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性·社会性·阶层性———国际政治的特性与国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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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　滨

文章来源：《欧洲》2002年第1期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包括了三方面特性,即缺乏中央权威而产生的无政府性,主要由国家间社会与经济的交往而产生的社会性,世界生产关系中享有不同权力与利益的社会力量所形成的阶层性。信奉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人对这三种特性有着不同程度的强调,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国际政治观: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三种国际观对于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去理解、分析国际关系的不同属性是有用的,但这三种属性共存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在国际关系的具体研究中仍应兼收并蓄,否则不能全面地理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关键词　无政府性　社会性　阶级性　国际政治理论　政治意识形态　国际关系

　　在国际政治生活中,人们可以看到国家间的对抗与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军事联盟;也可以看到国家间的经济社会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合作与协调,如共同打击跨国犯罪、防治生态恶化、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等等;甚至可以体会到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集团跨国间的协作、团结和斗争,如冷战时代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争,后冷战时代西方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间围绕民主、人权等方面的意识形态之争,以及本·拉登领导的恐怖组织对美国的攻击等等。从这些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中,我们至少可以把国际政治的现实简约地归纳为三个方面的特性:无政府性、社会性和阶层性(这里应该是阶级性,但考虑现在人们的习惯用阶层性,其实两者在英文中是一个意思———ｃｌａｓｓｅｓ)。

但这三种特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一书中提出,现代国际体系事实上反映了三种因素:国家间战争与追求权力的因素、超越国家间分野的跨国团结与冲突的因素、国家间合作和有管理的交往的因素。在国家间体系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理范围、不同国家与政治家的政策中,可能其中的一种因素比其他两种因素更占主导。把国际事件解释成好像国际社会是唯一或主导的因素永远是错误的,因为国际社会不只有一个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发生作用的基本因素;把一个因素具体化,或者说好像第一因素消除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因素,都是幻想①。问题是把什么样的属性放在突出的地位加以强调。这与每个国际关系研 究者的国际政治观或者更深入地说与政治倾向有关。

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与保守主义政治观

　　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源于世界上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家的绝对中央权威来管理各个国家的行为,因为从近代以来的国际传统已经确定了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国际主体,主权国家是自己命运和实现自身目标的最终决定者和最高主宰的原则。这样,各个国际行为体必须依靠自己(即自助ｓｅｌｆ ｈｅｌｐ)来保证自身安全和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这样在缺乏信任(ａｂ ｓｅｎｃｅｏｆｔｒｕｓｔ)的条件下,各国间存在着一种“安全的困境”,即一国的安全与强大意味着另一国的安全与强大受到削弱的“零和”状态。在这种条件下,国家间竞争与冲突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始终存在战争可能性。因此,权力国家成了保证自己命运与实现自身目标的根本性手段,也是体现自身主权存在的目的。国际政治中的无政府性造成了国际关系是一个充满竞争与冲突的领域。国家间追求权力斗争是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的最重要的表现。对中国发展而产生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可以说是近年来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的一个典型范例。

在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安全、国际稳定和秩序最根本的保证就是国际间的力量制衡或者说均势。均势的营造与维持依赖于发展经济能力和扩大军备、灵活多变的联盟关系、审慎务实的外交,甚至必要的有限战争。这种国家的行为是无政府状态下造就的理性行为,因为在一个自助的体系内,那些不自助或者在自助方面不如其他行为主体有效的行为主体,就不能繁荣,就会面临危险,就会遭受损失;对这种不如意的后果的恐惧,驱使各国以导致均势的形成的方式行事①。

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者往往过份强调了无政府特性,这与他们对人性的悲观态度有关②。保守主义者一般认为,人的自私本质或恶的本性是造就人世间一切冲突与动荡的根源,由于人性的这种劣根性,人类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能力,基于此,保守主义者强调尊重现状与传统③。在国际政治中,与保守主义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强调,由于“信任的缺乏”,国际事务的冲突性是最主要的国际政治特征,人类的智慧仅能限制这种竞争与冲突范围与影响,而不能消除之。因此,权力是政治事物的最后仲裁者,国家利益是建立在以权力为定义的利益基础上的。如果不为国家在权力斗争中提供安全,其他更高尚的道德目标也会失去④。这样,现实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改良世界的作法持怀疑态度,对任何改造国际现存秩序的激进主义立场持反对态度。现实主义者并不否认国际政治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但认为社会性从属于无政府性,阶级斗争性有时存在于国家间权力斗争性之中。例如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的结构特点决定了国家为了安全是排斥相互依存的,一个充满民族主义的世界是不可能成为相互依存的世界⑤。而吉尔平认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决定了国家间在经济交往过程中往往追求绝对效率而不是相对效率,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仅依靠国家的作用是不充分的,还必须依靠市场的组织作用,但市场关系下不平衡发展过程剌激了政治的冲突,因为它破坏了国际政治的现状,改变了国际体系中各国间财富与实力的分配,加剧了新兴国家与没落国家间的冲突①。对待国家权力斗争与阶级性关系问题,摩根索认为,国际的权力之争不仅是对军事优势和政治统治的争夺,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人们的思想的争夺……美国与苏联不仅作两个政治和军事超级大国相互进行竞争,而且作为两种不同政治哲学、政府体制和生活方式的最突出的代表而展开竞争②。

