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批判和激进色彩的道德现实主义著作——解读E·H·卡尔的《二十年危机》

清水煮音

在国际关系学界,英国国际关系学者E·H·卡尔可谓无人不晓。虽然他一生经历极为丰富,从事过外交、新闻评论、历史研究等工作,他本人也并不看好甚至否认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存在, [1]但是,他对后人最大的贡献之一恰恰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众多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和奉行现实主义信条的外交家们都汲取了卡尔思想的精髓。作为现实主义流派的早期代表,卡尔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为政治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二十年危机1919 - 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以下简称为《二十年危机》)一书中。该书一经面市,即引发了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一场思想革命,唤取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新思考,此书不仅奠定了现实主义流派的理论基础,也成为国际关系学科正式形成的标志。

一、关于“二十年危机”和“乌托邦主义”

关于“二十年危机”的真正内涵,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大都没有给出全面清晰的解释。笔者认为,卡尔笔下的“二十年危机”至少包含三层涵义。第一,“二十年危机”是二十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危机。卡尔认为,事易时移,国际关系实践应由新的理论来指导, 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已不能解释当时的现实,继续以之为指导必然会引发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危机。“自凡尔赛和平以来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看待国际关系的乌托邦方式”[2]既是不可取的,也是应当极力反对的。第二,“二十年危机”是二十年国际关系实践的危机。虽然针对当时的国际关系危机,卡尔开出了“绥靖主义”的“药方”,并把慕尼黑协定的签署当作和平变革的典范。但毫无疑问的是,《二十年危机》一书中明显流露出卡尔对1919年至1939年这20年国际关系危机的关切之情。“1919 - 1939年这二十年危机”的显著特征是突然衰落,从第一个十年空想的希望到第二个十年残酷的绝望的突然下落。”[3]第三,“二十年危机”不仅是简单的国际危机,而且是民主、自决和经济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则是道德危机。卡尔认为, 19世纪****、民族自决和自由放任的国际体系的根基在于认为凡是理性的就是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就是理性的,二者没有不可调和之处。虽然这种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已经不攻自破,但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道德体系却没有自动崩溃。在卡尔看来,这无异于一场危机,故称之为“二十年危机”。

关于《二十年危机》中的“乌托邦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一般把它等同于理想主义。这种等同虽然反映了卡尔“乌托邦主义”的基本内核,但是未免失之简单。笔者认为,卡尔把所有与现实主义以及他个人思想相对立的观点、想法等虚幻的东西统统贴上了略带贬义的“乌托邦主义”( utop ian)这一标签。“卡尔不仅批评了‘乌托邦主义’,他还制造了这一名词。也就是说,他制造了看待一系列他恰好不同意的观点的方式。”[4]很明显,《二十年危机》中的“乌托邦主义”,外延比理想主义大,而内涵则相对模糊一些。另外,不可否认的是,卡尔把这些思想称为乌托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批判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建设性思考的目的。

二、学科建设思想

卡尔并没有开门见山地讨论“二十年危机”,而是首先以国际思想大师的口吻阐述了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对我们认识和把握国际关系学科、社会学科乃至所有学科的发展规律大有裨益。在他看来,任何学科的发展,一般来说总是缘于人们的目的和需要。“目的或目的论,先于思想并决定思想”。[5] 而在经过了第一个阶段,即乌托邦阶段后,学科发展通常会进入第二阶段,即现实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理论上它侧重于对事实和前因后果的分析,倾向于贬低目的的作用,认为思考的作用在于研究一系列研究者们无力影响或改变的事件。实践中它则倾向于强调现存力量不可阻挡和现存趋势不可避免的特征,坚持“最高智慧”在于使自己接受并适应这些力量的发展趋势。

照此推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同样也必须经历一个乌托邦阶段。尽管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出现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20世纪30年代末卡尔撰写《二十年危机》时,国际关系学科正处在它的萌芽和起步阶段。因此,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国际政治科学正处在它的婴幼期”。[6]

最后,卡尔总结到,任何成熟的思想必须把目的与现实分析融合在一起。现实主义分析个人无力改变的事件,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宿命论。在实践中,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是官僚阶层。而乌托邦则反对现实,认为理论高于实践,以自己的空想去代替现实,因而是天真的。在实践中,知识界是乌托邦思想的主要载体。在进行这些对比之后,卡尔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认为不成熟的思想是唯目的性和乌托邦主义的,全部否定目的的思想也是过时的。乌托邦主义尽管虚幻、空想,但它是学科发展的必经阶段。现实主义尽管承认和讲究客观标准,但发展下去会导致思想僵化和对行为的否定。“乌托邦和现实是政治科学的两个方面。成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只能建立二者的平衡之上。”[7]由此可见,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一个从乌托邦式的理想到现实分析再到理想指导下的现实和理性思考的螺旋上升过程。

