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模型、范式：方法论视角的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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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宗山(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讲师)

文章来源: 《欧洲研究》2004年第4期 　　

内容提要：作为方法论的三个基本要素，假设、模型、范式在社会科学语境中含义丰富，体系完整。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虽然流派众多，分歧各异，但就主流学派而言，它们都共享无政府状态的学科公设和国家中心论、理性国家论等重要的核心假设，并注重将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结合起来，在研究模型上趋向体系化和结构化，在研究范式上，逐步走向可通约的理性主义范式。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研究起点，建构主义采纳了与因果理论相异的研究范式。假设、模型和范式三者的密切联系与互动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从这三个方法论核心要素角度理解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把握流派分歧背后的内在同一性，发现学科建设的本质要素，理清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线，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分层研究。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 方法论 理性主义 建构主义

　　假设、模型和范式是方法论的三个基本要素，各自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构成，它们互相联系，相互作用，共同组成完整的方法论体系。掌握这三个要素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本质、作用及互动关系，能够加强对理论的认识和理解程度，有助于发现存在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分歧背后的内在同一性，了解、把握那些属于学术共同体一致认知的概念范畴和知识积累，从而为深入理解国际关系的学科本质、推动学科建设提供建设性思考。本文就试图在剖析假设、模型和范式的内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一解读，以求教于同行。

　　一

　　"假设" 的概念都来源于西方，在英文中，含有"假设"意思的单词有assumption, postulation和 hypothesis。一般而言，assumption多指前提性的、逻辑性的假设，中文译为"假定"比较确切；如基欧汉在论及现实主义的三个核心前提时，使用的都是"assumption"一词。postulation也指"假定"，但更多运用于数学中，主要指带有公理性质的假定。例如，欧氏几何学中"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被视为该学科的公理，但它也是一种假定，并没有经过证明。hypothesis是指"以已有事实材料和科学理论为依据而对未知事实或规律所提出的一种推测性说明，……"[2]，一般译为"假说"，假说经过一定程序证明之后就形成了具体的理论观点，换句话说，假说就是被证实或证伪之前的理论观点。相对而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hypothesis运用较多。这就形成了一个关于假说、假定的概念系统，我们可称之为假设体系，它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和层次。

　　从性质及与理论的关系来看，假设可分为逻辑性假设和观点性假设。逻辑性假设是指用哲学或逻辑方法推导的、适用于普遍的人类行为，并对学科研究具有启发性的假设。例如，"人人为已"的利已主义假设、"经济人"假设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前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关于"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问题的争论也反映了哲学逻辑假设对学术研究的重要启发作用。观点性假设则是指关于某门学科或理论的具体命题、具体观点的假设，例如新现实主义对国家首要目标是安全而非权力的假设；民主和平论关于民主制度、民主观念和民主国家意味着和平，民主国家之间几乎不爆发战争的假设。

　　从假设在学科中的地位和功能来看，可分为公理性假设和一般假设。公理性假设是指某门学科或理论对研究对象所进行的最基本的判断，可称之为基础假设或原初假设，类似于"第一原理"或数学中的公理。公理性假设可以不证自明，是学科存在并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标志。例如，西方经济学中对于资源稀缺性的假设，就是经济学学科基本的研究起点[5]。一般假设与公理性假设相对而言，是指那些以公理性假设为起点演化而来的、对具体情况所进行的事实的或逻辑性的判断，一般假设多为观点性假设。在一般假设中，又可分为核心假设和外围假设。核心假设是理论体系中的主导性假设，它描述的是中心的变量关系；如国家通过创设制度以促进合作的假设，就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假设。外围假设则是围绕核心假设或服务于核心假设的一些待证明命题，如制度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国家追求绝对获益等假设就属于外围假设，共同服务于制度促进合作这一核心假设。

