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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树勇
文章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年第4期
我主要谈一谈我对社会建构主义（简称建构主义）的主要认识以及建构主义“中国化”问题。
1.首先谈一谈我对建构主义兴起的认识。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兴起的建构主义研究热不是偶然的，它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国际政治现实变化的外在要求所致。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来看，以文化和认同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建构主义，是对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概念的现实主义和以制度、交易成本和信息为核心概念的新自由主义的有力补充；如果说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政治学和历史学方法，新自由主义主要运用经济学方法的话，那么，社会建构主义主要运用的则是社会学方法；国际关系理论论战呈现出一种不断深入的特点，20世纪30、40年代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论战领域主要是认识论，70年代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的论战领域主要是方法论，80、90年代建构主义与新－新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领域主要是本体论，建构主义提出了有别于新－新主义（纯粹或变相的）物质主义本体论的观念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总的看来，从现实主义经由新自由主义而至建构主义，似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划了一个圆。建构主义用社会学视角对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权力、利益、制度、均势、无政府状态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了自己的纯理论（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国家利益论、国际体系论、体系转换论和共同体和平论。应该说，这些理论成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是一种发展和进步，它反过来还推动了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比如一部分现实主义者正在改造沃尔兹的理论模型，企图在模型中添加一种互动结构层次，以解释主权国家之间社会互动式样对于国家的影响。
从国际政治现实变化来看，建构主义的出现有一定的时代性。建构主义一词正式运用到国际关系学中是奥那夫在1989年的发明，从此随着冷战的结束，建构主义备受青睐。正是在1989年，另一位持建构主义立场的美国学者史蒂芬·洛克，写了一本书《和平何以降临》，他分析了英美（1895年）、英国与德国（1898～1914年）、英国与FaGuo（1900年）、德国与美国（1898～1914年）和美苏（1987年）五组大国之间如何建构和睦关系和敌对关系的，很好地分析了敌对大国间建构和睦关系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其中第三个条件就是文化、认同等社会特征条件。这本书被美国学者加蒂斯认为是惟一成功地预测了冷战和平结束的著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著都未能预测到冷战和平结束这一结果，且无法有效地对这种结果进行解释。除了冷战和平结束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外，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兴起、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加剧”、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等际政治问题，也需要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借助建构主义来加以解释。建构主义还可以很好地告诉我们，为什么比生化武器更具杀伤力的常规武器没有被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什么朝鲜研制出一枚导弹比英国研制出500枚更先进的导弹对美国的威胁大？为什么美国政府要不断地宣传伊拉克是“无赖国家”或“邪恶国家”？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核大国FaGuo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引起的震动，要比今天核能力很弱的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的影响小得多？等等。可见，时代的发展要求理论推陈出新。我们不妨这么说，在20世纪之前，国际政治基本上是一个强权政治的时代（威尔逊等人的观点），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处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基欧汉和奈的观点），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开始进入了一个主权国家彼此调适和社会化的集体认同时代。在这个时代，建构主义将扮演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2.建构主义研究必须“中国化”。我们知道，格老秀斯、康德、黑格尔以来的理念主义传统，马克思等人的实践哲学，维特根斯坦、塞尔等人的语言哲学，尼采等人的后现代话语构成了建构主义丰富而深厚的西方思想底蕴，而在中国主导性语境里，物质主义与现实主义仍是学界所坚持的基本立场，因此多数研究建构主义的学者都赞成“中国化”努力。我认为建构主义“中国化”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积极运用建构主义关于观念、文化、认同在国际关系中作用重大的命题，进行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这方面学界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比如刘永涛博士对东亚安全的研究，陈玉刚博士、肖欢容博士对地区一体化的研究，唐小松博士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郭树勇博士、王义桅博士关于战争合法性的研究等等，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建构主义的方法。这些研究不但肯定了传统视角对于国际关系发展的根本作用，同时提出了认同和文化对于一体化等问题的不可或缺性，而正是关注国家认同和国际政治文化对于地区安全的将来具有独
特的意义。这方面的问题是，实证分析中，文化与认同如何当作有效的变量？
二是从建构主义研究成果出发提出自己的国际关系学概念。建构主义提出了诸如文化、认同、安全共同体等一些很有新意的概念，以这些概念为基础，结合中国文化和学界自身特点提出自己的概念是有意义的。以概念为分析视角，进而提出有解释力的命题和判断，无疑对于国际关系现实与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只是初步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概念，这些概念主要还是围绕着“文化”来的。比如俞新天教授提出的“国际文化”、蔡拓教授提出的“全球文化”、秦亚青教授提出的“世界文化”、“单位文化”和“文化力”、郭树勇博士提出的“国际政治文化”，等等。目前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要把新概念应用到进一步的理论建设和问题分析中去，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新概念新命题首先要解释中国的对外关系史和国际体系模式。
三是加强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流派的综合性研究。近几年美国三派学者联起手来写了不少书，最著名的就是基欧汉、克拉斯纳和卡赞斯坦三人合写的《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国内学者也在增加这方面的意识。李少军教授关于国家安全研究，门洪华博士关于和平的研究，郭树勇博士关于多边国际战争与世界秩序关系的研究等都在彰显出一种愿望：单独一个流派不能说明国际关系的全部，只有综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但是，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综合有很大的困难。在一个分析框架内建立三个变量（权力、制度、认同）比较容易，但建立一个庞大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三个流派在若干方面有着“不可调和的理念冲突”。
四是加强国际政治学的子学科国际政治社会学（IPS）的学科建设研究。对政治进行社会学研究古而有之，目前政治社会学已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非常引人注目的新兴交叉学科，但学界对于国际政治学与社会学能否交叉有一定的歧见，在这一点远没有像对待国际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那样达成共识。反对它的学者认为，文化不能代替权力成为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文化不能进行实证分析；且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完全不同，主权国家可以脱离国际社会一段时间而自力更生。支持它的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利益概念既然可以部分地代替权力，经济力可以部分地代替权力，那么，文化力也可以部分地代替权力，IPE和IPS都不能完全代替权力视角，只是从另外的角度补充它；IPS比起IPE在实证分析方面固然要困难得多，但并非没有办法，我们知道，阿尔蒙德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发明了“政治文化”来代替以往不便进行实证研究的“意识形态”、“国民士气”、“民族精神”等概念，为政治社会学实证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至于国际政治体系的社会性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度发展，国际关系整体性、组织化、社会化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现在没有哪一个现代国家可以长时期地脱离国际社会，有的国家若中断对外贸易和交往可能就会崩溃。雷蒙·阿隆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国际关系社会学”研究族系表，显然是IPS支持者们的理论先导。
五是运用建构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目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展相对缓慢。如果我们转换角度，利用建构主义的某些思路就有可能进行新的探索：建构主义坚持社会本体论，马克思主义也是坚持社会本体论，两者在方法论方面可以互为启发；马克思本人被誉为“政治社会学之父”，他关于“人创造自己的历史”等许多光辉论断直接启发了吉登斯等人，对于建构主义发展产生了间接影响；葛兰西、沃勒斯坦、吉尔、科克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有着许多独到之处，完全可以有针对地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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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1 16: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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