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现实、质疑潮流、遵从科学、转换方法！——也谈范式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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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卫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内容提要〗 库恩“范式”概念的混乱使用导致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成为不同研究思路的代名词。“转换范式”甚至成为否定对国际关系进行科学的经验实证研究必要性的理由。本文结合对庞中英《遵从典范、置疑典范和转换典范——“典范”和国际关系研究》一文的评论，试图澄清范式的意义及其与理论的区别，说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范式概念的失当，从而再次强调掌握科学研究方法是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 范式 理论 科学研究方法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近日在“中国国关在线”上拜读了庞中英教授大作：《遵从典范、置疑典范和转换典范——“典范”和国际关系研究》[1]，深觉庞先生提出的议题对于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颇有意义，庞先生的观点似乎也代表了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界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但在对“范式”的具体认识及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意义问题上，笔者未敢苟同，故不揣冒昧，略陈一二，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 “范式”还是“典范”？

庞先生大作的主旨，大略是主张中国国际关系学应当放弃现实主义的保守心态，积极追求“典范转换”，从而做出中国自己的、创造性的学术贡献。这种积极性，笔者颇为欣赏。但对庞先生的立论基础，即对所谓“典范”的理解，笔者有所保留。

首先就是名称问题。Thomas Kuhn所言的paradigm，在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各种语汇中，似乎都算不上一个“大词”。例如法语这样的曲折语，就将动词变位的范例格式称为“paradigme”。也正因为库恩（庞先生从台译，称为孔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使用了这样一个常用词，立刻招致了“意义含混不清”之类的批评[2]。因此自七十年代以后，库恩一般用两个更清楚的说法来概括“paradigm”的意义：在强调paradigm的形成有赖于“某一科学共同体的统一认可”这层社会特征意思上，库恩使用了“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这一说法。在强调paradigm具体表现为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概念、议题、研究仪器、操作手段，甚至包括学生们在实验室里、教科书上共同研习的练习题等——的意义上，库恩挑选了“范例”（exemplar）这个词[3]。所以，paradigm在原作者那里并没有什么庄严盛大、高深莫测的蕴涵。相反，正因为这个说法再普通不过，所以才会一方面备受争议，另方面却流布极广，从科学哲学、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人文学，大有成为口头禅的趋势[4]。

至于中文学术界，据我有限的阅读经验，大概“范式”和“典范”这两个paradigm的译法分别在大陆和港台各占优势。按说一个译名只要约定俗成，并没有什么好坏高下之别——譬如“经济”一词，按照传统“经世济民”的理解，似乎更合乎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可今天谁也不会纠缠这层意思，感叹“必也正名乎”吧！庞先生文中明显偏好“典范”一说，这本无不可。但笔者猜度，大约庞先生理解“典范”因为有个“典”字，更显郑重其事？可按前述库恩对paradigm一词的选择和运用来看，似乎跟老祖宗讲的“三坟五典”，在“气氛”上相去甚远。既然如此，何必斤斤计较于用词典雅，宁可舍却译名的“信”、“达”以及目前大陆学界业已形成的习惯呢？

二、 科学革命还是革命性科学？

译名事小，对范式的理解事大。庞先生文中从“常态性科学”与“革命性科学”的两分入手，演绎出来“摒弃保守性，发扬革命性”的主张。可笔者以为，恐怕庞先生在此对“范式”以及范式转换的理解发生了偏差。

库恩以范式为核心建构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观。他所批判的，恰是逻辑经验论者和波普尔“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都接受的、“层层积累”、连续不断的科学发展观。运用范式这个概念，库恩强调了科学研究的社会性、历史性，尤其出色地解释了由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组成的科学发展进程。

照库恩看来，一门成熟的科学是由单一的一种范式所支配的。一门学科从前科学阶段发展为科学阶段的标志就是确立了统一的范式。某个范式在这门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这门科学也就进入了所谓“常规科学”阶段。范式形成后，留下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和疑点，于是研究者的工作就是小修小补，以及将科学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按库恩的说法，常规科学就是解谜工作（Puzzle-solving）。因而，范式具有收敛型思维的特点，使得科学共同体能够专注于某些特定问题的研究，不至于四面出击，一无所成。

范式既定，科学共同体对那些在既有范式下解释不了的问题起先会视作测量误差或操作手段不当导致的“特例”，置之不理。而随着这类解释不了的疑难问题重复出现，越积越多，科学危机就此发生[5]。这时，科学共同体中一些思维活跃的勇敢者就会怀疑到范式本身——例如当电动力学的麦克斯韦方程与牛顿力学所遵从的惯性系等效原理相矛盾时，爱因斯坦的解决办法就是干脆否定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从而创立了相对论——是为“科学革命”！当爱因斯坦的时空观被科学共同体逐步接受，新的物理学主导范式也就形成了。