　　假设是理论演绎和科学论证的前提，任何遵循规范、科学的认知程序的理论体系都必须有着明确的假设或假设体系。假设-演绎结构是近代以来科学史中最重要的演绎模型[3]。除逻辑性假设和公理性假设外，反映具体观点的一般假设必须进行检验。对某一假设的检验方法主要有两个，进行演绎推理证明该假设可以由其前提推导而出，并且它在自身的逻辑上是前后一致的；或者通过历史或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证据来证明假设是与客观事实相符的。检验的目的是为了排除未知因素的影响，以确定假设所阐述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如果经过逻辑和事实的检验，初步证明该假设暂不成立，那就需要对假设进行重新检查，以看是否需要修改或重新表述，或者缩小解释范围；如果仍然达不到，则需要完全推翻原有假设。假设证明的过程实质就是科学方法使用的过程，沃尔兹和卡普兰都为我们指出了对理论或假设的检验过程[6] 。

　　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它在基本假设方面逐渐趋于相似或一致。首先，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甚至建构主义都认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公理性假设，无政府状态成为主流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起点。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是霍布斯以来国际关系学者的共识，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根本事实，是国际政治中的第一重要假定[7]。汉迪·布尔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生活的主要事实与理论思考的起点，就许多关于国际生活富有成效的研究而言，它们都与探索国际生活由于缺少政府而带来的后果有关[8]。沃尔兹对无政府状态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认为国内社会是等级政治，国际社会则是无政府政治，这使国家不得不采取不同于国内社会的行为方式[9]。传统现实主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无政府状态，但摩根索对于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本质区别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各国社会内部比各国之间显示出了更大的社会凝聚力[10]。

　　新自由主义也没有否定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即缺乏共同的等级制权威。其代表人物基欧汉承认，和新现实主义一样，新自由制度主义也认为国际体系是非集中性的，并致力于通过探查非集中性的国际体系的本质来解释行为的规律性[11]。冷战后盛行的建构主义尽管对"无政府状态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发难，但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国际社会存在无政府状态，相反还推导出三种无政府文化，实际上仍是将无政府状态作为研究的基本起点[12]。

　　在无政府状态这一基本判断的基础之上，新现实主义由无政府状态推导出国家需要实行自助，追求权力和安全；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导致国家互不信任，国际社会存在不确定性，合作变得困难，这就需要创设国际制度；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塑造的，有着多种文化逻辑，这取决于国家的彼此观念认同，通过国家的努力，国际体系中的文化结构能够朝着进步的方向发生变化。

　　其次，虽然各流派的问题重点不同，但至少在重要的逻辑假设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众所周知，国家中心假设、国家的理性假设和权力假设[13]，（前二者是逻辑性假设，第三个是观点性假设）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共同研究前提，沃尔兹虽然对传统现实主义进行了很大的修正，但正如基欧汉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结构现实主义者在根本的假定上，与其古典先驱们保持了一致性"[14]。例如，沃尔兹仍然视国家为最重要的追求权力的理性行为体，只不过他限定了权力的范围，将之界定为手段而不是目的。

　　如果我们将视角扩大，就会发现，虽然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新自由制度主义并不反对国家中心论和国家理性这两个逻辑假定。基欧汉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都曾承认自己已经从早期的多元主义立场上后退，他说，"在我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我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意义。但后来认识到尽管国家可能由于变化的体系限制的原因而以非传统的方式行事，但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仍然是隶属于国家或者是与国家相比处于次要地位的"[15]。同样，建构主义也承认，"从中期来看，主权国家仍将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政治行为体"[16] 。

　　这样，目前各主要的国际关系流派既在学科的公理性假设和逻辑前提上找到了一致性[17]，同时又在各自的核心假设上（如现实主义的权力假设、制度主义的制度假设、建构主义的观念文化假设）保持着分歧，使得国际关系理论既存在对话和交流的基础，又具有各不相同的研究旨趣，保证了理论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二

　　英文的model是一个多义词，既指模型，也指模式、模范甚至模特[18]。用于模型，也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小于原物，按一定比例的复制品，如飞机、轮船模型。另一种则指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术语，是"系统或过程的简化抽象和类比表示"。模型能描述出事物现象的主要特征和变化规律，是一种定量的抽象和概括[19]。在社会科学中，模型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指理论模型。它是对事物主要的本质的关系的说明，即探讨主导变量间的关系。例如，"相互依赖-国际关系"这一理论模型所要揭示的就是"相互依赖"这一主导变量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作用。理论模型大多以文字的形式来表述，但在经济学等相对"硬"科学化的学科中，以方程式、坐标曲线、图形等形式表现的函数模型、数理模型等也使用得很多。另一类则指结构模型，如我们常说的两元均势模型、五元均势模型以及2×2的博弈结构模型等。它是某种理论关系的外在结构形式，不涉及具体判断。

