基欧汉和温特都试图挑战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但又明显借鉴了的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体系理论的成功之道。

综上所述，根据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国际关系学科中的理论发展和变迁是以下面的图式进行的：某个单一的核心理论提出之后，经过内部和外部的批判与修正，逐渐形成一套排他性的理论内核，围绕它聚集了一些展开逻辑演绎和经验实证研究的学者，从而与理论传统内的其他研究纲领相区别，具备了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的潜力；围绕这一理论展开研究的学者严格遵循负面启示法、坚守理论的内核，同时，在正面启示法的指导下积极地拓展其经验内容、完善其逻辑链条；处于其他传统和纲领的学者不断发现与此纲领相反的经验事实，这促使纲领内的学者提出新的理论假说，增设保护带，以消解这些“异例”的冲击、防止其对理论的内核构成挑战。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启发性的纲领不仅能够在其内核周围聚集越来越多的学者、形成强大的保护带，而且能够带动其他传统或纲领之中的学者突破原有纲领的内核，发展出新的研究纲领。这也意味着，一个纲领在其初期是以单一理论的形式出现的，在发展出独立的理论内核之后，它开始成为研究纲领。由于纲领内和纲领外的学者都参与到对它的批评和修正中，纲领的发展以纲领内的问题转移（inter-program problemshift）和纲领外的问题转移（intra-program problemshift）两种模式进行，其区别在于原有纲领的硬核是否改变。纲领之间既存在对立和竞争关系，也可以相互借鉴和吸收。

四、简短的结论

从范式的观点看，当前国际关系学科中学派林立、观点纷争的现象是这一学科尚不成熟、处于库恩意义上的前科学阶段、学科不成熟、科学化程度不高的表现。[41]然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历史表明，内部和外部的批判与纷争正是科学成长的基本方式。

从范式转换到研究纲领，为我们提供了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和理论进步更加合理的理解：第一，研究纲领提供了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史（主要是理论史）的发展图式，与范式相比，这种图式更为合理，比较符合学科中多种研究纲领并存、面临内部和内部的论争与批判、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的现实。第二，研究纲领为评估理论的修正设定了理论和经验的标准，这些标准可以用来评估理论内外的批判与修正合理与否。第三，研究纲领所设定的启发规则对理论的发展具有防护性和建设性的双层启发意义，尤其是正面启发法告诉理论家们应该遵循哪些研究途径，如何改变、发展科学研究纲领，如何修改、精炼保护带，这有助于发现新的理论生长点。最后，研究纲领放宽了理论检验的时间，对理论之间的竞争和替代持宽容的态度，适合动态的审视学科发展。

作为一种元理论的基础，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科史和理论史的研究中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其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应用具有可观的前景。充分认识到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性和韧性，避免对理论的简单否定或抛弃，宽容地对待理论之间的争论和竞争，这些成熟的科学哲学认识论对于理解在过去80多年间国际关系的学科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1]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在评估学科发展和理论进步方面召开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出版了许多相关的论文集，重要的有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 Harvey eds., 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Donald J. Puchala,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sessing an Academic Field,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2;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2] 代表性的著作参见，John A. Vasquez,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From Classical Realism to Neotradi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Colin Elman and John Vasquez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Elman and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3] 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科学哲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哲学之间关系的考察见，Colin Wight,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p. 23-51.

[4] [澳]艾伦·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邱仁宗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5] [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卓如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121-22页。

[6] 这三种结构分别在三本有影响的科学哲学著作中提出，[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美]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

[7] 库恩：前引书。

[8] 有关库恩理论的详细评析参见，查尔默斯：前引书，“第八章”。

[9] 英国科学哲学家玛格丽特·玛斯特曼指出了这一点，见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77页。

[10] 国内有学者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讲，国际关系学中的各种‘范式’都不合乎库恩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标准，都称不上是什么‘范式’”，见汪卫华：“立足现实、质疑潮流、遵从科学、转换方法！——也谈范式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421

[11] Arend Lijphart,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oretical R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8, No. 1, March 1974, pp. 41-74.