旧范式被新范式所替代，也就是所谓“范式转换”。按照库恩的看法，新范式主导的常规科学有朝一日同样会遇到危机，从而引发另一场“革命”，被其他范式取代。因此，科学发展不是一个层层积累的过程，而呈现出以下图示：

前科学→ 常规科学→ 危机→ 革命→ 新的常规科学→ 新的危机……

在库恩的科学观中，范式与革命紧密相连。相对论在科学革命时期是挑战经典力学的新范式，而当它被科学共同体接受为主导范式后，它也就成了新的常规科学组成部分。因此，并没有什么“常态性科学”与“革命性科学”的区分，有的只是科学革命中扮演挑战者角色的“新范式”。严格来说，在科学革命时期，即被科学共同体广泛接纳之前，未来的“新范式”只能称为代表一家之言的“新理论”！而一旦它被科学共同体接纳，就成了常规科学的主导范式。遗憾的是，庞文也许受到了台湾译本的影响，误解了范式与常规科学、科学革命的关系，给读者呈现了一番“常态性科学”与“革命性科学”的对决。

三、 国际关系研究中何谓“范式”？

由前面对库恩范式概念不厌其烦的引述中，可大概勾勒出范式的若干特性：

1、范式本身无所谓对错之分，只有用处多少之别或曰“解释力的强弱”。

2、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既要能够解释后者所能解释的现象，更应解决其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范式转换的过程呈现出发散型思维的特征。

3、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一门成熟的科学是由单一的一种范式支配。正因为如此，在库恩看来，大部分现代社会科学普遍缺乏统一的范式，因而也就没有资格被认为是科学，而处于前科学阶段。

有趣的是，库恩尽管不认为缺乏统一范式的社会科学是“科学”，可他的范式概念偏偏被大多数自然科学学者视作奇谈怪论，相反恰恰在社会科学、人文学领域大行其道，大有言必称paradigm之势！譬如，治中国经济史的黄宗智教授提出的“中国研究的范式危机”早就在海内外的汉学界和社会经济史学者中争论了十余年。香港中文大学治政治哲学的石元康教授大著《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的副标题即为“典范转移”。而著名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更概括了“索隐派”、“考证派”和“阶级斗争论”三大“红学”范式！

至于国际关系理论，标榜“范式”的形形色色的理论用“走马灯”来形容恐不为过！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似乎形成了所谓“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建构主义”这三大“主流范式”的说法。这种概括通过各种教材和期刊论文，也在五、六年间逐渐为国内国际关系修习者和研究者接受为定论——庞先生的文章中，不正是把社会建构主义作为“革命性科学”的代表，拿来和保守的现实主义“常态性科学”做对照吗？

显然，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界一定是从库恩的范式概念中发现了什么“点金石”，才会争先恐后地要戴“范式”这顶漂亮帽子！

点金石在哪？曰：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不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是库恩“paradigm”概念的硬核（借用一下I. Lakatos的说法）所在。不幸，这又是一个意义含糊的常用词！以至于当库恩用它来说明为什么“范式一改变，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时，被许多人误解为不同范式之间“不可沟通”！这样一来，“不可通约性”极其容易被拿来“修饰”某一学科中学派林立、观点纷呈、自说自话、喋喋不休的“热闹”场面，自然就成了“前科学”变成“科学”的点金石！

按照库恩自己的说法，所谓“不可通约性”无非是要说明以下情形：

“……这种辩论中的双方（新旧范式）不可避免地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某些双方都诉诸的实验或观察情形。然而，由于他们用以讨论这些情形的词汇大部分都相同，当用以指称自然界时，其中必然有些词语双方的指称方式不一样，从而双方彼此间的沟通不可避免地只是不完全的。其结果，一个理论对于另一个理论的优越性，就成了辩论中无法证明的东西。我极力主张，每一派必须尽力通过劝说，以使对方转变。”[6]（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举例来说，比如牛顿的经典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显著体现在对时间与空间的不同定义上。因此，在经典力学中，光线横穿高速运动中的房子会发生弯曲。而爱因斯坦则告诉我们，弯曲的不是光线，而是房子（空间）！经典力学的数学工具是欧式几何，相对论的数学工具却是不承认第五公设的非欧（黎曼）几何！

