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一项概念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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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晓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摘要: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 安全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本文的目的, 在于讨论和厘清安全概念的源流和发展, 以及这种发展变化的理论意涵。在以往约三十年间, 人们是通过在“ 安全”一语前添加修饰语来发展“ 安全”这一概念的,譬如,“ 综合”指的是各方面、各领域的;“ 共同”是指与对手或竞争者共享安全;“ 合作”表征的是通过何种途径达到安全;“ 人的”则突出了安全的新主体。不管是共同安全、合作安全, 还是中国的“ 新安全观”等等, 其宗旨无不是在于努力走出“ 安全困境”, 从而进入新的安全境界和新的生存形态。

关键词: 安全; 安全感; 人的安全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 安全( security) 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这应该不会有什么疑义。一般而言, 概念是理论构成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 理论的发展与概念的发展密不可分。理论建构中的概念, 既是一种要素, 又是一种工具。新概念的采用往往是理论进步的先导, 或者很可能是二者同步发生。不可忘记的一点是, 采用新概念的目的是为了达成或深化对事物的认识。如若不然, 一个概念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创造新的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

在国际关系学当中,“ 安全” 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然而却是一个在不断发展的概念, 这种发展且颇具活力, 新的研究在不断进行, 与安全有关的理论探讨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的目的, 在于讨论和厘清安全概念的源流和发展, 以及这种发展变化的理论意涵。

一

在国际事务中, 安全和安全感是一个久已有之的问题。古希腊有伯罗奔尼撒战争, 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的解读是,“ 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使得战争不可避免。”[1]( p.22) 如果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的这一分析是正确的话, 那么这就是一个经典的安全问题。此后历史绵延, 战争不断。很多年之后, 人们见证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之后,众多的人们努力思考如何避免再度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在此过程中, 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思想, 这就是集体安全( collective security) 。在实际生活中,国际联盟或国联就是集体安全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项产物, 可惜时间不长, 国联即以失败而告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国联被埋葬了。二战结束后, 作为集体安全思想的第二次重大实践, 联合国应运而生。然而, 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 由于缺乏大国一致这一关键前提, 被赋予承担维护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重大责任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常无法有效运作①。随着冷战的展开, 集体安全思想也相应地黯然失色了。

不过, 在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文献中,“安全”概念的出现是比较晚近的事②。1948年, 摩根索发表了后来成为经典性著作的《国家间政治》, 其中, 摩根索把一小部分篇幅用于讨论安全, 主要是讨论了集体安全问题。尽管谈不上有特别的贡献, 但摩根索指出了, 集体安全要发挥作用需要具备理想条件,但这些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备, 尤其是, 集体安全要求各个国家抛弃国家利己主义和为之服务的国家政策, 因此这方面的努力就产生出与人们的预期正相反的结果[2](pp.533- 534)。这一悲观的看法显然跟美苏对立的冷战背景有关。

早期安全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是1950年代初“安全困境”论的提出, 其创始者是出生于德国的美籍政治学家约翰·赫兹( John H Herz) 。赫兹认为,“安全困境”是诸权力单位( 如国际关系中的各个国家) 发现自己所处的一种社会情意丛( social constellation) 。在那种状况下, 来自于相互猜疑和相互恐惧的一种不安全感驱使这些权力单位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而竞争,以便获得更大的安全。这是一种自我破坏式的努力, 因为彻底的安全最终是不可获得的[3](pp.231- 235)。稍后赫兹又写道:“当我最初提出安全困境的重要性时, 我不知道英国历史学家和权力政治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已经有力地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所称的“安全困境”被巴特菲尔德先生称为‘ 霍布斯式恐惧的困境’( predicament ofHobbesian fear) , 原因很显然。”[3](pp.231- 235)不难看出, 安全困境是一个结构性的观念, 根据此一观念, 国家为了其安全需求而进行的自助努力, 不管其意图如何, 会引起他国不安全感的增加, 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措施是防御性的, 而他国的措施则具有潜在的威胁性。

“ 安全困境”提出后, 很快广为接受和援引, 实际上成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基石, 也是自由主义学派理论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难题。大致在此前后, 阿诺德·沃尔弗斯于195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 作为一个模糊象征的‘ 国家安全’”的重要文章。在这篇经典性论文中, 沃尔弗斯写道,不安全( insecurity) 并不是一种罪过( evil) , 这是因为, 首先, 绝对安全( absolute security) 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除非一国有能力支配世界, 而在那种情形下,不安全和恐惧将“ 内部化”并有可能被放大。因为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 危险地生存着”, 然后, 另外增加那么一丁点安全( 但只是相对安全) 才会变得不具什么吸引力。其次, 若目标水平定得过高, 基于权力累积的国家安全政策将会自取失败, 因为“ 抵抗的力量”和“ 侵犯的力量”之间无法准确无误地加以区分。一国通过权力增强其安全的行为可能被他国解读为对其安全的威胁。若如此, 约翰·赫兹描述为“ 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就会出现: 一方的努力引起另一方的反措施, 而这又一笔勾销了前者之所获。从理论上说, 似乎无法逃脱这一令人沮丧的结果; 然而在实践上, 存在一些办法可以使那些可能感到受威胁者相信, 权力的累积并非意在发起进攻, 而且永远不会被用于进攻。主要的办法是把目标水平保持在适度的边界内, 避免使自己置身于不得不突然急剧提高目标水平的位置上。规避这一恶性循环的愿望要求一种非常自我克制和稳健的安全政策[4]。可见在沃尔弗斯看来, 安全困境应是有可能走出的。这些思想, 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 依然是很深刻的。

