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构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前途

岸上的猪

【内容提要】建构主义的知识体系可概括为“23144”，即两个发展阶段、三次学术论战、
一种主要研究方法、四个流派和四大研究领域。建构主义推动了国际政治社会学（IPS）进
入学科酝酿阶段，恢复了国关研究中的实践理性，同时在单位认同的内生研究和实证研究方
面存在缺失。近年来建构主义沿着内涵式和外延式两个方向发展，其中德国学派的发展令人
注目。建构主义在中国的乐观前途，不但因为中国社会的特点具备了使建构主义上升为主流
理论的社会土壤，还在于它能够在世界秩序、中国和平崛起以及台湾问题方面有着较强的解
释力。

【关键词】建构主义；理论评价

社会建构主义（简称建构主义）是中国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主要流派，它与现实
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共同组成了国关学界的“三驾马车”。如果说现实主义关注的焦点是权
力，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的是交易成本，那么建构主义则把文化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从学科
与知识的谱系观之，现实主义往往被称为权力政治学，自由主义则常常与政治经济学联系，
而建构主义可称得上是政治社会学的发展。本文共分四个部分，阐述建构主义的知识体系、
理论贡献与批评、近年发展路向以及在中国的乐观前途。

一建构主义的知识体系

1.导论

在进入国关理论之前，“建构主义”一词曾在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心理学、哲学甚至
建筑学、教育学等学科中使用过。就一般的现代意义上讲，我们能够将“建构主义”的词源
追溯到美国学者彼德·伯尔格和托马斯·鲁克曼在1966 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论知
识社会学》中。②无独有偶，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和发生论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皮亚杰，也在类
似的意义上使用过“建构”和“建构主义”。皮亚杰最初用“建构”和“建构主义”陈述这
样一种认识发生论观念，即“认识既不能看作是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的，也不能看做是
客体原有特性预先设定的，认识起因于有效地和不断地建构”，①建构主义反对只讲主体或只
讲客体，而是重视主客体的互动，即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当然没有完全上升到社会学意义上
的实践。80 年代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在美国的流行，间接地赋予了“建构主义”以
新的含义。1987 年，立场较为温和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考那利在《全球政治的认同与差异》
一文中提出，解构必然同时与建构相结合。1989 年，著名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者奥那夫出版
了《我们缔造的世界》一书，运用吉登斯等人的“结构化理论”，以施动者——结构
（agency-structure）的“双重不可通约性”或“共同决定的不可通约性”为切入点，倡导
以跨学科的方法研究世界政治， 首次在国际关系学意义上使用了“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②至1999 年温特发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建构主义通过10 年的
发展，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知识体系。总体上讲，建构主义强调世界的社会本体和国际体系的
文化属性，强调文化、规范、认同、实践、主体间性、知识等社会性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
用。建构主义的知识体系可概括为“23144”，即两个发展阶段、三次学术论战、一种主要研
究方法、四个流派和四大研究领域。

2.建构主义的两个发展阶段

80 年代的“解构”阶段和90 年代的“建构”阶段。80 年代各种反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
思潮泛起，理查德·阿什利、罗伯特·科克斯等借鉴、应用批判社会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对
居于话语霸权地位的新现实主义展开了长时间、多方位、大纵深的猛烈抨击，将其基本概念
如无政府状态、主权、国家、制度、权力、利益、安全等一一解构，并赋予了新的含义，这
长达10 年的理论批判可称为“解构阶段”；1989 年前后，奥那夫、温特等学者意识到“只
破不立”的理论批判不能代替理论建设，应该在解构原有主流国关理论的同时，汲取各种理
论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长处，进行一次国关理论的理论综合，开始重视国际关系
运行规律研究和实证研究，建构主义本身进入“建构”阶段。

3.建构主义的三次论战

第一次是指80 年代以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身份，在新自由主义的加盟下，与新现实
主义论战，争论核心是要不要社会进程分析，要不要国家中心主义，要不要实证主义，功能
主义有多大缺陷等等；①第二次论战于80 年代后期至90 年代中期展开，主要反对新自由主
义理论，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制度是构成性的，还是管制性的，是仅能向行为体施加外在约
束，还是可以深入到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中去，这种影响是因果性还是非因果性的，等等，