国际政治的社会性与自由主义政治观

　　国际政治不仅具有无政府性特征而且还具有社会性特征③。这种社会性来自人类生活的群体性。每个人都需要从社会分工中获得生存发展的资源。随着人类的进步,这种群体性越来越超越地理的限制,成为生存与发展的必须。工业化的到来,使得生产与生活变得国际化,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国际分工,相互的依存关系使国家间的共同利益逐步得到发展。不论我们是否愿意,全球化已经客观地渗入到人类的生活之中,这是人类群体性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认识的提高,人类发现彼此共存一个地球之上,需要共同保护自己的家园,维持自己的生存环境。另外,这种群体性还带来了在安全问题上各国具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即各国都需要基本的安全,希望摆脱对无节制的暴力,对国际协议的不稳定性或自身独立或主权不安全性的恐惧,希望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有最底限度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④。因此,有人说:世界政治不只是一种无法缓解的无政府状态,战争只是一个例外而不是规律。即使在某些问题上是敌对者其行为主体也能发现在其他问题上彼此合作的必要性和共享某些利益。甚至在某些引起冲突问题上存在着让游戏者共输赢的机会。无论怎样,即使在没有中央权威的世界政治中,某些如国际贸易、邮递和安全旅行等事也能发生,并且在我们看来,这都是日常性的,可预见的,但又是至关重要的⑤。


而社会性的存在以及由此带来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使各国都感到有必要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来克服国际关系中的无序性与冲突性,彼此间进行合作,建立与加强国际关系中的规范与管理机制。尤其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国际政治中这种社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政治中的合作与有管理的交往因素更加突显出来。这种规范与管理机制在布尔看来就是国际政治中的共同规则与制度。国际规则包括:国际法、国际道义规则、国际习惯与惯例,以及国家间的游戏规则。由此确定了一种国家间社会的思想原则和这一社会中成员的身份、各个成员间共处的最低条件和权利与义务,以及管理与促进各国在政治、战略、社会与经济等方面进行合作的规则。国际制度是由国家来实现的,即通过国家制定、勾通、执行甚至改变国际规则,以及实现或实施均势、国际法、外交机制、大国管理体制甚至是战争①。

国际政治中的理想主义者总是突出地强调社会性。这与自由主义者的人生态度是联系在一起的。自由主义者对人性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相信人类的潜力、人类为了更美好的社会改造社会机制的能力、人类的理性和平等性。鉴于此,自由主义者相信社会改革是可能的,必要的;但他们对社会运作方式的改变不是根本性的,改变的方式是渐进式,是在尊重现存社会基本内核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改良②。在国际政治中,与自由主义传统一致的理想主义者认为,追求自我利益的理性国家能按自然的法则通过国际社会性交往来实现自身利益,社会性交往中内在的互惠性存在着促使国家间保持合作的动力,通过学习、教育甚至是必要合理的武力可以促使人类保持和弘扬自身内在的理性属性,促进国际生活中的互利、平等与正义,创造一个有序公平的法治世界③。国际政治中的自由主义者也承认无政府特性,但强调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如布尔);或认为,尽管社会经济与生态共存关系中存在着权力斗争的因素,然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部分改变了传统的权力政治属性④。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在冷战后大行其道的原因。在国际政治中的阶级性问题上,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一样,都是国际价值体系、自由、人权的信奉和维护者;但自由主义相信,这些价值观的实现是一个自动而渐进的过程,技术的进步,不断发展的相互依存和所谓的全球共同体的出现正在改变国际关系的性质,而现实主义者认为权力斗争的永恒力量与人性完善上的局限性⑤。

国际政治中的阶层性和激进主义

国际政治中的阶层性是一个长期存在但在近年来被人所忽视的特性。布尔用跨国力量的团结与斗争来描述这一特性,并指出历史上民主共和主义与保皇主义、现在的**产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都是这一特性的体现⑥。在任何一个世界性的秩序中,总是存在着这种秩序的受益社会群体、中间群体和受排斥群体。不同的群体对现存的世界秩序抱有不同的态度和变革要求。共同的要求可能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性反对或支持现存世界秩序的跨国社会力量。