显然, 赫兹和沃尔弗斯不会是仅有的两个讨论过安全概念的人, 但除此而外, 这方面的探讨似乎的确不多见③。美国学者戴维·鲍德温以下面数例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 1965年的一项研究惋惜道:“ 至今为止很少有人作出努力来界定国家安全概念。”1973年, 克劳斯·诺尔在开始对该研究领域进行一项调查时称, 他是“ 有意要绕过‘ 国家安全’一语所产生的语义和定义难题”。1975年, 理查德·斯莫克在为八卷本《政治学手册》的“ 国际政治”卷撰写“ 国家安全事务”部分时注意到, 本领域“ 对‘ 安全’的多种涵义的范围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分别发表于著名的《国际安全》( IS) 和《国际研究季刊》( ISQ) 的关于安全研究的两项概述都未对安全作任何界定[5]。但另一方面, 包含“ 安全”的“ 国家安全”一语又为人们所普遍使用。在冷战背景下, “ 安全研究”( Security Studies) 具有其突出的特点。由冷战发端到1980年代初, 就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言, 安全基本上是在一种军事的意义上被使用的, 因此, 冷战时期的安全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军事性质的研究。在东西方对峙的大背景下, 军事力量的对比和军事方面的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居于压倒性和支配性地位的。


似乎自相矛盾的是, 对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安全研究学者来说, 安全都不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如上所述, 在冷战时期, 安全研究大体上是由感兴趣于军事方面治国术的学者进行的。如果军事力量对某个问题来说是重要的话, 那么它就被认为是一个安全问题; 而假如军事力量并不十分重要时, 那么该问题就被归为低阶政治类别。用戴维·鲍德温的话来说, 在这一时期, 安全是一面飘扬的旗帜, 一个被运用的标签, 但不是一个被大多数安全研究专家所使用的概念[5]( P5- 26) 。正因为如此, 可以认为安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被忽视了的、不发达的概念。

必须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例外。这就是50年代卡尔·多伊奇等人提出的“ 安全共同体”( securitycommunity) 思想。1957年, 多伊奇及其合作者一共8人发表了他们的集体著作《政治共同体与北大西洋地区》。这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 在这项研究中, 安全共同体被定义为类似一群人整合达到了这样一点,“ 真正确保此共同体的成员相互之间不会发生身体上的冲突, 而是将以某种其他方式解决他们的争端”。多伊奇等区分了两类安全共同体。一类是合成安全共同体( amalgamated security community) ,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此前是独立的单位正式合并为一个较大的单位, 合成之后出现某种类型的共同政府时, 就形成了合成安全共同体。多伊奇以美国为其实例。另一类是多元安全共同体( pluralistic securitycommunity) 。这种安全共同体保留了不同政府的法律独立性, 具有核心价值观的相互适应性, 它来自于共同机构和相互反应—— 一种相互认同和忠诚,一种“ 我们”感( we- feeling) —— —并整合达到各成员抱有“和平变迁的可靠预期”[6](pp5- 6)。

多伊奇试图把国际共同体的发展与安全政治的转变联系起来。具体来说, 他把和平变迁的动因确定为国际和个体层面上转变的结果。在国际层面上, 共同体的形成转变了国家体系的固有特征—— 各国整合达到这样一点, 和平变迁被认为理所当然。这样一来, 多伊奇挑战了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的、原子式的国家间行为模型的依赖, 提出了跨国力量在转变各国行为( 若非其身份) 中的中心角色。在个体和相互主体( intersubjective) 层面上, 共同体的形成引致了“ 我们感”、信任和相互反应的发展, 表明跨国力量已经改变了人们的身份。换言之,价值观的传送带位于国家间和跨国的层面上[7](pp.67- 68)。尽管安全共同体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并未生根、开花和结果, 没有引发后续的进一步研究。在冷战正炽的年月里, 在核战争危险的阴影下, 有关国家间之共同体( 更不用说安全共同体) 的谈论显得十分遥远和不切实际。本来颇有潜力的安全共同体概念, 也被对“紧迫”、“现实”问题的研究所淹没。多伊奇等人的这项研究, 多年来默默无闻, 无人重视和提起。然而,“是金子总会闪光”, 数十年后, 国际关系理论界又“ 重新发现”了安全共同体的理论概念, 本文下面将会对此进行讨论。