再举一个更有争议的例子：西医和中医。尽管有相当一部分人怀疑中医的科学性，但谁也没法否定中医和西医一样能够治病救人。去年“非典”肆虐之时，尽管还没搞清楚到底是衣原体还是冠状病毒，各单位不都排着队领中药汤喝了？新中国建立以来中西医结合的功夫下了不少，但似乎至今也没人敢说能将“阴阳不调、气血两亏”之类的医理给出公认的生物学解释，更不用说为奇经八脉找到解剖学上的依据了！稍有常识的人也知道中医上“主先天之本”的肾和西医讲的肾脏不完全是一回事情——所谓“不可通约”也！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种种范式经不经得起“不可通约性”的衡量标准呢？

就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来看，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这两大“范式”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脱颖而出，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而双方也确乎在对国际体系、国家利益等概念的界定，安全困境，国际机制的作用等议题的回答上有距离，勉强“不可通约”。不过即便如此，这两大“范式”始终没有一个能够取得类似经典力学、相对论之于物理学，甚至边际分析之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导范式”地位！结构现实主义对安全问题的解释力更强，而自由制度主义更长于解释国际合作，所以，许多著作中并不将它们称为“paradigms”，而是“approaches”。


至于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社会建构主义”，尽管有些论著不恰当的将其抬高到“反思主义”阵营领头羊的地位[7]，与主流的“理性主义”摆开对决架势；可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华尔兹（Kenneth N. Waltz）似乎从来没有将社会建构主义视为一个相称的对手[8]！且不说建构主义种种理论之间在基本概念、前提假设、研究逻辑方面的差异远远大于当年的“依附论”者；更滑稽的是，同属建构主义阵营的各位学者之间乱哄哄的相互争吵似乎比他们与结构现实主义者的分歧还要激烈！把形形色色的“后”字辈们和批判理论与社会建构主义拼凑在一块儿，挂上“反思主义”的金字招牌，除了沽名钓誉或者满足一下虚荣心，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意义。1996年的索可尔事件[9]过去还没多少时日，笔者孤陋寡闻，似乎没见过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就此事有甚高论，笔者深觉引以为戒殊为必要！有意思的是，不知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将之一的亚历山大·温特是否受了索可尔教授启发，真跑去研究起量子力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来[10]！如果把社会建构主义视为一种“范式”，恐怕“不可通约性”就得解释成为范式自身内部的特征，而不是范式之间的差别啰！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国际关系学中的各种“范式”都不合乎库恩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标准，都称不上是什么“范式”。国际关系研究按库恩的标准衡量无疑尚处于前科学阶段。

倒是社会学家对范式的理解似乎更贴切。比如艾尔·巴比在他那本畅销的方法论教材中圆滑地谈到：“在社会科学中，范式更替的模式与库恩所说的自然科学并不相同。……（社会科学）范式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很少会被完全抛弃。”“我建议把每一种范式都当作理解社会的一扇窗户来看待，而不必管那种范式对或错。”[11]由此，范式在社会科学中被简单理解为一种立场或者看问题的视角。国际关系学中的范式，显然也只能做这种宽泛理解。

四、 舍却范式，辨清理论，照谈科学！

比起我们通常说的“理论框架”而言，范式更准确地反映了科学研究中思维定势的存在，反映了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属性，但它毕竟是极其模糊的名词。即便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库恩的范式概念也基本属于“过去时”。在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层面上，波普尔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和拉卡托斯（I. 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显然更能为科学与非科学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对所讨论的问题，是否在研究的相关变量之间建立起了可经事实检验（可证伪）的假设（hypothesis）。

一般而言，对纷繁复杂的客观现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描述推论（descriptive inference）只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科学研究最终追求通过建构一系列因果假设（causal hypotheses）进行因果推论（causal inference），并用观察所得的资料或试验结果加以检验，从而形成能够系统解释（自然的、社会的或思维的）客观规律的理论。因而科学研究与非科学研究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追求建构可证伪的、用以解释客观规律的“理论”！用科学哲学和统计学的先驱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的话说：“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12]！而科学研究的精神，也就如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任鸿隽先生所言：“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存疑”[13]！

库恩提出范式的概念，给出了划分前科学与常规科学以及新旧常规科学之间的界限。而可证伪的假设和理论则是区别科学研究与非科学研究的标准。正由于存在这样的差别，即便将范式仅视为一般框架或“看事情的出发点”的社会学家也承认“理论赋予范式真实感和明确的意义，即解释所看到的东西”。[14]。因此，在范式和理论的关系上，同一范式下可能包括不同的理论。例如现实主义范式将以权力和安全定义的国家利益视为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而霸权稳定（理）论则强调霸权国家的存在为国际社会提供了秩序与安全，霸权的衰落引发国际冲突和战争。显然，这种解释与同属现实主义范式的“均势理论”相去甚远。

