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研究50年: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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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Ｏ.基欧汉、斯蒂芬·克莱斯勒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1-3期

【内容提要】本文全面回顾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认为,虽然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传统学科,然而,二战之前,该学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战后,安全与战略研究又主导了国际关系领域。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重新勃发的动力。其后,随着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论战的深入,国际政治经济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冷战的结束,使得传统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学派受到挑战,文化和社会学的观点得以复兴。这一争论被称为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争论。双方既有差异,也有互补性。尽管它们都认识到人类是在一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社会化环境中活动的,然而,建构主义关注常识是如何产生的,理性主义关注常识是如何影响战略决策的。ＩＰＥ作为一门学科,它模糊了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之间的界限,因而有利于考察国内政治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一国对外政策的。本文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中央集权论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并分析了国内格局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全球化与国内格局等命题,认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不能相互割裂,马克思主义为整合二者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体化;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互补;国内政治;全球化;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彼得·卡赞斯坦(ＰｅｔｅｒＪ.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系教授;罗伯特·Ｏ.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Ｏ.Ｋｅｏｈａｎｅ),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克莱斯勒(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Ｋｒａｓｎｅｒ),美国斯坦福大学格雷厄姆·斯图亚特讲座国际关系教授。

　　在本文中,我们将阐述国际关系学科分支———通常被称做“ＩＰ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的产生及演变史。①这一领域的学者们主要利用经济学和现存的各种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在体系层次上比较显著的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层次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央集权论和多元论。

ＩＰＥ的学术根源　　

长久以来,现实主义一直是美国国际关系学术领域理论交锋的中心。在国际关系这一学科出现的20世纪初,美国寻求建立一套系统的社会科学,为自己乃至全世界谋求更美好的生活。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血腥的大屠杀改变了这一切,许多与欧洲联系紧密的一代出色的学者经历并阐释了这一现象。此外,还有漫长的冷战,美国在40年里将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现实主义认为,明智的治国方略需要的是一个与正常的国内政治不相抵触的外交和战略空间。而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大辩论———20世纪30年代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争———便是这一历史遗产的产物。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学术界中尚未存在独立的被人们认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对从政治角度分析经济事件很少给予关注。如同学术界一样,美国国家政策的焦点集中于安全事务和“高级政治”。人们将共产主义视为无处不在的威胁。装备有核武器和火箭的苏联———正如1957年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所显示的———被认为是美国军事、技术、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险对手。领导世界政治研究领域潮流的学者们分析了核武器的作用、运用威慑的技巧、美国领导的联盟(比如北约)的行动等等。托马斯·谢林(Ｔｈｏｍａｓ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将理性选择分析方法引入了国际事务;亨利·基辛格(Ｈｅｎｒｙ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论述了有关欧洲的国家战略以及美国在欧洲的核武器与联盟战略;格雷厄姆·艾利森(ＧｒａｈａｍＡｌｌｉ ｓｏｎ)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个案所做的研究突出了这一学科的理论视角。具有创新意识的分析还涉及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研究,其中包括肯尼思·沃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ａｌｔｚ)在这个概念上的重大贡献以及在Ｊ.戴维·辛格(ＤａｖｉｄＳｉｎｇｅｒ)领导下由“战争相关性项目”而发展出的庞大的数据库。

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说,数量可观的学术资本来源于经典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比如说阿尔伯特·赫希曼(Ａｌｂｅｒｔ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尤金·斯坦利(ＥｕｇｅｎｅＳｔａｎｌｅｙ)、查尔斯·金德尔伯格(ＣｈａｒｌｅｓＫｅｎｄｌｅｂｅｒｇ)和雅各布·瓦伊纳(ＪａｃｏｂＶｉｎｅｒ)的论著。赫希曼解释了德国是如何把对外贸易作为一种工具并建立其在中东欧地区的政治势力范围的。瓦伊纳和金德尔伯格则阐释了17世纪和18世纪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内,权力与财富之间的互补关系。斯坦利审视了国家间的贸易壁垒如何为政治-军事冲突创造条件,比如日本。这些作者深入分析了权力是如何为国际经济的发展提供基础的。在国际关系领域,爱德华·Ｈ.卡尔(ＥｄｗａｒｄＨ.Ｃａｒｒ)将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方法结合起来,分析了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如何崩溃的。这些著作集中分析了资源的作用、能力以及不对称的权力交换等问题,为国际经济学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又对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些研究比较政治学的学者试图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与国际关系挂钩,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强调制度因素在政治制度的塑造过程中的重要性的传统著作。特别突出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论著,比如Ｊ.Ｐ.内特(Ｎｅｔｔｌｅ)有关国家的文章、塞缪尔·亨廷顿(ＳａｍｍｕｅｌＨｕｎｇｔｉｎｇｔｏｎ)对政治衰退的分析。他们还仔细研究经济学及经济发展史,比如戴维·兰德斯(ＤａｖｉｄＬａｎｄｅｓ)有关技术的论著、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有关关税的文章。那些研究比较政治学的学者还广泛阅读了有关美国政治的书籍。此外,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关系学广泛地关注着对外政策中的国内决定性因素,而那些对制度研究感兴趣的比较政治学专家对此却投入了更多的关注。1959年,肯尼思·沃尔兹坚持认为,国际体系在国家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占有首要地位,这就预示着20年后他的《国际政治学理论》一书的出版。然而,就在10年之后,在一本有关民主外交政策的卓越论著中,他提出了外交政策的理论。在20世纪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初,沃尔兹并不是惟一一个提出国内因素(例如政治领导、制度和官僚机构)在国家决策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者。亨利·基辛格、格雷厄姆·艾利森、莫顿·霍尔珀林(ＭｏｒｔｏｎＨａｌｐｅｒｉｎ)和约翰·斯坦布鲁纳(ＪｏｈｎＳｔｅｉｎｂｒｕｎｅｒ)等大批学者发表或出版了有关这一课题的文章和论著,并为人们广泛阅读、讨论和引用。

然而,对于那些探寻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之间联系的学者来说,他们灵感的主要源泉来自比较政治学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比较分析学领域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如何解释现代国家会选择不同的道路———比如,选择****、法西斯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而展开的。60年代,人们对格局-功能这一比较政治学的中心问题进行研究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国际和国内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对于诸如巴林顿·穆尔(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Ｍｏｏｒｅ)、莱茵霍尔德·本迪克斯(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Ｂｅｎｄｉｘ)、亚历山大·格申克龙(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Ｇｅｒｓｃｈｅｎｋｒｏｎ)以及后来的查尔斯·蒂利(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ｉｌｌｙ)和西达·斯科珀尔(ＴｈｅｄａＳｋｏｃｐｏｌ)这些学者而言,国家政策的变化轨迹不仅仅是由政体内部的特点所决定的,也包括了它是如何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进入国际体系的。新一代比较政治学学者很快就接受了那些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有关国内因素的深入而富有开创性的论述。尽管有这些丰富的学术成果沉积遗留下来,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学术领域依然缺少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完整而连贯的著作,那些零散的著作远远不能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在美国的主要大学里,学生们可以广泛地学习国际关系的各门课程,主要集中在外交史、战争与和平理论以及以威慑为中心的政策举措。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经济学及其与世界政治的联系处于无知的状态。然而与此同时,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们很少注意经济所处的政治和制度背景如何影响他们研究的主体。攻读经济学博士的学生越来越因为他们在数学计算方面的聪敏而得到褒奖,而不注重研究各种经济机构组织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经济学者如果去分析调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的实际操作,那他的事业不可能获得成功。由于以上原因,在国际关系分析领域,无论在政治学界还是经济学界,都没有人坚持进行那些以后会被称做ＩＰＥ的课题研究。

欧洲一体化:ＩＰＥ学术研究的开端

　　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国际组织研究领域内最活跃的争论集中于民族国家政治一体化的意义上,正如斯坦利·霍夫曼(ＳｔａｌｌｅｙＨｏｆｆｍａｎ)与厄恩斯特·哈斯(ＥｒｎｓｔＨａｓｓ)在一次著名的争论中所描述的:“顽固不化还是废弃退化?”哈斯同一些青年学生及他的同事们开展了一项有关政治一体化的具体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现代化理论和由戴维·米切尼(ＤａｖｉｄＭｉ ｔｒａｎｙ)所阐述的功能主义理论。这一研究课题反映自由主义理论的普遍方向,主要是有关国际体系内行为主体增加的可能性以及成员之间自愿达成一致意见的重要性。他们的这项研究工作,是对由卡尔·多伊奇(ＫａｒｌＤｅｕｔｓｃｈ)及其学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创的有关国家与超国家社会形态分析的补充,这一课题也预示着今后被称做建构主义理论的出现。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体化理论逐一详细地说明了适应众多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因素的一系列的政治进程,反映了政治行为体如何确定它们的利益所在,以及由此制定出的使不同国家内精英人士接受的政治策略。新出现的地区一体化比较研究领域就此形成,它是以那些不仅去过欧洲,而且到过东非和拉美的学者进行的实地调查活动为基础的。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组织》出版了一期由利昂·林德伯格(ＬｅｏｎＬｉｎｄｂｅｒｇ)和斯图尔特·沙因高尔德(ＳｔｕａｒｔＳｃｈｅｉｎｇｏｌｄ)编辑的有关地区一体化的特刊。特刊内的文章代表了人们试图运用行为社会学来解释那些获得成功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变量因素。①