二

当冷战进入到中后期之时, 安全思想有了重要的发展, 它首先来自处于冷战之地理前沿的欧洲和欧洲人, 他们试图摆脱相互不安全境况, 而确立起共同的安全。显然, 这不是一种零和的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思想, 而是一种共存的思想。

作为冷战条件下加强欧洲安全和发展欧洲合作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75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CSCE)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一年的8月1日, 35个与会国通过了一份《最后文件》。时至今日, 这份文件在安全观和安全措施两方面仍颇具现实意义。在宗旨和原则方面, 最后文件开宗明义, 申明与会国注意到它们共同的历史,认识到它们在传统和价值标准方面存在的共同因素有助于发展相互间的关系, 希望在充分考虑到各自立场和观点的特性和多样性的情况下, 寻找协调各国努力的可能性, 以克服不信任而增进信任, 解决导致分歧的各种问题[8]( P285- 297) 。

最后文件认为, 安全有政治和军事两方面, 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合作性措施建立起对所有各方和平意图的信任, 以及通过重视人道主义问题和国际行为的各项原则, 安全将能得到增强。相互事先通知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对于促进相互谅解,加强信任、稳定和安全具有政治意义, 有关国家可在自愿的基础上根据政治决策而采取这一措施。因此,《最后文件》提出的建立信任措施包括事先通知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部队总数超过二万五千人的军事演习至少应在演习开始前21天发出通知。在一国领土超出欧洲版图的情况下, 只有在离该国同任何其他欧洲与会国边界相邻的二百五十公里以内地区举行的演习需要事先通知。各国在自愿的基础上, 可邀请观察员观看规模较小的军事演习,各国也可事先通知其重大的军事调动。

为了达到会议所谋求的目标, 欧安会议提出, 与会国应进一步作出单边的、双边的和多边的努力,并继续会议所开始的多边进程[8]。这包括在尊重各国特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 寻找途径增进相互信任。建设互信的思想由是萌发。

不难看到, 在安全的原则和促进安全的手段两方面, 赫尔辛基最后文件都具有创新意义。安全不光是军事的, 也是政治的, 这不能不说是安全理念上的一个进步④。就促进安全的手段而言, 欧安会及其文件所提出的互信建设方面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如相互通知并在自愿基础上相互邀请观察员观看军事演习等, 日后都被付诸实践并得到了发展, 包括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得到了推行。

及至1980年代, 安全思想在欧洲又有新的发展,且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其中颇具亮色的是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及其发表的最终成果《共同安全: 一个生存蓝图》, 共同安全( common security) 的概念和思想由是得到发展。在某种意义上, 它是赫尔辛基进程的延续。

激发该委员会成立的世界现实的背景, 在于三十多年来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努力收效甚微, 其结果令人失望。尽管核战争得到了避免, 但战争的可能并未减弱, 国际紧张状态在升高, 世界军备开支依然在增长。由维利·勃兰特任主席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 通称勃兰特委员会) 于1979年12月完成的报告, 探讨了将会在1980年代对和平构成威胁的全球问题, 但它的工作集中于经济问题。于是, 在瑞典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等人的倡议下, 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 通称帕尔梅委员会) 于1980年9月13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成立。委员会的宗旨, 是通过集中于安全和裁军措施而完成对全球问题的总体概观, 希望对1980年代及未来的和平有所助益。委员会设定, 真正的世界和平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具体的措施和未雨绸缪的动作, 不光以国际经济和社会正义而且以政治和军事安全为目标。委员会并认为, 有两种建立信任措施与欧洲的情势有关, 一种是对军事活动加以政治压力和抑制, 另一种是降低突然袭击的危险性。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的建立信任措施属于前一种。未来应讨论的具体措施应包括共享信息、通知、观察和稳定化。它们或许应该着重于公开的军事活动如演习、部队调动和可用于突然袭击的武器和军队的部署。应努力通过有关方面共同同意的报告、观察以及限制这些活动的规模和范围的指针来确立日常军事活动的行为标准。将来它们还可以扩展到预算、规划、研发等这样一些领域[9](pp.116- 117)。由此可见, 委员会的着眼点是比较侧重于军事方面措施的。

但不止于此, 委员会还提出, 欧洲的安全不仅是一个限制和削减军备的问题。它跟欧洲国际关系的质量和范围有关。商业、文化事务、人员和思想交流方面的合作, 以及应对工业社会的挑战, 促进建立更为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等等, 都是重要的领域,这些方面的努力将塑造未来欧洲的政治秩序。由此可见, 共同安全的思想并不限于军事领域, 而是超越了军事领域。事实证明, 这是一种有远见的思想。大体在此前后的亚洲,“综合安全” 的概念和思想得到了产生和发展。总体而言, 亚洲人在安全方面提出的新颖概念不多, 而“综合安全”是其中之一。它最早是由日本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提出的。根据日本学者山本吉宣的阐释, 概括而言, 综合安全认为威胁是多种多样的, 安全的目标( 核心价值观) 是多样的( 军事的、经济的和环境的等等) , 将要采取的途径和手段也是多面向的, 力量的基础应被认为是综合性的[10]。除日本外, 综合安全概念也为东南亚国家所倡导。简言之, 安全是综合的, 意味着它并不仅仅是军事的, 而应有更宽广的视野。考虑到“综合安全”产生的背景是1970年代摇撼了世界的石油危机, 它超越军事领域看安全的理念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综合安全和共同安全概念的出现, 不能不说是冷战时期安全概念史的亮点。

