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游戏规则”及其启示

白鹤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 2006年第10期

                    [内容提要]本文中所谓的“游戏规则”是指:中美两国经过朝鲜战场上近三年的激烈较量之后,各自吸取教训,为控制冲突、防止战争、保持相互关系的相对稳定,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逐步磨合出一套心照不宣的规范,从而理性地处理和控制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游戏规则有其产生的基础与条件,并具有隐含性、有效性、从属性、现实性和对等性等五个特性。而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加强信息沟通和传递构成这一游戏规则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中美关系　游戏规则　避免冲突　加强沟通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中国是当今世界综合国力迅速上扬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是典型的大国关系,而且某种程度上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中美两个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客观上在国际体系中产生了结构性矛盾,中美两国是否会迎头相撞,甚至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是两国政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探讨半个多世纪以来中美关系游戏规则对两国关系前景做出评估。这里的“游戏规则”是指:在人类经历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并进入核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经过朝鲜战场上近三年的激烈较量之后,中美两国各自吸取教训,为控制冲突、防止战争、保持关系相对稳定,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中逐步磨合出一套心照不宣的规范,从而理性地处理和控制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美敌对与冲突的年代,两国尚有自我克制机制,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爆发,在21世纪的今天,中美两国应该也能够“在分歧中求互利,在冲突中求和谐”。[1]

                    一、中美关系游戏规则产生的基础与具体条件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曾对美苏冷战没有演变为热战的原因进行过深入探讨,并总结了美苏关系的五条游戏规则:相互尊重势力范围;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只把使用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维持敏感地区看似不合理的现状;
                    不试图削弱对方的领导层。[2]
                    中美关系不能与美苏关系类比,但中美关系也是大国关系,有形成游戏规则的自身基础与具体条件。

                    就形成游戏规则的基础而言,首先,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并且相互承认(至少是默认)对方的大国地位。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政府显然没有把中国当作一个大国和一个有资格向美国提出挑战的对手来对待。但经过朝鲜战争,美国才开始认识到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在朝鲜战场上,美国遭到了新中国的强有力反抗,领教了其决心和力量。尽管美国仍然拒绝正式承认新中国,但在实际上已经不得不默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了。当两个事实上的大国承认了对方的大国地位,并以对待大国的方式审慎地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游戏规则的产生就有了可能。

                    其次,中美关系长期处于隔绝和对抗状态中。从新中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前,中美关系一直处于“未定之秋”。但朝鲜战争以及台湾问题使中美两国处于隔绝与对抗状态,因而无法建立明确而公开的规范(如条约、协定、公报等)来控制冲突、防止战争、保持相互关系的相对稳定,这与美苏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形并不完全相同。在此情况下,建立起一套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来理性地处理和控制相互关系的发展成为中美两国共同的需求。两国尽管在对抗中表现出绝不在原则问题上向对方妥协的决心,但也在不断试探对方的意图及行为模式,审慎调整和限制自身的行为,从而逐渐达成了遵守游戏规则的默契。需要说明的是,即使中美后来有了外交接触并逐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两国关系中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依然有效。

                    概括起来,中美两国之所以能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游戏规则”来管理双边关系,是由于三大具体条件在发挥作用。其一,利益交汇。中美关系始终是冲突与共同利益并存,只是看何者居于主导地位。但即使是在中美对抗最为尖锐的时期或者在利益最难以调和的问题上,两国也是有利益的重合和交汇的。以历来是中美关系矛盾焦点的台湾问题为例,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中美在台湾海峡严重对抗,一次次逼近战争边缘,但在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问题上两国是有着共识的。冷战结束后,面对“台独”势力的恶性膨胀,中国遏制“台独”的坚强决心与美国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表明中美在此问题上也存在利益交汇。这也说明在大国关系中,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但只要仍然有利益的交汇,双方就有可能在既不向对方示弱又不牺牲自身核心利益的情况下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与“合作”。

