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全两难”:思想渊源、生成机理及理论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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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安全两难”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著名概念之一,它的思想渊源一直能追溯到修昔底德,而它的首要成因就在于无政府状态中的个体间普遍存在的相互疑惧,由于这种疑惧可以在两种情景下生成,因而它据此又可被分为两种类型。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围绕着“安全两难”的生成机理及其同无政府状态的关系问题,当代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两大流派间一直存在严重分歧,而导致这种分歧的根源就在于它们对单元偏好的假定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一般来讲,“安全两难”的提出虽然对20世纪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概念本身的局限性同样也是我们在具体运用时所必须予以充分警觉的。

【关键词】　安全两难;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主权国家间紧张、冲突和对抗之生成机理的最为著名的概念之一无疑是“安全两难”,这一概念的主要涵义,就是指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为维护自身安全采取的战略(尤其是军事战略)有可能将会在他国心目中引起有关其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由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无法依靠他国为自己提供安全上的保障,因而这种对他国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往往使一国针对他国的安全战略采取相应的战略以防止意外,而这样通常就导致了相关国家间紧张、冲突和对抗不可避免地发生。①在西方历史上,“安全两难”概念的思想渊源虽然能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这一概念的萌芽及完善同近代西方“结构现实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概念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它彻底否定了暧昧的人性本恶前提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并由此揭示出国际政治中那作用巨大且较为持久的结构性因素,而这点正是为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逻辑基础。②值得注意的是,“安全两难”概念虽然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但长期以来围绕“安全两难”情势的生成机理及其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关系问题,现实主义理论的不同流派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这种分歧不仅是当代西方“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争论的焦点,并且是造成两大流派的现实主义学者对当今及未来的世界政治局势产生不同认识的根本原因之一。③本文的目的就是对“安全两难”的思想渊源及生成机理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以此揭示出当代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两大流派间分歧的实质,并力求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安全两难”的意义及局限性。

一　从“自然状态”到“安全两难”

　一般来讲,“安全两难”概念的首要创始者虽然是20世纪美籍犹太裔国际政治学家约翰·赫兹和英国大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但事实上,早在2400多年前,修昔底德就已经大致意识到这一机理的存在。修昔底德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真正原因的著名论断(即“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及因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可以说正是体现了他本人对由无政府状态中个体间的相互疑惧而导致的“安全两难”机理的深刻理解。①

同修昔底德相比,17世纪英国大思想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最早的英译者托马斯·霍布斯,可谓“安全两难”机理的第一位理论诠释者,霍布斯的论述集中体现在其“自然状态论”中。②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必然使人们想取得同一东西又不能同时享有时就彼此成为仇敌;同时,自然状态中虽只有少数人以攻击他人为乐,但意识到这一情形的其他人也会因此变得多疑并富有攻击性,于是合理的自保之道就是先发制人,即用武力或机诈来控制一切能控制的人,直到没有人能危害他为止;最后,由于自然状态中有些人以征服为荣,因而那些本来安分守己,不愿以侵略扩张其权势的人,也不能单纯靠防卫生存下去。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霍布斯并未论述到赫兹揭示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过程及其中包含的相互疑惧之逐步升级,更没有使用“安全两难”这一高度抽象的概念,但由于他明确将自然状态中个人对自身生命被他人伤害甚至毁灭的巨大疑惧,连同由此而来的他们对自身安全的竭力追求,看做导致自然状态中人际争斗的一大根本原因,并赋予它比其余的两大类原因(即利益竞争和荣誉追求)更为基本的意义,因而霍布斯的论述可以说相当准确地揭示了那引发无政府状态中“安全两难”情势的根本动力。④事实上,早在“安全两难”概念出现前,这一“霍布斯式的疑惧”通过同样由霍布斯首创的国家与个人的相互类比,就已经被许多国际关系思想家延用于诠释国际关系,用巴特菲尔德的话说,这一“霍布斯式的疑惧”实际上构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绝对困境和不可简约的两难情势”。⑤