但是,由于过分乐观地相信地区一体化的努力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成功这一新功能主义的观点,地区一体化比较研究遭受了挫折。20世纪60年代,欧洲以外地区进行的地区一体化努力都失败了,而欧洲一体化进程由于60年代中期夏尔·戴高乐实施的策略和1966年的《卢森堡协议》而停滞不前。一体化研究这一领域也由此开始萎缩。此前乐观的理论家们现在也变得悲观,由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或延迟,他们需要解释越来越多的变化因素,因此他们的论点也变得模棱两可起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6年后新功能主义遭遇的困难同1989年后新现实主义面临的难题(它的错误是过分悲观)十分类似。两种理论方法都牵涉进了有关一些被事实证明是无效的命题的具体研究课题。因此它们的论点可以被人说成是错误的。当对一体化理论的希望破灭时,许多年轻的学者转向了其他更新的研究课题,比如说国际比较政治经济学。然而,一体化理论却为研究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大量现成的理论分析资料。数年之后,厄恩斯特·哈斯发表了一篇关于地区一体化理论“废弃退化”的论文。然而,关于欧洲共同体的经验主义工作仍在继续,当美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地区一体化这一课题重新产生兴趣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欧洲的成果,而很少提出有关一体化进程的基础理论。

ＩＰＥ的出现

　　由于对安全的担忧主导了整个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以致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内存在空白的事实被人们忽视了。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使政治因素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欧洲与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1973～197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ＯＰＥＣ)的石油禁运,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支配性地位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建立的国际格局的终结。

一些政治学家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注意到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内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受到了理查德·库珀(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ｏｏｐｅｒ)有关经济相互依赖和雷蒙德·弗农(ＲａｙｍｏｎｄＶｅｒｎｏｎ)有关跨国公司等研究成果的启发和激励。1971年,《国际组织》出版了有关跨国关系的特刊。这一特刊的出版主要是受到了弗农和其他学者有关跨国公司研究论著的启发:在编者前言中介绍的31篇论文中,有1/3与跨国公司的活动有关。编者的意图是为了拓宽世界政治学研究领域从而将“跨国关系”这一课题包括进去,跨国关系还包括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和“政府间关系”即政府的下属机构与国外同等机构之间的交往。②跨国关系特刊主要目的在于向学术界指明,那些拘泥于“政府中心”模式的学者失去了对许多有趣事件关注的机会。由于没有可以检验的现成理论,编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对政治产生的影响。他们基本的假设是从多元论转借而来,而这一理论是对国内政治(至少是美国政治)起支配性作用的基础理论。由于跨国关系中的行为体都刚刚起步,所以人们还无法解释它们的偏好。而行为体具有不同偏好的这一事实为相互受益的交易创造了条件。罗伯特·Ｏ.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Ｏ.Ｋｅｏｈａｎｅ)和约瑟夫·Ｓ.奈(ＪｏｓｅｐｈＳ.Ｎｙｅ)以已经被人们认知的跨国关系为起点,探讨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此外,他们还强调了相互依存导致的经济利益与政治代价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考虑跨国关系与政府自治权力的关系时,他们将相互依存研究与政治学中的经典问题联系在一起。

在这期特刊上,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ｌｐｉｎ)发表了一篇论证有力的文章,对编者们自由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吉尔平认为跨国关系只有放入国家间政治这一大背景下才能被人们理解。从一开始起,作为一项中心且持续的议题,国家间经济变化和国家权力两者相互作用的影响就植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争论之中。在后来出版的一本关于跨国公司的论著中,吉尔平独创性地、系统地用现实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他对跨国公司和美国外交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精辟论述,并将现实主义解析性、历史和政策考量融为一体。吉尔平还向人们展示,现实主义对权力的重视不仅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自由主义原则和实践的出现提供了政治上的解释,还提出了学术界极少对自由主义进行批评。他运用的动态变化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的论著相类似,即将越南战争解释为经济矛盾的表现,而这就导致了那些希望掌握权力的精英阶层,在国际自由主义旗号的庇护下,制定出了一项反对革命的帝国主义策略。

吉尔平的研究有助于弄清有关国家和市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争论,而这一争论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学者们开始对他们所称的“相互依存”概念进行定义,并试图对其进行估测。苏珊·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Ｓｔｒａｎｇｅ)的论著在集中研究有关市场、有关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作用时尤为重要。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辩论中,其中一方是以市场为主体而产生的自由主义的观点,他们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技术革新的重要性。这些论述与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著作不谋而合,全球化按照苏珊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技术和金融的变革以及国家经济越来越多地与单一的全球市场经济融为一体,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的政府当局都会越来越弱化。”另一方是以国家结构为主体而产生的论点,其代表人物是吉尔平或斯蒂芬·克莱斯勒(ＳｔｅｐｈｅｎＫｒａｓ ｎｅｒ)。克莱斯勒在1976年发表了以下论点,即如果没有理解国家利益和权力的构成,那么人们将无法解释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对开放或封闭态度的变化。克莱斯勒宣称:“近年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们已经使国家多国化、跨国化、官僚化和跨政府化,直到国家最终成为一个可以为人们分析的构成体……这一看法最具有深刻的误导性。”

无论是强调市场还是强调国家的角色,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能将这两者都考虑周全,任何一种现象都无法充分地得到解析。正如基欧汉和奈在他们1977年出版的书中所明确指出的,人们必须将权力和相互依存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ＩＰＥ:自由主义挑战现实主义

　　在吉尔平的论著出版后的10年中,解决有关交易与合作这一问题有许多途径,但是它们的灵感都是来自长久以来业已存在的基础理论,诸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每一种途径在解释事物变化时所采用的首要理论方法是不同的:现实主义者侧重权力的分配;自由主义者侧重不同集团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者侧重经济的结构,或更简单地说,资本家的利益。每一种途径还强调不同的因果联系:现实主义强调的是权力与高压政治;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相互之间的协议与合同;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剥削的制度。这些基础理论产生出了具体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从属于经验主义的验证,包括霸权稳定论、自由制度论和依赖理论。在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而对体系层次的分析(特别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对国内层次利益和制度的分析之间的争论也日趋激烈,后者试图理解“国家利益”,而不是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20世纪70年代的现实主义及其批评

　　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当ＩＰＥ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出现时,现实主义还是学术界的霸主。汉斯·摩根索(ＨａｎｓＭｏｒ ｇｅｎｔｈａｕ)的《国家间政治》是最重要的论著。1959年,肯尼思·沃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ａｔｌｚ)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论著,在书中他初创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并在他影响巨大的阐释中达到顶峰,这就是20年后被人们所称的新现实主义。尽管系统论是由现实主义的言辞引导的,但是这些研究比它的作者和读者所认识的更具还原主义特色。

但是现实主义一直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其中的一些核心论断是有问题的,而且这一理论在现实中的验证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实主义的核心论断可以有各种分类,但是其中四点是重要的:(1)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中心行为体;(2)国家可以被看成是自利基础上的具有同一性的群体;(3)对国家的分析过程可以建立在这一假设下,即国家的行为都是理性的;(4)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在国际体系中缺乏合法的权威———意味着自利性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导致战争和高压政治的出现。国家中心论受到了来自跨国关系研究的挑战;同一性的论点受到来自研究国内格局和官僚政治的学者的批判;国家是理性的这一论点受到认识心理学和群体决策分析家们的反对;无政府状态的论点引起来自研究国际社会和制度理论家们的异议。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向现实主义发起挑战的三大自由主义学派———新功能主义、官僚政治学、跨国关系和联系政治学———将它们的矛头直指现实主义的关于各国可以被视为是统一的理性行为体的论点。这三大学派都是以多元化理论有关国内政治和国家的概念为基础而展开的。国家政策是利益相互矛盾的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利益集团之间只有经常建立联盟才能获得成功,然而,由于领域的不同,联盟的构成将会发生变化。美国最具影响的多元化理论阐释者罗伯特·达尔(ＲｏｂｅｒｔＤａｈｌ)强调说,那些弥合利益冲突的联盟预示着对任何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控制。他的这一见解意在反驳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即大资本家能够对国家政策的解释起主导作用。

新功能主义认为,制度的变革会改变国内社会中各利益集团的激励因素,引导它们去支持那些提倡集团一体化的政策,而这将使集团的利益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溢出。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论调显然无法预测或解释1966年后欧洲共同体所采取的政策取向。官僚政治将多元化利益集团论扩展进了政府内部:“你站在何处就决定你将坐在何处”。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是不同官僚行为体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它反映了各政府机构的权力与利益的密集程度,这一点会随着不同的事务而发生改变。例如,一项连贯的外交政策通常是难以保证的,这是因为各个领域内的决策是由有着不同偏好的行为体作出的。有关跨国关系的理论———当ＩＰＥ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一个独特的学术领域时,它是这一领域内研究的中心课题———将多元化理论的观点更推进了一步:在国际环境下,有可能出现许多不同的行为体,包括国内社会的利益集团。这些非政府主体可以与其他国家相类似的组织产生直接的联系,而这些纽带并不一定会被国家所控制。

