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想象与真实——解读《战天京》

Jason

　　《战天京》讲述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郭嵩焘等晚清军政名人的故事，题材已经被人写了无数遍，写法却是前所未见，大有可观。或可把读书比作对弈，多少有些你死我活的意味，虽不必揎拳撸袖，也得分个胜负。有人说：十本里面，总得有两三本看得鼻血长流才好。《战天京》于我，便在其中。此书出人意料，尤其是你想给它定位的时候，居然发现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景况未免有些狼狈。当然，没有什么东西是凭空而来的，无论如何，总可以从中找到些蛛丝马迹。好作品浑然天成，血肉俱已融为一体，身无庖丁之技，却想干这“解构”的活儿，恐怕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姑妄言之，姑妄言之。\r<br>　　
<br>　　■体例\r<br>　　《战天京》几乎融合了正史、演义、评书、史学论文、历史小说等历史写作的体例，这在当下相当罕见，差可比拟的或许只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讲故事的方式写历史著作，是一种更为悠久的传统，不管是西方的希罗多德还是汉代的司马迁，都是如此，因此江政宽把这称为一种“新的旧史学”。\r<br>　　和黄仁宇一样，谭伯牛受中国传统历史写作的影响胜过西方的传统：人物聚焦于上层精英，事件集中于政治军事，“人为主，事为副”。如钱穆所说：“事之重要性，常在少数人，不在多数人。中国历史重人，尤重少数人。此乃中国史学的一大特色。”\r<br>　　甚至叙事结构和强调心理描写方面也与传统史学写作非常相似，以《战天京》（该书共分七章，《战天京》为其中一章，提为书名，这里特指章节名）为例：谭伯牛说：“欲知围攻南京的详细战况，当时后世，诸人著作俱在，读者取观可也；无须我来踵事增华，铺陈渲染。窃拟屏蔽战场上的轰轰炮声，尽量感受当事者的怦怦心跳，别开生面，强作解人，重现诸人内心中比实际战况更激烈、更微妙的‘战天京’。”前段洋洋洒洒数万字，最后攻破南京却只用了几百字。这种写法颇似《史记》：“其先刘项相争数年，军事胜败，寥寥几行字即尽。然而于项王沛公之为人，性情隐微，则钩划如见其肺腑。”（钱穆语）
<br>　　而《相期无负平生（下）》描写曾左情事，则先写曾国藩去世，“曾左不和，早就是官场、乡里公开的谈资，左宗棠又是一贯不假颜色的直性子，正在甘肃平乱的他会寄来一幅怎样的挽联呢？”结果，左宗棠寄来了那幅著名的对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以此为引题，然后娓娓道来，一看就是小说的技巧。\r<br>　　“讲故事”也许会为历史学者所不屑，比如黄仁宇就曾经被目为历史学界的“琼瑶”。但现在《万历十五年》却成为了“叙事史学”的代表之作，这与西方史学界“叙事的兴起”有关。也就是说，严格地按照历史学术论文的规范进行写作，是否就比“讲故事”的写法更加贴近历史真实？前者固然有其价值，但倘若因此便傲慢地以为自己描述的是“真实”的历史，是不是自欺欺人？中国传统一向史学文学不分，硬生生地划地为界，恐怕不管对于史学还是文学，都是一种伤害。\r<br>　　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无节制地发挥想象，把历史当作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如我们所见，“戏说历史”类的作品充斥市面未必便是一件好事）。《战天京》全书注解上千，引用书目超过百种，态度可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此，江政宽评价《万历十五年》的一些话，用在《战天京》上面也是合适的：“所谓的‘推论或虚构’并非等同于‘凭空杜撰’，而是有广博的史料做为背后的支撑，这一点只要检索该书每章文末所附的注释，便可一目了然。” “把分析的工作放在一个叙事的架构里，而且在个人见解与文字表述、叙事与分析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断裂。”\r<br>　　不过，《战天京》在叙事方面走得更远，并且摒弃颇有“先入为主”嫌疑的“大历史观”。谭伯牛更像一个饱读诗书而后出走江湖的说书人，只想讲些真实有趣的故事给人听，至于里面有什么微言大义？还是见仁见智吧。\r<br>　　
<br>　　■史料\r<br>　　在史料方面，《战天京》大量使用书信、奏章、笔记等正史之外的资料，这些资料更能体现当事人的真实心态和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秘。比如书中提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胡适就“觉得此书价值之高”，“他的读书札记大部分是好的。他记时事也有许多地方可补历史”。并写了这么一首诗：“五十一本日记，写出先生性情；还替那个时代，留下片面写生。”\r<br>　　适之先生说得非常准确，“性情”与“写生”正是这类史料的特点。举例来说，关于李鸿章苏州杀降的悬案，谭伯牛说：“从朝廷法令、历史经验、因果报应、英国保人乃至二十五日三方参与的受降会，都看不出一点杀人的痕迹，而终竟杀了，岂不怪哉？岂不怪哉！”，“直到某日翻看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武略类”之‘程忠烈用兵能相地势得士心’一条，才恍然大悟”，最后得出结论：“李鸿章、程学启鉴于水师不日离苏的现实困难，以招降代替攻城；鉴于谈判条款不可执行的法理局限，以杀降代替抚降。