　　理论模型是理论的简化，它要求准确和简洁地将最重要的核心变量关系揭示出来。在被证明之前，模型是某门理论的核心假设；在证明之后，它变成主要观点。模型有两个基本含义：（1）模型自身是相对稳定的，这意味着只要给定它适当的条件，它就可以得出相对一致的结果，能够较好地解释现象；（2）模型中所引入的解释变量的具体数值或者说参数值不是唯一的或恒定的，而是可变的。以上两个基本含义说明模型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的基本特征，这是科学的基本要求，所以，是否存在较为固定而有效的理论模型是理论科学性程度的标志之一。

　　与假设一样，理论模型也会形成模型系统。在模型系统中存在一个主导模型。主导模型是对理论体系中最具决定性的一对变量关系或判断的描述，是对实体理论本质关系的简化，它所描述的变量关系往往成为模型体系的名称，理论往往也以其核心变量（或自变量）的名称来命名，如权力政治学、制度经济学。从因果关系来看，主导模型中有自变量、因变量、干预变量等分类。如"制度-经济增长"这一模型中，制度为自变量，经济增长为因变量。随着制度的属性、配置方式、功效等内在品质不同所导致的变化，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后果等内容也会随之产生变化。当然，建构理论认为变量间并不存在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区别。

　　除主导模型外，在模型系统中还存在概念、命题等必要组成部分。所以，模型不仅包括具体的判断，也包括概念、命题及其组合和互动排列关系。概念之间、命题之间、概念与命题之间都应该存在逻辑一致性，共同服务于主导变量和主导模型。在"制度-经济增长"这一模型体系中，就包括交易、制度、路径依赖等概念和概念组合。"交易"、"制度"这些概念组合中都包涵若干个小概念。"制度安排"与"交易成本"之间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合适的制度可降低交易成本）。这一模型同时又包含一些由假设发展而来的基本命题，如"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存在重要影响"等。概念与命题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逻辑关系。如"交易费用"是理解制度是如何对经济活动起作用的关键因素，"路径依赖"是理解制度变迁的关键。各种概念和基本命题都共同服务于"制度-经济增长"这个主导模型。正是通过这些内在要素的逻辑组合，模型才能完整地搭配成整体，形成对事物、现象之间本质关系的抽象说明。

　　从学派发展和模型体系的角度来划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存在如下主要理论模型，每一模型之中，又有属于各自领域的概念、命题组合与判断。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模型是权力政治模型[21]，它所界定的是"权力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将国家追求权力的本能和行为（界定为国家利益）作为自变量来探讨国际政治的变化与发展。主要概念有权力、利益、国家等，主要命题包括"政治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支配"等现实主义六原则[22]。对权力政治模型来说，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是相对稳定的偏好，只要假定这一偏好不变，诸多国际政治现象就可以通过权力这一变量加以解释。这一模型在二战以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权力政治模型也具有变量单一、命题不科学、不完善等缺点，所以，为更科学地解释国际现象，新现实主义将结构概念引入传统的权力政治模型，形成"权力 国 际体系结构 国家行为与国际政治"模型，把结构的制约作用作为国家追求权力与安全的干预变量，这样国家行为的后果就既有单位层次的原因（国家对权力与安全的追求），也有国际结构层次的原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及其他各类国际结构的制约作用)，以此来说明国际政治和国家行为的本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模型是"国际制度结构 国家行为与国际政治"，强调国际制度的结构性安排能够减少不确定性，促进国家合作，影响国家行为，以此来考察世界政治中的各类新现象。建构主义则将"国际观念结构 国家行为与国际政治"作为自己的理论模型，着重探讨国家间通过互相作用而建构的观念性结构对国家身份认同的影响，并通过由此形成的国际社会文化来解释国际体系的发展与进化。依附理论的模型是"经济依附 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通过欠发达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依赖及由此导致的各方面的不自主来分析欠发达国家地区落后的原因和发展的条件。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是："世界（经济）体系 （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通过世界体系，首要是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及界定于此体系内的世界各区域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三