实际上是新制度主义与旧制度主义之争；②第三次论战是指，90 年代的绝大部分时期内，建
构主义内部形成了论战的态势，③以阿什利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坚持建构主义原有的批
判功能和激进立场，反对与主流理论进行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妥协，而以温特、奥德勒和卡赞
斯坦等则持相反态度。

4.一种主要研究方法

建构主义虽然不时从语言学、心理学和后现代主义汲取知识，但主要采取社会学方法，
故又常常称为社会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并不排斥方法论个体主义（即经济学方法论），有时
还宣扬个体从结构中的解放，但主要关注的还是社会化及其产物对于个体的构成作用，强调
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与制度化。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
动理论、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都是建构主义的主要方法论来
源。从社会学方法出发，建构主义实际对国际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解读。建构
主义的基本概念是国际政治文化、国际规范、国际认同。文化、规范与认同皆由社会建构而
成，均指国际行为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共识。离开了这些共识，人们就无法解
释国际关系中任何事项的意义。在权力结构与信息环境一定的情况下，文化的意义就会明显
上升。

5.建构主义的四个流派

按照美国学者温特等人的分法：一是以阿什利为代表的激进建构主义；二是温特一派可
称为主流建构主义；三是以约翰·拉格为代表的现代性建构主义，既反对“彻底”的后现代
主义，也反对向主流理论的过分妥协，无意构筑一个完整学说体系，而在一些具体的理论领
域如国际权威、国际制度化、国际合法性、时间性与空间性对国际政治研究的意义等方面颇
有建树；四是女权主义建构主义，它与以上三派均有联系，但更多地偏向激进建构主义，它
认为国际政治本质很大程度上是由性别化的男性统治、社会态度及其互动关系建构而成的。
但总的看来，建构主义主要分激进建构主义和主流建构主义两支。

6.主流建构主义的四个研究领域

主流建构主义主要研究元理论、国家利益理论、国际体系理论（包括国际体系转换理论）
以及国际和平理论。建构主义元理论是指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统帅和指导具体国际
政治分析的立场、原则和方法。这“三论”中建构主义最引以为自豪的是所谓“本体论革命”，
即认为国际关系体系不全是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物质本体，而具有观念本体或
社会本体的重要内容，这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是一项革命性的论点。在认识论中，主流建
构主义在强调社会事项的主体间性和非因果性的同时，开始承认社会事项也有客观实在性和
规律性，这为科学研究与实证分析留下空间，是向主流理论的一大妥协。在方法论上主流建
构主义极力调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以求得主流理论
的承认和自身理论的完善。

建构主义的国家利益论认为，国家利益不是由权力界定的，而是由认同或身份界定的，
受到社会化和国际规范的巨大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利益常常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
的结果。国家利益不仅包含着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还包含着精神利益，国家自
尊应该成为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利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是在集体认同缺位的
情况下的利益表象，而在集体认同在场的情况下，利他主义就会更多地决定国家利益的特征
与内容，在社会互动频率急增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的时代，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成的可能
性增大，国家利益中的价值理性越来越凸现。

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理论认为，国际体系既是物质结构，又是文化结构，但是后者更具
决定性，不同的文化结构构成不同的国际体系，国际体系存在着三种主要模式，即：以“人
人为战、弱肉强食”为主要内容的霍布斯式国际体系，以主权制度相互尊重和武力手段有限
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洛克式国际体系，以及不以武力为解决彼此间争端手段、奉行集体安全
的康德式国际体系。建构主义认为，体系是可以转换的，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化以及
自我克制等四个因素是目前国际体系转换的关键性变量，其中前三者是有效因素，后者是使
动因素，使动因素参与的可能性及力度越大，有效因素就越能发挥作用，体系转换的可能性
就越大。

建构主义的国际和平理论主张，最好的和平不是来自强权或霸权下的强制约束，也不是
源于根据收益/成本计算而来的社会契约规范，而来自各主体间的互信和集体认同。它认为，
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互动最终能够形成一系列的多元安全共同体，这些国际共同体可以对“安
全困境”和安全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共同体内各成员国培育出和平的性情，形成一种浓
厚的共同体感，产生出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彼此间争端的强烈互信，从而不但造就了一种国际
秩序，而且能够缔建一种有关和平变迁的稳固预期。

