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与政治理解———摩根索现实主义的其他视角

清水煮音

　　很早以前,由于读了摩根索的名著《国家间政治》,佩服之余就生出想了解作者生平及其学术历程的念头,为此申报了“香港金氏出版资助基金”,以了却自己的心愿。一年前,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书《永远的摩根索》。可惜,成书在手后,发现有一些错误,个别的是印刷上的问题,其他的都是自己的责任(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改正之)。也许是惯性,书虽然完成了,心里却仍然记挂着摩根索,好像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没有说清。我明白自己的能力有限,根本不可能说清,在此,只想谈谈摩根索作为一个爱国人士,一个勤奋、严肃的学者对政治的理解。

一　以国家为忠诚对象

　　欧洲政治文化中有两种倾向,即希腊式和罗马式。希腊政治的核心是理性,“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政治是一种新的思想方式、新的感觉方式,尤其是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①而罗马政治的基石是爱,爱祖国,爱罗马!换言之,希腊式政治文化关注的是个体维度,罗马政治文化关注的则是国家维度。于是一个可能是片面的分析是:现实主义者是爱国家的,首先是爱祖国;理想主义者是爱人类的,首先是爱人,并且一般看法认为爱人类是对爱国家的超越。作为在欧洲出生,接受了由小学到博士全程教育的一个优等生,摩根索接受了德国和欧洲多元文化的熏陶,但就其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而言似乎倾向于罗马系列,即恪守热爱祖国的传统。

摩根索自幼爱好文学,青年时期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或诗人,但是,在残酷的世事作弄之下,他走上了研习法律和政治学的漫漫长路,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法理学家和政治学家。1904年,摩根索出生在德国南部小城科堡,他父亲是一个颇有地位的犹太医生,家庭比较富裕。18岁那年摩根索得到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有的荣耀,作为毕业年级的学生代表向学校创始人雕像敬献花环,但是,选中一个犹太人献花的举动激怒了反犹情绪强烈的古城科堡。摩根索永远忘不掉在举行仪式的当天和以后,谩骂、唾液和挥拳恫吓成了家常便饭,他遭到了来自学校和社会的侮辱与伤害。上大学后,学校的任何组织都不允许有犹太背景的学生加入,孤独中的摩根索从一向举止优雅变得非常自卑,以后更借助与人寻衅斗殴来宣泄内心的伤痛。1932年,他被迫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德国,到日内瓦谋到一份教书的职位,但是,德国的反犹浪潮已经波及到当地,学生们开始DIZHI他的法律课,他只好躲避到西班牙。不久,马德里爆发的内战使他人生的第一次旅游成了流浪,而在当时,作为一个犹太人,欧洲可供选择的居住地已经寥寥无几。无奈,1937年,摩根索辗转漂流到美国,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他终于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认同。其实,摩根索非常爱德国,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积极参军成为一名德国军医,由于酷爱德国,老摩根索给自己惟一的儿子起名字时采用了普鲁士王子尧阿辛(Ｊｏａｃｈｉｍ)的名字(摩根索全名为ＨａｎｓＪｏａｃｈｉｍ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就是这样一个老人也在1943年被赶出了德国,流浪在纽约。早年那些不堪回首的人生境遇,爱国无门的痛楚,对摩根索政治观念的影响不可忽视。

摩根索到美国以前对美国的了解甚少,但由于在堪萨斯大学他被安排了全套的法律课程教学任务,他不得不恶补美国法律,包括法律概论、刑法、行政法、家庭法、劳动法、遗嘱法、法律史、法哲学、宪法和国际法等。在边教边学中,他渐渐以一个美国人的角度去了解美国法律,并迅速从理性上把握了美国。当然,作为欧洲正统教育产物的摩根索在思维习惯和推理模式上经常与美国传统发生冲突。他称这段时间自己经历了“不同事物的可怕的体验”,他尽量想弄懂美国思维的主要特征,却发现不仅在重大问题上,就是在一些日常生活的问题上美国人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而且,这些答案在摩根索看来是十分荒谬的。不过,在他身上欧美不同文化的冲突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被缓解了。当时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里,他说:“这个星期的事件,使我比以前感受更强烈,一方面我目前的职业是如此的无用,另一方面,我有尽我最大努力来解决问题的职责。我应该研究一些对解决国家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加有价值的东西。”①