                    其二,利害权衡。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要抓住利益的交汇点实现某种程度的“合作”却需要主观努力。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两国决策者都能对国家利益的得失进行总体上审慎周密的权衡,认识到在防止战争、控制冲突方面对自身行为保持克制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实现自身国家利益。当然,两国的利害权衡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类似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囚徒困境”,经过多次博弈,方能选择次优的结果,避免损害双方更为根本的利益。

                    其三,相互信任。大国要遵守一定的共同规范,还需要在处理相互关系时相互“摸底”,逐步确认对方是有能力按照逻辑与理性使政策行为保持连续性与一贯性的,从而在双方之间建立起特殊的“相互信任”。最初美国甚至不相信新中国是具有自身独立意志和行动能力的国际关系行为者,但朝鲜战争改变了美国的看法。在危机和对抗的年代,中美双方都认定对方的政策目标主要是出于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考虑,而不是出于革命的或**的意识形态宣传。因而中美双方逐步确认了对方是有能力和意愿保持其政策行为的连续性和一贯性的。

                    中美关系中的游戏规则还具有五个特性。隐含性:游戏规则是隐含的、潜在的而不是明确宣示的,不同于公开的条约、协定、公报等国家间通过外交协商形成的明确规范,是互动双方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有效性:由于认识到遵守游戏规则获得的利益多于不遵守获得的利益,中美历任决策者在处理与对方关系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这些游戏规则;从属性:游戏规则从属于各自的对外战略,受它们制约,随着它们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现实性:游戏规则是现实的,不遵从和反应任何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伦理体系;对等性:中美两国遵守游戏规则并对自身行为进行的限制大致对等,而不是单方面有利于任何一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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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游戏规则的产生

                    　　朝鲜战争原本是朝鲜南北方的内战,最终却演变成为一场以中美对抗为主的二次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它对中美两国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战后双方都不得不总结经验教训,重新估量对方。从美国方面看,最深刻的教训有两条。一是保持克制,避免与中国的直接军事冲突。美国学者亚历山大·乔治指出,保持克制、应对危机的两个最基本要求是:限制在危机中追求的目标和限制为达到目标所采用的手段。[3]
                    如果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美方恰恰违背了这两个要求,促成了中美两国的直接军事冲突。在参与朝鲜战争的过程中,美国追求的目标经历了由“恢复朝鲜半岛原来的疆界”到“在朝鲜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政府”的转变,最终为美军越过三八线开了绿灯,突破了中国出兵的底线;另一方面,对于在危机中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手段,美国政府也没有予以应有的限制。朝鲜发生了战事,美国却派遣第七舰队进入中国的台湾海峡。这表明是美国而不是中国首先把朝鲜战争与中国联系在了一起。此后,由于仁川登陆一举成功,白宫和五角大楼都感到美军越过三八线是势在必行和理所当然的。美国的行为造成了危机不断升级,最终使其在中国的反击面前遭到惨重失败。此后,美国吸取了朝鲜战争的教训,力避与中国的直接军事冲突。

                    二是加强沟通,重视中国发出的信息和警告。新中国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作战,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此,毛**心中有一条底线,那就是美国军队是否越过三八线,是否真正构成了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为避免出现被迫出兵的局面,中国政府采用私下暗示或公开警告的方式,努力让美国人知道中国出兵的这条底线。尤其在美军逼近三八线后,中国更迭次明确发出警告。但美国决策层完全不理解朝鲜半岛对于中国安全的重要性,也大大低估了新中国保卫国家安全的决心和意志,因此,把中国的严厉警告视作“政治讹诈”和“虚声恫吓”,致使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经过朝鲜战争,美国认识到: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美国如果当初认真对待中国的警告,也许就能避免其后惨重的损失。此后,美国非常重视通过信息沟通摸清中国的真实意图,确认中国方面的利益底线。