　　范式（paradigm），亦称"规范"、"范型"。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用来解释科学革命，它大体上是指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科学的"模型"和具体运用的范例[23]。

　　范式是对学者研究思路的总体综合和抽象，是由研究对象、中心术语、前提假设、哲学禀性、观察视角、论证方法、逻辑实质等要素组成的自圆其说的推导集合和方法论路径。它提供了观察、分析客观事物的视角、分析起点和分析途径。我们平常所说的政治地理方法、阶级方法、理性选择方法、经济研究方法等都是研究范式的一种。例如，谈到阶级方法，我们就知道，该方法首先假设人是划分为阶级的，个人的观点和行为受到其所属阶级的立场制约。再据此分析个人与阶级的关系，阶级之间的冲突，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影响，阶级与国家的关系等，演绎出一套解释研究对象的理论。以阶级方法为根本研究范式，可以分析国家的起源，可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也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分析世界体系的重要方法。

　　范式虽然有时也叫方法，但与我们平时所说的实地调查、统计量化、个案研究、文献分析等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一回事。后者只是一种技术、方法手段，不涉及前提假设和分析路径。如个案研究并不要求研究人员预先给定某种分析起点或价值判断，相反在开始阶段还竭力杜绝先入为主。也就是说，范式包含着判断、推理、观点等研究人员的主观认识，而分析方法是纯粹工具性手段，不附着研究者的主观判断。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性主义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24]。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遵循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都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家是理性的基本的国际行为体。由于无政府状态所赋予的先验身份和利益动因，国家具有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为此，国家必须运用合理、明智的手段和措施，既能做到成本最小、获益最大，同时又能使行为控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即：要实现利益（权力、安全、福利）最大化，就必须（占有权力维持均势、增强实力实行自助、创设国际制度进行合作）。不难看出，理性主义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学术范畴集中在国家的理性行为及其互动进程与后果上，中心术语包括国家、权力、安全、结构、制度等，反映了浓厚的物质本体论和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色彩。理性主义范式的观察视角早期主要体现为方法论个体主义，但发展到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逐渐趋向个体-整体相结合。沃尔兹将国家比喻为市场中的企业，同时又强调国际结构对国家的制约作用；基欧汉虽以有限理性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制度的形成，但同样也重视国家所处的环境对国家创设和执行制度的影响，他将自己的方法称为制约-选择方法[25]，突出地表明了个体整体相结合的互动认知。在逻辑实质上，理性主义范式是因果关系论或决定论。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行为是基于先验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这一原因的结果。或者说，由于国际社会存在无政府状态，才使国家寻求不同于国内社会的问题解决方式。所以，在无政府状态的背景下，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国家的任何行为都是有迹可循、都是决定于内外动因的[26]。

　　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新崛起的理论范式，它不属于因果理论。这是因为，首先，两种理论范式对变量的看法不一样。因果理论认为，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是相分离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是互相独立存在的，自变量一定要在因变量之前发生。而建构主义则认为，主体和客体无法截然分开，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划分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建构主义强调解释变量本身就存在于被解释的现象之中，无所谓独立存在和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例如，导致冷战发生的因素并不是脱离冷战而存在的，这些因素也不是在冷战之前发生的，而是在冷战进行之中发生的。其次，二者的目的不一样。因果理论的目的是对事物的原因进行说明，而建构主义的目标是要弄清楚，是什么具体说明了现象，而不是现象为什么产生。建构主义属于属性理论，它利用存在的结构来解释事物的属性，着重探讨的是体系的属性是如何被建构的，它是一种属性理论，具有静止性的特征。第四，在认识论上，建构主义并不必然与因果理论相异，相反，它也寻求其解释与客观世界的符合问题[27]。在国际关系领域，建构主义强调国际社会存在以共有知识和文化为根本因素的观念结构，观念结构制约国家的规范和认同，并影响国家对各自利益和行为的判断，物质性因素要通过观念结构才能影响国家行为[28]，反映了整体主义视角和理念主义的本体论，身份、认同和文化是它的中心术语。

