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政治文化与话语体系中的霸权————中西霸权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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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西方对于“霸权”这一国际政治中重要现象的认识截然不同。从中国历史上的“王霸之辩”到当代的反对“霸权主义”,中国强调“霸”这种行为的压迫性和非正义性,而西方的“霸权稳定论”以及葛兰西学派对霸权的再诠释,倾向于强调霸权的稳定功能和“基于同意的秩序”,双方差异的焦点在于对霸权合法性的认识。中西不同的霸权观植根于双方不同的政治文化和话语体系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社会差异。本文通过对中西霸权观的比较,试图为中国外交的“反霸”特色提供一种观念和社会视角的思考。

【关键词】　霸权;霸权稳定论;合法性;政治文化;话语体系

　　“霸权”(ｈｅｇｅｍｏｎｙ)是当今国际政治理论中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主题,但是中西方对“霸权”所指涉现象的内涵、实质和作用的认识和评价存在很大差距,甚至截然对立,以至于有时让人觉得中文的“霸权”和英文的“ｈｅｇｅｍｏｎｙ”不是一个概念。这是人文社会学科中一个重要而又常见的现象,那就是基于不同语境(ｃｏｎｔｅｘｔ)的人们对同一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①本文旨在通过对中西霸权观的比较,特别是各自观念的历史演进分析,来揭示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以及话语体系在造就这种观念差异中的作用。认识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外交行为的某些特点。

任何国家外交行为的动力和根本目的都是国家利益,但是笼统地说国家利益,并不能解释国家行为的一些具体特色。因为国家利益不是一种先验的固定不变的存在,利益是观念建构而成,在不同的观念之下,国家对利益的建构及追求会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相对于美国在国际行为中热衷于推销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新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热衷于“反霸”。反对霸权主义及强权政治(这两个术语在中国常常被视为可以互换的同义词),一直是新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方针和政策,贯穿于新中国外交的不同时期,体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②本文通过对中西霸权观的比较,也许可以为中国外交的“反霸”特色提供一种观念和社会视角的思考。

一　“霸”之前世今生:从王霸之辩到霸权、霸权主义

　　在中国历史和语境中,“霸”这个字最初并不包含贬义。诂其原意,据《说文》及王国维的考证,“霸”的初始本意指每月初见之月,后来“霸”假借为伯,指古代诸侯之长,即古代诸侯联盟的盟主,如春秋五霸。③在中国思想史上,“霸”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与“王霸之辩”相联系的。王霸之辩指中国古代两种统治方法和政治理想的争辩,儒家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法家韩非子则提倡霸王之道。秦汉以后王霸并用,到宋代王霸之辩更演变为社会历史观的争论,朱熹和陈亮进行了数年的争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孟子之前,“王”与“霸”并没有明显的对立,只是在政治上有所区分,王指统一的君主,霸指诸侯扮演了君主的角色。①孟子高举尊王贱霸的旗帜,首开“王霸之辩”的先河,他对王霸做了明确的区分并将两者对立起来。王道即“先王之道”,指基于仁义的统治,也就是所谓的“仁政”,其要点是“保民”、“行德”和“服人心”,霸道即凭借武力假行仁义以征服别人的政治统治方法。如果说王道的本质是“以德服人”,那么霸道的本质就是“以力服人”,前者是一种引导,后者则是一种压迫,后者是对前者的破坏和否定。孟子对霸道的认识包括三点:第一,霸道的基础是暴力;第二,霸道的特征是强制和压迫,却披着仁义的外衣;第三,霸道是一种不道德的统治方式,必然为民众所反对。王道代表着儒家思想的一种理想世界,霸道作为王道的对立面,自然就代表着被否定的道德败坏的非理想世界。

在王霸问题上,与强调德治的儒家相反,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人性本恶,不相信道德教化的作用而崇尚实力,认为实力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强调法、势、术、刑、赏、耕、战,主张治国之道在于严刑峻法辅之以利诱。韩非子的政治理想就是“霸王”(霸者为王)的国家,堂而皇之地推崇霸道。法家思想在秦朝成为统治思想并随秦朝的暴亡而背负恶名,尽管此后法家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实际运作一直有着深远影响,但是已上不了前台,更多的是只宜做不宜说。秦以后,随着“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王道也就确立了其理想境界的地位,但是霸道也并没有被完全否定。