                    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主要经验教训也有两条。第一,在维护自身根本安全利益的同时力避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新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是正义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合理和必要的。但在与世界头号大国的较量中,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中方统计,除巨额物资损失外,志愿军在战争中总计损失的兵员就达42.
                    62 万人。[4]
                    通过朝鲜战争,中国方面认识到,要在战场上完全压倒美国既十分困难也是代价高昂的。因此,如何在维护中国根本安全利益的同时尽可能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是此后中国领导人高度关注的问题。

                    第二,要确保信息沟通和传递的有效性。美国学者亚历山大·贝文后来指出:“现在回顾起来,北京和华盛顿(在朝鲜战争的)间接交流中产生的误解令人悲哀。”[5]例如,中国方面“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要管”等含糊的措辞让美国人摸不着头脑,美国方面对中国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传递的信息也不以为然。中国显然对朝鲜战争中信息传递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朝鲜战争后,在台海危机和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在信息措辞的涵义上、在信息传递渠道的选择上、在信息发出的时机和频度上都精心作了改进,以确保信息沟通和传递的有效性。此外,中国还主动发出倡议,促成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使中美之间保留了一条官方接触的渠道。

                    中美在朝鲜战场上的激烈较量,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不打不相识”。朝鲜战争后,中美双方都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从而心照不宣地确立了中美关系游戏规则的两个主要方面: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和加强信息沟通与传递。这二者作为游戏规则的基本框架贯穿朝鲜战争后中美关系的始终。它们各自的具体内容也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有所变化,从而构成了中美关系游戏规则演变与发展的图景。

                    三、中美关系游戏规则的演变与发展

                    朝鲜战争后的中美关系大致可划分为紧张与缓和交替阶段(朝鲜战争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末)
                    、尖锐对抗和酝酿转折阶段( 60 年代初到60 年代末) 、准战略合作阶段(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
                    、大起大落阶段(80年代末到“9·11事件”爆发)
                    。从各阶段中美两国对军事和安全领域可能引起直接军事冲突的危机和相关事件的处理上,可以清楚看到中美关系中游戏规则的演变与发展脉络。

                    在紧张与缓和交替阶段,中美关系的游戏规则得以确立,其具体内容得到了完善。在“避免直接军事冲突”方面,游戏规则的具体内容包括:限制军事行动的目标;保持政治领导人对军事的绝对掌控;不直接攻击对方的军队;避免因第三方因素引发直接军事冲突。

                    在“加强信息的沟通和传递”方面,游戏规则的具体内容是:用私下而非公开的方式传递关键信息;通过第三方传递信息、表达愿望;保持表明各自态度和了解相互意图的直接渠道。

                    在1954年中至1955
                    年春的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中国领导人强调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又谨慎地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军事行动一开始,中国领导人就明确了行动界限:集中攻占沿海岛屿,不贸然对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发动攻占行动。在危机过程中,毛**始终保持对军事行动和前线指挥员的掌控,在不主动攻击美军并避免误击的问题上一再做出指示。危机期间,中国方面通过第三方多次向美国传递信息。

                    从美国方面看,虽然美国政府内部有人一再鼓吹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但艾森豪威尔本人一直比较冷静。他在谈到美国政府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所面临的挑战时曾说:“所有的压力都来自对和平的渴望,和平,和平,还是和平。比起为保卫这几个小岛而打一场全面战争来说,从大体出发,我们还是宁愿丢点面子为好。”[6]美国也主动通过私下方式向中国发出关键信息,让中方了解美方的行动意图。1955年1月24日,为了使国民党军队安全撤离大陈岛,杜勒斯将此事通知莫洛托夫,希望苏联能劝说中方在国民党守军撤离时,不要加以攻击,以免与美军发生冲突。