继托马斯·霍布斯之后,18世纪FaGuo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通过其著名的“猎鹿寓言”,对由无政府状态中个体间相互疑惧而导致的紧张、冲突和对抗之循环升级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论述:有五个猎人偶然碰到一起,由于非常饥饿,他们同意共同狩猎一头牡鹿以满足食欲,在牡鹿出没的地方他们相约围成环状以确保猎鹿成功,但同时他们每个人的饥饿感都能因一只野兔而满足。如果在狩猎过程中,一只野兔在其中一个人面前出现,出于理性的自私目的(即确保自己眼前的利益以及对他人的不信任),他可能放弃猎鹿而追捕野兔,这样他自己的饥饿感虽能因野兔而满足,但他的行为必然使其他猎人仍处于饥饿状态中。值得一提的是,卢梭通过“猎鹿寓言”建立的就是“无政府状态中的个体间不存在普遍的利益和谐”这一重要命题,即“假如和谐存在于无政府状态中,那么不仅我本人必须做到绝对的理智,而且我必须能假定其他人也都是理智的。否则,就不存在任何理性估算的基础。”⑥按照这一逻辑,无政府状态中不存在普遍利益和谐的关键,就在于个体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即由于五个猎人谁也不能确定他人是否会放弃猎鹿而追捕野兔,因而他们都可能以自己及他人的长远利益(围猎牡鹿)为代价来换取眼前利益(追捕野兔)。对于卢梭来说,无政府状态中的个体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同样会造成个人间“猎鹿问题”在主权国家间重现,即由于各国都无法保证自己能避免战争,因此它们普遍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开战以便抢在邻国的前面,“所以,有许多的战争,即便是那些进攻性战争,其性质与其说是掠夺别国财产的手段,还不如说是在以一种不正当的预防性手段来保护进攻者他自己的财产。”⑦

在理论上,卢梭通过“猎鹿寓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由个体间相互疑惧导致的紧张、冲突和对抗之生成机理,这一机理如果被应用于主权国家间通常就形成了所谓“安全两难”局面。这一由卢梭阐述的、造成了无政府状态中个体间的紧张、冲突和对抗的“心理动力学”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到了更深入的发展。正是在卢梭思想的基础上,20世纪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翰·赫兹对这一机理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安全两难”概念,从而为分析主权国家间紧张、冲突和对抗之生成机理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赫兹认为:凡在个体彼此共处“但未结成较高统一”的场合,都可能存在“安全两难”问题,即无政府状态中的个体由于担心可能被对方侵害、统治甚至毁灭,因而为安全势必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或权势,但这样反过来又会使对方感到不安全,从而也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或权势以防不测,而这样通常就加剧了双方原有的安全担忧。赫兹指出:这一由无政府状态中个体间的相互疑惧引发的两难局面,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毁灭性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升级过程,而作为这一过程具体表征的两难局面,实际包含了滋生紧张和敌意的逻辑必然性,即由于缺乏对个体行为的有效制约因素,因而无政府状态中个体间存在的相互疑惧难免将导致它们间的紧张和敌意升级为对抗和冲突。①

二　“安全两难”的生成机理

　　在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史上,卢梭的“猎鹿寓言”及赫兹的“安全两难”的贡献,就在于进一步发展了霍布斯国际关系哲学的核心思想,他们的学说明确地表明: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不管性质如何(即使它们都是“好的国家”),都同样会受到生存动机以及对他国疑惧的支配,而这点决定了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必然将会为“安全”而进行普遍的竞争与对抗。

同卢梭描述的“猎人困境”相似,约翰·赫兹界定的“安全两难”局面的首要成因,同样在于无政府状态中个体间普遍存在的相互疑惧,即个体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赫兹认为:无政府状态中的个体由于彼此共处且缺乏一个能够对它们施加行为规范并保护它们免于伤害的公共权威,因而由个体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不安全感必然驱使它们追求更多的权势以求更大的安全,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加剧它们原有的不安全感。赫兹指出:正是人们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使他们陷入了这一根本的两难局面中,并且使人与人之间的非人道行为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基本事实,而人类若想摆脱这一局面,不仅必须使自己对他人能怀有如同自己对自己一样的同情,且必须对由这一局面产生的行为要求予以明确的否定回答。②同约翰·赫兹一样,“安全两难”概念的另一位诠释者,英国大史学家、著名的“英国学派”创始人之一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同样以个体间的相互疑惧来解释“安全两难”局面的形成。巴特菲尔德明确以锁在同一房中的两个枪手的心理状态作为对这一局面的形象展示:虽然他们都愿将手枪抛到窗外,以免对彼此造成致命伤害,但他们彼此间的疑惧使他们找不出这样做的办法。在国际关系中正是类似的疑惧“挫败了人类一切聪明才智”,从而使他们无法找出能够消除国家间这一局面的办法。巴特菲尔德认为关键的原因是个体间无法进行一种真正的、设身处地式的相互理解,即“你自己可能生动地感觉到对他人怀有的恐惧,但你却无法领会他人对你怀有的相同的恐惧,”事实上“你根本无法真正领会或记住这点,即由于他人无法透视你的心灵,因而他不可能对你的意图就如同你自己对自己的意图那样感到放心。”③

