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楚平：规模与民主:西方主流民主思想的演变

生而为赢

?<strong><font size="2"><span class="smalltxt"><span class="bold">范楚平：规模与民主:西方主流民主思想的演变</span></span><br /><br /></font></strong><span style="FONT-SIZE: 14px">自从民主成为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家思考与实践的对象时起，规模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就相伴而来。多大的国家才是适合民主的恰当规模？在西方民主思想史上，围绕这一问题，思想家们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在中国，随着近代民主话语的输入和民主实践的开展，人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规模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晚近频繁出现的“中国超大规模国家民主化(现代化)”之类的表述可备为一说。本文将沿着西方主流民主思想理论的发展脉络，对规模与民主关系问题做一个历史的梳理和考察，期待对超大规模国家民主化进程有所思想启迪。<br /><br />一、古典民主理论视野下的规模与民主关系<br /><br />在民主思想史上，对规模与民主关系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构成一个理想的城邦必须有一些基本的条件，而公民群众和土地疆域就是各种条件中的重要事项，所以对城邦人口和疆域规模的限制就显得至为重要。尽管恪守中庸原则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适中人口限度是“观察所能周遍而又足以达成优良生活的自给的数额”，换句话说，城邦人口不能太少而不足自给也不能太大而难以维持秩序。但是，亚里士多德所真正担心的还是人口规模过大给城邦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一点从《政治学》一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人口规模过大之弊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人口繁庶的城邦“很难使人人都能遵守法律(和礼俗)而维持良好的秩序”。同时，人口过多，“城邦的公民就没法互相熟悉个人的品质，从而给司职的分配和案情的裁断造成失误”。所以，“凡是以政治修明而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而一旦“一个城邦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人口太多了，它就既难以构成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同样，在城邦的疆域规模上，亚里士多德<br /><br />也偏向于狭小，因为这有利于防守 。可以说，亚里士多德这种理想城邦(立宪政体)规模必须小的“小国民主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产生了长达两千年的深远影响。到18世纪，它仍见于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中。<br /><br />孟德斯鸠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共和国———无论它是全体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民主国家还是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贵族国家，从性质上来说，领土应该狭小，要不然会带来诸多弊病：“共和国从性质来说，领土应该狭小；要不这样就不能长久存在。在一个大的共和国因为有庞大的财富，所以就缺少节制的精神；许多过分巨大的宝库都交由单独的个人去经营；利益私有化了；一个人开始觉得没有祖国他也能够幸福、伟大和显赫；不久他又觉得他可以把祖国变成废墟以获致一己的显赫。在一个大的共和国里，公共的福利就成了千万种考虑的牺牲品；公共福利要服从许多的例外；要取决于偶然的因素。在一个小的共和国里，公共的福利较为明显，较为人们所了解，和每一个公民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弊病较少，因此也较少受到庇护。”纵观孟德斯鸠的“小国民主(共和)论”，很明显，他是从规模对公民道德和公共精神的影响角度加以阐释论证的，这与孟德斯鸠一贯坚守的“道德和公共精神是共和政体的先决条件”是一脉相承的。此外，他的这种论证又是以经验判断为基础而展开的。对于这一点，萨拜因也指出：“孟德斯鸠是唯一以经验为基础对社会和政治制度进行大规模研究的人……他的著作几乎都着眼于FaGuo的情况。”因而，与同时代的契约论相比，他的论证似乎缺乏一定的思辨理性的光辉。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小国民主论的传播和流行，直到18世纪末美国反联邦党人还“不厌其烦地引证和传播孟德斯鸠关于实行共和国政体版图必须狭小的论述”(汉密尔顿语)。同时，在流传过程中，这种观点和理论也逐渐完善起来，形成了这样的推演逻辑体系：大国必然导致专制。首先由于它的庞大，大国需要专制统治；如果没有比共和制形式所允许的更强大的政府，政治权力便会分化瓦解。其次大国一般来说都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因此比较好战，或因邻邦嫉妒而卷入战争；战争不可避免地滋养起专制统治。再次，即使大国努力实行共和制，也不会成功。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人民必须爱国、警觉，并且要有见识。这就要求人民对公共事务付出热忱，而且国家的事务必须同大众的了解程度相称。