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势外交与美国中东政策的困境

独孤铸剑

均势外交与美国中东政策的困境
赵葆珉
[摘要]海权立国与均势外交根源于美国的地缘特征。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及需要在多条战线上维持均势使美国不能有效地参与欧亚大陆的权力争夺。冷战后美国的霸权均势更为脆弱。海湾战争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偏离了均势的要求。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战略重心深陷中东，暴露了美国全球战略的破绽。海湾战争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包括伊拉克战争，将作为经典的战略决断失误而载入史册。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站在世界权力的巅峰。席冷战和海湾战争获胜的声威，美国新近在号称地缘天险的阿富汗消灭了塔利班政权，而其昔日的竞争对手苏联却在此地陷入十年游击战争的泥潭。美国的力量空前绝后，无人能望其项背。美国的霸权地位似乎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只过去了四年，美国就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在一个历史学意义上极短的时间，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就摇摇欲坠。
美国是西方历史的巅峰，它是西方文明的榜样和理想。美国的崛起是国际体系中最壮观的地缘政治现象之一，无论就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或是民主体制所达到的高度，美国都是举世无双的。美国戏剧性的兴衰是发人深思的地缘政治现象，也是具有深远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本文试图从地缘政治角度对美国的战略-外交关系进行图解，剖析美国单极体系潜藏的缺陷，考量伴随着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型，地缘因素所引起的权力变动。在此基础之上，评析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从而为理解美国的快速衰落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美国单极体系的地缘缺陷