　　马克思主义范式从逻辑上来讲，属因果理论，也有强烈的决定论倾向[29]。它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国家、阶级等现象都是这种互动关系的产物并受它的制约，这反映了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但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整体环境对个体的制约作用，体现了典型的整体主义视角。在国际关系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单位并非国家，而是阶级和世界体系，它视阶级冲突为国际政治进化的主要动力，强调世界历史的进程性和世界体系的革命性因素；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强调剥削和"中心-外围"国家间的不公正、不平等，极大地影响了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论和拉美世界的依附论的产生。在道德规范领域，马克思主义关怀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强调人作为"类"的主体价值的存在，从而成为批判理论的哲学渊源之一。

　　四

　　假设、模型与范式有着密切联系。假设是我们研究的起点，是待证明之物。模型是我们需要表达、如何表述的具体组合。范式则是我们如何来证明。为方便研究，我们才将假设和范式分离出来进行专门的论述。但在理论文本中，假设和范式都内化于模型之中。实体假设经过经验和逻辑的证明可以演化为理论模型。逻辑假设则构成范式的一部分，是范式推导集合的要素，在论证的过程中起着铺垫、引导的作用，可以被移植、效仿甚至捍卫。假设和范式虽是实体理论的组成部分，但都抽象于模型之中，本身并不独立显现为文本存在，只有模型作为实体理论呈现于人们面前。这是因为，模型并不是理论体系的全部外在表现形式，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必然包含研究对象、学术范畴、基本假设等方法论要素。这些要素不可能通过简化的模型表现出来，即方法论要素并不能通过与主导变量直接相关的实体性的概念、定义、命题等反映出来，它只能表现于范式之中，通过学者的研究路径而体现出来；它隐藏在实体理论之后，需要通过理性抽象认识。如果人们从非学术的角度了解一种理论，一般并不需要特别了解它的逻辑和经验前提，也不必知道它是如何被证明和观察的，只需了解它有哪些基本观点，强调哪些问题领域，理论旨趣又在何处。但假设和范式又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假设和范式的革命，推动学科进步，实现真正的科学革命是很困难的。没有方法论革新的单纯观点创新只能提供不同的侧重点或不同的角度即仍然是根据客体去理解客体，而不是从本体论根源去研究现象，也不是在认识论的高度去反思主体的思考加诸于客体的意义。

　　假设、模型和范式是从方法论角度理解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素。假设、模型和范式的有机组合形成我们平常所说的基本流派。沃尔兹虽然对现实主义进行了巨大的发展，但他在基本假设、模型体系和研究范式上都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先驱保持相似，因而仍属现实主义流派。基欧汉等人承认现实主义的某些基本假定，但不认同它只关注权力的解释模型，代之以制度解释模型，形成了新自由制度主义流派。但是，流派间的分歧与差异又不可过分强调。如果给理论贴上不准确的标签，容易造成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解的困难[30]，要剥去流派间喋喋不休争论的外衣，就需要通过这三个要素来把握分歧背后的内在同一和普遍本质。看起来截然不同的两派在某些方面可能冲突和对立，而在另外领域又可能互相借鉴和交叉。例如无论是基欧汉还是温特都借鉴沃尔兹的方法，建立了体系-单元的理论结构模型，虽然其结构内涵各不相同[31]。

　　因此，与其说几大主流学派在多方位地趋同，不如说这种趋同实质上反映了各派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无政府状态、国家中心主义和理性国家这样的普遍假设和某些共通的研究途径，也就是说，主流范式在辩论的基础上应该趋向融合和一体化，共同发掘出那些属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实质要素，这些要素的发展和完善将会推动国际关系向成熟学科迈进[32]。当然，各派是通过各自不同的逻辑前提和观察视角来对普遍假设进行解释和推论的。同时，不同层次的理论，其假设、模型和范式表现各有差异，只要这些理论在自身的方法论上可以周延、能够前后逻辑一致就应被视为是规范的理论，流派之间应该"求同存异"、互相补充，在相互理解的基础实现沟通，而不应一味地党同伐异。