但在大国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家事务，人民由茫然无措变得漠不关心，继而把注意力转向他们自己的事情上。最终即使是最活跃的公民，也只好允许几个人去实际操纵公共事务；这些已经取得人们信任的代表们，一旦离开基层，并且掌握了压制工具，就必然会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兴趣去曲解共和政体制度 。<br /><br />如果说孟德斯鸠主要是从一种经验判断角度来阐释规模小适合于民主共和制得话，那么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卢梭则更侧重于从抽象思辨的角度来论证小国民主理论，当然，这种抽象思辨自然得归因于罗梭的抽象的公意主权理论。卢梭认为，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构成的，是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它只能由人民直接表达，而绝不能被代表，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制定的法律加以执行的一个办事机构罢了。为了监督政府不至于篡夺人民的主权，卢梭认为，必须借助定期人民*会的形式来决定政府的去存，而为了保证*会的成功进行，国家规模小是必要条件。所以，“除非城邦小，否则，主权者今后便不能在我们中间继续"行使他自己的主权”。这样，小国民主论在卢梭的抽象的理论演绎下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卢梭本人也成为了小国直接民主论的首席发言人。<br /><br />除了从正面论证小国民主理论，卢梭还进一步从反面论证国家规模过大带来的种种弊病以反衬其小国民主理论的优越：一个国家规模越大，行政层级就越多，百姓的负担也越重，骚动的危险性也越大；而且人民之间彼此感情淡漠、风尚迥异，同一法律难以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从而造成社会纷争和动乱，于是大国只能“通过一个至高无上的行政宝座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在这种集权方式下，人们的才智和德行都被大大淹没了；此外，由于层级的繁多，上层的首领便无力亲自视事，任由下属官僚渎职滥权，既无力关心人民幸福，也无力保护人民的安全。就这样，“一个体制过于庞大的共同体就会在其自身的重压之下而削弱和破灭”。<br /><br />总的来看，在古典民主理论视野中，规模与民主是密切相关的，民主政治(或谓共和政治、立宪政治)适合在规模小的国家实行。这种观点和理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几乎占据了两千年的主导地位，直到18世纪末期才开始分化。<br /><br />二、代议民主理论视野下的规模与民主关系<br /><br />18世纪末，代议民主理论的开创者潘恩首先向那种民主共和制不适用于大国的理论观点展开了深刻的质疑和批判。他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混淆了政治职责与政府体制，把民主仅仅理解为简单的民主形式(直接民主)：<br /><br />那些说共和国这种政府体制不适用于幅员广大的国家的人，首先是把政府的职责误认为政府的体制；因为res-publical对无论多大的领土和多少人口都是适用的。其次，如果他们是指体制而言，指的乃是像古代民主制那样的一种政府体制，即简单的民主形式，这种形式是不具备代议性质的。因此问题不在于共和国的范围不能扩大，而在于它不能在简单的民主形式基础上扩大；这就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在共和国变得领土过大和人口过多而不适用于简单的民主形式之后，什么是管理这个res-publical或国家的公共事务的最好的政府体制呢？<br /><br />什么是管理这个res-publical或国家的公共事务的最好的政府体制呢？潘恩给出了他的答案：“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人口的政府体制。”<br /><br />这样，通过对民主含义的扩展或者说通过引入代议民主的概念，潘恩把民主分化为简单民主和代议民主，从而解构了古典民主理论中小规模与民主简单的对应关系。规模与民主的关系变得复杂了。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规模对民主还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规模大的国家要实行民主的话就只能实行代议民主制；另一方面，规模与民主的关系又似乎有些模糊不清。在潘恩看来，代议民主制似乎是无所不能的，可以适用于任何规模的国家。“甚至在领土有限的国家中，代议制也比简单的民主制可取，雅典如果采用代议制，就会胜过原有的民主制”。但与他几乎同一时代的联邦党人却坚持认为，古代小型共和政体不可能得益于任何形式的代议制政府 。<br /><br />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表示古典民主理论与代议民主理论视野下规模与民主关系的认识差异。<br /><br />规 模 民 主<br /><br />关系Ⅰ 规模小 民主制<br /><br />.a<br /><br />图1：古典民主理论视野中的规模与民主关系图<br /><br />规 模 民 主<br /><br />关系Ⅰ.b 规模小 简单民主制<br /><br />关系Ⅱ 规模大 代议民主制<br /><br />图2：代议民主理论视野中的规模与民主关系图<br /><br />如果说沿着关系I.a的推演可以得出小国是适合民主的恰当规模，那么沿着关系II的推演则是大国(民族国家)是适合民主的恰当规模了。18世纪末的美国联邦党人就沿着关系II的方向进行了一番演绎。联邦党人与潘恩一样，首先对古典民主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通过一系列论述，传统的民主政体被他们分解为纯粹民主政体和共和政体。