二建构主义的理论贡献与学界批评

1.理论贡献

第一，建构主义推动了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深入、系统发展。长期以来，主流国关理
论较为重视物质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或称综合国力对比对于国际关系的绝对意
义，而把文化、规范或意识形态结构等这些“社会化”的因素置于从属、被支配的地位。20
世纪50 至70 年代，以高尔图、博尔丁等为代表的战后北欧学派、以雷蒙·阿隆为代表的法
国学派、以赫德利·布尔和马丁·怀特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均以社会学方法研究国际政治，取
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就整体而言，在建构主义发端之前，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一直处于初始
和不系统阶段。①相比之下，建构主义更具全面性、系统性和学科意识，它从认识论、方法
论上升到本体论，涉及无政府状态、实践、国家、身份、利益、权力、主权、制度等几乎所
有的基本概念，企图以社会学的最新工具，达到一种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新的理论综合。
第二，重新确立了实践理性对国关理论研究的应有地位。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新现实主
义和新自由主义，先后于20 世纪70 年代末和80 年代中期逐渐成为国关理论的主要流派，
两者均受自然主义影响甚深，奉行理性主义（与工具理性密切联系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
80 年代以来，国关学界的“反思学派”，企图以社会批判精神和高扬“实践理性”为口号，
要求学界重新重视国际关系的社会历史性、人文性以及反思性，适当地摆脱实证主义和工具
理性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统治。建构主义的努力，已经促使国外学界重新严肃地考虑实践对
于国际关系的本体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第三，为国关理论的多元发展和未来的可能综合准备了基础。一方面，建构主义从社会
学和社会哲学等学科中借鉴并改造了大量词汇，如构成性、话语、谱系学、解构、社会化、
制度化、合法性、主体间性、实践理性等等，这些概念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的视角。另一方面，
以权力、利益和认同三个核心加以综合或互补的合作意识日益凸现出来。“理性主义和建构
主义是能够在一些关键点上互为补充的理论取向”（基欧汉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
建构主义各有所长，前者长于权力分析，中者善于制度研究，后者则以文化透视见著，共同
成为国关理论界的“三驾马车”。

2.学界批评

建构主义备受指责的缺点，首先就是实证研究不足的问题。建构主义早年经历了反实证
主义运动，对定量研究及历史个案考察做得不够。为改变这种不利状况，1996 年芬那莫尔
(Finnermore)出版了《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1998 年奥德勒等人出版了《安全共同体》，
两者均选取了许多历史与现实中的个案（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行为
以及当前的欧美、美以、南美、东南亚等8 个安全共同体）来说明社会化对于利益的影响和
安全共同体的可能性，为主流建构主义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但是，建构主义的本体论立
场决定了它的主要优长在于国际关系的构成性和主体间性研究，而不是在观念、认同与行为
之间找出因果关系。

其次，建构主义对方法论个体主义重视不够。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用社会学方法
对国际政治进行重读，原本是为了纠正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从理性主义出发对方法论个
体主义的过分依靠，试图建立哲学方法论上的“中庸之道”。但在具体的理论建设与实践中，
主流建构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未能守住这种平衡的标准，矫枉过正，基本上倒向了结构主义
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一定程度上背离对结构化理论的遵循，最终成为一种结构主义理论。“结
果是，建构主义虽然在论述行为与认同的客观基础方面颇为擅长，但微观层面却十分薄弱。
可见，它未能系统地探究规范如何与施动者相联系。”①

再次，建构主义对国内政治实践的认同研究和利益研究关注不够。从一定意义上讲，（主
流）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身份（认同）政治的社会学理论，基本忽略了对国内政治社会实
践的指涉。温特明确指出国家认同有四种类型，即实体认同、类型认同、角色认同与集体认
同，但认定国际政治中应主要研究角色认同与集体认同，理由是它们关系到国家在国际社会
中社会化、制度化以及国家间互动作用和互相承认的问题，而实体认同与类型认同主要涉及
国内政治的社会运动与政治体制的选择，属国内政治学的范畴，不会影响到国际政治中的国
家行为与国际体系性质。这显然是有疑问的，非但实体认同与类型认同，任何国家认同都有
着国内互动的含义，一个完整的认同研究离不开国际互动、国内互动的综合考虑。

三近年来建构主义研究的新发展

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发表以来，建构主义研究大致上形成了多路进军的态势，
主要有内涵式发展和外延式发展两个路向。