1943年,摩根索入了美国籍,终于为自己那长期没有归属的爱国主义情怀找到了寄托。为了表达自己对美国的热爱和愿意承担公民义务,他曾多次去美国军队招兵办事处申请当兵,可惜由于他在青年时期得过肺病,肺上有钙化点,没有被录用,无奈之余,摩根索一再表示:“我很乐意做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对于国家目前面临问题的解决有帮助。”②面对当时弥漫在美国社会的天真并且危险的情绪,摩根索挥笔著书,撰写了《科学的人对抗权力政治》。1946年,当这本书出版后,摩根索感到骄傲,因为通过几年的辛勤工作,终于实现了自己以理论研究报效祖国的夙愿。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仍然是摩根索以自己的方式报答祖国的继续,对此他从不隐瞒,他说:“我总试图偿还一小部分我欠这个国家的债务。”③对此,不少研究者肯定了摩根索的贡献,挪威学者克努成谈到:“1945至1946年,国际关系学学者们面对着重新界定其学科的艰巨任务。他们知道必须研究‘国家间政治的冲突、调节与协商’,但是具体的研究范围却十分模糊。由于不能够掌握‘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因素、贯彻政策的机制以及为和平调整政策冲突所使用的手段’,他们感到手足无措。”④1947年和1948年,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终于“找到了一个清晰的经验聚焦点:国家的权力政治”。⑤无疑,摩根索和他的著作起了作用。

随着摩根索的著作和文章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他名声大噪并且被各个部门邀请去做报告,他总是欣然赴约,因此还获得了一个“旅行教授”的雅号。因为摩根索经常对时事政治和美国的对外政策发表议论,别人便说他更像一个战略家而不像一个学者,对此他并不在意,反而认为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有应用价值的观念直至政策,远远胜于纯学术的自我陶醉。那时摩根索出场做报告,每次一般的费用是1000到1500美元,但是在给美国陆海空军的部队和院校做报告时他从不收费。摩根索十分珍惜他的新祖国(美国)带给他的归属感,同时,几十年的法学和政治学研究又使摩根索对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认识相当深刻,他对美国的爱表现在迸发的学术激情上,其现实主义的学术取向与对美国安全和世界安全的重视密切相关。作为亲历了世界大战和冷战阴云的学者,他为自己定下了目标: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学者!这一定位直接影响了摩根索对国际政治学的定位:(以国家的名义)理解国际政治,理解国际和平问题。

摩根索在美国获得的归属感形成其文化心理意义上的民族观,他的学术定位又是政治法理概念上国家优先的选择,但是,基于爱国和爱人这两种立场,经历长期的探索,摩根索采用两套比较成熟的路子对应两个所需要强调的方面:一个是国家利益(国家权力),另一个是道德规范。1946年至1951年,美国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冷战意识形态和美国国家利益关系的辩论。当时,摩根索虽然坚持反苏和**的立场,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他强烈呼吁反对政治说教,他恳请政府丢掉情绪化的概念,切不可把对外政策当成善与恶之间的较量,国家利益才是根本的出发点。1967年,摩根索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题为《干涉还是不干涉》的文章,明确指出美国应当摒弃当时奉行的全球干涉主义,认为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打着民主和**的旗帜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是极其不明智的。摩根索认为,应当区别“敌对于美国的革命和不利于美国的革命”,不要逢革命必反,应当将“抽象原则”与“国家利益”严格区分,以采取不同的对外政策。他总试图对美国政府重原则轻利益的做法予以矫正。不过,还是这个摩根索,当发现美国政府或者其御用文人们对国家权力的追求出现扩大化倾向时,又会从“无限的规范”角度强调在国际社会中也应当重视民主、自由或者人权的状况,企图为美国的对外政策设置道德界限。“建立在道德确认前提上的国家利益”是摩根索成名后为自觉担当国家“对外政策矫正器”而设立的标准。同一般比较清高的知识分子不屑做动态分析的态度不一样,摩根索给自己的任务就是观察和思考政府对外政策的质量,并提出自己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而做出的判断,这可能导致他喜欢唱反调,而他的反调主要由其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演绎而成。