苏联的解体使美国500年来第一次突破权力制衡的束缚，美国的力量一夜之间崛起，自动成为影响国际体系的决定性力量。但这种强盛也掩盖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霸权在地缘上先天不足。地缘因素在大国的兴衰中影响深远。地缘因素塑造了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外交策略，它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同时提供机运和形成约束。领土广阔是巨大力量的永久源泉，地理幅员首先决定了美国能够获得权力的大小。同样，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也限定了美国权力所能达到的高度。世界地理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权威间权力争夺的产物。 如索尔•科恩曾指出地那样，“地缘政治分析的实质，是国际政治权力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本质的解释发生变化，地缘政治观念也会发生变化。” 如同所有的地缘政治分析一样，本文的焦点是权力，是从地缘因素限制或扩展了美国国家权力的角度来探讨权力。
20世纪初，在全球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中，对未来最富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的崛起。美国是命中注定“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 的国家。至此，美国的疆域基本奠定，已成泱泱大国。美国已经走过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国家战略由固守美洲转向全球。美国是唯一由国内市场支撑而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美国的广阔领土容纳了源源不断的欧亚移民，使“美国能以这样一种力量与规模开发自己巨大的工业资源，这种力量与规模必然在短期内打破西欧的、特别是英国工业的垄断。” 偏远的地理位置使美国在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历史里，远离危险对手和欧洲大陆的均势，在欧洲列强统治的时代站稳了脚跟。伴随美国海外争夺的开始，深植于美国地理特征的军事战略和外交策略逐渐形成：海权立国和均势策略成为美国军事和外交的经典思维。
三面环海、可以自由进出大洋的海洋地理使美国本能地选择海权立国。如马汉所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位置既不是被迫在陆地保卫本国，又不是被诱使利用陆地扩充领土，与以大陆作为边界的民族相比，这个国家可通过将其目标集中地指向海洋而取得优势。” 但美国这一海上优势是以同样巨大的劣势为代价的：如同所有的海洋民族一样，美国的陆军先天不足。美国的力量始终在大洋上游荡，不能超越海洋的局限。远离欧亚大陆的地缘孤立使美国享有侧翼国家的优越地位，既可以影响亚欧大陆的格局，又不会受潜在敌人的大规模袭击。自世纪之交西奥多•罗斯福明确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均势相联系以来，均势策略就始终处于美国外交的核心。如尼克松所言：“人类历史上唯一我们能够拥有的和平的延伸时期是我们建立起了均势。” 但同样的地缘孤立使美国不能穿越巨大的水体将力量有效地投射到遥远的欧亚大陆上。
地缘孤立决定了美国在大战略方面取守势比进取更为有利。在固守美洲时期曾经对美国非常有利的地缘优势，伴随着美国战略转向海外开始逆转。在始自1500年的全球权力争夺中，欧亚大陆始终处于大国权力争夺的核心，美国在欧亚大陆上缺乏稳固的战略基点，不能有效地参与欧亚大陆的权力争夺。两洋战略是整个20世纪美国国家战略的主线，它是美国特有的地缘环境的产物，是英国传统均势策略在美国地缘上的展开。美国外交沿袭19世纪英国的均势策略，但却有着浓厚的根源于美国地缘环境的清晰特征。英国位于欧洲大陆的近海边缘，可以有效地介入欧洲大陆的争夺；英国的均势是单一的，它只在一个战略方向上展开。与此不同，美国同时位于欧亚大陆的两侧，美国的安全关注是多元的，美国必须在至少两条战线上维持均势。两洋战略的实质是多元均势。美国的国家战略从一开始就是***的，美国霸权的限制性特征深深根植于美国的地缘环境。
两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实施均势策略的经典行动。1917年潘兴将军率领的远征军抵达欧陆，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介入欧洲纷争。美国“站在不那么强大的大国一边，与它们为伍，从而挫败了欧洲大陆的军事霸主。” 美国在刷新英国大战略中传统的、也是最理想的均势举动。美国在二战中的均势原则如杜鲁门所说，“如果我们眼见德国就要赢得战争，我们就应当帮助苏联，而如果苏联正在赢得战争，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以让它们尽可能多的彼此杀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真正开始在两洋作战，美国在多条战线上维持均势的策略已开始显出力不从心。轴心国的覆灭和英法等传统强国的削弱使欧亚力量格局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倾斜。基于传统的均势观点，美国力量的决定性投入成为必须。均势策略中一条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敌国不能被消灭，而应将它们作为潜在的合作伙伴。 在东亚和欧洲，美国可以与日本和德国兵戎相见，也可以并肩作战。美国随着力量格局的转换而灵活变换盟友是明智的，但均势策略也显示了美国力量的局限，均势策略实施的前提是欧亚大陆上存在相互冲突的敌对力量。
美国存在先天的、根源于海洋地理的军事软肋。由于海上力量不能深入大陆腹地，陆权拥有反对海权的不断增长的战略机运。仅仅依靠海上力量，或对欧亚大陆边缘岛屿的有限控制，美国不能在欧亚大陆任一重要战略区进行有效而持久的争夺。在麦金德看来，19世纪末英国凭借海上力量获得了海上霸权，乃至世界霸权，但其海上力量没有根本影响到世界的心脏地带。因此，英国的世界霸权存在根本缺憾。 这一论述也适用于美国。麦金德认为，陆地是资源丰富而安全的生产基地，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主要基于强大的陆地资源。“陆地是海上力量发挥主要作用的基础”，“陆地服务是支撑对海洋控制的坚强后盾。”离开陆地“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和扩张性将不复存在。”由于基地被陆上力量所控制，海上力量被不断征服的历史说明，“陆上力量控制海上力量比海上力量控制陆上力量容易得多。” 在英国走下霸主地位之后，海洋国家依靠海上力量向外扩张的时代就结束了。