到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与其好友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围绕三代与汉、唐的评价问题展开了在当时轰动一时的王霸之辩。儒学发展到宋代理学即“新儒学”阶段,开始全面走向哲理化,建立起了以“理”为核心的本体论,王霸之辩也就和所谓的天理人欲挂上了钩,尊王贱霸也就成为“存天理灭人欲”的体现。在朱熹看来,三代是王道之治,体现的是天理,汉唐则是霸道之治,体现的是人欲,因此他崇三代而贬汉唐。朱熹在承袭了二程思想的基础上,把王道与儒道统一起来,即王道的儒化与儒道的王化,构成了王道与儒道、内圣与外王、伦理与政治的统一,进一步发展了孟子的尊王贱霸思想,并为之提供了形而上的依据。朱熹与陈亮的这场争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前虽然王道得到更多的推崇,王道高于霸道,但是霸道并没有被全盘否定,不乏对霸道的肯定和赞扬。随着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对霸道持肯定和赞扬态度的就非常稀少了,王道在思想合法性上彻底压倒了霸道。②


综观中国历史上的王霸之辩,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总的趋势是“尊王贱霸”,这也是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特别是宋明理学统治地位的体现。从孟子到朱熹,儒家思想尊王贱霸的基础和评价标准都是伦理道德而不是其实用性(耻于言“利”、“力”)。霸之所以受到贬斥,是因为它不“仁”不“义”,不合“天理”,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却因为不合“义”、“理”而遭到贬斥。这种评价标准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个鲜明特色,那就是“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所谓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一是指伦理作为政治思想体系的出发点与归宿;二是说伦理与政治达到了一体化的程度,即伦理原则、规范具有政治性的功能。”③政治被视为道德的延伸和外化,道德成为评价裁判政治的标准,政治的根本问题也就是道德问题。④这种政治伦理化的传统,对于中国人政治认知方式和评价标准以及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即使在当今,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影响。

进入近代及至新中国成立以来,“霸”在中国语境中又被注入了新内涵,这些新内涵既是近百年沧桑屈辱历史的折射,也体现了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压,这是一部充满屈辱、不堪回首的历史,由此造就中国近现代政治意识、情感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强烈的被压迫感和反抗意识。它深深地扎根于政治家、知识分子以及广大民众的头脑中,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民族意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国际行为,是理解中国人政治思维、行为的一个深层根源。⑤毛**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遭受的压迫形象地概括为“三座大山”,具体就是两大压迫: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这两种压迫都可以用“霸”这个词来表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欺凌是“霸权”政治、“强权”政治,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则体现在“恶霸大地主”这个词汇上,一提起阶级压迫,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人就会想起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意识形态符号:彭“霸”天、南“霸”天等等。这样在新中国的语境中,“霸”就演变成了集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于一身的意识形态概念。如果说在古代的“王霸之辩”中,“霸”还具有一定的争议性的话,现在“霸”在民族的集体意识中已成为彻头彻尾的“恶”行的象征,近代的苦难和屈辱都交织在对形形色色的“霸”的憎恶之中,任何当代政治事物只要冠之以霸,都会激发起强烈的反感,因此“反霸”也就被认为是包括广大第三世界在内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反帝”是“反霸”的原型和前身,“反霸”是“反帝”的发展,“反霸”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方针、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道义渊源。

“霸”在新中国是常用的政治语汇,而且组词方式开始发生变化,被广泛使用的是“霸权”,而霸道更多的是作为形容词来使用,如“横行霸道”。以作为新中国政治喉舌的《人民日报》为例,自该报1946年创刊以来,“霸权”这个词就被广泛使用,而且几乎成为美国的“专利”,但是一直都没有上升到“主义”。“霸权主义”直到1958年才首次出现在中国的公共政治语汇中,始见于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批判文章。①《人民日报》1958年发表了一系列共7篇批判南共“修正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多是转载外国共产党的文章,其中都提到了“霸权主义”这个词。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公共政治语汇中“霸权主义”最初出自对外来术语的翻译,而且是南共对苏联的“攻击”。从“霸权”到“霸权主义”只是针对对象的变化,并不表明有什么不同的内涵。②

1958年“霸权主义”一词首次出现于《人民日报》,此后沉寂了几年,当1963年再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时候,政治背景和含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中苏论战已经日趋白热化和公开化,双方在对彼此的攻击中频繁地使用“霸权主义”,从那时开始,“霸权主义”逐渐成为中国抨击苏联的两大口号之一(另一口号是“修正主义”)。1971年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的首次亮相中,面对世界各国,明确提出反对霸权主义。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首次将“反霸”条款写入外交公报:“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由此中国开创了把“反霸”写入政府间外交公报的先例,此后中国在同其他国家的公报和声明中,都力争把“反霸”条款写入,这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努力目标。1972～1975年三年间中国就先后在同19个国家的公报或声明中写入了“反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