　　把握住这三个要素，还有助于在理论分立的背后，理清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线，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分层研究。国际关系学经过八十多年的探索已趋向成熟。各学派尽管看法不一，但寻求科学地认识国际关系，而非简单地否定主体对客观现象认知的可能性一直是学科探究的主线。而且，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全面、充分和详细地解释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的全部现象"[33]，要寻求对复杂多变的当今世界的解释，不能只运用单一的方法论视角，应寻求范式之间的融合，形成丰富多样更具涵盖力的解释范式，而不是在构造所谓"大"理论的幌子下垄断国际关系学科的话语。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存在着"解释"和"理解"的争论，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争论实质是一种互相指责，都是只见对方之短，而忽视对方之长。其实，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没有哪一种理论或研究层次是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的，任何理论都有其优点，也有其缺陷。通过合理区分假设、模型和范式与实体理论的关系，确定不同的研究层次可以有助于解决那些不必要的彼此责难。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到今天，如同经济学的学科分层一样[34]，可以而且也应该划分为三个层次或领域：国际关系哲学（或规范国际关系学）、外交政策学（或应用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科学（或实证国际关系学）。在总体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氛围中，不同的学科层次可以构建各自的研究对象、范畴和学术价值观，采取不同的方法论定位。国际关系哲学的特点可能是缺乏明确的前提假设，规范严格的论证逻辑和标准的研究范式，但却更多地洋溢着智慧的光芒、浸透着强烈的人文关怀、铭刻着深刻的历史感和深遂的洞察力。外交政策学的观点或政策建议可能更接近现实、更具可操作性，但并不一定具有严格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路径（如量化、系统化的数据、可重复的程序、可公开的方法），而更多偏重于史料的分析、个人的观察和感觉。国际关系科学的理论观点并不一定是"惊人之语"，论证过程可能枯燥而无味，但可能更多地遵循规范严格的科学标准和程序，构建了明确的假设、结构化的模型和前后一致的研究范式，结论的可信程度更高一些。有不同信仰的学者可寻找并按照本层次的学术定位来进行研究，探索属于本领域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方法，这样既可以避免一些不在同一哲学和学术逻辑体系内的关公战秦琼式的无谓争吵，还可以使各方在明确彼此学术分歧和方法论背景的前提下，互相间增强理解和沟通，在此基础上的学术交流，可以使大家互取所长，各避其短，会更有利于推动国际关系学科作为整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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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一般由表述具体观点的实体理论和论证这些观点的方法论构成，但方法论一般情况下并不表现为独立的文本形式。

　　[2][19][23]：分别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731页、第3748页、第1644页。在西方社会科学语境中，范式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库恩意义上的，作为方法论范式所使用的；二是指某种理论流派或解释模式，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经常涉及的现实主义范式、全球主义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范式等。本文取第一种含义。


　　[3]：参见刘大椿：《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335页。

　　[4]：参见[英]伊·拉卡托斯著，兰征译：《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5]：参见罗节礼编著：《当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6]：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王红缨译：《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和[美]莫顿·卡普兰著，薄智跃译：《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

　　[7]：参见秦亚青：《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读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国内关于无政府状态的研究亦可见袁正清：《无政府状态的建构主义审视》，《太平洋学报》2003年第2期、吴征宇：《从霍布斯到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思想的古典与当今形态》，《欧洲研究》2003年第6期和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297页；国外学者有关无政府状态的论述集中见于鲍德温著，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参见[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秦治来译：《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9]：参见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第六章。

　　[10][22]：分别见[美]汉斯·J·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第4-5页。

　　[11][14][25]：see Robert O Keohna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estview Press Inc,Boulder,1989,pp.7-8.、p.47、pp.104-105.。