地缘缺陷使美国不能在欧亚大陆上发挥持久的影响，美国在与欧亚大陆上那些根深蒂固的陆上大国对抗时力不从心。在与苏联的冷战争夺中，美国地缘的优势开始变为负资产。与苏联疆域一致的地区，“占据了战略中心位置”，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铁路把这片辽阔的疆域连为一起，成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权力中枢。 苏联的力量集中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背靠稳定的广袤腹地，在其强盛时期，苏联对欧亚大陆东西南三面，天然形成强有力的地缘优势。美国的力量分散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与争夺中始终面对地缘上的被动。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是美国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认为，如果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起新的工业力量和交通中心，那么边缘地区会比心脏地带更为重要。 斯派克曼边缘地带理论的精髓就是借助美国工业力量和优越的政治与经济组织的力量以削弱或抵消地缘上的劣势。美国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铩羽而归，也表明了美国在持久的陆上争夺中的力量局限。
地缘缺陷使美国依赖对盟国的控制以在欧亚大陆上获得战略基点。由于美国远离欧亚大陆的权力中枢，美国必须在海外建立军事立足点来弥补地缘缺陷。没有当地力量的支持，任何海空力量都不能在距离美国本土如此遥远的地区长久维持其军事优势。附庸国的顺从与盟国无条件的忠诚是美国介入欧亚权力争夺的前提。这同时意味美国的海外存在建立在内外遏制的基础上。北约和美日同盟是美国实施对苏遏制政策的两大支柱。1949 年北约成立，美国的目标就是“留住美国、赶走俄国、制约德国”。 而美日同盟在遏制苏联的同时也是防止日本重新武装的瓶塞。 美国面临潜在的内外交困的形势。冷战时期美国的强大力量优势，意识形态的天然***力量，加上盟国的软弱，----它们由于征服或软弱而进入美国的帝国体系，使盟国心甘情愿地留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但对美国来说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战略风险：地缘邻接使这些地区与辽阔的欧亚大陆而不是与遥远的美国具有持久的共同利益。
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同时成为大国游戏中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国家。美国谋求“主导式霸权”，基本手段是联盟战略和地区均势。 这种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分化区域大国，在保持美国绝对优势的同时维持地区均势。美国“在世界的敌对或不可靠的势力中间确立一种均势：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使它们彼此争斗，确保它们在冲突中彼此消耗。” 美国的传统均势策略演变成霸权均势。美国居于优势地位，但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优势，美国并不能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存在着众多的潜在竞争者。欧盟的经济实力和人口均超过美国，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和俄罗斯存在于欧亚大陆的纵深腹地。由于权力对比一边倒地向华盛顿倾斜，美国主宰地位的形成，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驱迫那些有潜在地缘政治冲突的国家协调它们的政策，形成俾斯麦所称的霸权国家的“联盟梦魇”。 美国在地缘上的劣势更加清晰的突显出来。这块因意识形态对抗崩溃而重新聚合的大陆是美国体系面临的真正威胁，欧亚大陆摔开美国寻求自身的平衡将成为美国体系的末日。
美国霸权均势在本质上是被动的防御性体系，美国依仗前沿存在与全球机动的海（空）军在多条战线上机动防御，在多个战略区维持均势，美国没有采取进攻性战略的权力基础。美国这种机制安排包含巨大的战略风险：任何一个地区大国力量过于突出，或美国力量在任一战略区的过度介入，都可能牵掣全盘局势，使整个体系陷入危机。美国传统上以海权立国，美国陆军不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持久、有效地作战，也加剧了这种战略上的风险。海湾战争刺激了美国的军事转型，使美国的整体军力结构更加向着以轻灵为主的海空军倾斜。拉姆斯菲尔德主导下的美国军事改革，过于强调军队的全球机动性，牺牲了陆军的重型防护和火力，美国的陆军更为虚弱。这一改革违背了基本的军事原则：即没有陆军的有效占领则不能建立牢固的军事控制，天马行空式的空中打击不能赢得一场战争。从外洋控制欧亚大陆脆弱的平衡关系，美国的全球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在全球任何一点的过度介入都将招致它在其他战略区的力量捉襟现肘。
美国制定了稳健的霸权路线，美国战略家也提出了一些理性的总体规划，但美国却不能有条不违地采取行动，也无力控制这个纷纭复杂的广阔世界。美国“每一次做出的轻率选择都使它在本来应该有所作为的领域更为困难。” 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全球不断“区域化” 的背景下，区域大国在经济与金融上的日益聚合将可能使美国被边缘化。 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国家利益》季刊2003/04冬季号中断言，美国只能指望一个真正的伙伴同它一起应对“全球巴尔干问题”，这个伙伴就是欧洲。 鉴于美国外交和军事的过度拓展，米尔斯海默因此主张，美国所处的独特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应当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认为，美国必须谨慎节制地使用力量，适合于美国的最佳战略是“选择性干预战略”，即确保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和高度重要利益，避免野心过大和过于单边主义而分散美国的政治军事资源。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再造》一书中甚至建议，“美国收缩战线，将其盟友局限在西欧国家，即天主教——新教集团，抛弃东欧的东正教国家，也放弃美国战略体系中的另外两个支柱——日本与以色列，让其自生自灭。”