三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 德国统一, 华约解散, 最后以曾经是超级大国的苏联衰亡而达顶点, 冷战走向终结。世界政治的重大变动, 理所当然地对人们的安全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


原先的对立和对抗不复存在, 旧的阵营、壁垒之分已经被打破或者消失。伴随着两极对立的消失, 本已在酝酿和发展中的全球性问题凸显, 地区或区域( region) 观念勃兴。

冷战终结后安全概念的一个重要发展, 是“ 合作安全”概念的产生和演进。而“合作安全”又有十分不同的“版本”, 需要作出辨析。

1992年, 美国人阿什顿·卡特、威廉·佩里和约翰·斯坦布鲁纳发表了《合作安全新概念》一文, 是合作安全概念的先声之一[11]。在他们看来, 合作安全的安排,其中心目的, 主要是通过防止( 他国) 掌握成功侵略他人的手段来预防战争。它改变和取代了过去安全规划的中心, 即准备反击威胁从而防止这些威胁的上升。合作安全的设计是确保有组织的侵略无法以任何大规模的方式开始。他们并认为, 合作安全是与冷战后时代相适应的国际安全原则[11](pp.7- 9)。这一主张, 提出于苏联瓦解后不久, 当时, 防止原苏联的大量核武器、材料和技术在混乱中扩散到世界各地, 或落入不法分子之手, 成为美国关注的紧迫问题。因此, 佩里等人关心的是如何防止武器和武器技术的扩散, 并通过与他国的合作, 其中主要又是来自他国的合作来实现。他们提出了诸种措施, 包括超级大国的非核化、地面部队调整部署、更多的军队与军队间接触及规划人员对话、共同预警、军备登记以及共同的扩散控制机制等。因此, 这样一种“合作安全” 概念的重心是在于防止武器的扩散和获得, 其关注点较为狭窄。此外, 它实际上是美国中心型的, 着重于防止他国获得手段, 并使他国与美国合作,从而保障美国的安全, 因而带有过强的美国中心色彩。显然, 这一意义上的合作安全概念有很大的局限性, 后来也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与此相反, 使用同一语词而内涵不同的另一“ 合作安全”概念却得到了很大发展。它不是起源于欧洲的, 而是产生和发展于亚太地区, 其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贡献尤大。其核心, 在于通过合作性的政策和行为而达致程度更高的安全, 其途径是建立互信措施, 相互增强政策透明度( 如发表防务白皮书) , 养成对话的习惯等。合作安全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形式就是所谓的“ 第二轨道”( 或“二轨”) 外交[12]( P1- 5) 。东盟地区论坛( ARF) 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 CSCAP) 的实践, 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合作安全的理念。

合作安全而外, 1990年代以来安全概念的新发展, 突出地表现在4方面:

( 一) 安全概念的不断衍化

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可能在于: 首先, 由于原有军事对抗消失, 各国已不再需要选择“阵营”。相形之下, 其他方面的问题上升。其次, 高阶政治和低阶政治之间的消长, 表现为后者一定程度的上升, 受到了各国更大的注意, 譬如国际环境保护等。早在1990年代初, 就已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并指出,“‘ 安全’ 概念必须包括针对对于人类生存和福祉的所有重大威胁, 而不仅是军事威胁。迄今为止,‘安全’—— —通常称为‘国家安全’—— —意味着保持强大的军事防御以防外敌入侵和进攻。这一路径在过去可能是有用的, 当时这种进犯被视为对国家生存的唯一真正威胁; 而今天, 当由于核事故和化学事故所释放出的空气传播的毒气可以带来大面积的死亡和疾病( 就象在博帕尔和切尔诺贝利所发生的那样) , 当全球传染性疾病和环境风险如艾滋病和‘ 温室效应’可以危及整个星球的福祉时, 这一视角就显得愈来愈过时。此外, 当个别的经济体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纠结于世界经济时, 每一个社会都更易受一场全球经济危机的伤害。又, 现代通讯把我们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使得我们切身地意识到那些生活在压迫、暴政和非正义下的人们的痛苦和磨难。”[13] 这就是说, 如果说过去在军事上防止敌人的进攻和入侵曾经压倒或遮蔽了其他种种问题的话, 那么现在人们发现, 原来这些都是“ 安全”问题!

