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

中华昌盛 · 发表于 2006-7-25 12:30:24

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作者：时殷弘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10 期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而言，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思考和解释有首要意义；倚重历史－哲理思考的经典方法应当是国际关系理论化的首要方法。国际关系史研究有其本身独特的重大价值，并非从属于世界或区域的政治史、政治经济史或社会发展史研究。无论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国际关系史学，都需要有广阔的视野、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舍此不会有真正的历史理解。 【关键词】国际关系研究；历史理解；国际关系史研究 《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这个题目意味着本文是一种“片论”，多少类似于边沁（Jeremy Benthan）的《政府片论》（A Fragment on Government）和根茨（Friedrich Gentz）的《欧洲均势片论》（Fragments upo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urope）。它远没有涵盖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所包含的所有问题，甚至也没有包含其中多数重大问题。然而，它要谈论的确实属于以下3 类重大问题：（1）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2）在总的历史理解领域，国际关系史研究有独特的重大价值和与之相应的独立地位；（3）国际关系的真正历史理解需要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即“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智识恢宏性或广阔的视野。 一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 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这一原理寓于国际关系考察和思索的悠久历史，或曰构成国际关系考察和思索的悠久传统。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始于修昔底德对希腊城邦国家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他看来“比先前各场战争大得多的”一次战争——的历史论述，绝非偶然。只有在一段足够显著直观、复杂丰富、漫长多变的国际关系历史中，才能够相当充分地提取那些有可能“垂诸永远”的人类政治教益和国际关系经验。[1] 现代政治思想和国际关系思想的肇始同样出自历史考察和历史理解。就其开创者马基雅维利而言，无论是他在生前出版的惟一著作《用兵之道》，还是凝聚了他最多、最久思考的三卷《论李维》，或是他那著名的、格言式的《君主论》，都主要源于他的历史观察和思考——特别是对古罗马共和国历史的观察和思考。以其《用兵之道》为例，他希望能在当时的意大利得到采纳的新兵法，实际上是罗马军阵的旧法则。他试图基于古代资料显示罗马人如何打仗，由此推导出罗马军事史实背后的原理，并且表明可以将它们应用于现今。依据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特别是依据韦杰提乌、弗朗提诺和波里比阿的文献资料，马基雅维利叙述了罗马军队的组织和罗马的战争方式，而在观察一个个特殊和具体的历史事件或状态并且争取发现它们背后的一般机理或法则的努力中，他洞察到了战争和兵法的基本问题。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对罗马史家们的研读帮助他理解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国际体系：国家是逐步成长和扩张的，它们永无休止地卷入战争，力图扩展它们的权势和领土，并且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抵挡试图征服它们的其他国家”。[2] 由此，马基雅维利成了最早把握现代国际体系的权势竞争性质的思想家。 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思考和解释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有首要意义：这是一切高度注重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学者的起码信念，并且在一切推崇和深入借鉴政治思想和国际关系思想的悠久传统的人看来理所当然。在他们中间，有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旗手马丁·怀特。他在一篇影响广泛的论文中，指出了一个对于熟读典籍的学者来说昭然若揭的事实，那就是“虽然被公认的政治研究经典都出于政治哲学家，但它们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惟一被公认的对应物只有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而且，国际政治的性质、外交的要务，在政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中体现和传达的，少于在历史著述中体现和传达的”。[3]例如，一个人要真正理解“最高级的治国方略”，即黎塞留、威廉三世、帕麦斯顿或俾斯麦之类大国务家的均势操作，就只能求助于利奥波德·冯·兰克或阿尔贝尔·索雷尔之类大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而非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因此，与基于“新方法论”的理论著作相比，国际关系史著作更好地传达了对外政策的性质和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 以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考察为基干，结合尤以广阔深邃的宏观思考为特征的哲理性思维，就有了所谓国际关系理论化的经典方法。