二　坚持政治学领域的独立性

　　在西方,自古以来就有对政治的两种理解:一种是奥古斯丁的原罪论的政治观,认为政治权力是对人天生具有的腐化、堕落与罪孽本性的制约;另一种则以阿奎那为代表,认为政治是理性人之间的互动行为,不但不是对天性的制约,它原本就是上帝赋予人的天性。摩根索应当说继承了后者对政治的理解。他的现实主义原则第六条就明白指出:“就知识来说,政治现实主义者保持着政治领域的独立性,正像经济学家、律师、道德主义者一样保持着各自领域的独立性一样。现实主义者从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出发进行思维,这同经济学家从以财富界定的利益概念出发,律师从行动与法律规定的一致性出发,道德主义者从行动与道义原则的一致性出发,是一样的。”①

首先,作为政治现实主义的学者,摩根索反对将政治与价值等同的倾向,反对政治道德主义的说教。虽然摩根索在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都以论文和书籍的形式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人性、理性和神性的思考,认为在时间和空间之外,存在着一个真善美的超凡秩序,并且他认为这些终极原则的存在,与人类的规范无关,他认为社会没有创造这些原则,因此也不能废除它们,就像万有引力定理,即使没有人认识和遵守它们,它们依然有效。但是,摩根索认为政治领域要求的不是道德或价值,而是谨慎的利益评估和有益于国家利益的行动。当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中行动时,首先应当遵守的是政治规范,即便如韦伯所说“政治的规范实际上是罪恶的规范”。类似理解早年间也出现在西方圣贤那里,亚里士多德就因为既关心政治又关心伦理,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一个好公民能同时做一个好人吗?作为一个经历复杂和学识渊博的学者,摩根索确实曾长时间地挣扎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向量之间,但最终的选择是国家理性上的政治理解,所以他站在了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尼布尔把现实主义者称为“黑暗的孩子”,把理想主义者称为“光明的孩子”,并认为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低估了特定的和狭隘的忠诚产生的持久的权力,而现实主义者则强烈受到这些持久性力量的影响,以至于不能认识到在一个变革的世界中新奇和独特的因素。摩根索仿佛就是黑暗的孩子,被很多国际政治学者批评为忽视全球经济的发展,忽视世界的变革。但也有学者得出另外的判断:“全球经济肯定正在发展成型,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占优势的道义规范却没有形成。”②不仅如此,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原则,仍然是国家和社会维护和平之努力中必须正视的行为规范。

其次,摩根索反对一切将政治混同于经济、文化、社会、科学等其他领域的企图和实践,其目的是将国家这一政治实体还原为由道德约束的“政治人”。摩根索解释说:“政治现实主义建立在对人性的多元理解上……如果我想理解‘宗教人’,我必须暂时从人性的其他方面中超脱出来,而专门研究人性中的宗教方面,好像宗教是人性中惟一的方面一样。”③以此类推,当我们对于“政治人”这一人性的侧面进行研究时,应当将政治方面看做是人性中惟一的一面。总之,人们应当给政治学一个空间,给国际政治学一个空间,不能在扩大政治领域的同时,将政治的独立性也泯灭了。如果政治中发生的事物要到经济中、社会中或者文化中去寻找,那政治中发生的任何事物都不值得用政治科学来研究,政治学也可以消亡了。