背离均势
——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误

美国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帝国，在谋求霸权均势的总体战略之下，美国的政策目标是：遏制欧亚大陆上潜在的敌对大国，巩固美国在东亚和西欧的主导地位，防止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任何国家单独控制重要地区。 美国的全球战略可称作动态多元均势。美国的战略态势是脆弱的，美国不可避免地在多条战线上面对数目不定的敌人。冷战后东亚新兴大国的崛起，已经让美国感受到了危机。1998年美国国防部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亚太大国的崛起“提出了一系列潜在挑战”。 国防部2000 年国防战略评估认定：“太平洋最有可能成为美军重大军事行动的战区”。 如何应对亚太大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是“美国在21 世纪前期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国防部2001年防务评估报告称，东亚“存在着出现一个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
冷战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务实而稳健。奥斯曼帝国衰落以来，中东地区小国林立，一盘散沙，缺乏潜在的战略级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威胁。丰富的石油储备、连接东西方的战略通道与大国在中东的争夺掩盖了中东的衰落。冷战格局下的美国战略重心在欧洲，美国中东政策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重心。中东是美国世界战略的次核心区域与侧翼。冷战下的美国中东政策有两个基点：把中东纳入美国的大战略，使之成为遏制和抗衡苏联的前沿阵地；争夺石油资源的控制权。 主要阿拉伯盟友的政治安全与国内稳定，是美国推行中东政策的主要依据。只要地区稳定和其他战略利益(即支持反对共产主义或保持稳定的能源输出)得到满足，“美国就愿意支持维护现状”。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总体世界战略之下，中东依然处于从属地位。美国作为不完全霸权国家所处的危险是：美国 “所具有的实力足以对付任何国家，但不能作到同时对付所有国家。” 由于欧洲的融合与东亚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单极体系的霸权均势已全线绷紧。美国霸权均势的最佳行动原则是：充分利用控制外洋的巨大优势，保持战略上的集中，尽可能超然于欧亚大陆的纷争之外，只有在绝对必须的时候才进行干涉，从而在关键的地区，在决定性的时刻投入力量，以恢复均势。这一特点决定了美国在中东最低限度的介入原则。从中东的力量结构来看，以色列、伊朗和阿拉伯国家构成相互独立的地缘政治力量。稳定中东的关键是维持这三股力量的均衡，即维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力量均衡，处理好巴以争端；维持伊拉克与伊朗的力量均衡。美国以超然的地位，以最低限度的战略投入管理中东秩序，从而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战略区保持重心。如美国学者所言：“在全球性框架内，地区性均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我们所要求的。”
冷战胜利及其衍生的道德权威，使美国处在重塑中东格局的优势地位。海湾战争中美国以缔造新秩序的姿态出现，不允许改变地区格局的革命性力量崛起。老布什政府保持战略克制，按照均势原则行事，在保留伊拉克政权的前提下结束了战争。如同昔日英国在欧洲政治中实施的均势原则，“反对霸权主义，但不陷入其中。” 维持伊拉克的稳定和实力地位，可以防范可能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的地区大国崛起。美国的战略考量是通过战争形成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均势。美参联会主席沙利卡什维利曾言，美国军事战略的第一目标就是促进有利于美国的长期稳定。 建立这种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力量均势，是比消灭萨达姆伊拉克更为重要的目标，前者是政治原则，后者是为其服务的军事手段。美国在全球任一战略区都可以拥有力量优势，但美国不能在所有的战略区同时拥有力量优势，保持战略克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美国中东政策不能干扰大战略的实施。
海湾战争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违背了均势原则。保护以色列安全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传统目标之一。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的角色已发生变化，美国由改变现状的革命者演化为保守现状的统治者。美国战略利益的变更使美以同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美国的角色从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者转化为巴以之间公正的仲裁者。美国的新角色为解决巴以冲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实施双轨政策，同时安抚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乃是均势原则决定的最佳政策选择。但美国的中东政策始终沿着冷战的惯性前冲，不能超然于巴以冲突之外。布什政府上台之后，其偏袒以色列强硬派的政策，使巴以之间流血冲突层出不穷，制约了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使美国陷入了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冲突。美国不能在维护以色列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巴以和平，则不能建立和谐的中东秩序。美国长期纠缠于战略上无足轻重的地区，违背了最低限度介入的原则，牵动了美国的全球战略。
“9．11”之后布什给予中东空前的重视，首次把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在中东。历届美国政府一直避免与伊斯兰教直接碰撞，而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与“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直指伊斯兰教。美国的主流思想不能反思国家政策的失误，反而从阿拉伯世界内部寻找反美和恐怖袭击的根源。美国学者刘易斯2002年提出，人类历史上曾经强大先进的伊斯兰文明之所以在现代落伍，主要是缺少各方面的自由。 美国人普遍认为, 本•拉登“代表着阿拉伯世界体系的根本性失败”。 布什曾言，“60年来西方国家纵容和适应了中东这种缺乏自由的状态，但这样做对于我们获得安全没有作用。” 用直接军事干预的方式扩展民主，对美国来说不啻是消耗武力的无底洞，美国永远没有这种实力。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中东政策，阻碍了美国与温和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必要的妥协与合作，拉长了美国在中东的帝国战线。中东政治生态极为脆弱，布什政府颠覆性的改造政策，打破了旧有的力量平衡，而新的机制难以确立。美国已成为中东的主导力量，打乱中东的现存秩序是在颠覆自己的权力基础。美国在中东越陷越深。
伊拉克位于中东心脏地带，传统上是大国中东霸权的战略支点。伊拉克与以色列遥相呼应，形成犄角之势，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海湾战争后美国对伊拉克实行长达10余年的全面遏制，美国的海湾政策走上了同时遏制两伊的道路，偏离了维持均势的传统，更深地卷入了中东冲突的旋涡。布什中东政策的最大失误是发动伊拉克战争。新保守主义势力夸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抛弃了在中东维持力量均势、保持战略克制、争取民心的稳健政策，滥用了美国的优势力量，将强权与黩武推向极致。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没有主要欧洲盟友支持的情况下，轻兵奔袭，灭亡了萨达姆政权，结果赢了战争，输了和平。伊拉克战争导致伊拉克乱局，不但使美国陷入伊拉克反美游击战的泥潭，也使美国被迫走向前台，扮演直接遏制伊朗的均衡者角色。伊朗在中东具有真正潜力成为地区大国，美国应该维持伊拉克的稳定和实力，从而让两伊相互牵制，美国以最小的战略介入维持中东稳定。错误的伊拉克政策使美国陷入伊朗与反美武装的两面夹击。美国的战略重心长久滞留中东，牵制了美国在关键战略区的力量。