三、对乌托邦主义的尖锐批判

可以说,《二十年危机》的写作目的和最现实、最直接的作用主要在于对当时盛行的乌托邦主义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该书的主要功绩在于“击破了曾经处于正统和主导位置的‘理想主义’教条与神话”。[8]卡尔以近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极大的理论勇气指出,乌托邦主义的思想根基是所谓的“利益自然和谐论”。这种观点认为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是一致的,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同时也是对所有人有利的。它还认为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运作的情况下,这只手不仅能够为最适合生存的国家,而且能够为全人类创造出最大可能的和平与安全。由于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实行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前所未有的生产、人口和财富的扩张延缓了国内矛盾和国际竞争,加上当时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落后,这种思想在19世纪的西方广受欢迎。应该说,在非西方处于整体弱势的情况下,这种思想原则上可以实行。但是一旦殖民地被瓜分完毕,广大的殖民地人民民族意识觉醒,加上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经济危机频发和殖民主义国家之间竞争趋于白热化,它就不再行之有效了。

值得一提的是,卡尔并不反对利益和谐论,而是反对“19世纪利益自然和谐的自由主义设想”。[9]甚至可以说,他更反对的也不是“利益自然和谐论”本身,而是试图把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应用于20世纪国际关系实践的行为,因为它适用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适的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而是特定时期基于国家利益特殊解读之上的国家政策无意识的反映”。[10]

四、道德现实主义思想

《二十年危机》的第三部分,即“政治、权力与道德”,是该书的核心与精华所在。卡尔在这一部分对政治本质的精辟分析以及对国际政治中权力与道德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论述奠定了其现实主义大师的地位。如果说,第二部分对1919 - 1939年20年间乌托邦主义的尖锐批判主要在于“破”,在于对当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理想主义泛滥现象的强烈反击。那么,这一部分则主要在于“立”,在于申明卡尔本人对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深刻见解。这一破一立表达了卡尔本人的道德现实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

(一)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斗争

在理想主义大行其道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卡尔毫不掩饰地指出,权力是任何政治生活,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核心因素。权力的作用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权力政治”。[11] 1931年通常被称为“权力政治的回归”之年,而卡尔认为这“实质上是维持现状国权力垄断的结束”。[12]在此之前,权力为维持现状国所垄断,所以权力政治似乎不起作用。“所谓的‘大国独*’是一种事实,虽然有时乌托邦主义者谴责它是某些国家故意推行的邪恶政策,但是它却构成了国际政治中的某种‘自然法’。”[13]他还进一步从权力角度分析了世界政府建立的可能性。他认为,权力是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国际化都意味着权力的国际化,世界政府实质上是提供管理所需权力的国家的政府。只要权力这一政府存在的关键因素仍由国家掌握,世界政府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权力的三种形式

卡尔把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划分为三部分,即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控制舆论的权力。但他同时指出,这几种权力是相互依赖的,而且尽管理论上可分,实践中却很难想象一国拥有某种与另外两种权力隔绝的权力。权力在实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卡尔非常重视军事权力,认为它是外交政策与战略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军事权力不仅是工具,还是目的。关于经济权力,他指出了经济权力服务于国家政策的两种方式。一是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自给自足不仅是社会必需,而且是政治权力的工具。”[14]因为它是一个国家在关键时刻自立的基本条件。他进一步指出,不能认为运用经济手段扩张权力的做法比赤裸裸的军事征服更人道或更道德。因为一国之所以采取经济手段,是因为它有那个能力和实力。如果经济手段不能奏效,它仍会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经济武器取代军事武器——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取代大炮——与其说是优越道德的象征,还不如说是优势力量的象征。”[15]二是直接通过资本的输出和对国外市场的控制来为国家政策服务,增强国家实力。

控制舆论的权力在卡尔的论述中是一个亮点,也是卡尔的现实主义思想的有力证明。他尤其对宣传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认为公共舆论是由地位和利益界定的,统治阶级、国家或国家集团不仅能够制造舆论,而且能够运用手中的强力手段宣传这种舆论以控制普通民众的思想。同样,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也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出一套符合其维持现状利益的道德和行为准则。他同时也看到,控制舆论的权力是有限制的。“控制舆论的权力虽然是权力的一个必需部分,但是它从来就不是绝对的。”[16]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舆论总是和事实相联系的,很难做到指鹿为马。其二,人性中与生俱来的乌托邦情怀最终会反对武力强加的理论。

(三)国际政治中的道德

作为道德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卡尔用深邃的辩证法思想分析了国际政治中的道德因素,这也是称其为道德现实主义者的重要原因。“国际政治永远是权力政治⋯⋯但是,那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17]卡尔把道德分成哲人的道德规范、普通人的道德标准和普通人的道德行为三种形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乌托邦流派主导的国际研究集中于对国际道德“应该是什么”的讨论,通行的是所谓哲人的道德规范。他们重视“应然”而忽视“实然”,除了以理想、道德为依据进行草率绝对的谴责之外,鲜有关于国家道德行为的讨论。而且,普通大众的国际道德设想也从来没有纳入讨论范围,而这“在政治大众化第一次使大众想法显得至关重要的时代是非常不幸的”。[18]

