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中国国际问题高级讲坛：中美关系和中美战略对话

杀猪的

时殷弘：中美关系和中美战略对话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05日18:01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

　　对于中美关系中的美国而言，有一项重大窘境，即缺乏真正内在连贯的、能有效应变的对华大战略，这主要在于近年来使得美国的决策者和对外政策思想界深感头疼的两难：遏阻中国发展不仅内外力不从心，而且在战略上大有不对称甚至不相干之弊(美国的军事优势至少至今在根本上无碍中国的经济腾飞、外贸剧增和外交影响大扩展)，何况它很可能起“自相预言”式的反作用，“包容”中国则大大增进中国的力量发展和影响，形成和加剧美国对中国的巨大经济依赖及其包含的重大制约和易受伤害性，同时并无可以据此按照美国意愿和意识形态根本“改造”中国的确凿希望。
　　这一根本的战略形势或战略困难大致有如一位在国外的观察家所指出，如何认识和应付正在上升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战略家们百年来未曾遇过的全新课题。“其中最大的特点是，中国完全不同于美国以前遇到的任何一个被视为对手的强国。其原因是，在双边层面，由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转型过程还远没有结束，因此美国对其发展方向无法做出长期的预测；由于中国既愿意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又不回避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因此美国对其敌友身份无法自信地做出确认；由于对中国既怀着期待又抱有疑虑，因此美国在双边交往中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而是顾虑重重，瞻前顾后；由于双方利益的交叉与融合日益密切和广泛，因此美国在很多事务上投鼠忌器，难捏分寸。”
　　布什政府近一年多来的若干言论(特别是先由副国务卿佐利克公开提出、然后由布什总统本人重申的“利益攸关者”概念)显示，美国政府对中国大为上升的世界政治经济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显著的改进，并且已经开始考虑和倾向于在中国持续和平崛起的前提下，在更大范围和更长远的意义上接受或多少无可奈何地迁就这崛起。与此密切相关，美国在继续对华军事防范和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并且尝试特别在亚洲加强对华外交竞争的同时，比较系统地增大其他一些方面的对华协调，并且在美国总的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议程上将这协调置于更突出、更重要的地位，包括更多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更大幅度但仍有保留地“迎合”中国的某些立场或要求。

　　中美关系中的中国

　　近年来，中国政府比过去显现出更连贯、更成熟、更高效地的对美大战略。总的来说，那就是一方面坚持维护自己在各方面的紧要利益，不对美国做单方面的重大退让，同时继续快速增长国力，积极扩展国际影响；另一方面，持之以恒地防止美国形成强烈的被利用感和未来威胁感，认真注意控制可谓变得更深刻的中美结构性矛盾(特别是较快增进的在经贸、能源和原料以及军事方面的结构性矛盾)，积极谋求战略性的增信释疑，必要时做出适当的妥协举措，逐渐增进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国际责任”承担，扩大中美之间关于国际政治和全球性重大问题的磋商范围和磋商深度，同时尽可能发展中美之间互惠的经济交往和有选择的战略合作，包括经仔细权衡而在更多一些问题上更大幅度但仍有重要保留地“迎合”美国的某些立场或要求。
　　中国政府这么做的一个根本的战略效应，是维持和增加美国在阻滞中国崛起方面的困惑、犹豫、无奈和其他局限，尽可能促使美国政府较多地追求对华协调与合作，争取美国逐渐较多地适应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将和美国一样，以实际上具有选择性(甚至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对待“利益相关者”概念的潜能或前景。总之，中国以积极和复杂的政策体系对待重大发展中复杂的中美关系，以便维护、 巩固甚至延展中国得以实现和完成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且使这一时期里的综合外部环境对中国的根本国家目标愈益优化而非恶化。
　　更广泛更深刻地说，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一国家方向或国家纲领有其越来越明显的根本的大战略裨益，这在对美关系中显得尤为突出。和平崛起在绝大部分时候、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非军事的权势资源和权势行使。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特别是外交纲领、外交风格和外交技能的柔性功能)、文化力、移民力、国家发展成功本身带来的威望力和劝阻力等等：所有这些力量或权势的特征在于其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以及很大程度的互利性，这样的力量是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最小化的成本发生和后果方面相对最可接受的，因而一定意义上是最无敌的力量。虽然和平的权势资源发挥的政治效应有时不那么完满或高效，而且往往作用缓慢，但是它的最大好处是相对成本低，而且效应相对经久。在中美之间总体上的“不对称竞赛”(中国见长的经济/外贸/外交影响竞赛 vs. 美国见长的军事能力“竞赛”)中，逐渐取得总的相对领先趋势。　
　　中国“和平崛起”观念体系和相关战略的一大部分根本依据，连同“和谐世界”理念的一大部分根本依据，是世界政治基本性质在当代多年来发生着的变化，那就是国际政治理论家理查德?罗兹克兰斯在1985年著书强调的“贸易国的兴起”，或者是1977年由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和论说的“复杂的互相依赖”。在这样的变化中，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在迅趋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以及“软权势”问题，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表现重要，全球范围内国家(特别是大国)内部社会形态、基本价值及主要政策观念愈益增多同质性(这大致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世界市场和现代经济一种“非常革命的作用”)，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愈益突出。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作为巨型“贸易国”的兴起以及作为“和谐世界”理念提倡国的思想和实践贡献，无疑是顺应和推进世界基本潮流，因而具有巨大的历史性便利和可观的历史性前景。
　　世界秩序的方向很大程度上由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最有影响决定，而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最有影响，则由哪个国家载体——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的国家载体——取得了最引人注目的成功决定。假如美国自冷战结束前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世界新秩序”论取得巨大成功，或者假如布什政府尤其自9/11往后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政治战略取得巨大成功，那么世界秩序方向本会是美国式的，不管是美国式的“自由国际主义”还是美国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后一种假设情况下，世界大多数重要国家都迟早会乐意地或被迫地奉行现实主义权势政治哲学，从而这个世界就会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权势政治的世界。然而，越来越明显，冷战结束后至今真正成功的巨型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中国作为“贸易国兴起”的成功，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哲理和根本战略的成功，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功，中国国际交往方式或和平外交的成功。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国际政治文化及对外战略文化的方向，由此影响和参与塑造世界秩序方向。