结语

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投入了过多的力量和战略关注。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误由来有自。伊拉克战争只是美国一系列战略失误的巅峰，并以戏剧化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伊拉克战争是美国贯彻其混乱的中东政策的决定性步骤，跨过这一拐点，美国的中东政策不能再逆转。美国在地面战争中的无能反映了这个超级大国的根本性不足，单极体系的虚幻形象颓然坍塌。帝国防线在伊拉克被突破，动摇了整个帝国体系，美国全球战略的破绽纷纷显现，艰难支撑的多元均势濒临崩溃。美国失误的中东政策同时制造出伊朗问题。阿拉伯世界整体上日趋走向衰落，中东力量均势向伊朗倾斜。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使伊朗摆脱了敌对的塔利班与萨达姆政权，伊拉克什叶派上台也为伊朗提供了潜在盟友和广阔的缓冲地带。伊朗在缺少制衡的条件下，快速崛起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最大对手。从长远看，伊朗是中东真正的主角。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增强的伊朗将根据自己的利益重塑中东力量结构。
美国正在多条战线上面临战略压力，寻求摆脱困境而不能，伊拉克战争是布什政府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美国在伊拉克看不到隧道的尽头，美国终将在中东耗竭它的元气。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没有一条守得住的底线，美国在中东不能后退。美国已成为全球性大国，美国在中东的失败，即是它在所有地区的失败。迁国避敌乃为军国大忌。轻率撤军不但将中东推向地缘政治的大灾难，使美国作为大国的威信与政治信誉彻底破产，也将使美国的单极体系在世界的一个重要战略区崩溃，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雪崩效应将成为压垮美国帝国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伊拉克困局成为美国兴衰的生死劫。像历史上所有在中东舞台上匆匆来去的帝国一样，美国最终将会退出中东，但那是在遥远的未来。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美国必须继续其在中东的角色。美国将不得不长久忍受布什政府战略决断失误所招致的地缘政治灾难。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的中东政策，包括伊拉克战争，将作为经典的战略决断失误而载入史册。

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独孤铸剑

制衡时代的到来
——单极体系的崩溃
赵葆珉
[摘要]均势理论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冷战后制衡美国的传统均势行动，如军备竞赛与大国同盟并没有明显出现，这是因为均势的生成机制与表现方式发生变化。核均势的存在与单极体系的压倒性优势使制衡行动以经济力量的消长表现出来。伊战后美国力量衰落，次强大国以经济振兴制衡霸权力量的均势行动显示效力。中日政治和解与日本顺应均势是制衡时代来临的真正标志。如何帮助美国以最恰当的方式融入全球均势将是今后国际政治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

[关键词]；制衡行动；均势的回归；经济力量消长；中日战略靠拢；单极体系崩溃；

500年来大国力量经常性的重新组合是国际关系演化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这一政治现象源于现今国际体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防范并阻止一国攫取压倒性的权力优势，从而维持政治多元化，维护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间相互承认主权和独立为根本原则的国际体系。这一原则的无情逻辑延伸即阻止霸权，任一国家决不可强大到能够胁迫其余国家的地步。
冷战后美国突破了权力制衡的束缚，上升为体系中的霸权国，世界进入“美国世纪”或“单极世界”。国际政治中由来已久的制衡行动并没有不可避免地发生。有西方学者称，美国霸权的自由主义特征和西方世界的认同阻止了制衡行动的发生。[1](p37)是否国际政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国不再也不需要按照权力政治和均势的逻辑行事，而美国则逃脱了历史的普遍规律？