对于ＩＰＥ,官僚政治学和跨国关系学奠定了这一领域内的早期工作。但是这些研究课题的观点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政治本体论要比现实主义所提出的观点———国家用“黑箱”观点看待问题———更加深厚丰富。跨国关系学假设世界是一个由许多有着不同利益和能力的行为体构成的。此类模式可以提出丰富的具体论述,但是动机与效果关系的可操作性是复杂的,因为人们事前难以界定不同的利益和能力。行为体的数量越是庞大,它们使用的资源越是多样化(观点、资金、途径、组织等等),潜在盟友数量的范围越是广泛,要对不同利益和能力进行界定就越是困难,特别是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其难度就更大。

在涉及任何一个先进国家政策的阐释和执行时,官僚政治学是很复杂的———这使得人们对现实主义有关国家本质极端简单化的论断感到不解。有时官僚机构的利益是明显的,而另一些时候却含糊不清。一些官僚政治学的提倡者认识到,最明显而具体的官僚利益就是财政预算的最大化,但即使是这一点也并不总是奏效。例如,在二战结束后,美国陆军并没有试图去保持对空军的控制,而是支持建立一支与陆军和海军并列的独立兵种。陆军将领之所以拒绝把空军作为自己的一部分(二战期间空军为陆军航空兵),是因为那样会改变“官僚机构的本质”,或是现在所谓的陆军的集团属性,即以地面战争和步兵为本。像跨国关系学一样,官僚政治学在对那些变化因素进行控制运作时面临巨大的困难。因此,它没有成为现实主义者必须采纳的选择方案。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新的挑战开始出现。这次冲击的焦点集中于“国际体制”(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ｍｅ)上,这一概念取自早已存在的传统国际法,首次由约翰·鲁基(ＪｏｈｎＲｕｇｇｉｅ)在其政治学论著中使用,此后由基欧汉和奈详细论述。鲁基将“体制”一词定义为,有许多国家集团认可接受的,相互之间的预期、规则、规定、计划、组织方式和财政承诺。基欧汉和奈只是简单地将其定义为“对相互依存关系产生影响的管理安排”。鲁基是从社会学或建构主义的角度进行理解的,强调的是主体间的相互重要性与相互理解,它不仅反映了行为体,而且还定义了行为体的偏好。基欧汉和奈将“体制”理解为提高行为体效用的工具。研究国际体制的学者没有对“无政府状态”的定义提出疑问,这个定义就是:“没有任何统治集团能够强制执行世界政治现存的各种规定制度”。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定义隐含的意思(无政府状态是源于缺少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制度)却提出了异议。但是,“体制”也可以用现实主义者的观点进行解释,正如吉尔平和克莱斯勒所探寻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体制领域的学者将一种新的、可能非常重要的独立变量因素引入了世界政治学的分析中。但在当时,这一新的独立变量因素并没有通过阐释清晰的因果体制与一套与众不同的解释变量的分析联系起来。因此,它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威胁现实主义基于利益、权力和无政府状态上所阐明的解释。

由于近年来霸权稳定论的研究课题与现实主义所提出的假设完全一致,所以支持现实主义的力量得到了加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次清晰地阐述(用某些不同的术语)霸权稳定论的学者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霸权稳定论声称,当国际经济体系内出现一个单独的支配性强国时,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最有可能出现。金德尔伯格认为,大萧条,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市场失灵,就是因为在当时的国际金融领域缺少一个有回天之力的借贷国。因为只有霸主国才有能力和兴趣维持一个对公众有利的稳定的金融体系。这样一来,金德尔伯格运用现实主义的术语(行为体是国家)和半现实主义的因果联系(结果是由国家间权力的分配决定,尽管对霸权的选择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分析了一个自由主义的问题:国际体系内对公众有益的行动由谁负责实施。吉尔平和克莱斯勒认为类似的方法可用于对跨国公司和贸易的分析。国家对于利益的最大化非常感兴趣。但是,利益的获得可能引起相关利益分配上得与失的冲突。在他们的分析中,权力的分配是关键的解释性变量,因为权力将决定管理跨国公司的规则和对外贸易的开放或封闭程度。所有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都在追求一些简单的目标———经济的效用、增长、社会稳定和政治影响。因为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能够以有限的社会动荡换取经济的增长和提高对支配性权力的政治影响,所以对于一个霸权国家而言,一个开放的体系是其确保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吸引人的途径。享有霸权的国家的公司能够从开放的体系中获得最大利益,因为它们最具竞争力,且最易获得资本。然而,学者对霸权稳定论的清晰阐释以及这一理论的易于实践,使霸权稳定论在面对那些具有说服力的批评时显得脆弱无力。蒂莫希·麦克昂(ＴｉｍｏｔｈｙＭｃｋｅｏｗｎ)向人们展示说,英国在19世纪的行为与霸权稳定论并不相符。阿瑟·斯坦(ＡｒｔｈｕｒＳｔｅｉｎ)认为,19世纪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并不是出自霸权政策,而是出自不对称的交易行为。戴维·雷克(ＤａｖｉｄＬａｋｅ)和邓肯·斯奈达尔(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ｉｄａｌ)表示,享有支配性权力的国家并非是惟一与开放的经济体系利益一致的行为体。他们从与霸权稳定论完全一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假想进行推断,发现少数领先的国家也有兴趣和能力支持一个开放的体系。尽管如此,一些引人注目的、用现实主义方法对国际贸易进行的重新定义在此后依然提了出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领域内的普遍推断就是霸权稳定论已经被严重地破坏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些对霸权稳定论的驳斥依然存在并将一直持续到未来。当罗纳德·里根成为美国总统时,现实主义的分析在美国依然占有首席的位置:在一个令人信服的学术挑战出现之前,现实主义依然是一个需要被驳斥的理论。尽管其他理论开始越来越精确地描述世界政治中的行为主体,尽管从现实主义中可以得到实践证明的结论总是出现漏洞,但是现实主义依然保持着它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够继续在各类理论中保持首要地位,主要是因为自由主义无法提出其他的研究课题,从而可以详细指出因果联系和发挥作用的变量因素,以让世人能够分辨真伪。1979年末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标志着冷战进入新阶段,这似乎更加稳固了现实主义在学术界的胜利。

新自由制度主义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对现实主义构成了严重的挑战。1982年《国际组织》的一期特刊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奠定了基础。在介绍前言中,斯蒂芬·克莱斯勒提出了由一批学者发展出的对“体制”的定义:“一套暗含或明确的原则、标准、规则和决策过程,围绕它各行为体的预期集中在一个给定的国际关系领域。”虽然这个达成一致的定义含糊不清,但是它将体制确定为社会制度,避免了定义方面的争论,正如体制研究课题的倡导者们所认为的,这一课题可以阐明国际关系学领域内大量的问题。

罗伯特·基欧汉在这期的文章以及两年后出版的更加全面的论著中,提出了一个理性主义的论点,用来解释国际制度的存在。他用经济学中对市场失灵现象的类似推理,提出在类似“囚徒困境”的条件下,高昂的实施代价和非对称的不确定性将会导致一个不是最为满意的结果。国际制度主要向行为体提供信息(而不是用一种中央集权的手段强制实施规定),这样国家可以更为有效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国际制度通过改变其他可选择方法的代价,来改变国家的战略,制度化因此可以促进合作。基欧汉认为,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提供所需要的信息、监督成员的服从情况、加快重复活动的频率、方便各事务间的联系、明确何为欺骗手段以及提出显著的解决办法。基欧汉并不否认权力的重要性,但是在由于全球性霸权统治的缺少而产生的约束条件下,各个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合适的制度而获利。以上这一系列论点最初产生的灵感来自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以及人们对于“囚徒困境”新投入的注意力。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到制度的重要性。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ＲｏｂｅｒｔＡｌｅｘｌ ｒｏｄ)提出,假如后果矩阵模型不过于歪斜而有利于欺骗一方的话,假如这场竞赛频繁、无限期地重复,假如监视他人行动的代价和报复他人的代价非常小,假如行为体对自己未来不抱过高期望的话,“囚徒困境”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制度可以影响这些参数的价值度,比如将某一特定的竞赛套入严格的规则当中,提供有关其他国家行为的信息,提供评价作弊行为是否发生的标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尽相同但又互相补充的途径以研究国际体制。