　　[12]：温特的建构主义被广泛地认为是对国际社会无政府性的否定，但我们认为，温特否定的充其量是无政府性只导致自助和安全困境一种结果的逻辑结论，而不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本身。如同基于资源的稀缺性这一基本起点，经济学发展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混合经济三种不同的解释模式一样，无政府性应该可以被推演为如下文所说的多种解读途径。而且，温特对无政府性的质疑能不能算是证否了传统理论的研究起点也有待进一步证实。因为：（1）温特的质疑是基于观念本体论，而观念本体论和物质本体论是根本不同的哲学逻辑体系，因而这种否定并不完全令人信服，真正的逻辑否定应该是在同一逻辑体系内部的否定。基欧汉就是在承认新现实主义安全困境的前提下，得出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也可以通过制度构建来实现国家间合作。温特的哲学逻辑是建构理论，而不是因果理论，用建构理论来否定另一种理论所持有的因果联系，如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争论上帝与真主谁是世界的主宰一样，永远也不可能有结果。（2）温特的"第一次相遇"的情景假定只假设相遇双方的互动为零，而忽略了任何一方在国际社会的社会化过程中所吸取的经验，因而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相反，传统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的推演是建立在人类自有国家间互动以来国家对彼此间关系持有基本认知的历史经验事实基础上的；温特试图以理想状态的逻辑来证否部分基于经验事实的逻辑，但理想状态更适于作为逻辑起点来推导后续结论，而不适于作为硬证据来证否其它逻辑，所以这种质疑是不完备的。实际上温特本人认为在国际关系历史中先后存在着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也就是说，至少有三种国家对彼此间关系的认知。如果温特不是从理想状态来证否传统的无政府状态的推演，而是能够以三种国家对彼此关系的认知来证否无政府状态，才是真正地从根本上否定无政府状态这种第一推动。所以，温特的质疑充其量是修正，而不是否定。从根本上说，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是公设，而不是核心假设或硬核，它是逻辑性的、不证自明的，因而也是不受质疑的。相关观点及文本见注释7。

　　[13]：基欧汉、吉尔平等人曾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阐述过这三个假定，分别参见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pp.38-39.和罗伯特·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278页。此外，迈克尔o尼科尔松在《再论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也有大体类似的观点，参见[英]提莫ooo邓恩、密切尔ooo考克斯、肯ooo布斯主编，周丕启译：《八十年危机：1919-1989年的国际关系》，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106页。

　　[15]：同[11]，第8页。相关内容还可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16]：see 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2, Spring 1992.

　　[17]：与西方学界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没有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研究起点，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后才出现真正的国际关系问题，国际政治的实质是这种扩张所引发的宗主国与殖民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民族的和的阶级的双重矛盾的集中和复杂的体现。因此，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所共享的研究起点应该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扩张的必然性。但它并不是一个逻辑假设而是来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体假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之一，它成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理论前提。

　　[18]：《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增补本，简化字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48页。

　　[20]：参见卡普兰著：《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前言。

　　[21]：参见[美]郝思悌著，李伟成、谭溯澄译：《国际政治分析架构》，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17-18页。

　　[24]：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理性主义（Rationalism）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怀特、卡赞斯坦、基欧汉等人都对建构主义出现之前的国际关系学派进行了不同的划分，但无论哪一种划分方法，从方法论角度看，理性主义都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有关内容可参见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欧洲》1995年第3期）、[美]卡赞斯坦、基欧汉等：《冷战后的开端：理性主义和社会学的回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2期）以及"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by Ole W?ver(from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6),而这些都来源于基欧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观察，即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可以共享一些基本假设，以构成与反思主义研究纲领相对照的理性主义研究纲领，se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pp.166-175.

　　[26]：参见胡宗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论析》，《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0期。

　　[27]：参见亚历山大o温特：《国际关系中的建构关系和因果关系》，《八十年危机：1919-1989年的国际关系》，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169页。

　　[28]：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231页。

　　[29]：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范式属于理性主义范式，如果从同属因果理论这一点来讲，有类似之处，但在更深的层次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假设、观察视角等显然与理性主义有根本的区别。

　　[30][33]：[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第7页。

　　[31]：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

　　[32]：提倡范式融合和一体化的国外文献包括Beyond boundaries: Disciplines, Paradigms, and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edited by Rudra Sil and Eileen M. Doher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New York 2000.和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edited by Charles W. Kegley Jr.,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5.

　　[34]：参见[英]马克·布劳格等著，张大宝等译：《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