为何冷战后制衡没有出现？

整个近现代反霸斗争的政治智慧与理论结晶即是均势论。500年来权力政治的历史即均势的历史，均势是近现代国际体系的政治架构保持一致的原则。均势是指国际体系中各主要行为体相互制约、彼此抵消而构成的力量格局，它大致足以有效地阻止最强大的国家统治国际体系，从而确保至少体系内强国的独立生存。民族国家运用均势自觉维护力量的平衡时，均势即演化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法则，即均势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力量分布的自然法则，“权力分配的机制、工具和规则”。[2](p13)均势是现实主义最崇尚的手段，是制衡霸权国、维持体系稳定的决定性机制。均势的力量一再显现（同时作为制衡的均势行动与根深蒂固的观念）。自16世纪以来，始终未曾有任何强国取得对整个国际体系的霸权，形成凌驾于各主权国之上的统治权威。
均势是解决权力竞争造成的国际冲突的最有效的手段，国家维持均势的动机不是均势而是自身的利益。国家为了利益追求权力，权力是国家的核心也是政治的目的。权力政治存在于任何历史中，权力冲突是历史的基本成分。国家厌恶被统治又试图统治它国，任何大国都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大国占据支配地位。由于各国的权力争夺，国际关系充满竞争、冲突和战争的阴影。均势是无政府状态中国家谋求生存、争夺权势的必然结果。人类邪恶的本性，决定了用权力制约权力的必要性，均势法则确保国家相互竞争而又秩序井然。如卡普兰所说，均势的主要规则可归纳为反霸或阻止建立超国家机构，并保持系统的开放性。[3](pp.63-64)摩根索指出:“若干向往强权的国家，各自试图维持现状或推翻现状必然导致称为‘均势’的结果及旨在维持这种结构的政策。”[4](p222)
权力变动不居决定了均势处于永恒的变迁之中，均势周而复始地形成。国际体系中权力集中的趋势必然引起分散的趋势，一国力量优势及称霸行为可能危及体系的平衡时，必然招致各强国的反霸合力，招致单独或联合的制衡，直至霸权图谋破产，均势重新形成。而一种霸权或霸权企图被粉碎，新的霸权又在酝酿，国际政治不断上演亘古不变的游戏。沃尔兹说过：“力量过强会促使其他国家加强军备或联合起来反对占优势的国家。”[5](P49)杰维斯说：“一国国力的增长如果大得足以威胁其他强国, 那就将是自拆台脚，至少部分地是如此：统治国际体系的企图将招致一个会制约该国的制衡性联盟。”[6](p717)《论列强》称，“世界的激流诚然不时破坏这一规范和秩序体制，但潮退浪缓后它又得以重建, 所有冲击只是使之一次次变得更加完善。”[7](p71)五个世纪以来所有谋取欧洲霸权的企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欧洲的均势一次次得以恢复。
从长期的趋势来看，国家在面临霸权力量的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将采取制衡行动，以化解威胁。传统上的权力制衡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军备竞赛与缔结联盟。当霸权力量出现时，面对权力的失衡，次强国家将提升军备竞赛或与其他受到威胁的国家结成反制联盟以恢复力量平衡，即实施制衡。制衡是国际政治行为的根本特征，在每一次重大的国际冲突中，制衡都不可避免的发生。霸主的命运是注定的。权力不会自我约束，威胁系霸主的权势所固有，不管它宣称的意图如何，失去制约决定了霸权国的行为不会永远审慎和有理性。“每一个占优势的国家都必定会遭到一个常常由它先前的盟友组成的联盟反对它”。[8](P49)弱者通过不断的制衡改变力量对比，在此过程中强者的力量被遏制，均势一再得以维持。
所谓国家会以导致均势的方式行事，选择制衡最强大的霸权国而非追随，其含义有三重：一、在体系层次上，是指国际体系中趋向均势的强烈趋势；二、在国家行为层次上，制衡是指国家趋向均势的行为倾向，并非指具体的国家行为，是从国家行为的终极效果来看；三、均势论只是一种简化的理论模型，主要涉及大国的行为，它并不总能解释体系中所有国家所有的行为选择。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在面临霸权优势的压力时，并非总是选择制衡，旁观、推诿、躲避以及追随等非制衡行为表现得更为显著。这一事实已为历史经验所证实。冷战后制衡美国的均势行动迟迟没有出现，此一事实对均势理论的有效性构成明显的挑战。因而对均势理论的批判、修正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争鸣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是对均势理论的误解。均势的形成、倾覆与回归始终是一个动荡不息的过程，需要长时段的大视角来捕捉其脉络。有关国家行为是制衡还是追随的争论，是纠缠、拘泥于末屑之争而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国家行为的长期趋势。由此导致出现否定均势有效性、抹杀均势理论在当今时代所具有的不可磨灭生命力的观点。
冷战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与权力集中程度出现变动。战略核武器威慑的有效性，与冷战后美国单极体系的压倒性优势，导致均势生成的机制与权力转移的传导机制发生变化。在后冷战时代，冷战中形成的核均势并没有随苏联的解体而消失，核均势抑制了美国的常规军事优势，使美国不能以武力改变大国权力对比或攫取领土，缓解了美国与列强的冲突，大国同盟不再生死攸关。因而与美国处于竞争地位的中国与俄罗斯出于共同利益进行战略协作，而没有缔结正式同盟。美国遥遥领先的军事优势，使常规军备竞赛失去意义，而依托核武力，通过有限的军事投入确保生存与安全，而立足于与霸权国长期竞争与周旋，无疑是二流大国明智的战略选择。同时与历史上的霸权相比，美国霸权本身的多元结构与其自由主义原则也使美国行为表现出相对的战略克制与仁慈。因此，传统均势理论所关注的国家制衡行为没有明显出现。
均势深植于权力政治，权力是均势变迁与生成的基础，权力必须由权力来制衡。国际关系是由大国主导的，均势的演变、维持与瓦解，大国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决定作用。没有优势大国的出现，均势体系不会被打破；没有优势大国的出现，均势也不会回归。均势理论认为，次强国家采取制衡行动来恢复体系内的均势，需要一个核心的制衡中心存在，有能力牵制霸权国的扩张行为。[9](P291)16世纪以来国际体系的均势，一直是多极均势，任一“极”因战争或革命而消失，则体系中至少存在一个大国作为天然制衡中心，均势因此更易于周而复始的回归。两极体系的诞生提高了大国制衡的实力门槛。冷战后苏联突然解体，使美国的优势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凸现出来，60年代以来成长的诸大国力量无法匹敌美国借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打造的超级国力。体系中制衡中心的突然消失，使制衡力量失去着力的支点。
冷战后美国压倒性的权力优势，使美国拥有足够的资源反制次强大国的制衡行动，有助于解释次强大国对于均势倾覆所表现的几乎消极无为的态度。出于反制衡的考虑，美国抢先对潜在的制衡力量进行分化。美国利用北约控制欧洲诸国，同时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强化美日同盟遏制实力上升的中国，同时将日本束缚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中。制衡需要付出惨烈的代价，制衡就不会轻易出现。“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在最强大国家的手中，要对其进行制衡，就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门槛，令其他国家望而却步”。[10](p103)由于权力对比的巨大落差，制衡代价过于高昂，欧洲与日本宁愿选择代价较低的战略。而诸大国力量彼此相互猜忌和不信任又加剧了集体行动的难题。加之针对美国的制衡不能一夕打造，也制造了制衡失效的假象。如同在欧洲均势时期，主要国家并非每次都能及时组织起有效的遏制。
在单极体系下，霸权国家与次强国家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决定了制衡不可避免。霸权国总会构成最大的威胁，至少对其他大国而言是如此。依据传统的均势理论，均势“在对外政治中自然地自我发现，并且马上将敌人招到头号国家面前，不管该国行使其权威时如何有节制。”[11](p49)这一断言具有永恒的效力。巨大的权力优势，使美国凌驾于国际体系之上，带来了未曾有过的行动自由，美国的行为不可避免地滑向单边主义。在单极体系的霸权观念之下，任何实力接近美国的国家都成为美国的潜在敌人；而处于单极体系压力下的次强大国为了维护安全与独立，必然会采取措施抵消此种威胁。制衡霸权企图、维护体系稳定符合次强国家的利益，不管决策者的意图如何，客观上造成强烈的制衡意愿和需要，成为均势再次生成的客观依据。因此沃尔兹称，美国的单极世界不能长久，制衡行动迟早要发生。[12]（p38）
核均势下的美国单极体系，核武力与大国力量结合，构成对美国行为的无形制衡，成为美国霸权无法逾越的障碍，也造成传统制衡形式不再显现。大国力量发展不平衡是国际关系的固有规律，如同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安全竞争压力会促使次强大国通过跨越式的追赶缩小与霸权国的差距。核均势下的单极体系是不完整的，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战略选择，而新兴大国拥有积聚力量的漫长的战略机遇期，它们可以通过持久的战略对峙以水滴石穿的耐力磨蚀美国的战略优势。制衡行动不再迫在眉睫。冷战后美国一超独大的失衡状态在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制衡缺位是历史上经常性的现象，也是暂时性的。而从长时段看，失衡也只是历史中的一瞬间。[13](p30)失衡——均衡——再失衡，均势周而复始，是均势不断再生的方式。诸多因素决定了均势回归的方式只能有一种：平静、缓慢却势不可挡。