[12] 有关“范式间辩论”的论述参见，Michael Banks,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Margot Light and A.J.R. Groom,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Handbook of Current Theory, London: Pinter, 1985, pp. 7-26; Ole Wea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Ken B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49-185. 一些国际关系理论教科书采纳了班克斯的三种范式的结构，如Paul Viotti and Mark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Globalism, and Beyond, 3rd e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9.

[13] 杨广：“科学范式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史的重构”，《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1期；胡宗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初探”，《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胡宗山：“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这个问题的介绍见，刘丰、张蒂：“国际关系学科史批判研究的兴起：介绍与评价”，《欧洲研究》2005年第6期，第124-125页。

[14] Robert Jervis, “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umn 1998, p. 975.

[15] 对库恩的批评集中拉卡托斯和马斯格雷夫主编的《批判与知识的增长》一书中。

[16] Nelson W. Polsby, “Social Science and Scientific Change: A Note on Thomas S. Kuhn’s Contribu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1998, pp. 199-210.

[17] 查尔默斯：前引书，第187页。

[18] 杨广：前引文，第73页。

[19] Thomas C. Walker and Jeffrey S. Morton, “Re-Assessing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Thesis: Is Realism Still Domina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7, No. 2, June 2005, pp. 341-356.

[20] 庞中英：“遵从典范、质疑典范和转换典范——典范和国际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

[21] 对这一方法论的介绍集中在，拉卡托斯：前引书，“第一章”。

[22] Spiro J. Latsis, ed., Method and Appraisal in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3] 中译本见[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石士均、马清槐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24] Terence Ball, “From Paradigms to Research Programs: Toward a Post-Kuhnia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 Political Science, Vol. 20, No. 1, February 1976, pp. 151-173.

[25] Elman and Vasquez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Elman and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26] 胡宗山：“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

[27] Robert Keohan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58-203.

[28] 门洪华：“建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一种解读”，《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4、118页。

[29]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How Not to Be Lakatos Intolerant: Appraising Progress in I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2, June 2002, pp. 244-245.

[30] 结构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的差异可见，Kenneth N.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 Spring/Summer 1990, pp. 21–38.

[31] 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的论述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Elman and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311-347.

[32] 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

[33] Kenneth N.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 Spring/Summer 1990, pp. 21–38.

[34]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35] [美]斯蒂芬·克拉斯纳：《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李小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p. 486-507;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5-49.

[36] “新的事实（novel facts）”是拉卡托斯用来评价理论进步的一个重要概念，但他本人对这个概念的阐述并不十分清楚。近来，柯林·艾尔曼和米亚姆·艾尔曼夫妇在探讨研究纲领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运用时详细的考察了这个概念，根据他们的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归纳出四种“新的事实”的含义，分别是：1、严格的新颖事实（strict temporal novelty），即以前人们没有发现，闻所未闻的事实；2、新的阐释（new interpretation novelty），即用新的方式解释旧事实；3、启发性的事实（heuristic novelty），即理论家在创造理论时没有设想到的事实；4、相对于背景理论的事实（background theory novelty），即提出和对立理论相冲突的，对立理论没有考虑到的事实。他们认为，用第三种事实来检验理论更合适。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How Not to Be Lakatos Intolerant: Appraising Progress in I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2, June 2002, pp. 238-241; “Lessons from Lakatos”, in Elman and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33-39.

[37] 参见James Lee Ray, “A Lakatosian View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Research Program”, in Elman and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210-211. Miriam Fendius Elman, “The Never-Ending Story: Democracy and Pe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 No. 3, Fall 1999, pp. 65-67.

[38] 这几种意见分别见：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4, Autumn 1997, p. 516; Robert O. Keohane and Kenneth N. Waltz, “Correspondence: The Neorealist and His Critic”,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p. 204-205.


[39] 斯蒂夫·史密斯认为，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排斥的基本假定（mutually exclusive assumptions），很难走向对话和综合。Steve Smith and Patricia Owens,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91.

[40] 斯蒂芬·克拉斯纳曾指出，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存在着两方面不可通约性，首先是意义的不可通约，即不同的术语在不同的理论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其次是话题的不可通约，即不同的理论研究的议题是不同的。Stephen D. Krasner, “Toward Understand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9, No. 1, June 1985, pp. 138-140.

[41] 杨广：前引文，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