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与“搭车”

cx_1314

尽管绝大多数均势理论家往往对不同国家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存在着很大分
歧,但他们一般都同意,在所有的国家目标等级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保障自身
的生存。由于避免霸权的出现是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维持其生存的首要前提,
因此从这一前提中得出的一个近乎必然的结论是,当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尤
其是体系中的各大国)在面临他国的权力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其主要行为
模式将会是“制衡”(Balancing)而不是“搭车”(Bandwagoning) ,即国家总是选择
站在权力较弱的一方而不是站在权力较强的一方。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
这一命题最主要的理论阐述者,就是当代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结构现实主义
理论的首要创始人肯尼斯·沃尔兹。③
沃尔兹提出的这一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主要源自其
本人独创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构架,这一命题的逻辑依据就是国际政治体系的
“深层结构”(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两种限制作用:首先,由于主权国
家间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缺乏公共权威的自助状态,因而生活在其中的国家为
生存必然会模仿那些比自己更成功的国家的做法以维持彼此间实力平衡;其次,
由于任何模仿都会受单元自身条件的诸多限制,因而除模仿外无政府状态中的
国家还将会以对外结盟的方式去平衡体系中那些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① 沃尔
兹阐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两种限制作用,实际上也就是那些生活
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为维持生存而必然采取的两种基本手段,即“内部制衡”
和“外部制衡”,这两种手段实际上都指向同一种结果,即无政府状态中的均势
必然会反复和自动地生成,沃尔兹正是从这一论断中得出了有关无政府状态中
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他认为这一命题的成立只需要两个基本的条件,即“秩
序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且这种秩序中生活着一群希望生存的单元”。② 从特别
本质的意义上说,沃尔兹阐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两种限制作用,其
真正揭示的乃是一种制约所有国家的力量,虽然对这种力量的明确认识可以为
人们理解无政府状态中各国在面临他国的权力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可能做出
的各种反应提供许多有用的线索,但仅仅如此并不能使人们准确预测各国最终
的反应,因为各国最终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仅取决于体系结构所产生的约束
力,同时也取决于各单元自身的特点。③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沃尔兹的理论实际上仅仅是表明“为什么我们
能够预想那些处在相似情形中的国家的行为必然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但如
果要解释各国在它们对结构约束力的反应上存在的差别,那我们就必须展示出
“各国不同的国内结构是如何影响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动的”。④ 而这点也
就是意味着,那些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最终是否按均势理论预期的方式
来行动,不仅要取决于体系层次的权力分布是否发生了严重的失衡,同时也必须
取决于单元层次的相关国家最终是否决定对此做出必要的反应。⑤ 沃尔兹做出
的这一规定实际上使他有关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制衡倾向的命题成为了一个无
法证伪的假设,因为一旦国家没有按照均势理论预期的方式行动,那么他完全可
以说这是由于单元层次的各种因素导致了对霸权国家的制衡努力的失败。⑥ 沃
尔兹均势理论的这一根本缺憾,实际上也正是造成他后来的均势理论家(尤其
是那些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总是力图将各种单元层次因素纳入到均势理论的
一个主要原因,在这些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和兰德
尔·施韦勒分别提出的“威胁制衡论”(Balance of Threat)和“利益制衡论”(Bal2
ance of Interests)两个命题。① 沃尔特认为,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是否对他国权
力的增长采取制衡行动,主要取决于相关国家是否认为这种权力的增长已经或
将会威胁到它们自身的安全;施韦勒则认为,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是否对他国权
力的增长采取制衡行动,主要取决于相关国家内部的精英统治集团是否认为制
衡行动将符合本国的切身利益。②
一般来讲,沃尔特和施韦勒两人将单元层次因素引入到均势理论的做法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理论的解释力,但这种形式的修正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多
少实质性的意义。由于均势理论关注的是霸权威胁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威胁,因
此它根本就不会受这种争论的影响,即国家究竟是制衡最强的国家(权力制衡
论) 、最具威胁的国家(威胁制衡论)还是那最不符合相关国家内部精英集团利
益的国家(利益制衡论) ,因为霸权国家总是对其他国家的利益构成最大威胁,
并且它总是最不符合相关国家内精英集团界定的利益,而只有体系中最强大的
国家才最有可能做到这两点。③ 在理论上,沃尔特和施韦勒两人对沃尔兹理论
的修正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均势理论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这两种理论同样也无
法解释当今世界持续已久的单极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