联邦党人认为，纯粹的民主是那种由少数公民组成的社会里，亲自*会并管理政府，而共和政体则是一个产生代议体制的政府；同时联邦党人还认为，只有共和政体才是美国民主发展所欲的政体。在对民主概念进行了一番阐释之后，联邦党人提出并论证了他们的“大国民主理论”。<br /><br />联邦党人(麦迪逊)认为，国家规模大首先能够使人们在更大的范围内选出超出局部偏见、见解高明的代表；其次，共和国的规模大使得那些用不道德手段操纵选举的人难以成功；再次，共和国的规模大可以较好地控制党争。<br /><br />把(国家)范围扩大，就可包罗种类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全体中的多数有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可能性也就少了……共和政体在控制党争影响方面优于民主政体之处，同样也是大共和国胜于小共和国之处，也就是联邦优于组成联邦的各州之处 。<br /><br />麦迪逊之后约半个世纪，代议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密尔，再一次操起了解构古典小国民主论的手术刀，并以他独有的方式论证了代议民主的正当性。<br /><br />密尔首先承认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认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属于社会整个机体的那种政府”，但是，这对于人多地广的民族国家来说，全体人民参加政府管理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既要坚持人民主权原则，又要考虑到领土较大的国家的条件，“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代议民主的正当性，密尔区分了民主国家中“控制政府”与“管理政府”的不同含义。密尔认为，在民主国家中，普通公民拥有对政府的最终控制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应直接管理政府，把任何政治事务都事无巨细地揽在自己手中，政府的实际管理工作应由具有必要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士来承担。如果普通民众不进入具体的政府管理领域，不仅政府效率会提高，政府决策也会更优化。换句话说，民主的正当性并不要求普通选民直接参与政府管理；民主的正当性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道德的自我发展机制和个人能力的“最高、最和谐”的发展。这一正当性可以在人民选举自己代表的过程中来实现。当普通选民被卷入政府的实际运作中时，自我发展的收益会被政府低效率、混乱和责任涣散的高昂代价所淹没。这样通过将政治权力中控制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密尔论证了规模大的国家实行代议民主制不仅是务实的选择，而且也是正确的选择。<br /><br />总的来说，在代议民主理论视野下，借助对民主概念的重新阐释，古典民主理论视野中规模与民主的那种简单的对应关系或者说小体系是最适合民主的观点和理论被解构了，与此同时，民族国家是最适合民主的观点和理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br /><br />三、多元民主理论视野下的规模与民主关系<br /><br />20世纪以来，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演变的重大趋势之一，就是从一元民主理论演变为多元民主理论。西方传统的民主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一元民主论，所谓民主就是国家权力或政治权力的民主，就是由人民通过掌握国家权力来当家作主。这种一元民主理论在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中得到最彻底的表现。而多元民主理论主张民主不只是通过国家这个唯一的权力中心而存在，而是由社会中许多团体来分享，是众多团体共同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作为对当代西方民主现实进行观察和反思的产物，多元民主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方法 。这一点在对规模与民主关系问题分析上就有鲜明体现，稍后我们还将提及。<br /><br />尽管多元民主理论有着不同的流派，但一般认为，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是当代多元民主理论最重要的代表 。达尔认为，在“民主多元论”或“多元主义民主”的说法中，“多元论”和“多元论者”都是指组织的多元论，也就是指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许多相对自治的(独立的)组织(子系统)的存在 。<br /><br />1973年，继完成《多元政体：参与与反对》之后，达尔与涂福特合著出版了《规模与民主》(SizeandDemocracy)一书。在这本书中，达尔试图回答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民主与规模有必然的联系吗？(Is“Democracy”in any way to“Size”？)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达尔首先分析了规模和民主各自的量度。确定他所用之规模这一词主要是用人口或与人口相关的指数来量度的。至于民主的量度标准，达尔从古典城邦到近现代民族国家民主政体中抽象出两大量度标准：一是公民效能标准———公民有责任地行动并可以完全控制政治体系的决策；二是体系能力标准———体系有充分回应它的公民集体偏好的能力。