1.建构主义的内涵式发展

所谓内涵式发展，就建构主义而言，指理论为了达到成熟与系统的水平，不断地丰富自
身内涵，向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价值论、目的论全面发展，完善解释、说明、预测的
理论功能，形成一种标准的社会科学理论。国内外学者研究建构主义的主要精力多居于此。
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建构主义的世界目的论研究。温特于2003 年撰写了一篇长达17448 字的理论长
文，命名为《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该文认为：长期以来，学界忽视了一种非科
学主义的、目的论的说明方法。随着自我组织理论的最近复兴，这种研究方法有必要加以重
视。根据这种目的论方法，一个对有组织暴力具有全球性合法垄断权的世界国家必将形成。
因为，从微观性动态角度来看，无数个体与族群要求自我承认的斗争形成了推动世界国家形
成的强大动力；从宏观性边界条件角度来看，无政府逻辑作用下的军事技术与战争形态发展
越来越具有毁灭性，这种毁灭性发展趋势为上述要求自我承认的斗争提供了传播条件，促进
了世界性的集体认同，并最终造就了世界国家。世界国家的形成是一种较长的历史进程，大
概要经过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集体安全、世界国家等五个阶段的进化，历时近
200 年之久。①温特的上述世界国家论，进一步表明了主流建构主义向主流靠拢的立场：其
一，坚持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综合运用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的动力因素与外在条件；其二，
运用说明的方法，对未来的世界政治发展的结局与时限提出预测；其三，提出了明确的政策
建议，倡导一种多边主义的美国大战略。温特的上述研究表明，主流建构主义向科学主义靠
的意志更加坚定了。

第二，德国学派的言语行为与社会沟通理论。80 年代末，奥那夫曾借鉴过后期维特根
斯坦的“语言哲学”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德国学派继承了奥那夫的研究成果，并将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加以应用。该流派认为，语言不仅表述了世界，而且通过多方
面促成行为而创造了世界，语言不是人们研究世界的中立性手段，它本身就是行动。社会行
动中存在着三种逻辑，即后果的逻辑、相宜的逻辑以及辩论的逻辑，前者强调个体利益的不
变性，个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中者强调利益与具体情势相结合，强调规范对于利益的可塑
性，后者则认为交往互动中个体利益可以改变并进而达到一种理性共识。总之，世界上具有
沟通理性的行为体能够通过言语行为建构起社会规则与社会共识（见表1）。

第三，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单位认同的内生研究。这方面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不够。
（表2）。

2.建构主义的外延式发展

外延式发展，主要是指以建构主义理论成就为基础，向更深和更广的学术视野自然延伸，
从而为较建构主义更高层次的范式理论发展提供学术支持。目前，这方面研究在中国比较突
出。

第一，从建构主义到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建构主义不完全等同于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
因为目前它的经验性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国际规范对国家身份和利益形成的功能性研究方
面，还未意识到要将世界政治文化范畴的内容进行统合性理论研究并使之理论化，成为世界
政治的文化理论范式。要建立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则需要超越建构主义。如何超越呢？不
但要继续像目前的建构主义那样继续研究文化对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的
影响（文化的功能），而且还要深入研究另外两个方面，即文化的形成以及文化形成的动力。
建构主义只承认体系文化，不注意单位文化，我们有必要建立起一种连接宏观与微观的中观
文化理论，同时，也很有必要把文化力研究作为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

第二，从建构主义到国际政治社会学。如前文所述，建构主义推动了国际政治社会学
（IPS）研究进入学科酝酿阶段。建构主义只是IPS 中的一支，我们有必要以建构主义为基
础，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历史社会学、世界体系理论、国际社会学派，甚至主流国关
理论的某些社会学研究获取新的资源，建构系统的国际政治社会学。笔者认为，IPS 的主要
研究对象应该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社会实践本体性、国际社会的起源与变迁、国际经济关
系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国内社会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国际社会与国内政治的关系；国际政治
中的社会化、制度化、国际共同体及其权威、全球市民社会与国际治理，等等。研究IPS，
关键要研究“国际政治文化”。文化与社会学相对，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学相对，国际政治
文化与国际政治社会学相对。在社会学中，文化主要针对个人而言；在政治社会学中，政治
文化主要针对民族而言；在国际政治社会学中，国际政治文化主要针对国际共同体或国际社
会而言。国际政治文化主要指，国际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所达到的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
国际秩序、国际道义、战争与和平、生存与发展、国际交往、国际权威与国际治理等一系列
关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所拥有的最低限度的共识。①