把政治泛化和把国际政治泛化既可以说成一种发展,也可能是一种灾难。“政治”这个名词本身就含义暧昧,而一个概念如果过分延伸就会断裂而失去作用。在国际社会中,应当有多种研究解决问题的手段,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有各的功能,政治的角度不能可有可无。采用各种非政治领域的准则来消解政治,指望调整各个群体之间的看法和态度,指望能最终实现国家之间的和睦相处,从而在新型的国际关系中,人类成为可以由最新的道德观念随意塑造的材料,观念变成了物质,“政治将会消亡,但一切将变成政治。”①

三　政治现实主义的目的

　　作为政治现实主义学者的摩根索,他的名字代表着特定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体现了政治现实主义者的追求:“正是由于通过把经济现象的研究从其他思想准则中解放出来,并建立一套适用于研究该主题时的思想准则,经济学才发展成一套关于人的经济活动的独立的理论。为政治学领域的类似发展做出贡献,正是政治现实主义的目的。”②


摩根索的理论当然不是仅仅依靠爱国热情或者是突发奇想的产物,实际上,没有比《国家间政治》这部书更能证明他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早在1927年,摩根索就打算写一部关于政治学的专著,他在笔记中经常提到这本“未来的书”将要探讨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系统中的政治学、国际法和意识形态的共存,并希望建立一个理论结构。在到达美国之后,摩根索还多次表示要在一年之内完成这个积累了十多年的愿望,然而,一年后的1938年,摩根索只是用英语拉出了一份提纲,提纲中谈到:政治作为争夺权力的斗争;保持、增加和显示权力;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功能;国际法、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的限制;司法功能在国际关系中的局限和国际组织的潜能;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以及作为理性需求之物的协调和世界政府等等内容。这个提纲在10年后才为《国家间政治》(1948)所用。可见,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是以欧洲的政治文化传统,遭遇美国的学术冲击,经历战争风云的洗礼和几十年学术探索的结晶。

尽管摩根索不喜欢政治,却将自己的大部分生命献给了政治研究,他深知研究国际政治的艰难,也知道对政治理论的偏见,“如果有一种理论试图去真正理解国际政治,并依据国际政治的固有本质理解国际政治应当如何,而不是根据人们所愿意看到的情况来理解国际政治,这个理论就必须克服一种心理上的阻力,而其他大多数学科却不需要面对这种阻力。”③正是因为在理论研究上研究者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影响到国际政治的学科建设上,很难形成核心概念。

但是拿什么作为学科判断的共有标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有学者谈到这一问题时表示:“应当找出同一种方法来界定政治领域的两组对立的概念,进行伦理学判断时应当使用‘善—恶’,而在做经济学判断时理应使用‘有利可图—无利可图’,或者在做法学判断时理应使用的‘合法的—非法的’。施密特告诫人们,因为他的同事们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偏见,使得他们没有去寻找问题的真正本质,所以还没有对任何一组用于政治学的词汇取得一致的意见。”④应当说,摩根索以他的现实主义六项原则给出了这组概念:有益于国家权力—有损于国家权力。虽然摩根索没有用这样刻板的语式说出来,但他的努力使这对范畴成了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他明确地指出政治领域是权力的领域,宣布研究者的立场是为了权力与和平而斗争,并且将上述目标作为自己理论著作的副标题,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反映的是一种逻辑:爱国立场———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维护和平。

摩根索是爱国的学者,但他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导致的“智力障碍”,在著名的现实主义原则中他明确反对民族主义:“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特定国家的道义愿望与普天下适用的道义法则等同起来……漫不经心地将某一特定的民族主义与上帝的意旨等同起来,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希腊的悲剧作家和圣经中的先知提醒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注意的,正是那种傲慢的罪恶。这种等同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因为它很容易造成歪曲的判断,这种歪曲的判断在盲目的十字军式的狂热中,毁灭了许多民族和文明;这一毁灭却在道义原则、理想或上帝的名义下进行。”⑤对于民族主义的偏执,摩根索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且认为,区别政治与经济等其他领域,区别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区别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等,是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任务,也应当是训练有素的学者和政治家不肯流于盲目乐观与盲目狂热的基本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