庞文中显然忽视了范式同理论的差别所在，否则，庞先生必不会用基欧汉批评目前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准确解释现实的话来支持文中“转换典范”的核心论点。笔者认为，基欧汉的批评无非强调了当前国际关系学研究科学性不强，预测性差。而要改变这种现状，我们需要改进现有研究手段，以更好地解释多种变量、多重复杂因果关系。如果按照庞先生的意见，连经验实证研究都不作了，期望凭空生造出五花八门的“新范式”，似乎南辕北辙，于事无补。对那些原本就不熟悉科学研究方法，经常抱着大小参考做文章的许多圈内研究者而言，原本已先天不足，虚不受补，如此生吞活剥，难免“后天失调”！至于庞先生将“9·11”与库恩所言的“危机”相提并论，从而强调目下国际关系研究亟待“典范转换”。笔者只能遗憾地认为，庞先生一方面误解了库恩——将无统一范式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解释的现实危机事件同常规科学中范式遇到的危机相提并论；另方面也高估了社会科学理论可能达到的准确度——要预计到“9·11”事件的发生，恐怕比预计沪深股Shi指数或者天气预报要难上千万倍！既然谁也不会因为天有不测风云而指责气象学是“伪科学”，又怎能借现有理论解释力的缺陷否定国际关系经验实证研究的价值呢？

以对科学哲学中“范式”概念的解读为基础，庞先生居然得出了否定科学研究意义的结论！笔者以为，庞文中最大的漏洞恐怕就是没有区分范式和理论。因此，庞文事实上只是用“典范”作为“研究思路”的代名词，从而回避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症结，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变成了漫无目的的“国际问题研究”。设若如此，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广度上固然也可以来个“全球化”，但笔者担心，在研究深度上恐怕不会有扎实的进步。与其如此，笔者以为倒不如甩掉这个似是而非、虚有其表的“范式”借口，认认真真地依照经验实证方法做点科学的理论研究为好。

更令笔者不解的是，被庞先生援引来批评库恩的，恰恰是库恩所批评的波普尔。并且，放着可证伪性不谈，文中大段援引了波普尔关于“典范”的种种评价，似又隔靴搔痒，文不对题。网上原文没有提供注释，故而笔者无从知道庞先生所引出处。但笔者认为：庞先生将反驳（refutation）译作“否证”，殊为不妥。一者，否证的讲法似乎是国内许多学者拿来译falsification的，“否证”与“实证”恰成一对。二者，波普尔“开放社会”的观念固然重要，但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是波普尔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可证伪的理论假说正是“猜想—反驳”式科学研究的载体。连续的猜想反驳过程说明了科学研究的过程，体现了科学渐进积累、不断进步的特征，因此，波普尔的科学观的确是“不断革命论”。但这种科学观不能很好地解释“常规科学”为什么长期稳定存在。从而才有库恩提出“范式”概念以及他的科学革命观与之对垒。这也就是庞先生奇怪的库恩说“科学革命相当罕见”的因由。在某种意义上，库恩与波普尔也恰成两个不可通约的不同“范式”——因此，要不断革命，就无需高扬“范式”大旗；接受范式的概念，“遵从范式”，就不要期望经常性的“转换范式”！

五、 保守？革命？还是科学？

庞文的现实目的非常清楚：一方面，庞先生将“转换典范”视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出路所在，另一方面，文中明确表达了对经验实证研究的批评，呼吁“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急需大量的‘革命性的科学’，即国际关系的新典范”。而庞先生文中列举的新典范，依笔者归纳无非是“诠释学、建构主义、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制度主义者）方法”，转换的结果则应当是“真正跨学科、跨典范的国际研究”。“我们已经到了不能继续用旧典范研究新事物、新世界的时候了”——庞先生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

问题是，连经验实证研究还没学到手，我们咽得下“后现代”吗？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劳民伤财，于国无益；在国际关系研究这样关乎民生国运的领域内，研究者也动辄质疑科学，幻想思想上的大跃进，盲目与所谓的“国际潮流”接轨，难道就有好处了？