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一研究课题与现实主义观点的相左之处不是在对行为体的假设上,而是在国际体系研究中典型问题的本质上:对于国家而言,它首要关注的是市场失灵还是相对受益及分配冲突?一个各行为体都自愿接受的制度是否能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使它们的状况得到改善?高压政治和霸权手段对于决定最终的结局是否更加重要?克莱斯勒认为,与市场失灵和相对受益相比,分配冲突是国际体系内国家的中心考虑。问题的症结并不只是达到帕累托最优分界线,而是到达分界线上选定的哪一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讨价还价和施加影响力解决,而不只是最佳的制度设计。约瑟夫·格里科(ＪｏｓｅｐｈＧｒｉｅｃｏ)认为,即使是在欧共体,这一似乎旨在提高绝对福利的制度内,国家实际上考虑的是相对受益。罗伯特·鲍威尔(ＲｏｂｅｒｔＰｏｗｅｌｌ)阐明了这场有关相对受益的争论,他指出即使是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只有当相对受益危及到一国在未来确保绝对利益的能力时,它才会显得重要。①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大量重要的学术研究,它们探讨了权力与政治交易中潜在受益之间的联系。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一套富有启发的重要推论观点,这些论点最终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正如海伦·米尔纳(ＨｅｌｅｎＭｉｌ ｎｅｒ)在文章中对此问题发表的看法一样,事实上,这些论点可以运用博弈论定型下来。新自由机制主义创造出的假设、猜想已经被运用于解决广泛的实际问题,例如英国与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就福克兰群岛和国际债务重组体制进行的谈判妥协。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吸引力之所以能够得到提升,是因为它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得以发展的。

　　即使是在冷战期间,人们就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方法提出了许多的不满,特别是与比较政治学相关的领域。冷战的结束在不少方面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也为正在进行的理性主义的辩论提出了新的课题,这场辩论意在挑战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政治的作用,反对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侧重于行为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冷战的结束也为文化和社会学的观点(经常被称为“建构主义”)开辟了新的空间,而在此之前这一观点都被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忽视了。接下来发生的争论使得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在概念上的差异凸显出来。

理性主义:冷战后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

　　现实主义不仅是一门引人注目的基础理论,也同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一样,是讨论如何最恰当地确保人类社会和平、稳定和正义的学说。现实主义的学术演变历程是漫长而影响深刻的,它不会消失。然而,近来世界政治和具体研究课题的发展已经使现实主义面临了更为严酷的挑战。对于现实主义而言,权力与冲突是国际政治中两个固有的方面。不同国家的利益是有差别的。强制力和高压政治通常是可以选择使用的手段。冷战出乎意料的和平终结与苏联的解体是现实主义者无法预料的。①当然,现实主义并没有因此沉默。现实主义对冷战结束最简单的解释是苏联实力的衰退:苏联曾经是一个挑战者,但是它不再有能力挑战。对于国家实力相对变化的预测很少融合于现实主义的研究课题,所以现实主义没有预测到这一衰退。现实主义学者,特别是肯尼思·沃尔兹(ＫｏｎｎｅｔｈＷａｌｔｚ),强调核武器在改变战争发生可能性时的重要作用。在确保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条件下,当今大国之间的冲突要比人类社会任何时候都更能破坏其他所有国家的富裕和发展。至少有一些观察家将这一局面视为国际体系自身本质上的改变,而不仅仅是某些单个国家角色的改变。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在一个无核化世界,如果苏联放弃其对东欧的绝对控制,如果任何领导人将苏联解体,这都会是更为冒险的,甚至会使苏联的核心领土在外来侵略时脆弱无力。

然而20世纪80年代,在现实主义体系框架内进行研究的学者一直认为,两极化将继续。他们设想任何一极都不会和平地消失。当苏联瓦解时,现实主义者又开始对国际制度的牢固性提出了疑问(特别是那些与国际安全有关的制度),对继续在国际经济领域进行合作的看法表示怀疑。在最近的10年里,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要比现实主义所预期的好得多。

当新现实主义作为一门具体的研究课题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学术界时,它加重了由于冷战和平的结束对现实主义造成的冲击。沃尔兹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迫使学者对他所称的格局论和简化论进行了根本的区分。沃尔兹当然认识到了国内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但是他依然强调,新现实主义考虑的只是权力在各国间的分配。先前的现实主义将其大部分的论点都建立在这一结论上,即注意将致力于变革的国家与维持现状的国家区分开。①美苏之间发生的冲突对抗既符合严格意义上的新现实主义观点(在双极世界中的各极会处于对抗),又与现实主义的观点(强调外在因素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性)相符,比如一个力图变革的苏联会与一个要求维持现状的美国陷入对抗。随着冷战的结束,新现实主义没有对国际冲突提出更具影响的观点,因为国际冲突似乎已经首先附属于国家目标,在种族冲突中则是附属于次国家行为体的目标。许多学者认为,唯物主义者对新现实主义论述的假想,使其无法解释在国家核心的安全事务中发生的变化。在这些学者看来,在人们能够认识世界政治中稳定和变化的模式之前,需要对历史形成的规则、观点和论述进行详细的分析。②面对这一挑战,一些现实主义学者拒绝接受新现实主义这一鲜明的论点,即所有国家都会寻求安全,寻求接受而不仅仅是认识到国家的目标会因为国内因素而非体系的因素而变化。国家的目标可以是富有侵略性的,也可以是温顺被动的;可以是力图变革的,也可以是维持现状的;可以是民族主义的,也可以是兼容并包的。力图改变现状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会付诸对抗,尤其是战争手段,仍然要依靠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物质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一个性格贪婪的国家统治者不会去主动攻击一个显然强大的敌人而自寻死路。但是仅仅了解国际权力的分配状况并不能使学者理解国际冲突与合作的模式。近10年来急剧增多的种族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观点疏于关注的问题,尽管在此问题上国家并不是最显著的行为体。种族冲突是发生在国家与国家内集团之间的,在集团所处的环境内,政府当局的秩序格局已经破坏或消失,在次国家层次上出现了安全困境。然而,这次对国家目标实现过程中变化因素重要性的重新重视(种族冲突仅仅是一个例子)使现实主义学者受到了冲击,他们被要求对这类变化因素的存在作出解释,而现实主义如果希望应对这一挑战,就必须更加系统地将国内政治融为一体。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以现实主义作为基础理论的具体研究课题注意到的是,当发生了不对称的权力交易时,当在无政府状态下出现承诺问题时,高压政治是否会使某些行为体的情况恶化。在这类具体研究领域中,有些课题反映出建构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观点。实力相对强大的国家可能处于一个改变观念的位置上,而相对弱小的国家则与此利益相关,特别是当经济、军事强国使弱小或战败国的意识形态信仰丧失权威性时。比如,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就面临着国际社会如何重新恢复秩序这一特殊的职责,在冷战后又必须再一次担当这一职责。美国的任务不是简单地提出一套具体的目标,而是改变其他国家对它们自身目标的看法。人们对约瑟夫·Ｓ.奈(ＪｏｓｅｐｈＳ.Ｎｙｅ)所称的“软权力”的重视既表现出了传统现实主义对相对能力的考虑,又反映出建构主义对信仰和身份特性的关注。

实力强大的国家也能改变战略选择,它们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改变自身政策,来减轻其所付出的代价。它们能够通过建立制度上的安排而消除一些不良的隐患,或是促进信息的运用。承诺方面的问题能使国家勉强地加入某些制度安排,虽然在短期内这种制度安排会使那些国家受益,但是从长远看,它们的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如果某一国家在未来与外界讨价还价的能力受到威胁,那么它就会因为对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而担忧,最终拒绝那些即时的利益。那些强调议程设置、未知因素和战略运筹的论点也是基于相同的博弈理论,用强调互惠合作的自由主义观点引导当前的研究工作。在冷战后的世界,面对国家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变化因素、面对绝对受益和分配矛盾之间的复杂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对这些问题变得敏感起来。新自由制度主义准确地预测到冷战的结束并不会破坏诸如北约、欧洲联盟等制度,因此它无需经历像现实主义所承受的“痛苦的重新判断”过程。事实上,制度主义学派的学者开始将他们的理论运用于诸如联盟等安全制度,并在制度主义的理论下阐释冷战后政治。正如利沙·马丁(ＬｉｓａＭａｒｔｉｎ)、白斯·西蒙斯(ＢｅｔｈＳｉｍｍｏｎｓ)和海伦·米尔纳在本期的文章中所表明的,制度主义的研究从其他学术领域,特别是从美国政治学借鉴了大量的知识,使制度主义变得更加严谨。③由于制度主义的研究在这两篇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所以在此我们无需进行详细的评论。但是篇幅的短小并不说明制度主义的意义不大。在最近的15年内,制度主义思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ＩＰ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发了一批对利益、权力、制度进行详细论述的研究课题。但是此后,制度主义在理解国家身份地位变化这一政治现象时并没有多大价值。在数十年里,那些主张通过国内格局的途径进行研究的学者一直在批评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也包括在内,认为这些理论将它所研究的行为体的偏好或地位视为理所当然。例如,新自由制度主义事实上就没有对民族主义这一现象给予任何关注。它也没有发现,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人权、环境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规范法律的考虑。1989年后,一些理性主义学者开始认识到,思想观念也是影响解决问题的一大变化因素,比如可以减少人们对事物的不确定感,或提出焦点问题引起注意。当人们强调某一特定的观念被制度化并因此长期存在时,这一思想观念可以被融入一个制度的框架。因为新自由主义并非完全把自己局限于唯物主义的概念结构当中,所以它可以部分地解决由于冷战的结束而引发的信仰或特性的变化。