1990年代以来, 安全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其中包括研究主题的迅速扩展, 即从军事和国家间问题扩大而及其他各个方面, 表现为在安全一词前加上各种修饰词。从大的方面看, 人们使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语词。从各个功能性领域看, 又有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 等等。举凡各种威胁和犯罪行为, 如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传染病流行、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器扩散等等, 全都成了安全问题。为了概括林林总总的这些问题, 人们想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即“非传统安全”作为统称, 而求“一网打尽”之效⑤。

安全一语如此泛化和横向地铺开, 以至于包罗万象, 固然显得繁荣, 但其中却包含着某种风险。安全研究议程的无限扩展可能导致研究焦点的模糊化和连贯性的丧失, 反而使研究者忽视安全的本质内涵, 尤其是, 非传统安全问题跟传统的国家间军事关怀是如何相联系的。更糟糕的是, 安全研究在面上伸展到包括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威胁, 则有可能使“ 安全”概念失去作为分析工具的效用和价值, 使其日益泛化和空洞化。“什么是安全? ”又成为了大问题。

( 二) 安全研究议程的扩展和深入

这一趋势, 在1991 年布赞发表《人民、国家和恐惧》第二版( 1983初版) 时, 就已经显露苗头。该书第二版的副标题为“ 后冷战时代国际安全研究的议程”, 即揭示了该书的主题。布赞指出,“ 国家安全”这个概念表明了其焦点是政治和军事领域,但这一观念若不从社会、经济和环境领域引入行为体和动力学, 那是无法确当地得到理解的。安全概念把这些层次和领域如此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从而要求以一种整合的视角(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来看待。狭义的国家安全观, 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国家安全战略, 正日益变得不适应具体情势的发展变化。因此, 布赞主张采用一种广义的安全解释[14](pp.368- 374)。军事威胁正在消退, 其他类型的威胁愈来愈进入视野, 其重要性也趋于上升, 包括经济威胁、社会威胁和环境威胁等。这是一种复合的安全理论, 它不仅仅包含了传统的军事和政治理论, 而且也包含着经济、社会、环境领域。一方面, 它是一种宽泛的安全概念; 另一方面, 则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将传统的军事— 政治条件计算在内的复合安全理论的表述。根据布赞的定义, 一个安全复合体是这样一组国家, 其首要的安全关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它们的国家安全互不可分。安全复合体概念,强调了对立是相互依赖的, 共同利益也是相互依赖的[14](p.190)。

布赞也是因安全研究而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该学派独树一帜地推进了安全研究。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和迪·怀尔德三人合著并于1997年发表的《安全: 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一书, 具有代表性地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反现实主义方法。在他们看来, 对现实主义者而言, 安全是一种相对权力, 而权力也即一种物质能力。所以, 现实主义者在思考世界政治( 一般情况) 以及国内和国际安全问题( 特殊问题) 时, 常常是一种物质主义视角。这种物质主义方法关键的弱点是: 在解释权力均衡时, 常常视“威胁”为一种物质力量的分配。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反其道而行之, 将“ 观念”作为替代性解释,“ 威胁”是一种社会建构, 象个体一样,社会根据他们判断“ 是威胁或不是威胁”来制定行动步骤。进而提出了安全化( 当作一种威胁被指定和被接受) 和非安全化( 从威胁目录中删除) 的新鲜概念⑥。一个问题被安全化, 即意味着它被作为“ 存在性威胁”而提出, 需要采取紧急措施, 并证明这些措施固然超出了政治程序正常限度但仍然不失为正当[15](pp.32- 33)。而人们的努力方向应是“ 非安全化”, 安全实践的目标是逐步缩小安全的范围。

( 三) 安全研究新范式的出现

1994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发表了该年度的《人类发展报告》, 首次提出了“ 人的安全”( human security) 概念, 这是一个富有新意、具有范式转变性意义的发展。“ 人的安全”是与“ 国家安全” 相对的、以人为考虑对象的概念, 这里的“ 人”, 既是个体意义的, 又是集体意义的。如此一来, 安全考察的单位、从而安全的涵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的安全不关心武器—— 它关注人的生活和尊严。根据这份报告, 人的安全有四个主要组成部分: 人的安全普遍关注所有地方所有的人, 因为威胁对所有人都是共同的; 人的安全诸要素是相互依赖的, 因为对人的安全来说威胁不仅在国家疆界之内; 人的安全通过早介入而不是晚介入较易达到; 人的安全以人为中心, 关心人如何在社会中“ 生存和呼吸”。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 尽管人的安全已经有两个主要要素—— 免于恐惧和免于饥饿, 但安全概念一直表现得更加注重前者而不是后者。根据人的安全概念, 应该从强调领土安全转向强调人的安全, 从专心于以武器得到安全转向关注以可持续的人类发展实现安全。这一报告还指明了, 对人的安全有六大威胁, 即失控的人口增长、经济机会的不均等、移民的压力、环境的退化、毒品贩卖和国际恐怖主义⑦。除了UNDP外, 由多位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年的报告《天涯成比邻》中也称,“ 把安全的概念, 专门局限在对国家的保护上, 实际上是置人民利益于不顾”[16](P.77)。全球安全必须从过去把重点集中于国家安全的传统做法扩大到包括人民和全球的安全上来。人的安全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要求更多地关注人的尊严, 而不是武器[16](p.77)。从国家安全到人的安全, 在安全研究中具有意味深长的范式转变意义。