                    在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中央决定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其主要目标有两个:首先是争取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马祖,彻底完成夺取大陆沿海岛屿的战略;其次是掌握美国在台海地区涉及福建沿海岛屿的政策底线,即美国可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底线在哪里。[7]在实际军事行动中,这两个目标既是有限度的,又是灵活的。

                    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万炮齐轰金门。美国政府立即做出反应。中美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在这次危机中,中美双方对游戏规则的遵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中国领导人虽然认为,“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但具体行动上是审慎的。美国方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即使在动员美国的军事力量,并坚决维护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利益时,在推行威慑战略的过程中也同样表现出自我克制和灵活性”。[8]8月23日首次炮击中,有两名在阵地上的美国顾问被打死,对此美国一直没有声张。[9]当蒋介石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艾森豪威尔授权第七舰队司令和美国空军在万一中国对沿海岛屿发动大规模登陆进攻时可以紧急行动,支援国民党军队时,艾森豪威尔坚持由他亲自决定对美军的使用。

                    中美双方在台湾海峡进行较量的同时,力求通过直接渠道了解对方意图、传递己方信息以缓和紧张局势。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此时对于中方来说,谈判的直接目的是恢复接触渠道,便于了解美国政府的动向。美方对华沙会谈也非常重视。会谈恢复的前一天,杜勒斯电告美方谈判代表、美国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
                    Jacob D.Beam) ,强调美国的基本目标是尽快消除敌对状态。[10]
                    杜勒斯认为,华沙会谈可以成为了解中方意图的窗口,还可用来拖住中国政府,控制危机升级。在尖锐对抗、酝酿转折阶段,中美关系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美国的遏制与中国的反遏制,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印度支那的对抗。两国关系同时也酝酿着重大的转折。在此期间,中美关系的游戏规则得到进一步充实与巩固,其作用也得到充分发挥。游戏规则的具体内容随着中美对抗方式和地点的转移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阶段的游戏规则和前一阶段相比有三个变化:“不直接攻击对方军队”改为“不进行直接地面作战”[11],增加了“谨慎控制军事行动升级”和“通过公开方式表明决心”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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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从1961年至1975年长达14年。这场空前激烈的局部战争与朝鲜战争相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发生在亚洲,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但是,在朝鲜战争中,中美进行了直接的军事较量;而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一直将战争升级的界限控制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中国也只是以派出支援部队的形式援越抗美——中美双方始终未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两种不同的结果,突出体现了中美关系游戏规则的重大作用。

                    在越战开始升级的过程中,中美双方通过信息沟通,确定了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界限,并理智地将各自的行动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1965
                    年3月初,美国实施“滚雷行动”,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此后,美国地面部队开始大规模进入越南南方作战。中国首先通过公开方式表明了决心。3
                    月25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已经做好准备,将派出志愿人员同越南人民配合战斗。[12]
                    四天后,正在阿尔巴尼亚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又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重申了上述声明。15年前,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也是以《人民日报》社论和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的形式发出警告的。这种强硬态度给美国提供了中国要坚决维护战争底线的明确信息。由此,
                    美方首先通过直接渠道发出信息——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特意就是否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轰炸中越边境等事态声明,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作为第三方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13]
                    事实证明,中美之间的信息传递在限制越战升级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力地防止了两国卷入又一次直接军事冲突。

                    在准战略合作阶段,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两国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要,求同存异,从艰难对话起步,发展到了“准战略合作关系”。在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游戏规则发挥了铺垫和推动作用。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后,游戏规则的具体内容发生变化,但两个主要方面得以保持:第一,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中美在印支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消失,同时,由于美国较好地坚持了一个中国政策,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也是非常小的。此外,尽管中美在这一阶段也发生过政治和外交危机,但并不存在引起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但是,在美国对台政策上,“与台湾关系法”及里根“六点保证”的出笼充分表明美国并不愿意放弃对台湾战略利益的攫取和利用,从而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埋下了严重隐患。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再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此,“避免直接军事冲突”作为游戏规则的一个主要方面仍然发挥着作用。