社会学和文化观点的复苏

　　社会学观点在比较政治学中一直非常重要,从未完全地在国际研究中消失。在欧洲,由于国际和国内政治之间的界线并不是非常显著,所以人们关于社会学研究的观点与美国人盛行的观点有所不同。这一点是真实的,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德国对和平的研究成果在美国就基本上无人注意,而且人们研究之后都认为它是值得怀疑的。在FaGuo学派和英国学派的理论贡献中,具有代表性的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斯坦利·霍夫曼和雷蒙德·阿隆的著作、70年代和80年代赫德利·布尔(ＨｅｄｌｅｙＢｕｌｌ)和马丁·怀特(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ｇｈｔ)的论著。没有人对由美国学者主导的有关基础理论研究的辩论感兴趣。①欧洲学派思想理论的重点与美国国际关系领域并不一致,前者强调用严谨的方法论进行系统的探究,而后者则重在明确阐述因果联系的命题。

在美国,鲁基(Ｒｕｇｇｉｅ)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以表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价值。他指出,二战后国际经济体制反映出他所称的被包含的自由主义,即人们对主体间关系有着共同的理解:开放的国际市场会受到维护社会稳定需要的调和。他批评沃尔兹的理论缺乏社会学的内容,未能解释体系的变革。他还与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ｒａｔｏｃｈｗｉｌ)一起指出,分析家们对如何对待诸如“独立”、“干预”等变量的原则、规则进行了探讨,在制度和规范的认识论基础上把物质结构与政治结果联结起来的确是不容易的。其后,克拉托赫维尔和尼古拉斯·奥努弗(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Ｏｎｕｆ)提出了一个由哲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组成的规则概念。②温特(Ｗｅｎｄｔ)在一些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国际关系的社会学理论,与新现实主义的观点迎头相对。

这一来自社会学的倾向深深受益于那些超越ＩＰＥ界限的学术领域:哲学、结构语言学、批评理论、地理学、科技研究、后现代政治理论、人类学、文学批评等等,所有这些都以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方式与现代性(这个20世纪的重大课题)相对立。③在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领域,一项日益壮大的研究领域正在崛起,但这并不是在ＩＰＥ内,因为它是从建构主义的观点进行实验性的研究。社会学研究分解成为三大群体:传统、批判和后现代。④传统的建构主义者坚持认为,社会学的研究角度提供了一个基础理论和许多具体的研究课题,与理性主义既对抗又互补。按照这一观点,如果人们需要对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偏好形成一个全面的理解,那就必须对其社会学进程进行分析,这一进程就是规则演变和角色形成的过程。传统建构主义强调的是思想观念或规范格局如何组成了动因和利益,所以它同理性主义在有关存在论方面形成了显著的差别。此外,建构主义强调,动因和格局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它希望对社会科学中体系格局的变化进行更加动态的解析。然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传统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不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建构主义的诸多贡献中,社会学家约翰·迈耶(ＪｏｈｎＭｅｙ ｅｒ)及其同事的研究课题最为突出。他们利用认识论的方法对世界文化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正式的国家活动存在着令人吃惊的相似程度,尽管这些活动千差万别(包括人口统计、社会安全、教育、科技)。倾向于社会学的学者在近几年中分析了大量事例,以便在国际关系和安全的学术研究中支持这一研究课题。例如,奴隶制度和童工在数千年的时间内都是为人接受的社会现象,但是就在20世纪的百年间,这些现象就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水火不容。国与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或许也沦落到了类似的地位。半个世纪以前,对于日本和德国的青年人而言,自愿为帝国和祖国牺牲是正常而正确的。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认同和规则的制度化的变化,使得此类的个人选择和社会现象成为罕见的例外。⑤在国家安全的学术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运用非常规的社会学和文化途径解决研究常规问题,比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威慑、军备竞赛、战略文化、联盟政治。在近20年内,女权主义者成功地重新定义了人权的含义,使之照顾到性别因素。传统的建构主义研究既注重关键的历史转折点(此时出现新的格局安排),又注意现存结构与变化动因之间的相互作用。鲁基关于现代国家体系替换封建主义的历史性论证,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学者们近来研究分析了在当代世界政治中各行为体和格局是如何重新产生的这一问题。其中对日本现行规则的研究表明,日本安全政策发生激烈变化是极为不可能的;对武器规则变化的研究表明,某些级别的武器尽管存在战略用途,但是却被视为非法。

作为一门基础理论,建构主义研究详细阐述了冲突与合作的根源。例如,江忆恩(ＩａｉｎＪｏｈｎｓｔｏｎ)就详尽阐释了建构主义的相关论点,试图解释中国始终如一的军事安全战略。亨利·诺(ＨｅｎｒｙＮａｕ)则在其论著里,将建构主义同现实主义的观点相结合,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因素。批判建构主义者拒绝了理性主义对于人性本质的概念,接受了传统建构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将其研究方向集中于身份认同问题上,除民族主义外,还包括种族、种族划分、宗教和性别。批判建构主义者也接受以实践研究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知识。但是,他们却深深地怀疑对普遍法律进行详细阐述的可能性,认为可以采取多元化的、正确的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制度安排、行为规范、身份认同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这一背景变化极为巨大,只能运用文字表达而不是常规的途径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的重点在于对文本的解读,以理解主导作者文章的象征性体系,而不是对大量事件进行具体分析。批判建构主义者坚持认为,学者们的研究工作将成为某一规范、标准。一位科学家可能会尽力去找出治愈癌症的方法,或许也会去研制更具毒性的炭疽病菌。然而,这一选择却无法改变导致癌症或炭疽病菌产生的机制。批判建构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工作不是简单地展示出存在于各独立研究者之间的关系,而是改变他们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批判建构主义正在进行一项研究工作,运用新的视角去分析世界政治中的重要问题,而理性主义学者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比如,建构主义者研究分析了以下问题:人类社会从中世纪向现代国家体系变革性的转换、冷战的结束是该体系内新的和意义重大的变化及其对各国的道义目标和不同体系的公正等国际体系变化因素造成的影响。建构主义者对各种事务的论点非常广泛,从规范在对南非制裁中的角色到为什么化学武器被视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有时它的破坏力不及那些“常规”武器。这些论述是对理性主义学说的补充和挑战。建构主义对于理性主义的批评是开放的,包括了事实证据的运用与阐释问题的局限性、总体概括的可能性、其他解释的运用、易变性与可比性等问题。理性主义可能视批判建构主义者像后现代主义者一样紧紧扣住文本进行研究,但这却是一个错误的印象。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他们与批判建构主义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他们指责建构主义偷偷地引入了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由于没有进行科学和道德判断的基础,后现代主义于是将自己的任务不仅仅限于公开的权力关系,还包括其自身和所有形式的理性,以及所有知识结论中试图隐藏的东西。在对语言进行深入的研究后,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指出所有符号和政治秩序内存在着不稳定性。因为行为体是通过语言了解世界的,而掌握语言就意味着权力,所以语言的存在总是导致认识和政治过程中的不稳定。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学者探寻的就是导致潜在不稳定性的根源。自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美国以外都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尽管首先是在研究人性方面。理查德·阿什利(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ｓｈｌｅｙ)指出,新现实主义的总体视点不仅主导着国际关系研究而且主导着外交,这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是第一次。因此,新现实主义使现实主义已经作出回答的有关人类行动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实主义是分析和意识形态范畴的产物,它正是通过这两者来认识世界,也正是以两者的名义实施着强制力,预示着畅所欲言的理性主义的出现。

与传统和批判建构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非常明显地置身于社会科学这一事业之外,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它又脱离实际,反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理论思潮的直接重要性和间接影响。后现代主义有许多追随者,无论是在美国国际研究的广泛领域,还是在欧洲那些致力于刊登这一理论的研究成果的主要的期刊和丛书上。特别是那些建构主义年轻的学者没有经历过如此多的“轮回”,而是一种根源于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演变性的观点。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潮的力量与建构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这比孤立主义更具说服力。所以,在各种方面,无论是传统建构主义还是批判建构主义,它们在理性主义的基础理论中都表现得非常敏感。

术语差别与研究互补

　　在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无论是差别还是互补都承诺,对两大基础理论之间互相影响的研究将会产生大量的争论点。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都关注如何以普通语言来表达什么是信仰。两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各自不同,并在论述中用不同的词汇表达。对于建构主义学者而言,关键的字眼就是身份认同、规则标准、知识理解、利益喜好。理性主义没有提出如何理解常识的方法,而建构主义也没有提出如何分析战略的途径。然而无论是战略或是常识,在理解政治现象时通常都是必须的。我们首先讨论术语,然后再讨论理性主义者同建构主义者分析信仰的角色时的一些差别和互补。