　　中美战略对话的意义和前景

　　中美两国政府已开始了议题广泛、并且可望愈益系统的定期战略对话。除了两国间一系列基本的双边战略性/军事性问题外，这战略对话还涵盖对中美关系总体已变得头等重要的结构性和政策性经贸矛盾以及能源问题，此外还有中国与分布在几大洲的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它们对中国来说有重要的能源、地缘政治和外交影响意义。同时，某些重大的非双边性国际政治问题(例如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联合国改革、甚至一定程度上日本问题等)也在战略对话的重大议题之列。
　　中美战略对话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领域的摩擦、互疑、对立或竞争，它甚至一般来说难以立竿见影式地大大缓解其中大多数领域内实质性的中美矛盾。尽管如此，它依然有显要的意义。首先，它基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大为上升的重要性的显著增进了的认识，基于华盛顿关于争取系统地增进对华协调和合作的基本意图；其次，它初步有了可用作理念框架的概念，即“利益相关者”，以便有可能将各项专门问题在深层意义上“串联”起来，使相关的讨论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和战略方向感；第三，中美两国政府有了一套周期性讨论平台，可赖以较集中、较具体和较多方面地“摊开”问题、说明立场、听取解释和增信释疑，并且可以便利在条件积累成熟时从战略高度解决中美之间的某些重大问题。
　　较长远地看，中美战略对话可以、也颇有可能促进造就“中美关系体制”。 可以从国际体制理论界定的四要素——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出发谈论之。在“原则”范畴内，除了最一般地规定中美关系的可取的根本性质外，首先需要界定中美关系体制直接涉及的各基本问题领域(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军事关系、外交影响、国际安全、全球性问题)，然后需要笼统地确定两国各自在这些领域内的可被对方接受的根本利益，并且同样笼统地宣示决不侵害对方的此等利益。此外，还需要确定关于中美危机处理和争端处置的最一般原则。在“规范”范畴内，首先需要界定上述每个基本问题领域包含哪些较具体的分支性问题，然后笼统地确定各方在每个这样的领域内的基本利益、主要意图和应有的基本行为规范。
　　“规则”范畴的内涵一般要求足够具体和尽可能细致，它们在中美两国间为之打交道已久并且相当深入的一些问题(例如台湾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上相对而言较易成就，而在其他问题上需要耐心地逐渐争取形成，唯在危机处理规则的形成方面需要尽快。最后，在“程序”范畴内，愈益频繁的中美最高级会晤、“热线”联络、其他高层会谈、周期性的战略和经贸战略对话等已形成了颇好的基础，现在首先需要充分发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功能和将已有“程序”进一步予以系统的整合。
　　有如本文作者在过去一年多里反复强调的那样，以中国的和平崛起持续下去为前提，美国在今后一个不大会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很可能愈益倾向于认真考虑甚至最终采取中美关系的某种和平的“最终解决”，即区分不同功能领域和地理区域内的力量对比和影响对比，以势所难免的中美分享优势取代保持不了的、美国的近乎全面的优势。这意味着接受未来中国特别就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量和在亚洲的外交/经济/政治影响而言的很可能形成的领先地位，接受中美间的相互战略威慑和中国主要在近岸海域(以台湾东岸海区为界线)的对美军力均势甚至边际优势，连同和平的或基本和平的台海两岸统一；与此同时，美国相对经久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世界和中西太平洋军事优势以及在其他某些大区域的外交影响优势。这将是美国最终接受中国作为世界性强国的和平崛起。换句话说，以中国的和平崛起持续下去为前提，愈益有可能实现基于“权势转移”的“格局转换”，由中美分享不同优势取代广泛的美国单边优势。中国的基本战略以及中美战略对话，加上可以通过中美战略对话而来的中美关系体制的逐步形成，将促进这一重大趋势逐步进展，以至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