这就是杀降事件的真相。”另外对于淮军助剿南京，曾国藩抱何种心态，谭伯牛也是从曾国藩的书信中得出结论：“公开发布的家书已经曾国藩亲自‘删改’，不再是事实原貌，而是发生了‘选择性失忆’”，“幸好，民国间，长沙方表从曾国荃后裔手中购得曾国藩手书数通，其中三封，作于同治三年四、五月间，专门讨论淮军援剿问题。此三信，其二收入曾氏全集，但已经‘删改’；其一，则迄今未曾收入。而这封未曾收入的，最能表现曾国藩对援剿问题持何种态度，可作为前此立论的依据。”\r<br>　　值得一提的是，谭伯牛在引用史料方面与一般历史学术论文大相庭径，每每直接把引用的资料插入自己所说的一段话当中，文气流畅，毫无生涩感。比如下面这段：“胡林翼在湖北作巡抚，慨叹湖北‘莠民’每每‘兵至为民，贼来从逆’。洪山民众里应外合，帮助石达开击败湘军，罗泽南因此战死；后来收复，胡林翼差点下达了屠城的命令。曾国藩困守江西，对各属民众‘从逆如归’甚为恼怒，乃至教导部下不妨‘杀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 ’”由此可知，谭伯牛对史料已经到了烂熟于心，熟极而流的地步。相信这与谭伯牛业余历史爱好者的身份有关，读书不为稻粱谋，但为满足自己兴趣，诸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王闿运等晚清军政人物，直如至亲近邻一般熟悉。至于写与不写，尚在其次。忽一日机缘巧合，一发不可收拾，得成此书，实已远胜诸多专业学者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诚哉斯言。\r<br>　　无独有偶，历史小说家唐浩明也刚出一本《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不过该书主要“为当今报告写作者提供职场范文”（封面语），全书310页，定价88.00元，一般历史爱好者未必舍得花这笔钱。读者不同，自然评论的出发点也不同，比如针对曾国藩上书咸丰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唐浩明大呼曾国藩太过出格，而谭伯牛却认为合情合理：“言官们都有一股子拗劲，打不怕，杀不怕，讲究“立朝”的“风骨”，追求“批麟”的名声。一时一地，板子打得屁股生疼，甚至脖子上来个碗大的疤，但是千秋万代，写在竹简素帛黄草纸上的，都是光辉事迹。啥事不干，张嘴骂人就能名垂千古，这种好事哪里去找？”“当了十几年京官，没有特出的表现，不但自己着急，以风义相切劘的朋友也急了”，“看来，不说几句重话，不但皇帝不会关注，诤友们也不会原谅自己”。两相比较，十分有趣，不过说来话长，此处不再赘言。\r<br>　　
<br>　　■文字\r<br>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战天京》的语言风格简单的说就是：雅俗共赏，融文言文和白话文于一体。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优劣，自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始，直至今日，仍然争论不休。这里不去讨论这个大话题，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有很多文学大家，林琴南自不必说，朱光潜、林语堂、冰心、董桥等都有深厚的文言文写作造诣。\r<br>　　而时至今日，能够熟练运用文言文的作者日益罕见，谭伯牛足以令人眼睛一亮。比如这段：“李鸿章诗云：‘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无疑是当事诸人的心声。克复南京，可以名垂青史，可以身膺旷典；倘若躬逢其盛，谁不攘臂而争，谁能袖手而让？于是，南京攻防战，不但是敌我之间的战争，也是盟军内部的博弈，既有浴血坚城的壮举，也有兄弟阋墙的机心。”如果说冰心的文体是“白话文言化”，那这段就是“文言白话化”。气势充沛，一气呵成，颇有当年读《过秦论》的快感。\r<br>　　同样，《战天京》在运用当下话语也相当出色。“这时候的李鸿章，是替补的替补，预备队都不让进，还比不上失意于埃弗顿队的李玮峰啊。”“爽快人说话就是痛快。熬不下去，你们尽可或走或降，两不“相害”就好。但我是扑克牌上的黑桃A（洪氏父子当是大小王），和敌军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各位就没必要拉着我一块投降了。”把李鸿章比作李玮峰（谭伯牛还煞有介事地加注：李玮峰，中国国家男子头球队现任队长），把李秀成比作扑克牌上的黑桃A，紧贴当下话题，且恰如其分，读之令人解颐。典雅的语言极具美感，而不为时间所限，但当下语更加亲切活泼，真正的大家总是包收并容，各取所长。\r<br>　　
<br>　　谭伯牛作为七十年代出身的年轻作家，拥有如此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殊为难得。这里顺便谈谈对七十年代人的一些感受，曾经觉得我们这代人满可怜的，二十多岁了才明白一些简单的常识，而一些所谓的七十年代代表人物，似乎也简单得可怕。翻开历史，不必说东汉的士人，也不必说西晋的隐士，就算七八十年前，那也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啊。后来视野稍稍开阔一些，看到了贾樟柯的电影，王怡的思想，还有那个不怎么吭声却生活得从容自得的连岳。现在这个谭伯牛，居然把传统里面的好些东西给收拾起来了。对时代失望，实在是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