术语所有的理性主义者都依赖机械理性这一假设,为环境和主体行为之间提供关键的联系。总体而言,博弈论为理性主义分析提供了有效的语言。博弈论要提出一个易于驾御的分析框架,就必须假设行为体具有常识。他们都必须对游戏持有相同的看法,包括支付矩阵、战略选择点、对手类型、每一类型的可能性。游戏参与者懂得他们可以选择的选项。如果不确定对手的本质,那么在游戏过程中,通过对手的一举一动,他们可以有机会更新概率评估。在给定偏好、概率和选择点后,选手们就有可能在游戏中的每一节点得出一整套战略、选择。所有的理性主义者都运用理性的假设为外界环境和行为体活动的特点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联结点:权力、利益和制度规则。但是,在有关信息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他们却意见不一。那些赞同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的理性主义学者,比如罗格维斯基和弗里登,他们假定行为体的偏好是更多的财富,并从结构中推断出战略,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各种因素、部门、公司。在他们的分析中,信息的变化因素是不重要的。这些作者期望行为体能够准确地理解世界,所以他们不在博弈论的条件下对行为体的选择下定义,包括相互依存的决定。

相比之下,那些思想受益于博弈论的理性主义者则强调信息的不完全以及战略影响的重要性。他们强调,即使是在行为体偏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信息上的细小变化也可以对均衡结果产生深远的影响。制度或规则可能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能够改变信息并授权参与者设置议程、进行修正以及接受或拒绝最后的方案。建构主义者强调对具有物质世界意义的主体结构赋予首要位置。这些结构具有不同的内容,有助于具体说明那些激发行动产生的利益:规则标准、身份认同、知识、文化。规则标准典型地描述了集体的预期,这对行为体在给定身份特征条件下恰当的行为产生了“规定性”(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影响。在某些情形下,这些规则标准具有“构成性”(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影响,详细指出了将导致其他相关人认识某一特定身份的行动。最后,文化的意义比较宽泛,是在习俗或法律的条件下,标示权威或身份的集体性模式。文化既可以指评估性标准(比如规则和价值),也可以是认知性标准(比如规定和模式),界定存在于某一体系内的社会行为体,它们是如何运行、如何与其他主体发生联系的。正如费丽莫和斯克廷克所指出的,建构主义研究并不是从一块布料上裁剪下来的。传统和批判建构主义分析经常聚焦于一个普通建构主义研究课题的不同组成部分:规则标准、身份认同、知识、文化,而在经验性的研究时,又对以上各部分予以不同的重视。传统和批判建构主义尽管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各自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但两者在面对理性主义时还是盟友。

常识:互补点

　　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作为基础理论,在某些关键点上是互补的。博弈论理性主义者突出地假设行为体的存在,他们具有预设的偏好,对游戏享有共同的常识,这使他们得以参与战略性讨价还价。建构主义研究主要瞄准的是行为体身份特征的根源(在博弈论里,也就是它们的偏好)以及对它们行为背景进行阐释的知识来源。因此,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在信仰或知识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博弈论提供了专业词汇和直观的形象,强调的不仅仅是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论点的不同之处,还包括它们可能达成共识、汇合之处。任何理性主义分析必须具体说明行为体的偏好和能力,这样才能指出行为体的本质。行为体渴望什么?他们能采取何种行动?此外,任何一个正式的博弈论分析如果需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先假设常识。参与者必须对有关游戏的常识达成一致。他们必须知道那些因为信息不完整而造成的盲点,他们还必须对代价矩阵和能够运用的战略达成一致意见。理性主义的论述对他们所能知晓的此类常识的根源只是进行非常有限的说明。

一些理性主义的论述提出,标准的结构能够从制度中产生,人们缔造该制度的目的是提升物质利益。比如,戴维·克雷普斯(ＤａｖｉｄＫｒｅｐｓ)曾认为,他所定义的共有文化之所以得以产生,是因为在任何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人们不可能充分详细地指出雇员的职责。由于世界过于复杂,人们难以进行完整的理解。综合文化可以提供一整套指导规范,来指导人们在缺少正式安排的情况下的行为。罗伯特·萨格登(ＲｏｂｅｒｔＳｕｇｄｅｎ)继戴维·休姆(ＤａｖｉｄＨｕｍｅ)和布莱斯·帕斯卡尔(ＢｌａｉｓｅＰａｓｃａｌ)之后指出,如果人们能够在给定的社会背景下,广泛理解和实践,那么最初用于提升具体利益的实践活动需要的是规范化的组成部分。一个违反现存实践的行为体通常受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制裁。这一分析思路使理性主义接近于建构主义的边缘。规则标准是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但是它们可以套上权威的光环,超越它们最初的目的。

规则标准也可以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能够在多极平衡的条件下提供聚焦点,也就是说,有许多解决游戏的可能性方案。博弈论已经给人们指出了,在不完整信息的条件下,此类情形是很普遍的。一个理性主义的分析可以规定,人们能够选择其中之一的结果,但是它不能说明会是哪一种结果。共有的文化规则提出了选择哪一种平衡对于参与者会是突出的途径。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在耶鲁大学教书的托马斯·谢林询问了大约40位熟人,他们会在何时、何地在纽约遇见朋友。超过一半的人都回答是在中心车站(从纽黑文抵达纽约的地点)的问讯亭内遇见朋友的。对于195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而言,时间可能会是相同的,但是中心车站却很难引人注目。在特定社会背景中,共识也是融入其中的。

建构主义者试图理解,行为体的偏好是如何形成,常识是如何产生的。建构主义分析的是理论和实践活动,这两者不停地产生理性主义者所称的常识。建构主义不强调误解:认识和感情的偏见会使理性扭曲,可以通过对新信息的分析来更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社会心理学学者确定的集体过程。建构主义者关注的是推论的社会实践活动,用以确定行为体的身份特性和规范秩序,并在其中进行活动。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考虑这些过程:有关因果关系和规则制度的观点;或多或少的身份形成竞争过程。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差别和互补可以用它们说服劝导的方式来表明。理性主义学者用刺激性和战略性交易的语言和信息来解释说服。他们分析新信息的规定,有时是通过对观众们代价不菲的信号和请求。对于坚定的理性主义学者而言,在改变其他人最深的偏好的条件下去考虑说服别人是不可思议的。而与之对应的,建构主义者强调的是社会过程的重要性,因为它导致信仰产生变化,比如19世纪的废奴运动,当代争取将妇女权力视为人权的运动以及民族主义的宣传等等。对于建构主义学者而言,说服包括偏好的变化,通过要求将身份特征、道德责任和规则视为正确行为的标准。

不同类型的分析———理性主义的“肤浅”(ｔｈｉｎ)信息与建构主义的“深厚”(ｔｈｉｃｋ)规则和身份特征———在某一程度上反映出类似社会科学领域内经济学和社会学传统的竞争。建构主义是表意的,而理性主义是法制的。无论哪种观点都不足以概括社会现实的所有方面。但是在一个关键点上,它们却是相互交汇的。它们都认识到人类是在一个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社会化环境中活动的。因此,两种分析观点在常识方面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建构主义关注的是常识是如何产生的,理性主义关注的是常识是如何影响战略决策的。建构主义课题的核心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解释说明偏好,可以选择战略、参与者本质等等的变化。理性主义课题的核心是解释战略、给定偏好、信息和常识。任何一种课题都无法在缺少另一方的条件下完成。

　　从一开始,ＩＰＥ就模糊了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之间的界限。使用“国家-行为体”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为了便利都非常明确地这样做———这样能使他们发展出前后逻辑连贯的理论———而不是以现象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基点。事实上,作为基础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有各自具体而系统的国内研究课题:现实主义下的中央集权论、自由主义下的多元化论和各种利益聚合理论。虽然在国内和国际层次上,各自的行为体是不同的,但是与权力和高压政治相对的因果联系机制和自发的相互交流是相同的。马克思主义就为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整合的视角。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仍在继续强调,国内政治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并提出各种方法使国际体系能够影响国内的政治格局和利益。在这一节的开头,我们首先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发生了什么变化,然后再转向中央集权论者的观点和研究国内格局的各种方法。

马克思主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言,资本主义的结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次上,都决定了政治和经济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是有关格局或制度方面的论点,而不是以行为体为出发点的论点,为人们提供了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完整图景。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仅仅是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女仆而已,他们这一明显的因果联系论点却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问题的。20世纪中许多国家重大政策的出台,比如社会福利制度和对工会组织的认可,都是有违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利益的。富有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结构马克思主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ａｒｘｉｓｍ)这一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它与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也更为一致。结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所在是要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就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而言,国家是相对自主的行为体。然而,如果需要用一种经验主义的容易控制的方式去详细说明这一现象却又是困难的。如果国家相对自治的话,那它到底享有多少自治呢?什么样的政策与这种观点不一致呢?无论那些政策是否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益,结构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都可以对其进行解释。