制衡一直悄然在进行

基于冷战后史无前例的权力优势，美国上升为体系中的霸权国，而其他大国没有对其实施有效的制衡。美国不受制约的力量打破了16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国际秩序，全球均势演化为单极世界。国际体系面临500年来一再重现的变局：大国力量由于失去制衡而危及由来已久的秩序。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当体系内出现霸权国时，其他大国将采取制衡行动来恢复均势。然而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现实表明，次强大国并没有对美国采取联合制衡。冷战后的美国统治着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军事上无人望其向背，美国价值风靡全球。世界主流舆论因此认定，多极化只能在曲折中缓慢前进，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依然是唯一超级大国。
其实制衡一直在悄然进行。制衡的精髓即恢复与霸权国力量的均衡，实现权力在体系中的重新分配。在核均势主宰下的国际体系中，由于传统的传导机制受阻，权力转移即以经济力量的消长表现出来。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均势的存在，缓解了安全困境导致的大国竞争，以军备竞赛或缔结同盟构造均势的惯常模式被弱化，而核均势奠定的世界和平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又为列强借经济的跃进振作国家力量提供了国际机制。经济竞争传统上是大国政治、军事竞争的延伸，而在核均势下，军事手段在大国权力争夺中失效，大国竞争的锋线就转移到经济较量上。经济竞争开始具有军事与地缘政治意义。美国与各极之间的对抗与权力转移更多的在经济领域展开。因此，在美国对面是全速发展、和平崛起的中国，在美日同盟幌子下韬光养晦的日本，埋头发展经济的印度，继续推动区域一体化的欧盟和医治冷战创伤的俄罗斯。冷战后单极体系权势分布的瞬间聚集，在出现的同时，即开始逐渐被稀释和分散。
在后冷战时代的权力失衡期，美国超强优势依然左右着大国之间的深层互动，而经济力量的消长成为权力转移的终极驱动因素。传统的制衡形式隐约重现。德、法两国在后冷战时代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建设，隐含着牵制美国单极体系、联合自强的意图；处于与美国竞争态势的俄罗斯与中国迅速接近，协调外交政策；中国与印度和解、欧元诞生等都意味着单极体系下的权力转移与次强大国力量的重组。而经济效率的不同正在改变体系中的权力分布，坚实的经济基础以及迅速转化为军事资源的经济力量成为居于主宰地位的地缘政治因素。潜在大国通过经济变革提高自己的实力，同时团结其他受威胁的国家，以不断壮大的集体合力制衡单极霸权，恢复力量均衡。随着经济的跃进，诸大国的军事现代化随之跟进，冷战后美国力量的过度伸展，根本不能抗拒新老列强的联合冲击。
国际格局中诸大国力量以经济振兴恢复力量均势的策略正在产生效力。冷战后昙花一现的单极时刻，被证明不过是美国权力优势不断流失、均势回归的喘息期。由于信息技术和高科技革命的推动，次强大国综合国力的赶超更短、更快了。全球经济正经历自工业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转型，经济中心正转移到欧亚大陆的新兴市场，“金砖四国”和“景象五国”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14]如日本记者所说，“就像20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一样，又一场巨大的经济地震正一天天向我们走近。”[15]在一场持久的大国争夺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经济基础的一方。这是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一再阐述的普遍适用的结论。 美国始于19世纪的地缘政治扩张源于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冷战时期美国的强大力量优势及遍及全球的扩张有赖于生机勃勃的经济。今日全球经济已变得越来越具竞争性，而美国的经济地位逐渐削弱，美元霸权岌岌可危，美国维持超强地位与全球存在变得力不从心。
反美主义已成世界政治潮流，一极主宰体制开始动摇，因苏联解体遭受破坏的全球均势大体得以恢复。多极世界姗姗来迟，但势不可挡。伊拉克困境遏制了冷战后美国连续不断的对外战争，国际战略态势和力量对比因此发生深刻变化。美国专家科恩认为，伊拉克战争以来最重要的“核心事实”是美国实力下降。“基地”组织称，美国在伊拉克的力量正“日渐衰弱”，渐渐走向“巨大的失败”。 [16]烽烟四起是单极体系即将破局的征兆。2007年是全球局势日趋动荡的一年，对于不断涌现的危机，美国无能为力。日本《呼声》月刊7月号发表文章，题为“帝国消亡”。[17]美国外交学会会长哈斯认为，“美国统治世界的时代正走向终结。”[18]布热津斯基称：“正在世界范围发生的政治觉醒对美国来说是一项重大挑战。”斯考克罗夫特说：“当今世界已截然不同，有各种新的力量在产生作用。”[19]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日益富裕的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同时开始取得强国地位，日本正在重新成为独立的国际力量中心，而欧盟也在加速推进政治一体化进程。美国曾经无坚不摧的优势和普世价值观正遭受严峻挑战。
冷战后全球舞台上最深刻、最剧烈的变革，即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经济力量的消长是核均势时代制衡行动最有效的形式。中国作为制衡中心的形成，成为均势再次回归的中流砥柱，使得冷战后单极体系迅速没落。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已迫近大国的门槛，中国成为世界主导力量之一的事实开始被广泛认同。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幅度首次超过美国。中国借经济的跃升，在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多极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1月文章称，美国“打喷嚏”新兴市场不再“感冒”，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任将落在中国等新兴国家身上。[20]美国《新闻周刊》宣称，未来属于中国。[21]经过近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搭建起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与和平的周边关系框架，中国开始掌握未来国际战略环境的塑造权和主动权。
美国没有大局观念，丧失了国家目标也加剧了单极体系的衰落。美国失误的反恐战争制造出伊朗问题，美国遏制力量恢复但并不构成威胁的俄罗斯造成美俄对抗。伊朗正日益走上革命性崛起的道路。伊朗在军事上日益壮大，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而在多条战线上被牵制、实力削弱的美国在与伊朗的较量中力不从心。美国的军事威胁一再被轻视。12月，美国情报部门称伊朗早已停止核军事计划，意味着布什政府将模仿朝核模式与伊朗实现缓和，表明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失败。美国在伊朗却步，是因为美国的力量被崛起的大国中、俄所牵制。美国学者艾恩霍恩说，布什卸任后，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府都会更愿意与美国的敌人对话。 [22]多极世界回归的另一表征是俄罗斯的复兴。无论是伊朗核问题，还是科索沃问题背后，都有美俄对抗和猜忌的影子。俄罗斯与中国一道坚持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的立场，是制衡加速来临的新的明证。
冷战后日本作为不遵循均势规则的国家扰乱了国际力量格局，日本外交趋向独立正在成为制衡来临的风向标。战后日本充当美国亚洲战略的基石。美日同盟的实质是日本把防御权交给美国，换来美国保护的承诺。由于缺少独立的国防力量，日本因此也丧失了外交决策权。防御和外交权的丧失，保证了日本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听命于美国，制约了日本自主军事力量的发展。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这种不对等的同盟，为日本套上了无形枷锁。日本谋求“正常国家”的战略与美国“全球领袖”战略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美国正在与多极化潮流的正面冲突中后退，美国越来越需要日本，日本因此在单极与多极的对抗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的向背成为单极体系向多机均势过渡的分野。日本不可能永远接受被占领体制而不拥有军队，不可能永远仰赖美国的保护。日本防务政策悄然改变，正在打开和平宪法的枷锁，日本的国家安全组织和政策框架日益迈出大步伐。日本与中国和解正在展现独立外交的战略气概。
中日政治和解与战略靠拢是传统大国联合制衡行动的依稀再现。中国作为新的制衡中心的成长蕴藏着某种契机，必将成为日本顺应均势、变换联盟的突破口。冷战后由于日本逃避制衡责任、追随美国而导致的中日对抗期已经结束，均势法则所缔造的共同战略纽带正在拉近中日关系，实施遏制霸权力量的制衡行动。出于对战略利益的基本判断，目前日本朝野两党的外交政策均向中国倾斜。福田首相称“强化日美同盟和推进亚洲外交共鸣”，他表示日本决不支持台湾独立；而反对党党首小泽提出，日本的安保和国际支援活动应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反对“一味亲美”和单边主义。[23]美国赫德森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撰文称，指望与日本一道来对付中国，“只不过是幻想”，“日美安保体制处于崩溃边缘。”[24]日本学者高原明生称，战后日本外交应以联合国为核心，由于此一理想破灭，对美关系因此成为日本外交的核心。他认为，与中国发展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东亚将以经济作为先导，向统一方向迈进，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5]均势潮流将不可避免地驱动日本外交政策急剧转向。