“冷战的结束，暴露了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缺少典范转换的一些问题”，此言似乎不错，冷战结束十余年，确是国际关系理论无所适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岁月。庞先生断言：“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失范’状态进一步加剧，主流理论已经受到世界形势演变，特别是全球化趋势的巨大挑战和影响”——且不谈所谓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在9·11之前就不知为何物，何谈 “失范”？即便我们将“保守的”现实主义理解为主导范式，庞先生又何以在美国单边主义外交盛行，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挨个教训，联合国里都敢公然窃听，布莱尔在支持率连连下降的颓势下都敢“教育”国际法学家们要“先发制人”的情势之下，置所谓新保守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于不顾，奢言什么：“‘老师’都在转向了，‘学生’不能仅仅爬在后面模仿、追寻‘老师’的旧范式！”试问：我们连走路都没有学会，何来“向世界一流迅跑”的资本，幻想什么“在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形势下，中国学者如何对国际知识的增长做出贡献”？

实事求是的讲，庞先生所批评的“中国近代以来片面的‘实力’迷信、民族主义情绪的主导、学术研究的官方化以及实用主义的学术心态”等等，诚非空穴来风。只是笔者想提醒研究民族主义出身的庞先生：“实力”迷信从何而来？国人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从何而来？笔者不同意庞先生关于现实主义是“老旧的、保守的”知识框架的评价，更不敢苟同庞先生所谓“革命性科学”的药方——连科学都没闹明白，又去革谁的命呢？

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证明了现实主义的生命力。究其因由，无非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基本特征截至目前还没有根本改变。而美国冷战后试图构建单极世界的战略意图如此清楚，我们更没有理由放弃从现实主义立场对国际关系进行科学的经验的实证的研究，一味去追求什么范式革命。

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之所以发达，恰恰因为其研究者受过扎实的科学方法训练。现实主义传统之所以历修昔底德、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雷蒙·阿隆、基辛格、华尔兹、米尔斯海默而至今不倒，恰恰说明它最合乎国际关系现实。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之所以不发达，恰恰因为许多研究者不知科学研究为何物。现实主义被斥为保守，恰恰反映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心浮气躁，满足于新鲜希奇、走马观花，而忘记了把国际关系乃至政治学当作科学事业。

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15]——本人对陈乐民先生多年前提出的这个口号举双手赞同！但放宽思路、开阔眼界不成其为贬斥科学方法的理由。庞先生文中总结道：“如何发展中国的国际研究，笔者的一个建议是16个字：遵从典范、质疑典范和转换典范”。尽管本人遍寻庞文多遍也没能找到剩下的四字真言，但不妨借用庞先生的口吻：

如何发展中国的国际研究，笔者的建议是16个字：立足现实、质疑潮流、遵从科学、转换方法！

2004年3月10-11日草

2004年3月17日改定


[1] 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355

[2] 最著名者如Margaret Masterman, “The Nature of a Paradigm”, in Growth of Knowledge. 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157页注①。

[3] 参见《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十四章“后记——1969”。

[4]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熟悉“范式”一词，实在拜亨廷顿所赐，始于对《文明的冲突》一文的相关讨论。详见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尤以王缉思的《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影响最广。

[5] 庞先生文中对库恩不讲“重大危机”何以发生颇多微词，其实，只要简单回想一下自然科学的发展史，库恩又何必讲这些常识呢？关键是，库恩所言的危机是“科学危机”——在既定范式下解决不了的疑难太多——而不是像“9·11”或者“3·11”这样的现实危机事件。

[6]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第178页。

[7] 参见Ole Wœver, “Figure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introducing persons instead of paradigms”, in Iver B. Neumann & Ole Wœver e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1-37.

[8] 参见华尔兹为其《国际政治理论》中文新译本所写的“序”。[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中文版。

[9] 又称“Social Text Affairs”。《社会文本》(Social Text)杂志是社会建构论者的代表性刊物。索卡尔（Alan Sokal）是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原本对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论持同情态度，但对其否定科学的客观性不满，就故意写了一篇《跨跃边界：量子引力的解释学》，把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论点、话语拼凑在里面。该文表面上好像支持社会建构论，实际上在科学上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文章规规矩矩，参考文献好几百篇。杂志编委拿到此文后很高兴，认为科学家支持他们的观点，未经科学家审评就发表了。该文发表后，索卡尔又写了篇文章，说自己那篇文章错误百出，你们看不出来，还整天骂科学，一点科学常识都没有。这也许是对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论者开的最有戏剧性的玩笑，轰动一时。详细资料可参考索可尔教授就此事件专设的相关资料网页http://www.physics.nyu.edu/faculty/sokal/。

[10] 参见Alexander Wendt: Quantum Mind and Social Science http://www.consciousness.arizona.edu/hameroff/New/Q%20mind/QUANTUMMINDANDSOCIALSCIENCE.pdf

[11] [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第八版），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31页。

[12] [英]卡尔·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第15页。

[13] 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洪业、张久春选编，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

[14] [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八版）上册，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69页。

[15] 陈乐民：《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载于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代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