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也重视社会力量和生产关系的作用,正如罗伯特·Ｗ.考克斯(ＲｏｂｅｒｔＣｏｘ)的著作中展示的。①依附论就是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的具有影响的研究课题。在20世纪40年代末,一位在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阿根廷经济学家拉乌尔·普雷比斯奇(Ｐｒｅｂｉｓｃｈ)指出,世界经济由于使以出口原材料为生的贫困国家陷入了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而难以自拔。来自发展中地区,特别是拉美的社会学学者,和其他来自北美和欧洲的学者将普雷比斯奇的这一观点以及此前有关帝国主义的其他论述发展成为一个研究课题,即以南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来解释它们贫困的原因。伊曼纽尔·沃勒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及其同事的世界体系论从一个更为久远的时间跨度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詹姆斯·卡珀拉首(ＪａｍｅｓＣａｐｏｒａｓｏ)在1978年《国际组织》的特刊中强调指出了依存与依附之间的差别。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不同,依附论提出了一个被人假扮了的民族特性,在这一形式下国家的角色,特别是那些弱小国家的角色被夸大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南方国家的依赖性和弱小,而是因为它们之间的依附关系破坏了它们的自治、剥削了它们的财富。这些剥削机制不仅包括了具体的经济安排与协议,也有那些来自北方的实力强大、组织严密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渗透。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越来越有所不同,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对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好,依附论者指出应该存在一个依附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一些集团(比如大资本家和军方巨头)会和来自北方国家内部势力强大的行为体(比如跨国公司和军方)结为联盟。南方国家可能会富裕起来,但是由于它们将自己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以它们自由选择的权力可能会大打折扣。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依附论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和质疑。人们批评这一理论无法明确地说明因果联系规则,也无法在实践中检验是真是假。而且依附论难以解释,在所谓“第三世界”的内部会有不平均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取得的令人吃惊的经济发展。各个国家间不同的投资、制度和政策似乎更有希望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因此,那些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依附论。依附发展理论的一位领衔代表人物费尔南多·亨理克·卡多索(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Ｃａｒｄｏｓｏ)成为巴西自由主义改革派的总统。

苏联的瓦解以及由苏联崩溃而昭示的引人深思的腐败堕落,对那些将马克思主义奉为理论基础的研究课题不啻为一记沉重的打击。但是,作为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消失。马克思主义学者紧紧抓住了一些与自由主义学者相同的研究问题。新葛兰西马克思主义学派强调的是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源泉。因此这一学派同建构主义学派更为一致,强调的是观点和文化的重要性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如果仅仅简单地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任意一个具体研究课题进行分析然后作出结论,那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是对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剖析。这就提供了一种概念上的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国际国内的发展,也可以应用于两者之间的联系。它强调的是持久的有关平等和公平方面的道德考虑。像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具体的研究课题一样,由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而衍生出的具体研究课题当遭遇具体变化和实际检验时,也会出现漏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基础理论将必定被抛弃。不仅不会这样,而且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具有启发性的基础理论,允许人们对这些基础理论作出重新阐释以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和政治背景。一门基础理论的命运并不系于任何一个具体研究课题的成功上。

中央集权论:反对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中央集权论作为一门基础理论已经衍生出了数个具体的研究课题,都是主张国家制度的自治。因此,中央集权论与那些以社会角度为基点进行的国内政治研究是相对的,后者主导了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研究。中央集权论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国家机制里,尤其是那些负责维护稳定和繁荣的机构。国家可以被设想为一个行为体,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舞台,各种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集团在那里互相争斗以确保对自身有利的政策目标。与社会相比,国家可以是强大的,也可以是虚弱的。中央集权论的观点并没有对国家内部机制之间的关系提出特别复杂的概念定义。国家在某些领域内可能很强大,但是在其他领域可能很软弱。如果要具体指出不同事务领域之间的交易是很困难的。中央集权论难以捕捉住国家-社会关系中的细微差别,它不仅把国家从具体利益集团的压力中排除出去,而且也从国家所在的更大的政治机制中将其分离出来。这些困难并没有导致中央集权论作为一门基础理论消失,而是促使一些具体研究课题的重新组成。新产生的研究工作没有将注意力仅仅局限在国家上,作为对全面社会观点的一个反应,新研究主要分析的是政府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1988年约翰·伊肯伯里(Ｊｏｈｎ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戴维·雷克(ＤａｖｉｄＬａｋｅ)和米歇尔·马斯坦杜农(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ｓｔａｎｄｕｎｏ)编辑了《国际组织》的一期特刊,作者分析了不同利益的构成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国家领导人动员社会支持的能力、思想观念导致的后果以及政策执行机构可以自由支配的权力。最近,理性选择观点,特别是它对承诺的重视,被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结果表明以前中央集权论的弱点,其实却是其力量之源。相比专制国家,民主国家经常能够从社会中释放出更多的力量,这恰恰是因为国内社会的成员相信,被人们认为是弱势的国家能够坚守诺言。在这个像柔道术般的分析中,那种认为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国家独立于社会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人们转而认为只有国家受到社会的约束,它才能保证从社会获得力量源泉。重新阐述后的中央集权论观点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对经济的指导、政治党派与国家官员之间的联系、国家机构如何与社会活动发生关联以及法律的地位等诸多问题上。作为一门基础理论,在其具体研究课题遭遇实践困难时,中央集权论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得到了重新阐释。

国内格局及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研究比较政治学的学者将其注意力放在国内格局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上,而新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将两者视为同类。例如,卡赞斯坦从历史角度将国家予以分类,重点强调在不同政治背景条件下不同类别的国家和社会。他从格申克龙和穆尔的论著中吸取了经验,认为早期的工业国家(如英国)与后发的工业国(如日本)在体系上有所不同,主要是体现在国内占支配地位政党联盟的性质、中央集权的程度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区别等。①中央集权论的著作将国家视为行为体,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格局分析更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因为由不同的社会联盟来定义政策的内容,所以国内政策体系的差异在阐释并执行不同的经济领域内(如金融和贸易)其对外经济政策会产生显著的差别。约翰·齐斯曼(ＪｏｈｎＺｙｓｍａｎ)将这一观点拓展至工业和金融政治中。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内,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学者们分析了英美市场经济型资本主义、欧洲大陆福利型国家资本主义以及东亚及日本发展型资本主义等等之间的差别。埃伦·科米索(ＥｌｌｅｎＣｏｍｉｓｓｏ)和劳拉·泰森(ＬａｕｒａＴｙｓｏｎ)编辑了《国际组织》一期有关比较社会主义的特刊。②此后,比较政治经济学传播到了包括拉美、前苏联和东欧的转型国家,甚至是中国。这一研究从承前启后和历史的细节方面详细分析了国家、政府或企业法人选择具体战略的动机所在。

彼得·古瑞韦奇(ＰｅｔｅｒＧｏｕｒｅｖｉｔｃｈ)着重指出了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可能对国内格局和政策偏好产生的影响。在古瑞韦奇的引导下,分析家们指出,身陷世界经济之中这一现实可能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影响不同的国家:首先,这种卷入会影响国家基本的制度格局,包括执政规则;其次,会影响不同利益集团的能力和战略机遇。这一研究课题包括了国际体系对欧洲小型福利国家民主社团主义的影响,对社会集团、经济部门的影响,对政党联盟、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格局的影响。由罗伯特·帕特南(ＲｏｂｅｒｔＰｕｔｎａｍ)阐释的“双层博弈”(ｔｗｏ-ｌｅｖｅｌｇａｍｅｓ)的概念就是试图系统地将国内格局、体系内机遇及约束、对外经济政策等等整合为一体。③这一概念认为,任何国际协议都必须使其他国家和国内的选民满意。如果一国的统治者能够向其国内的支持者表明,他们将只能接受一个回旋余地狭窄的结果时,那么该国对国际权力讨价还价的能力就会提升。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安德鲁·莫拉维斯基(Ａｎｄｒｅｗ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详细阐述了一个有关国内-国际相互作用的观点,强调的是社会利益如何塑造国家政策。

这一系列研究遇到的困难是缺乏一个全面、系统的分类,以便划分国内格局。罗纳德·罗格维斯基(ＲｏｎａｌｄＲｏｇｏｗｓｋｉ)在他的一本大胆而富有想像力的著作中,提出了对于如何分类的一个答案。他应用了国际贸易中斯托普尔-塞缪尔森模式中细致的推理方法,向他人展示贸易政策和实务如何在总体上影响社会变革。用于出口的商品可以密集地利用自然禀赋。而如果贸易变得更加开放的话,国家可以利用某些资源丰富的优势并因此受益。而如果贸易变得更加封闭的话,那些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就会因此突出。总体而言,各国相对优势的资源要素会支持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并反过来增强这一资源优势。不同的生产要素在国内地位的变化,比如劳动力、土地所有权和资本所有权,能够影响政策。杰弗瑞·弗里登(ＪｅｆｆｒｙＦｒｉｅｄｅｎ)运用相同的逻辑,强调具体要素的重要性:生产要素并非同一性质的,而是与具体的经济部门相联。此外,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仅是贸易政策,可以影响到一国对世界经济的开放程度,并反过来受到影响。罗格维斯基、弗里登和其他跟随他们的学者都充分认识到,他们的论点无法提出一个简单的途径,以糅合制度安排中的变化因素,这一缺陷也是海伦·米尔纳和戴维·雷克试图改进的。但是他们也提出了一个短小而总体性的解释,试图把世界经济同国内利益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这一分析框架并不要求对有关背景环境的具体了解。该框架可以运用于任何的政治体系。由于在该框架下只有少量的具体阐述,所以行为体的偏好可以直接超越物质格局、回避对政治过程和观念现象的分析。尽管该论述框架要求了解有关比较优势要素的情况,但是并不需要对任何有关具体政治制度的了解。然而,此类宏观理论遭遇了无数的实践困境,正如罗格维斯基有关历史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