( 四) “安全共同体”的再发现

自1950 年代以来沉寂多年以后, 多伊奇的“ 安全共同体”概念又得到了重新“ 发现”, 可以说深具意义。究其原因, 主要似在于受冷战终结后新安全理念兴起及地区一体化扩展和深入的驱动。冷战告终标志着一个历史新时代的开始, 国际关系进入了重大的转型时期。这种重大转型为新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激发人们心智的环境, 并促使其努力从前人那里吸取思想资源和养料。与此同时, 地区一体化在世界各大洲均蓬勃兴起, 在北美、南美、亚洲太平洋、东亚、泛亚等各种范围, 地区合作或双边或多边、以自由贸易协定或自由贸易区为先导如火如荼地展开, 而欧洲一体化则不用说更是进入了由经济联盟而政治联盟的阶段。现实中的这些发展, 对“安全共同体”概念的再起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安全共同体” 的声音, 竟也来自身居军界要职的人士。2000年3月, 太平洋美军总司令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发表了题为“ 在亚太地区建立安全共同体”的演讲, 特别提出需要寻求实现安全的其他途径, 并认为未来的概念就是发展安全共同体。他认为, 卡尔·多伊奇发明的这个术语描绘了一个完全有希望进行和平变革的国际社会。“ 安全共同体”顾名思义是指一些国家不打算或不准备相互争斗, 它们愿为解决地区摩擦问题共同作出努力, 愿为联合国授权支持外交安排的活动派遣武装部队和提供其他援助; 愿意促进人道主义行动, 并愿为建立信任、信心和能力, 联合对其武装部队进行规划、训练和演习。它的关键是, 安全共同体的成员国要努力实现政策上的协调一致, 包括相互进行军事合作, 共同解决特定的地区安全问题或一系列地区安全问题, 以促进实现长期的和平发展。建立安全共同体的途径, 是加强交流, 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养成合作的习惯, 并应加强对安全问题的共同责任感[17]。布莱尔上将同时也颇有意思地指出, 发展安全共同体主要是政策和外交方面的工作, 但军事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 可能由于其本职的关系, 他的论说更多的还是着眼于军事互信与合作方面。

以整个亚太地区考察和考虑安全共同体建设固然是一条思路, 多伊奇及其合作者当年就是用此一颇为创新的安全共同体概念研究北大西洋地区为何出现了合作和战争的可能性渐渐消弭了的现象。但显而易见, 在地域辽阔、国情各异的亚太地区建设安全共同体困难甚多, 不可能不经过一个长期积累进展和逐步演进之过程。更为可行的, 或许是在地理范围更小一些的次区域( 相对整个亚太地区而言) 建设安全共同体, 而东南亚看来是一个颇有意思的个案。目前任职于新加坡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加拿大籍学者阿米塔·阿查亚以此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 撰成《建构东南亚安全共同体: 东盟与地区秩序问题》[18]。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 该书论证了, 亚洲的地区秩序并不简单的是一种无休止的、按权力政治逻辑运行的产物。尽管亚洲的多样性非常明显, 但亚洲内部在次区域以及区域层次上仍然存在着一种对集体认同的共识, 体现为以不干涉他国内政、寻求协调一致为指向的“东盟方式”。阿查亚深入探讨了这些规则是如何发展的, 如何得到一致认同的, 何以在20世纪80年代的柬埔寨冲突和90年代亚洲经济危机这些重要的地区危机中经受住了时间考验[18]。

安全共同体需要共同的、一致接受的行为准则。从东盟这一个案来看, 东盟的确在确定本地区国家的行为准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最重要者体现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TAC) 中。该条约是东盟的基础性政治文件, 在1976年东盟巴厘首脑会议上通过, 被视为东南亚国家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条约最初规定只对东南亚国家开放, 后来分别于1987年12月15日和1998年7月25日进行了两次修改。修改议定书规定, 该条约对东南亚地区以外的国家开放[19](p.58)。冷战终结后, 由于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其国际地位提高, 在地区事务中影响力增大, 东盟提出和确定的准则也逐渐为本地区有关大国所接受。2003年10月, 中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日本、印度随之跟进, 不久也签署了该条约。对于东盟这样一个由发展中的中小国家组成的联合体, 澳大利亚多年间不情愿加入由该组织提出和发起的友好合作条约。不料在2005年4月, 东盟确定,凡参加首届东亚峰会的国家均需满足三项条件, 即与本地区国家有实质性关系; 必须是东盟的对话伙伴国; 以及须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此情况下, 澳大利亚从参与东亚一体化进程这一更高利益出发, 改变了多年间所坚持的立场, 决定接受和签署该条约。条约包含了东南亚各国所共同确认的一些准则, 如相互尊重主权、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放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应该说,这些均是一个此类的安全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如今, 这些准则正在扩展而为更多的本地区国家所接受,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安全共同体的因子是在发育和扩散。然而, 即便在此情形下我们已可称其为一个“ 安全共同体”, 很显然它仍是初级的, 可能属于阿德勒和巴尼特提出的初生期、上升期和成熟期三阶段论的第一阶段[20](pp.85- 96)。这在东南亚是如此,在较大范围内的东亚恐怕就更是如此了。