一般来讲,无政府状态中个体间的相互疑惧虽然是“安全两难”局面的首要成因,但这种个体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却可以是两种不同情景的产物:在第一种情景中,各相关国家间“安全两难”局面是其中某些国家“无意”造成的,即由该国在安全问题上的不谨慎行为引起的,而作为这种不谨慎行为的后果,该国为安全所采取的防御性措施,就可能在他国心目中引起对该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并由此产生不安全感,从而导致了“安全两难”的形成;在第二种情景中,各相关国家间的“安全两难”局面是其中的某些国家“有意”造成的,即该国为安全而有意采取了某些攻击性措施以威慑他国,由于他国无法将为维持现状的攻击性措施同为推翻现状的攻击性措施明确分开,因而它们为安全往往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防不测,而这同样会导致“安全两难”的形成。④在理论上,第一种类型的两难局面(即无意识的“安全两难”)实际上也就是约翰·赫兹界定的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两难”,这种类型的两难局面主要就是由国际政治中那些维持现状的国家无意中造成的;第二种类型的两难局面(即有意识的“安全两难”)实际上也就是美国学者杰克·施奈德界定的“帝国式的安全两难”(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ｌｅｍｍａ),而这种类型的两难局面同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两难局面的本质区别,在于它完全就是由国际政治中的某些“霸权”国家有意识造成的两难局面。正是基于这点,英国学者尼古拉斯·惠勒和肯·布思明确将杰克·施奈德界定的“帝国式的安全两难”界定为是一种完全由“国家”造成的两难局面(即有意识的“安全两难”),以此而明确区别于那种由约翰·赫兹界定的、完全由“体系”引发的两难局面(即无意识的“安全两难”)。①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赫兹和巴特菲尔德都是将个体间相互疑惧看做“安全两难”的首要成因,但他们两人对产生这种不确定性根源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巴特菲尔德认为个体间相互疑惧所以会导致一种不可简约的“绝对困境”和“两难情势”,其根源是在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即人性中固有的种种缺憾;与巴特菲尔德不同,赫兹虽同样也强调个体间的相互疑惧对形成“安全两难”的重要作用,但他却没有将产生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归结为人性中固有的善恶。②赫兹认为,只要各国作为各自分立和自助的单元继续处于一个缺乏公共权威的无政府状态中,那么由各国间相互疑惧造成的紧张、冲突和对抗之循环升级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避免,即无政府状态中个体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所以会导致“安全两难”的形成,其根源并不在于人性的善恶,而是在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同巴特菲尔德的“性恶论”相比,约翰·赫兹将“安全两难”的形成同国际无政府状态联系在一起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彻底否定了暧昧的人性本恶前提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并进而由此揭示出国际政治中作用巨大且较为持久的结构性因素(国际无政府状态),而这点正是为20世纪现实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为肯尼思·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创立,奠定了必要的逻辑基础。③

三　无政府状态与“安全两难”

　　从总体上看,约翰·赫兹将“安全两难”的形成同国际无政府状态联系在一起,虽然为现实主义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但长期以来这一联系同样也造成现实主义阵营内部围绕“安全两难”的生成机理及其同无政府状态的关系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而这种分歧不仅是当代西方“进攻性现实主义”同“防御性现实主义”争论的焦点,同时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安全两难”本质的理解和认识。