第三，从建构主义到三义合一。三义合一，或言建构主义的综合性发展，是指学界近年
来试图推动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一体化、交叉化进而造就巨型理论的学术努力。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依赖的深度发展以及国际社会的多元发展，学界过去那种各自为
是、彼此取代、话语霸权的理念基础日益薄弱，人们企图把以权力为核心概念的理论（现实
主义）、着眼成本收益的理论（自由主义）以及以文化作为基本范畴的理论（建构主义）综
合成一个集大成的理论。“要想对现实做出全面的解释，就必须进行新思维，方式之一就是
运用多元的视角与综合的理论观点。之所以需要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理论说明对象
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为都具有多元和复合的属性。”②

四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前途

1.建构主义内化为中国主流理论

主流理论是指学界在某一个时期用来解释、说明、预测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理论工具，
它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目前美国国关学界的主流理论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
义。建构主义研究在最近四五年的时间内迅速占据中国大学、研究所、杂志社话语阵地，“截
止到2003 年2 月，据不完全统计，共出版学术著作7 部，其中译著3 部，专著2 部，包含
建构主义内容的西方理论概论性著作2 部；在主要刊物上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共42 篇，其
中译文4 篇，理论研究文章28 篇，案例研究文章10 篇。”①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成果涉及社
科院、外交部、国防部以及高教学府等几乎所有研究机构与大学，发表阵地遍及各主要国际
关系理论杂志，而且在政策建议里已明确地涉及对日新思维、伙伴战略、和平崛起等战略议
题。单就论文发表一项，可能是美国近10 年同项数量的总和。我们从上述关于近年建构主
义研究的不完全统计结果，就可以管窥中国学术界之“建构主义革命”声势。
美国的边缘理论到中国后一跃成为主流，看似一种戏剧化的革命性发展，实则符合学术
与思想的传播规律。从世界宗教史上看，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未盛行于印度，反而在富
有儒道传统的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从政治思想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是德意志民族，
但世界大战没有在德国引发社会主义革命，反而成为以俄罗斯等东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从国际关系理论史看，国际关系理论之花本是英国栽培，结果却在美国。英国第一个在大学
开设了国际关系学科，拥有了卡尔、巴特菲特德、曼宁等第一批最优秀的国际理论家，出版
了《二十年危机》等第一批国际关系经典著作，但是最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心的不是英国，
而是美国。理论发展中“A 地开花，B 地结果”的现象十分突出，虽然有诸种原因，但社会
文化因素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不是偶然的，具有必然性，而构成其必
然性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具备发展建构主义的社会土壤。

2.中国具备建构主义发展的社会土壤

中国社会有什么特点？我们认为，可以从中国社会的静态、动态与个体组成三个方面来
加以理解。首先，从中国社会的长时段看，中国本质上是一个以文化为中轴的超大社会，换
言之，主导中国社会秩序的不是制度，不是民族国家，而是文化。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之时，
中外学者反观中国社会，都普遍认为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共同体。共
同体下的人们彼此相联的根本，不是国家观念，而是人们的文化宗教信仰纽带。人们对国家
兴衰的忧患，远不及对于文化伦理支柱崩溃的忧患。中国人对待本社会的观点如此，对待世
界的观点也是如此。从中国社会的动态观点来看，中国社会不仅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关键
的社会转型期，而且还要全面地融入世界和国际社会，积极应对全球化的各种战略机遇与文
化压力。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表面上牵涉政治改革、经济秩序和制度建设之大
义，实际上离不开社会环境，核心是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法治精神、政治文化和外交文化。
也就是说，全球化、融入世界与社会转型三重背景下的中国外交，客观上需要一种政治社会
学取向的国关理论。这种国内需求背景下，建构主义的东来可谓一拍即合。从中国社会的个
体组成来看，中国人的交往观与世界观多是理想主义本位的，无论是对于战争、和平还是人
际交往，都追求“仁”、“礼”、“慎”的境界，“礼之用，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修德来远”等等，总起来也就是讲道德至上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上升到族际关系和国际
关系上，就是“不治主义”以及朝贡国际体系。朝贡体系虽然有着现实主义的成分，但主要
体现了理想主义的情怀。理想主义与建构主义在认识论、本体论与方法论上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对道德观念与理性目标的推崇，往往是建构美好世界秩序的开始。中国社会上述几个
方面的特点，从最深层处都与建构主义的旨趣无不密切相关，因此，建构主义风行中国并不
为怪。