单极体系的崩溃

单极与多极的较量，一直是后冷战国际政治的焦点。世界力量格局变化的趋势，是牵制美国霸权的新兴力量出现了。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列强诸国”正在确立地区优势，美国被迫在各条战线放弃武力、威慑和单边主义，美国的影响在众多的战略区开始动摇，充当超级强国的插曲结束了。上合组织已成为“构筑多极世界”的中心组织，而日本也在悄然加入制衡的行列。单极体系正在慢慢垮掉，美国没落已成定局，世界正重新回归多极均势。均势的历史一再表明，体系中任一国家过于强大，便会遭受其余国家的联合制衡。平衡才有牵制，才能保持稳定。冷战后多极与单极世界的较量尘埃落定，均势再一次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量。
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正进入历史性的转折期。美国作为世界的轴心、权力的支配者、经济的引擎，以及自由世界意识形态堡垒的观念正在动摇，全球地缘政治不再围绕美国而转动。是选择回归多极潮流，还是坚守单极霸权，美国正面临最后的岔路口。西班牙报文章称，为了应对国内深刻危机，美国计划在全球休战一年，重新审视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26]美国仍是世界残存的最强大的国家，由于国家战略的惯性，美国可能无法摆脱单极世界的梦魇与束缚。但调整绝对必须。美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理解身处时代的特征，重新考虑它在全球扮演的角色。美国需要适应崛起的新兴大国，学做正常国家。世界变了，美国也需要随之调整。如何帮助美国以最恰当的方式融入全球均势将是今后国际政治最重大、最具意义的挑战。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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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CA签署备忘录开展美中“中东研究”学术合作



（本报记者肖玥）华盛顿报道，美国亚洲文化学院UACA董事会于2006年12月16日在华盛顿Somerset 宫举行的全体董事会上批准并签署了一项与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中东研究所共同开展美中“中东研究”学术合作项目备忘录。合作项目以期共同推动举办美中“中东问题研究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Forum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和双方共同主办、出版学术刊物《阿拉伯世界研究》JMEIS（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此前，上海外国语大学已于2006年11月批准了该合作项目。      


美国亚洲文化学院US Asian Cultural Academy座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是一所专业的国际政策研究、文化交流和战略培训的高级学院，目标是参与动员国际机构及社会资源的利用与合作，支持推动跨文化国际交流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其中东研究方向主要为教育问题、文化问题、妇女问题、环境问题、医疗卫生问题和东西亚经济的影响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系中国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一所致力于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多能力、国际化人才的多科性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系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其研究方向是中东政治、中东经济、中东文化。


该合作项目是一个开放的论坛，项目美方学术负责人，中东问题研究专家、美国亚洲文化学院教授Anchi Hoh博士介绍说，中东问题研究是美中学术界长期关注，而又缺乏相互了解和共同合作的研究领域，因此，开展美中学术交流极具意义。另据了解，合作项目中方学术负责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教授则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国家政策研究机构、智库、非政府组织、大学等学术界在中东研究领域积累了极其丰硕的学术成果，而中国则拥有从丝绸之路以来，上千年和中东民族及伊斯兰文化交流、交往和共处的历史经验。上海外国语大学和美国亚洲文化学院双方在中东政策和伊斯兰文化研究方面所具备的研究能力和影响力是项目合作成功的基础，而这种交流正符合美国多文化社会、中国建设和谐世界和共同促进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和企盼世界和平的需求 。      

  
在UACA董事会签署合作项目之际，美国亚洲文化学院院长R. Mallory Starr,Jr.博士告诉记者，作为院长他非常高兴该合作项目的正式启动，他说“我们与中国同行开展的合作和交流项目将成为21世纪学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本人则表示十分期待2007年11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首届美中“中东问题研究国际研讨会”并访问中国。

游离者

老美的实力确实是大减（相对于二战后至九十年代），但是它本身的能耐还是有的，否则就不可能有所动作（军事方面），不管怎么样，随着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崛起和复苏，包括中国在内，都在很多方面达到一定程度，都可把老美拖累，因为各方都要发展，就必然产生竞争，可能就会在某些方面达到甚至超过老美，这样就必然促使老美也要想方设法地发展和提高原有的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就会拖累。如果老美能够比较好地处理自己本身的内在问题（在某些方面几乎不可能），那就有可能地再得到发展的辉煌，纵然不是的话，也不会在较短时期内衰弱到不能让自己仍然有着称霸世界的思维去。

milaoshu0513

很值得关注！

外交怪兽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