笼统地说,“进攻性现实主义”同“防御性现实主义”所以在“安全两难”的生成机理及其同无政府状态的关系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关键就在于它们对国际政治中的单元偏好的假定存在本质的不同: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即维护它们作为主权实体而必须具备的各项属性,也就是说,安全是无政府状态中各国的最高目标,只有在安全得到保证后,各国才可能去追求其他目标;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而言,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首要目标是权势,即扩大自身对于他国的权力优势,也就是说,国际政治中不存在维持现状的国家,虽然国家间竞争烈度时有消长,但各国总是会最大限度地去占有权力。④在理论上,“进攻性现实主义”同“防御性现实主义”对单元偏好的不同假定,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对“安全两难”生成机理的不同认识:⑤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而言,由于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安全而非权势,因而主权国家间的“安全两难”的形成虽然同国际无政府状态联系在一起,但后者仅仅是形成“安全两难”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仅仅指缺少一个公共权威的存在,因而它并不就必然是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但对“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说,由于国际政治中不存在维持现状的国家,因而各国的最佳生存之道就是不断地进攻以牺牲他人之利从而为自己获取权力,而这点也就意味着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必然将导致国际政治中“安全两难”的形成。⑥

值得注意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国家,实际也就是亨利·基辛格界定的“革命国家”与“合FaGuo家”,前者指那种力图改变现有的国际权势分布结构的国家,而后者指那种力图维持国际权势分布现状的国家。一般来说,虽然“革命国家”与“合FaGuo家”都能使其他的国家面临两难性局面,但由于它们的最终目的存在着巨大差异(它们的目标分别是“改变现状”和“维持现状”),因而由它们分别引发的冲突和对抗之逐步升级并不全都是真正的“安全两难”。①亨利·基辛格曾经指出:“革命国家”的典型特征并不在于它感到自己受到威胁,而在于没有任何东西能消除它的受威胁感,因而“革命国家”的最终目的是某种形式的“绝对安全”,而这对其他相关国家而言也就是“绝对的不安全”。②正因为“革命国家”的最终目的是极具颠覆性的“绝对安全”,因而由它引发的冲突和对抗之循环升级并不是真正的“安全两难”,因为“安全两难”意味着各国间在安全要求上的不相容性必须是“虚假的”而不是“真实的”,惟其如此才符合“安全两难”固有的悲剧性特征。③正是基于这点,美国学者兰德尔·施维勒明确写到:辨别“安全两难”的关键就在于它总是“貌似的”而不是“真实的”,如果国家正在为安全以外的其他目标而进行武装,那么由此而引发的就不是“安全两难”局面,而是由某个国家或国家联盟为侵略进行动员而引发的、由其他国家或国家联盟采取相应的措施而加剧的“安全紧张”局面。④

从本质上说,“革命国家”同“安全两难”间的关系(即“革命国家”所引发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两难”)实际上正是意味着国际无政府状态仅仅是形成“安全两难”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必然会导致“安全两难”。在理论上,“进攻性现实主义”所以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看成“安全两难”的充分必要条件,其关键在于他们总是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看做国家的行为及行为结果的惟一决定因素,而这点恰恰暴露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安全两难”问题上存在的认识性谬误,而导致这一谬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问题同“个体论/整体论”之争混淆在了一起,而正是这种混淆从根本上决定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同“防御性现实主义”两者间的严重分歧。⑤笼统地说,层次分析问题是关于如何辨别和区分不同解释来源(自变量)所处的不同类型的位置的问题,这一问题实际并不涉及究竟哪一个层次的因素更加重要;与此相反,“个体论”同“整体论”两者间完全是一种竞争性关系,而竞争的焦点就在于哪一个层次的因素在理论上更加重要。⑥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虽然“个体论/整体论”之争在相关的认识论领域中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两种类型的理论(“个体论”和“整体论”)全都是必要的,因为现实的国际政治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而这点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层次分析问题同“个体论/整体论”之争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必然联系,因为层次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出现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实用态度和认识论问题上的折衷立场。⑦