3.建构主义对当代世界与中国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建构主义在中国的乐观前途，不仅因为中国具备了使建构主义上升为主流理论的社会土
壤，还因为它能够在世界秩序、中国和平崛起以及台湾问题方面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就国际
政治而言，伊拉克战争、朝鲜核危机、美日同盟、美欧关系、国际反恐、民族***主义等，
实际上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文化和观念体系的冲突与合作。离开了社
会学视角，就不可能对之进行全面深入的把握。①

比如世界秩序问题。华尔兹、基辛格等现实主义学者把世界秩序视为大国间的权力分配，
基欧汉认为不能仅仅应该结合国际关系中的制度因素和非权力因素研究世界秩序。而建构主
义和国际政治社会学认为应该进一步考虑大国认同体系对于世界秩序的意义。具体到目前的
世界秩序，美国政府企图从反恐宣传和一系列的国际社会反对恐怖主义活动，来强调和统一
大国之间在反恐问题上的立场和观念，力图把反恐塑造成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正如19 世
纪初的“反革命”和20 世纪初的“反苏”一样，努力把“反恐”作为21 世纪初世界秩序的
认同基础（表3）。

又如中国和平崛起问题。就理论而言，和平崛起实际上就是探讨霸权国与新兴大国如何
和平地实现权力转换的问题，不过在中国语境里增加了时代、国情结构与战略文化诸因素而
已。按照现实主义理论，新兴大国与霸权国之间几乎必然会爆发战争，无论是卡尔还是奥甘
斯基，都认为和平转换在现有的条件下没有可能。卡尔认为，“只要国家坚持充当自己道路
上的仲裁者，就不存在和平变迁的国际程序”。奥甘斯基也认为未来由中国参与的权力转换
的前景危机四伏。而吉尔平则认为霸权战争仍是国际体系转换的基本机制，“在一个共同价
值观和共同利益缺位的情况下，和平变迁的机制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真正从理论上解决
和平转换难题的努力，发端于多伊奇和哈斯等自由主义者，光大于建构主义理论家，前者强
调共同体意识对于和平转换的作用，后者从社会学习、社会互动变量入手，强调共同命运、
文化同质化和集体认同对于和平转换的意义，实际上都是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和平转换问题。
①因此，西方学者在近年和平转换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关注建构主义的观点，企图将认知、
认同观念等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应用到权力分析和制度分析中去，重点设计了和平转换的几
个变量，即大国间要进行权力战略克制，要树立温厚良好的国际性格，要融入多边主义的机
制之中，要开展有效与多渠道的对话与沟通。②这些变量多数要应用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分析
中去。中国的崛起过程，就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既可以形成安全困境，
也可以形成安全共同体③，中国和平崛起之途就是安全共同体之途，亦即化解大国间威胁，
共筑互信与共识的道路。

再如台湾问题。以前我们习惯于从权力的角度研究台湾问题。不可否认，中国迟迟未能
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因，一个基本的判断是，美国对于中国威胁的防范以及相应的预防性遏制
的外交战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长期以来，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大陆要求解放台湾
实现完全的主权独立与霸权主义国家（美蒋结合的形式）反对大陆武力统一的矛盾，是权力
之争。这种权力之争既包括了国共两党对中国的统治权之争，也包含了美国反对中国统一的
崛起而护持霸权的斗争。国民党统治台湾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一个中国”原则只有表述的
不同，没有实质的分歧，也就是说中国认同没有发生根本性危机。然而，从李登辉时代到陈
水扁时代，台湾主流认同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2004 年台湾大选再一次表明，台湾问题的
主要矛盾逐渐由权力之争向认同之争转变，中国政府反对“台独”和维护统一的斗争与台湾
当局坚持“台独”***祖国的斗争，已经上升为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以前的中美结构性权
力冲突反而逐渐淡化，中国与美国在维持台湾海峡两岸现状方面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因此，
对台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必须着力做好对台政治斗争准备，重点是要恢复和强化台湾民众
的中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