考克斯在《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一书中精辟地分析了国际政治中的阶层性:生产的组织过程中对不同的人产生了权力的差异,这形成了阶级差异的基础,政党和其他集体行动的组织是唤起与引导阶级意识的其他突出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作用下,特定社会的生产结构产生了这一社会的阶级结构基础;国家的性质是由国家所依赖的阶级结构所限定的,决定了国家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结构形成了葛兰西所说的“历史联盟”(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ｂｌｏｃ);生产关系、阶级和历史联盟的复杂结合还与世界秩序联系在一起,世界秩序对这三者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通过国家对它们产生影响;在霸权的世界秩序下,各个具体国家的生产通过一种世界经济的机制相互交织在一起,并融合成为世界生产体系,主导国家的各个社会阶级能在其他国家找到阶级盟友,支撑各个具体国家的历史联盟通过不同国家内各个社会阶级的共同利益与意识形态观联系起来,全球的各阶级就开始形成了;一个新兴的世界社会就围绕着国家间体系而产生了,国家本身变得国际化,因为它们的机制和政策变得适应世界秩序的节奏了①。根据考克斯的分析,世界政治中的这种阶级性的产生具有两个条件:第一,各个阶层的人从现存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所获得的政治经济利益存在着差异,现存秩序的拥护者往往是受益者,而反对者一般是现存秩序的受害者并且视其为世界不公正的根源;第二,把世界各地各种阶层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国际性阶级关系的催生剂是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既为维护现存秩序的保守主义,也有具有改良性质的自由主义,还有具有破坏性的激进主义。

尽管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与理想主义理论家在其他理论中不以阶级性为其理论的分析基础,但一些理论家有时仍流露出对国际政治阶级性的认可。如Ｅ·Ｈ·卡尔在《苏联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一书中谈到,苏联体制对西方的影响在于通过宣布西方民主原则与理想是特权阶级的反映来质疑它们的道义权威性,在于苏联式体制创造了一个关注普通人的社会民主②。吉尔平认为一个自由的国际经济取决于三个政治基础:一个主导霸权国家,或者说一些能够而且愿意管理或执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规则的自由国家;有助于把自由国家拴在一起的共同经济、政治与安全利益;共同的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价值观的承诺③。这与考克斯所描述的世界性阶级的形成颇为相似。布尔对国际政治中的阶级性认可则无须再提了。

就激进主义而言,一般说来,激进主义对现存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怀有强烈的不满,对现存社会制度抱有彻底的否定态度,急切地希望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急剧和即时的改变。当然,不是所有激进主义者都是相同的,他们之间也有激进程度的差异和左右之分,对社会的变革倾向于一种更公正或更科学态度的激进主义往往属于左翼激进主义,而那些倾向于使社会回到过去状态或者甚至是旧的价值体系的属于右翼激进主义④。如马克思主义及其思想的继承者⑤属于前一类,主张恢复旧传统的宗教激进主义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一些极端种族主义可能属于后一类。阶级性在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性。因为不同的社会集团由于其社会地位对社会(国家或世界的)形态有着不同的期望,而各种意识形态为他们的这种期望提供了系统的对当前社会形态进行变革、改良或维护的理论解释、信仰和团结的基础、精神动力,如果这些意识意识形态对当前的世界秩序在基本元素上存在着冲突时,各阶层的冲突往往也呈现出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斗争。这种意识形态之争最终也是对未来世界秩序之争。

激进主义世界观在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时,一般都强调人和国家的阶层分野性,这种分野性或者表现为是中心—外围这种世界性的阶级划分,或者表现为撒旦 异教徒—兄弟 教友这样的宗教性的区分。激进主义另一个特征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改造,或建立一个崭新的新秩序,或回归到某种旧的传统中。如左翼激进主义认为:世界性生产关系的等级结构造成了一种积累结构,使得经济赢余从生产的从属和弱小层次向着主导和强大层次流动①。这种受益不均的,并且经常遭受经济危机冲击的体系势将被一个具有更高生产效率,并能改变分配制度的世界体系取代,其中决定政治与经济政策的是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政府②。而当前非左翼的激进主义也认为,现存的世界体制是导致世界某一群体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根源,或者是导致社会邪恶的魔鬼,只有恢复传统的社会体制才是体现社会正义的惟一方式,伊斯兰激进主义就是这种非左翼激进主义的典型代表。因此,要解决国际政治中的阶层性,从根本上要解决世界政治经济体制动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公正或贫富鸿沟。

结束语

从一定程度上讲,对国际政治三种特性的不同强调造就了三种不同的国际政治观。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马丁·怀特把它们确定为三种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③。这三种传统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塑造国际政治这三种传统的基础。而这三种国际观又是深入理解和研究国际政治三种不同特性的基础。

当然,现实中的国际观并不像我在上面分析的三种国际观那么典型,存在着一定融合现象,现实主义国际观就有温和现实主义和强硬现实主义,温和现实主义就带有相当程度的自由主义色彩,自由主义国际观和革命主义的国际观也都有保守性与激进性之分。但我们从理论上分析各种国际观时,只能借助于一定的典型性,否则就很难分辩出各种国际观的基本特征。我们应用这些理论来研究具体的国际问题时,应该学习其方法而不是机械地不加批判地照搬;做到兼收并蓄,不应厚此薄彼。因为这三种特性都是国际关系的不同属性,只是在某个历史条件下,一种属性可能比其他属性更为突出,但其他的属性并没有消失,每一种理论都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或者说现实对应性。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理解克林顿与小布什外交政策的差异;就不能理解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两面性(遏制与接触);就不能理解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为什么还存在着军备竞赛的可能,为什么还存在着反全球化的运动,还会出现“9.11”这种攻击世界资本主义象征性建筑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