卡尔主张国际道德应是国家的而非个体道德。而且,卡尔认为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标准是有区别的。大多数人在相信国家行为应该合乎道德的同时,并不希望国家行为符合个人道德标准。“国际道德是某种程度上是有着自己特殊标准的另一类道德。”[19]

但是,卡尔毕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道德在他眼里充其量只是政治的一部分。卡尔认为,国际道德的根本缺陷和困境在于“一方面,人们几乎都承认存在对国际共同体或人类全体负有义务感的国际道德。另一方面,人们又几乎都不愿承认在这个国际共同体中,局部利益(如国家利益)不如整体利益(全人类的利益)重要。”[20]卡尔认为国际道德存在缺陷的潜在原因有两点:第一,在国际社会中,平等原则没有被应用,而且确实也不容易被应用。第二,整体利益优先于局部利益的原则没有被广泛接受。在承认存在国际道德的前提下,卡尔最终又得出了“任何国际道德秩序必须建立在某种实力霸权之上”的结论。[21]

五、富有远见的预测

任何理论都是为了落实到现实,在这一点上,卡尔与理想主义者毫无二致,都对未来世界有着自己的设计。虽然《二十年危机》中的有些分析过于绝对甚至是错误的,如卡尔对慕尼黑协定的大加赞赏,但仍不乏富有远见的预测。首先,卡尔认为国家仍将是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行为体。其次,他更加自信地认为主权概念很可能变得更加模糊。再次,他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政治秩序领域会出现两个相反的趋势:其一是19世纪后期开始的“整合与组建越来越大的政治经济体的趋势”,其二是与之相伴随的“再度***的趋势”。[22] 这个预测与眼下所谓的国际关系全球化和政治“碎片化”趋势似有异曲同工之处。最后,在他看来,任何世界秩序中,忽视权力因素是乌托邦主义,忽视道德因素也是不真实的现实主义。应该说,他对未来国际秩序所作的这些预测都是很有远见的。

六、辨证的二元论思想

《二十年危机》充分体现了卡尔辨证的二元论思想。他批判乌托邦主义,但并不全盘否定它。他重视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首要地位,但并不主张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他极力反对道德至上,但不全盘否定道德。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但同时也承认仅有现实主义是不够的。他断言:“现实主义一向拒绝考虑四件事,这四件事似乎是全部政治思想的基本要素,它们是:一个有限目标、一种情感诉求、一项道德判断权利和一种行为立场。”[23]他认为,任何科学的政治思想必须建立在乌托邦和现实两种因素之上。可以说,《二十年危机》中的所有论点都是辨证的。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他既抓住了重点,又兼顾了一般,是一个兼顾两点的重点论者。卡尔本人也在1964年该书再版序言中写道,“写《二十年危机》的明显意图旨在⋯⋯反击几乎全盘否定权力因素的现象。⋯⋯该中有些章节的论述有很大侧重,这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如1939 年那样必须或适合了。”[24]

最后,笔者认为,研读《二十年危机》至少应把握以下两点:第一,《二十年危机》本质上是一部道德现实主义著作。它对乌托邦主义的无情批判,对西方传统现实主义思想的继承,对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核心因素的极其重视以及对权力与道德关系的经典论述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其道德现实主义的本质。正是以该书为标志,现实主义流派才开始兴起,国际关系学科才得以正式确立。第二,《二十年危机》包含着批判和激进色彩。该书在主要体现现实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受到了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思想、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综合影响。众所周知,后三种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批判甚至革命色彩,这就使该书在形式上具有了批判色彩和激进主义倾向。而这一点是国际关系学界以前常常忽略的。

注释：

[1] Michael Cox, “W ill the Real E. H. Carr Please Stand Up?”,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5, No. 3, 1999, p. 644.

[2]Jonathan Haslam, The V ices of Integrity: E. H. Carr 1892 - 1982, Verso, 1999, p. 70.

[3]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pCrisis, 1919 - 1939, p. 224.

[4]PeterW ilson, “E. H. Carr: the Revolutionistps Realist”, http: / /www. theglobalsite. ac.uk, 22May 2001, p. 10.

[5][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6]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pCrisis, 1919 - 1939, p. 1.

[7]Ibid. , p. 10.

[8]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9]PeterW ilson, “E. H. Carr: the Revolutionistps Realist”, p. 10.

[10]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pCrisis, 1919 - 1939, p. 87.

[11]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pCrisis, 1919 - 1939, p. 102.

[12]Ibid. , p. 103.

[13]Ibid. , p. 105.


[14]Ibid. , p. 121.

[15]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pCrisis, 1919 - 1939, p. 129.

[16]Ibid. , p. 145.

[17]Ibid. .

[18]Ibid. , p. 147.

[19]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pCrisis, 1919 - 1939, p. 157.

[20]Ibid. , p. 166.

[21]Ibid. , p. 168.

[22]Ibid. , p. 23

[23]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pCrisis, 1919 - 1939, p. 89.

[24]Ibid. , pp. vii - 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