                    第二,中美关系大门打开,两国领导人得以面对面地直接进行会谈,交换对世界局势和双边关系的看法。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两国在更多层次、更广泛领域都可以进行直接交流。因此,以“通过第三方”渠道为特点的信息沟通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但是,“加强信息的沟通和传递”作为游戏规则的主要方面在中美之间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大起大落阶段,随着冷战结束、苏联威胁的淡化和消失,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动摇。20
                    世纪80年代末以来到2001年“9·11事件”爆发,中美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危机和事件,其中第三次台海危机最有可能引发直接军事冲突。中国在台海进行了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而美国则派出了两个航母编队到台湾附近海域游弋,这是自越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东亚地区最大的一次军事集结。[14]
                    但是,军事对峙没有进一步升级和失控。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在努力捍卫本国利益的同时,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审慎和克制。第三次台海危机从事态发展的进程来看,
                    在“避免直接军事冲突”方面,游戏规则的具体内容是:限制军事行动的目标;限制军事行动的范围和方式;保持政治领导人对军事的绝对掌控;避免因第三方因素引起直接军事冲突。而在“加强信息的沟通和传递”方面,游戏规则的具体内容有了较大变化:一是公开宣布军事行动的内容;二是直接进行信息沟通。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不断调整对台政策,在海峡两岸关系中逐步向台湾倾斜,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1995年5月,美国政府公然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从1995年7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了三轮军事演习。在1996年3月台湾所谓的“总统大选”临近之时,演习达到了高潮。人民解放军在台海进行了导弹试射和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在台海军事行动的目标,一是警告美国要对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有足够估计,不要对中国的底线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二是影响台湾岛内的政治局势,阻遏其内部分离主义倾向的发展。中国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有限的,既不准备攻击台、澎、金、马的任何一部分,更没有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意图。

                    对于中国的军事行动,美国做出的反应是派出两个航母编队在台海附近海域游弋。其主要目标是:维护美国对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承诺,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盟国眼中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信誉。美国的军事行动既不着眼于对中国的军事演习进行直接干预和阻挠,也无意与中国发生任何军事冲突。在台海军事对峙期间,中美都公开宣布了各自军事行动的内容,并持续进行了直接的信息沟通。

                    中国方面在演习前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了演习的目的、规模、时间和地点。美国方面,国务院和国防部先后在不同场合向媒体宣布了美国部署航母的目的和具体情况。此外,中美双方的外交官员也在私下积极进行信息沟通。当军事对峙持续的时候,中美双方代表能够面对面进行交流和对话,这对于化解敌意、避免误判、保持局势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三次台海危机之后,中美关系很快得到修复,并呈现持续改善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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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史为镜　昭示未来

                    对中美关系游戏规则进行探讨能带来多方面的有益启示。

                    第一,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构成两国军事冲突的必然理由和条件。“在上世纪50
                    -
                    60年代,新中国与美国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美国是一个在现存国际体系与体制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而中国则是一个对现存国际体系与体制合法性不予承认的‘革命国家’。”[15]在两国关系的实际运作中,这种分歧又由于双方在历史经历和文化背景上的重大差异而变得更加深刻,也更加难以掌控。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美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因为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就不可避免。其后,不管是在台湾海峡还是在印度支那,尽管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差异都是引起双方矛盾的重要原因,并促使中美之间的敌视和对抗程度一度达到顶峰,但军事冲突并没有再一次爆发。