全球化与国内政治

　　跨国活动层次的不断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影响———这已被人们称为“全球化”———使人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国际、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人口的多层次跨国界流动并非是一个没有先例的现象。在19世纪时,劳动力移民就已达到了高潮。从某些角度衡量,19世纪末时,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已经比现在还要发达,但是金融资本流动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而大大回落。贸易量也遵循着类似的模式:在19世纪时显著增加,在20世纪前半段回落,20世纪的后20年在某些国家(最为显著的是美国)贸易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科学技术极大地降低了通讯的成本,在某些具体的全球事务上,比如环境、人权和女权主义,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越来越频繁,而包括有组织犯罪、毒品交易在内的违法活动也变得更为突出。所有这些变化,在全球化的标签下聚为一体,对国内政治和国际体系都产生了影响。①

全球化将我们的注意力聚集在不断突出的跨国界行动上。世界各国越来越陷入国际政治经济当中,这是否会使得制度、政策集团以及个人日益趋同,还是促使他们保持大部分的不同特色?全球化是细微地改变“国家间关系”,还是从根本上将这种关系转换成为“跨国间关系”?那些强调全球化是如何重塑世界政治的人们注意到的是,作为国际压力变化的结果,国内的政策偏好和政治联盟是如何改变的。相反的是,那些强调国家独特性的分析论述,包括杰弗里·加勒特在内,却向人们展示,国内制度是如何阻碍价格信号、限制现存的政治联盟和政策、影响国内对全球变革的反应。

以上两种论点都将国内政治制度、公司、利益集团和经济部门作为研究单位。另外一种概念化理论则不重视这些单位个体本身,而是重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首先对这些单位个体的内在本质进行批评分析。家庭、社区、区域以及社会活动等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组合。这一理论指出,全球化通过全球和地区的进程,改变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战略,同时也将新的政治行为体和新的进程加入了不断演进的全球政治中。然而有人却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现象的反映,这一点ＩＰＥ研究领域的学者在该领域出现之初就认识到了,即:国际和国内政治不能相互孤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将国内政治纳入理论阐述,但是却从未否认过它的重要性。对于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机遇和约束,各个国家的反应不尽相同。在20世纪80年代,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将“国家优先”认做是理所当然,而学术界对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于这一结论的理解。研究国内格局的学者认为,所谓的“优先”大概可以从两个互补的方面进行理解:既可以是制度化规则的结果,也可以是个人、公司和集团偏好的集合。有关国内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相互影响的历史制度研究,已经得到一个完全的经济、物质变量的补充,该变量实际上没有对思想观念、规则、制度的角色投以任何注意力。对于全球化进程的不同阐释反映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研究基点。

结　　论

　　ＩＰＥ作为一门研究领域的出现,是建立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发展起来的丰富的学术传统之上的。在这段时间内,30年前ＩＰＥ和国际关系学者们关注的许多重大争论都得到了发展。现在,学者们继续分析权力、财富和社会目标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ＩＰＥ的开创在一定程度上详细解释了比较复杂的分析结论,学者们一直用这些结论来分析世界政治中的难题。任何历史文献都无法再现学术发展复杂而独特的过程。为表达方便起见,也因为这确实反映了我们学术历史的重要方面,我们的叙述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在ＩＰＥ分析和国内政治与ＩＰＥ分析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理论思潮与自由主义理论思潮之间的相互影响。

我们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论战的一些重点已经发生了转移。由于受到经济和文化研究思潮的强烈冲击,理性主义者与建构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愈显重要。从宏观的社会科学研究到国际关系和ＩＰＥ研究,他们提出了不同的分析取向。理性主义者与建构主义者之间理论论争的最大默契并不是二者都坚持认为现实只能用一种概念语言来分析(分析家喜欢的概念语言)。知识和理解是通过持不同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案的人进行争论而发展的。但是任何人不要忘记,在最后的时刻,研究方向和课题只有从学术上具体阐释那些实质上的重要问题时,它们才是有用的。尽管基础理论上的论战依然存在,ＩＰＥ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案中仍旧可能取得进展。我们认为这片领域已经变得愈来愈复杂精细。比起20世纪70年代,我们现在拥有更加准确的概念工具和丰富的阐释。但是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依然稀少,理性的、有许多文件证明的、具备因果关系的论点非常稀少。从一些研究进展中,我们所了解到的是我们不能作出可信度高的预测的原因,而不是怎样作出可信度高的预测。尽管如此,比起30年前,我们对一些关于世界政治经济如何运作的重要过程的了解要深入得多。这些过程包括:在各种脆弱的条件下,权力是如何运用的;国际社会如何影响政府政策;国内制度和世界政治如何通过制度作用相互影响。假如没有在贸易与工业、财富与能源、金融与投资以及环境与人权等其他方面的实质性研究成果的积累,这方面的许多文章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国际关系领域和学术界,已经确定的界限正变得模糊,还有一些新界限正在创立。经历了柏林墙倒塌、两极格局终结和苏联解体这些历史事件之后,世界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我们看到了不同类型的民主化进程,为了争夺领土而爆发的民族冲突,以及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到地区强国而引发的愈加激烈的冲突。我们还看到世界上的一些地区正在进行影响深远的经济一体化试验,其他地区的边缘化地位不断加剧;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下,全球贸易扩大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政府机制作用的重新定义。同时,宗教原教旨主义在大部分穆斯林国家发展壮大。支持环境保护主义、女性主义和人权的强大的世俗社会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非常活跃。我们有许多机遇在跨学科和下级学科的界限之间建立新的联系。所有这些发展既表明了现代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也表现出我们有可能在宏观的理论取向和具体的研究方案中发现新的联系。这个跨越界限的活动不断加剧的时代有个正式的名称曰“国际化”或者“全球化”。这并不是史无前例的发展。在19世纪末期,国际金融市场就已经高度一体化了,那时的一体化程度或许是历史上最大的,至少在最近之前其一体化程度是最大的。这段时期的贸易量比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高出许多。新技术为我们开启了新的机会,但是目前仍不清楚这些技术将如何影响国家和社会中的统治与权力结构。国家政策制定与执行将如何受到全球化的广泛影响,社会制度将如何有效地DIZHI这些压力,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还要拭目以待。我们的研究方向仍将在过去30年文献的基础上集中研究以下重大关系:财富与权力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利益与制度的关系、国际政治经济与国内政治的关系。限制和机遇将会改变,主要行为体以及它们所接受的规则标准的特征也将发生变化。然而对关注这一新现象的学者们来说,仍然可以从上一代ＩＰＥ学者的成就和失误中学习进步。ＩＰＥ领域研究课题的复杂性使得它无法直接运用于政策中。正如在前面指出的,我们无法清楚地指出决策者可以立即使用的有关因果联系的科学“发现”。同时,《国际组织》杂志运用了更为严格的社会科学标准,这似乎使人们对政策的评论感到气馁:与政策有关的文章日渐稀少。因此,《国际组织》反映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界与实践活动之间出现的隔阂。

然而,即使学术与政策之间的联系不算紧密,它们之间还是有关系的。对变化中事实的阐释(与本领域有关的概念和宽泛的“理论化”)比具体的争论或是在学术领域的发现还具有重大意义。人们把许多原本出自学术领域的思想在政策讨论中视为理所当然。这一现象是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术界的影响,还是仅仅是政策和学术领域之间的不谋而合,没有人清楚。但是无论如何,人们已经普遍地认识到:相互依存不仅与权力有关,而且与财富有关;国际制度建立了一套有价值的工具,国家通过合作来提升利益;要理解国内政治经济,不仅需要考虑国内利益,而且要将国内和国际制度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结构考虑其中。在政策层面上,非国家和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重要性也日益为人们所理解。

学者们用以研究的具体方法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原则上提高理论水平或是解决实际问题,或是能够遵循自己的分析倾向、方法论工具、他们所能接触到的资料、所能支配的资源以及他们所持的价值观念。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对自己的选择充满自信,认为它必然带来学术上的多产。即使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杰出的社会科学前辈的成果上,我们的视野也是有限的。观念上的近视会使我们怀疑,最新发展的在方法论上、理论上或是认识论上的争论会把我们神奇地从双眼同视发展成为聚焦一处。然而,学术上有关世界政治的变或不变的新争论,指向的是从不断整合的ＩＰＥ学术领域到更加宽阔的社会科学争论的高度回归。这是任何一位学者都欢迎的机会,也是《国际组织》的编辑和读者在学术上值得兴奋的方面。

(肖欢译,李小华编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