而实践的发展必然在理论上得到反映。就理论而言,“ 安全共同体” 已引起了各国研究者相当浓厚的兴趣, 尤其是在实践的推动下, 对区域主义( regionalism) 的研究如火如荼。在此背景下, 安全共同体理论与之相结合, 及与各个个案研究相结合,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看来颇为广阔。

四

任何概念史都既是学术史, 又都不同程度地折射了世界演进发展的轨迹。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冷战的结束使安全研究发生了形态转换。人们被迫重新思考支撑安全研究的基本假说。”[21](P.1)不难看出, 冷战时期的大多数安全理论家都是带着现实主义的“ 国家中心论”范式来观察世界和考虑安全问题的, 一国威慑外部进犯的能力越强, 国家就越安全[22](p.150)。时至今日, 现实主义并未失去它的效用。然而事实是,“国家中心论”的安全范式在安全主体方面明显受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挤压。在其中一个方向上, 安全日益被认为是相互的, 因而必须超越单一国家的范畴考察安全, 于是有“ 共同安全”、“ 合作安全”等概念的产生。在另一方向上,“人本”理念正在日渐重塑着安全概念, 人是根本, 国家只是手段; 人为“ 体”, 国家则是“ 用”而已。在此一理念下,“ 人的安全”概念正在迅速兴起并广为传播。

与此同时, 随着建构主义理论的崛起, 人们愈来愈多地重视安全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建构主义的当头棒喝是:“ 安全是被建构起来的”, 是观念形态的。这一理论流派的蓬勃发展, 可以说加速了安全研究范式的转变。这种转变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 安全的主体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家显然已不再是唯一的主体, 在很多时候不被认为是首要的或主要的安全主体, 而在另外一些时候被认为不是正确的安全主体。安全的主体更多地转变为个体的人或民众, 转变为对人的关注和高扬。以国家为中心、“ 国家安全”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 而其他一切都只能等而下之的情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人的安全”、人的生存状态在安全理论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 这在安全概念的演进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也是世人在安全认识上的一个积极的进步迹象。安全思维中国家与人这一对核心关系之间的平衡正在经意和不经意间发生着微妙的转变。

( 二) 安全理论和安全观念的发展反映了世界的变化过程。冷战时期,“安全共同体”的论说曲高和寡, 应者寥寥, 反映了当时的世界对峙对抗的特点。而冷战终结后,“ 安全共同体”论蔚然重兴, 也正是顺应了、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其根源,乃是实际生活在变化中, 世人追求的目标、理想在变化中。冷战终结以来,“国家安全”神圣光环的褪色, 是全球经济政治的现实及相关思想的变化所带来的, 是世界重大转型的反映。人们提出“ 新安全观”, 呼吁共同安全及合作安全, 正是由于安全问题上目标和理想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一定是长期的和曲折反复的, 但它已经在观念和理论上反映出来, 并且将会继续下去。当然, 安全概念的发展也存在一个支流, 即“ 绝对安全”观在作为唯一超强的美国一时凌驾于其他之上, 谋求无视他人安全的自身绝对安全。人们有理由相信, 这将被历史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也是不可行的。

在以往的三十年间, 人们似乎是通过在“ 安全”一语前添加修饰语来发展“ 安全”这一概念的, 譬如,“ 综合的”指的是各方面、各领域的;“ 共同的”是指与对手或竞争者共享安全;“ 合作的” 表征的是通过何种途径达致安全;“ 人的” 则突出了安全的新主体。不管是共同安全还是合作安全, 还是中国的“ 新安全观”等等, 其宗旨无不是在于努力走出“ 安全困境”, 从而进入新的安全境界和新的生存形态。为此, 我们需要探索未来的研究议程, 深化安全研究。

首先, 需要研究“ 人的安全”与“ 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身处21世纪的今天,“国家安全”未失去它的重要意义, 而同时“ 人的安全”凸显了人本主义式的人作为人的价值和人为事物之根本的理念, 使人免于匮乏、饥饿、恐惧、战争等与安全相对立情形的理念。人与国家, 历来是政治哲学中争论不休的一个中心问题, 国家既有可能提供和保障人的安全, 又有可能损害和剥夺人的安全,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 在现实中都能找到。发生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美国对伊拉克战争, 给成千上万的伊国民众带来的, 是更多的“ 人的安全”, 还是更多的人的“ 不安全”, 呈现出更为复杂斑斓的画面。“ 人的安全”与“ 国家安全”之间的这种紧张, 是安全理论中需要深入探索的一个理论问题。迄今为止, 我们尚未见到很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论述。