达尔认为，这两大民主的量度标准之间存在着冲突，为了说明这种冲突，达尔绘制了下列图表 ：<br /><br />体系能力<br /><br />高<br /><br />.c? ?? ?? ?? ?? ?? ?? ?? ?.a<br /><br />公民效能<br /><br />.b<br /><br />低? ?? ?? ?? ?? ?? ?? ?? ?? ?? ?? ?? ?? ?高<br /><br />? ?.d<br /><br />低<br /><br />图3：理想民主政体的两种标准<br /><br />达尔认为，任何一个政治体系比另一个要更好(民主)，只要满足：用其中一个标准衡量，它比另一个体系要好；而换一个标准衡量它不比那个体系差。所以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位于a点的体系要比b、c、d点的体系要好，更接近理想民主政体。但是位于b、c、d点的体系，它们当中<br /><br />究竟哪一个更好、更接近理想中的民主政体呢？达尔认为这无法做出确切的评判。这就是两大量度标准之间冲突的体现。至此，达尔用于对规模与民主关系问题的分析框架就初步建立起来了。<br /><br />接下来，达尔紧紧扣住这两大标准，探讨规模与它们的联系问题。达尔认为，要探讨规模与公民效能的联系，就要探讨规模与下列领域的关系，即：(1)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公民负责任地行动并完全实现他们目标的能力；(2)公民可获得的参与政治生活和激励他们那样做的机会；(3)公民准确地将他们的目标和偏好传递给决策制定者的机会；(4)决策制定者回应公民偏好的动力。<br /><br />析方法，考察了欧洲十多个规模大小不一的民主国家的相关情况。在具体分析之后认为，不仅仅是民主的两个量度标准———公民效能和体系能力之间存在冲突与互换，而且公民效能自身两大方面———参与成本和反对成本也存在类似的冲突和互换。达尔认为，当公民人数的增长超出了一个委员会或村镇的规模时，公民与领导交流沟通的成本会增加；然而，反对成本却会下降，也就是说，公民存在更多的找到反对联盟的机会和更多的带着背离主流观点的政策参加某一机构的机会。那么，能不能从上面图表中得出：两条曲线的交汇处就是最适合民主的规模呢？达尔认为这不能。因为首先参与成本和反对成本本身是难以确定的，换言之，曲线的交汇处是难以确定的；其次，这仅仅是规模对公民效能的关系图谱，并没有考虑民主的另一个量度标准———体系能力。<br /><br />总的来说，达尔把规模与公民效能之间的关系总结为：“公民效能明显取决于小体系同质性政治和大体系多样性政治的不同技巧，规模小的民主体系中，公民获致效能的机会通过与代议员和其他公职人员的直接沟通的低成本而增强；借助更大的同质性，这就意味着甚至不通过沟通，代议员也很有可能持有像他们的选民那样的观点。规模大的民主体系丧失了这种优势，它更强烈地依赖于沟通的间接链条以及公开的机构化政治势力之间尤其是政党之间的竞争来实现公民的效能。”<br /><br />至于规模与体系能力的联系，达尔认为，只需要考察规模对某一体系(1)内部冲突(2)经济文化成就(3)维持体系领域的联系。达尔再次借助实证分析的方法，在具体考察欧洲一些不同规模的国家后认为，国家规模大小与一国内部冲突无必然联系，大国代议民主所遭受的来自内部冲突的破坏并不比小国要严重，同样也很难说人口规模和文化创造力上有必然关系。在维持体系独立自主能力方面，尽管表面看起来小国较难以维持体系独立自主，但是小国却往往可以充分运用与其他国家的各种关系，采取多种策略来消弭这种可能来自其规模的负面影响 。<br /><br />在探讨完规模与民主的两个量度———公民效能和体系能力的关系后，达尔回答了那个核心问题———民主与规模有必然的联系吗？他认为，为了实现公民效能与体系能力的双重目标，没有单一类型或单一规模的单元是最佳的。在当今世界甚至在未来，由于民主目标之间存在冲突，没有单个单元或单元类型能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 ，或者说，不存在最适合民主的规模，因为不同的问题要求政治单元具有不同的规模。在这里，达尔含蓄地对“小国民主论”和“大国民主论”提出了批评。<br /><br />约两千年的时间里，主流观点是小城邦是最适合民主的规模，约两百年时间里，主流观点是大的民族国家是最适合民主的规模，但是清楚的生活事实是它们都不是最适合民主的规模 。<br /><br />之所以会形成所谓的“小国民主论”和“大国民主论”，达尔认为，那是民主理论家和政治思想家都把民主置于一个主权单元(sovereignunit)的特殊范围中，忽视了将民主扩散到非主权单元，比如一国范围内许多相对独立自治的组织(子系统)。换言之，仅仅关注的是规模与主权单元(国家层面)民主的关系是片面的，这简化了规模与民主纷繁复杂的关系。既然不存在最适合民主的规模，达尔认为各个国家就应该从自身规模和问题出发来促进民主发展。“大部分民主国家都必须在两个方向上前进：向外趋向于规模更大的凝聚体，向内趋向于规模更小的凝聚体”。对于像美国、印度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将需探寻创造和保存小的单元，比如村镇城市、州；而像卢森堡这样的超小规模国家将需步入更大的整体，像欧盟等等。总之，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调整民主理念和制度来适应这样一个事实：不同的规模单元遇到的是不同的问题。<br /><br />尽管作为当代西方主流民主理论的多元民主理论基于西方现实的考察试图证明没有最适合民主的规模，但这是否意味着之前思想史上围绕规模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所形成的小国民主论或大国民主论的销声匿迹呢？<br /><br />多元民主理论试图终结国家层面上的“小国民主论”或“大国民主论”，但是面对多元社会存在的各种规模不一的组织体系(社会团体)的民主扩散问题，它却无法终结这样一个话题：在非主权单元下规模小的组织体系更有利于民主还是规模大的组织体系更有利于民主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几千年来思想史上在对国家层面上规模与民主关系探讨形成的思想图谱还将变相地存在于各种形形色色的诸如集权论与分权论等理论中。<br /><br />出处：社会科学论坛2006?9(上</span> <br /><br /><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