                    第二,中国方面(特别是毛**等领导人)在对美斗争中保持了高度审慎和克制。在中国许多历史文献和教材中,对于中美斗争中中方“战略上藐视敌人”的论述很多,“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论述则一笔带过。因此一些读者从中引申出来的印象是,毛**比他以后的领导人在对美斗争中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16]
                    这种印象客观上形成了对现行政策的压力。在炸馆、撞机等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内高涨的反美情绪以及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态度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上述因素影响的结果。但历史事实是,尽管毛**国际战略思想中存在着革命理想主义的成分,然而,在具体处理对美斗争时,其指导思想是理性的和现实的。这对于今天的启示在于:一方面,中国的决策者可以从这段历史中汲取经验,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继续保持高度的审慎和克制,保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以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公众也可以通过了解这段历史,培养对中美关系更为客观冷静的态度和对政府现时决策更为深刻的理解。

                    第三,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对中美关系游戏规则的探讨也同国际关系中长期受学术界关注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息息相关。其中包括敌对国家间的沟通与联系、国际冲突的控制、“以史为镜”的可能性以及大国冲突的预防,等等。以上的探讨表明,即便在没有任何正常外交关系的敌对国家之间,双方的克制和有效的沟通仍然能够避免或减少军事冲突的危险,并为双方关系的最终改善提供铺垫。也揭示了对于以往因为缺乏克制以及误读或误判敌国意图而产生的灾难性后果的记忆,将有助于决策者在既不向敌手示弱又不牺牲自身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寻求避免重蹈覆辙的可能途径。

                    第四,对中美关系中游戏规则的探讨还为理解中美关系当前的态势和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在总体上向前发展的同时可谓历经风雨、大起大落。“9·11事件”后,尽管中美关系保持了相对平稳,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何使中美两国在中国迅速崛起、中美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以及中美战略猜疑难以消除的条件下和平共处,是双方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断言:“如果中国在今后几十年继续大力发展经济,美中很可能会在安全领域发生激烈的对抗,甚至极有可能爆发战争。”[17]这种预言尽管有些危言耸听,但无论如何,避免重演“大国政治的悲剧”始终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课题。中美关系游戏规则在这方面带给人们的启示是:如果说,在长期处于高度敌对状态下的冷战年代,中美两国尚且能够通过理性的克制和有效的沟通而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两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共同利益,并越来越感受到相互依存的必要性时,中美两个大国更应该、也更有智慧和能力把分歧和冲突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激烈的对抗和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爆发。“大国政治的悲剧”,并不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必然逻辑。

                    注释：

                    1. 郝雨凡、张燕东主编:《限制性接触——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走向》,新华出版社,
                    2001年,第450页。

                    2.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Sean M. Lynn - 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
                    The Cold War and After, Expanded Edition ,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pp. 35 - 44.

                    3. Alexander L. George,“ A Provisional Theory of
                    Crisis Management, ”in Alexander L. George ed. ,
                    Avoiding War: Problems of Crisis Management,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1, pp. 24 -
                    25.

                    4.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年,第322页。

                    5. Bevin Alexander, Korea: the First War We Lost,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Inc. , 1987, p. 224.

                    6. FRUS, 1952 - 1954, Vol. 14, pp. 836 - 837.

                    7. 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冷战中国网,2005年6月28日, http: /
                    /www. coldwarchina. com /wjyj / thwj/001383.html。

                    8. 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年,第149页。

                    9.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年,第664页。

                    10.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49 - 1972) 》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第212页。

                    11.
                    与前两次台海危机不同,在越南战争中,中国援越防空部队击落了大量美机。因此,中美两国在此时期是否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关键点已不在于是否“直接攻击对方军队”,而在于“是否进行地面作战”。

                    12.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 - 1972) 》中卷,第414页。

                    13.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年,第439页。

                    14.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1945 - 1996, New York:
                    Co2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86.

                    15. 陈兼、赫斯伯格:“越战初期中美之间的‘信息传递’”,《史林》,
2004年第1期,第125页。

                    16. 王缉思、徐辉:“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美国研究》,2005年第2期,第22 - 46页。

                    17.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John J. Mearsheimer,“
                    Clashes of the Titans , ”Foreign Policy, Issue
                    146, Jan /Feb, 2005, p. 47.

richardhai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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