其次,“安全共同体”的研究应进一步得到推进。如果说,“ 人的安全”与“ 国家安全”的问题涉及了谁之安全的话, 那么,“ 安全共同体”则涉及如何达到安全这一课题。靠无限增强自身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不能保证一国及其民众的真正安全, 二者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这已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于之相反对, 建设“安全共同体”展示了一个“ 众乐乐”而非“ 独乐乐”的、各国间相互信赖而非相互提防的安全境界, 逻辑地应成为国际社会努力的目标。现今欧洲地区已然形成的安全共同体,是否展示了世界其他地区未来的安全情境? 尽管人们有种种理由对此提出疑问, 东南亚等地区的现实也表明了这一建设之路的漫长和艰难, 但人们却不应由此得出任何悲观的不可能论。假如这一点能够成立, 那么它便赋予了对“ 安全共同体”开展进一步比较研究和理论挖掘以深且久的意义。

再次, 有必要重视对非主流安全理论的关注和研究。

现如今, 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流派三足鼎立之说已为人们所广为接受, 而在此之外的理论话语则因其非主流地位而不受重视, 处于边缘状态。它们中有的甚至因其“ 另类”而遭到不屑, 或被一笑置之。然而, 非主流理论话语的勇气和批判性, 适足以对于被人们视作当然的观念或“ 常识”发起挑战。例如, 以“ 威尔士学派”为代表的“ 批判安全研究”, 不但对“ 传统安全研究”进行了“ 最持久、最连贯的批判”, 而且提出了如何将安全重新概念化的非常明晰的观点, 即人的解放[23]。而这种“ 批判安全研究”, 很大程度上因其不是产生于美国, 且没有雄厚的财力和显赫的期刊作为支撑, 并未受到多大的重视。然而, 拒绝对话并非正确的态度。只有在围绕安全进行平等、深入的相互辩驳中, 安全理论才有希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才会显示出其生机和活力。在经过1990年代的兴盛和21世纪初年的相对沉寂之后, 人们期待安全理论研究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期。

注释：

①拙文“ 从集体安全到合作安全”( 见《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 对此进行了一些研究。另见门洪华:《和平的纬度——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②有人对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国家安危、治乱的思想作过简要的考察, 如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 第146- 147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本文不准备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③一个例外似乎是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他很早就认识到了安全的相互性。在1947年致联合国大会的一封公开信中, 他说道:“ 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当各地都有了法律上和执行中的必要保证, 从而使军事安全不再是单个国家的问题时, 安全才能得到实现。”语见《爱因斯坦晚年文集》第152页,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0年。

④对此, 本文认为, 安全是军事的, 更是政治的。

⑤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著述, 已为数不少, 较具代表性的如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3年。

⑥中译本为巴瑞·布赞、奥利·维夫和迪·怀尔德:《新安全论》, 朱宁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此处引文见“中文版自序”。

⑦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斯蒂夫·史密斯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的安全”概念作了清晰的概括, 此处引自其国际研究学会( ISA) 会长致辞, 见Steve Smith,“Singing Our World into Exist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September 11,”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4) Vol.48, No.3, pp. 499- 515。中译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小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M].张小明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2]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 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徐昕等译.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3] John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4] 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in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5] David A Baldwin,“The concept of security,”Review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3 (1997).

[6] Karl Deutsch, Sidney A Burrell, Robert A Kann, Maurice Lee, Jr., Martin Lichterman, Raymond E. Lindgren, Francis L. Loewenheim, and Richard W. Van Wagenen,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7]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N Barnett,“Governing Anarchy: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Eth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10, 1996.

[8] 欧洲安全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 1975年8月1日于赫尔辛基) [A].[法]巴特里克·瓦日芒.缓和的幻想[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9]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 Common Security: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10] Yoshinobu Yamamoto,“A Framework for a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Asia- Pacific,” in Jim Rolfe ed., Unresolved Futures: Comprehensive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Wellington: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5.

[11] Ashton B Carter, William J. Perry, and John D Steinbruner, A New Concept of Cooperative Security. Brookings Occasional Paper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12] David Dewitt,“Common, Comprehensive,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The Pacific ReviewVol.7, No.1, 1994. 另见苏浩.从哑铃到橄榄—— 亚太合作安全研究[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13]“Introduction,”in Michael T. Klare and Daniel C. Thomas, eds., World Security: Trends & Challenges at Century’s End. New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14]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 ColdWar Era. Second edition.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1.

[15] 巴瑞·布赞, 奥利·维夫, 迪·怀尔德. 新安全论[M].朱宁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此处引文见“中文版自序”.

[16] 英瓦尔·卡尔松, 什里达特·兰法尔.天涯成比邻—— 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

[17]“Develop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Speech by Admiral Dennis Blair, USN, CINCPAC to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 on Nonproliferation and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C., March 16, 2000.

[18] 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 东盟与地区秩序[M].王正毅, 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9] 曹云华, 唐翀. 新中国东盟关系论[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20]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N. Barnett,“Governing Anarchy: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Eth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10, 1996.

[21] [澳]克雷格·斯奈德, 等.当代安全与战略[M].徐纬地, 等译.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22]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23] 郑先武.人的解放与“安全共同体”—— —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探析[J].现代国际关系, 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