四　“安全两难”的意义及局限性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约翰·赫兹界定的“安全两难”概念有两个重大的意义:首先,这一概念明确地揭示了影响主权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深层结构性因素,因为那种由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间普遍存在的相互疑惧而导致的两难局面,不仅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见格局,而且是造成国家间紧张、冲突和对抗的一大生成机理;其次,这一概念展示了主权国家间相互关系固有的悲剧性特征,因为由个体间的相互疑惧导致的冲突和对抗之逐步升级,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毁灭性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升级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各相关国家间安全程度进一步降低。⑧正因为“安全两难”概念不仅揭示了影响国际政治的深层结构性因素,而且展现了主权国家间相互关系固有的悲剧性特征,因而这一概念无论在当今还是在未来都至少提醒人们:任何持久的“国家安全”实际上都必须是某种程度的“共同安全”,因为现代世界中高度发达的相互依赖已经使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纯以增加军备来求得最终的安全,因为即使某些国家可以在军备上暂时取得压倒性优势,但现代世界中日益加剧的技术扩散趋势从长远看必然使任何国家都无法享有永久的优势地位,而这就意味着现代世界中的各国间在安全问题上同样是相互依赖的。①

有必要指出的是,约翰·赫兹提出的“安全两难”概念虽然在解释主权国家间关系的某些大类的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功,并且对20世纪现实主义理论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有根本意义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概念同现实主义理论的其他概念一样具有不容忽视的简单化和片面性的弊端。在思想内涵上,约翰·赫兹界定的“安全两难”概念的立论基点,就是霍布斯首创的国家与个人的相互类比及由此而来的国家间无政府状态同个人间自然状态之比拟。这一由霍布斯首创的国际政治之“国内类比”(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ｏｇｙ)得以成立的前提,不仅在于它完全将秩序的产生统统归结为是由于个体对公共权威的畏惧,从而根本忽略了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间同样也具备存在某种秩序的可能性,同时也在于它完全地漠视或混淆了主权国家同个人在物质形态和根本性质上存在的重大区别,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将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同个人间的自然状态简单地混为一谈。②正是因为如此,英国著名学者赫德利·布尔明确指出,霍布斯首创的“国内类比”至少存在四大根本缺陷:第一,在国与国的竞争中,各国的产业及其他实业仍将存在,因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不会出现伴随个人的完全自由而出现的悲惨状况;第二,由于国家不像个人那样易受伤害,因而国际无政府状态不会像个人间的自然状态那样令人难以忍受;第三,由于各国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因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不会出现那种完全混乱的状况;第四,由于国家同个人相比享有不同程度的自给自足,因而国与国之间不会像人与人之间那样频繁地出现为维持生计而进行的相互争斗。③

一般来说,霍布斯首创的“国内类比”的种种缺陷势必将影响到以此为基点的“安全两难”概念,而这点在我们将这一概念作为对国际争斗的首要解释或将其当做国际关系的普遍模式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在逻辑形式上,“安全两难”概念在解释国家间的竞争和对抗时依赖的主要是无政府状态中个体间普遍存在的相互疑惧,而这种依赖性也就意味着无政府状态中各国的首要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势”,而这点恰恰使“安全两难”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相互疑惧心理在导致国家间紧张、冲突和对抗之形成方面的重要性,因为分别由“物质欲”和“荣誉心”驱使的“利益竞争”和“荣誉追求”在导致主权国家间的敌对与冲突的方面,可以说至少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杰维斯所言:过于强调相互疑惧的心理对导致国际冲突重要性的代价,就是使人们普遍假定“安全”而不是“扩张”才是国家的首要目标,而这点恰恰排斥了其他类型的国际冲突形式的存在。④


在价值取向上,正因为“安全两难”概念在解释国际冲突时倚重的是个体间的相互疑惧,因而若单纯以“安全两难”模式来看待国家间的相互争斗往往带有非常明显的“道德等同论”的倾向,即认为在主权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中,国际冲突的缘起主要是由于各方都受到相同的生存动机及疑惧心理的支配,因而它们的行为不存在蓄意侵害与合理自卫之别,同时也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⑤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安全两难”概念本身的“道德等同论”倾向在相当程度上为20世纪现实主义理论“实证化”、“科学化”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但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使一向作为西方人文精神主要体现的伦理思考传统在20世纪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几乎消逝殆尽,同时也使得作为古典思想传统之一的政治现实主义逐步地沦落为一种纯粹的“实证性”和“政策性”的科学,而这点也正是造成当代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不断遭受各种批评和指责的一大根本原因。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