按照对这种方法的一项经典界定，它是一种得自哲学、历史和法律[4] 的方法，“首先以明确地依赖判断力的行使为特征，以依赖这些前提为特征，那就是……关于这个主题（国际关系）的广泛命题必定因此来源于一个在科学意义上不完美的理解或直觉过程，它们至多只能被给予与它们的可怀疑的来源相称的、试验性的和非定论的地位”。[5] 以国际关系史的研习和思考为基干的这种经典方法正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悠久传统，它至少直到很晚近的时候为止，始终构成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化尝试的基石。[6]不仅如此，由于国际关系问题（至少是国际关系的那些中心问题）固有其复杂的经验性质和基本的伦理性质，如果国际关系研究要真正适切和注重其根本、侧重其实质的话，那么在当今和未来，倚重历史－哲理思考的传统的经典方法应当是其首要方法。 与这种经典方法有很大区别的是“科学方法”，其命题或论断基于逻辑的或数学的证据，或基于严格的实证性验证程序。在其趋于极端的形态上，其信仰者设想理论化等同于构建和运作模式，并且执迷于单纯的量化描述和分析，力图追求在自然科学中往往能够达到或容易达到的那种精准、简明、确定性和可验证性，甚至“将国际关系的种种经典理论当作无价值之物撇在脑后，显然将他们自己想象为一门全新的科学的创建者”。[7]国际关系研究在若干方面的显著进步表明，“科学方法”有其重大甚至伟大价值，然而它的不易避免的弊端（或者说迷信和滥用这种方法的弊端）也已经在数十年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显示出来。这些弊端主要在于脱离复杂的经验实际，忽视根本而专注于边际，忽视实质而专注于形式，漠视认识的相对性，缺乏对本身研究结论的适当的怀疑态度。与此相关，尤其要像近20 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指出和批评的那样，那些过度倚重此类方法的国际关系理论派别有其特别基本的大毛病，即漠视哲理（特别是伦理）思考，漠视历史研究。[8] 二国际关系史研究独特的重大价值 这里说国际关系史研究有独特的重大价值，是指它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从属于世界或区域的政治史、政治经济史或社会发展史研究，虽然它与这些历史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后一类研究远不足以代替前一类研究，即使只是在前者的特别基本的方面也不行。因此，近几十年来在历史学界与此相反的并非罕见的看法不免狭隘和错误。 国际关系史研究所以有独特的重大价值，是因为国际政治有其作为历史一大基本动因的固有的、独立的意义。当代国际关系史学家保罗·施罗德在其论著《欧洲政治的转变（1763至1848 年）》[9] 的前言里特别强调了这个重要道理。他开宗明义地申明：该书的目的之一“在于使国际政治重新回到这个时代（即从七年战争结束到欧洲1848 年革命的时代）欧洲历史的中心位置，一如它过去曾经占有而现在仍然所属的那样”，虽然这个时代发生了在现当代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远为重要并且支配全局的FaGuo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甚至还有其意义超过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美国革命和1848 年欧洲革命等。施罗德进一步解释说，他“这么做的目的并非使国际政治恢复它在利奥波德·冯·兰克以及一大批19 世纪和20 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们那里拥有的首要地位，即作为历史的核心驱动力和变更与进步的首要引擎”。[10] 由兰克作为欧洲现代史研究基本原则兼现代强国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来提倡的“对外政策第一 (the primacyof foreign policy)”观念[11]已经过时，不需要也没有人想要予以恢复。然而，国际政治作为与历史中其他多数基本要素同等重要和自在自为的一类要素，确实以它本身的相对独立的方式属于历史。必须从它本身的体系和结构的角度来予以理解和研究，而不是作为其他社会体系或结构的一个附属因素。 兰克对17 世纪末英国“光荣革命”的起因和后果的阐析，连同施罗德本人对18 世纪末FaGuo大革命的根本原因的辨识，提供了关于国际政治作为历史基本动因的固有意义的很好说明。兰克所著《英国史》的重大特征之一，就在于对英国国内事态与欧洲大陆政治之间关系的揭示和强调。路易十四时期FaGuo的称霸企图和谋霸努力，它对英国复辟王朝和天主教复辟势力的支持、资助和终极支配以及所有这些在英国新社会力量和新教公众中间引起的忧虑和愤怒，造就了英国“光荣革命”，而“光荣革命”的结果（尤其是早已在抗击FaGuo的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入主英国王位）对于FaGuo以外的中西欧诸强逐步形成大联盟，并且最终经过西班牙继承战争粉碎路易十四的称霸图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可以说，它们变更了欧洲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和主要规范，变更了对于各国内部状态至关重要的主要外部政治环境。由于对“光荣革命”的欧洲国际政治原因和影响的这种揭示和强调，使得兰克关于17 世纪后期英国史的论述显著地优于在当代占优势的有关历史编纂和讨论，后者大致囿于英国内部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 兰克对FaGuo大革命的原因也有其鲜明的欧洲国际政治解释，虽然它并不排斥FaGuo内部社会政治动因的紧要意义。兰克在其1833 年的经典论文《论列强》中，认为FaGuo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首要原因要到18 世纪欧洲国际关系中去寻找，[12]或者稍微演绎他的意思是说，要到这个时代的国际政治基本模式和形态（即几乎毫无制约的国际权势政治、完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去寻找，因为正是它们导致了七年战争以及FaGuo在这场大战中的失败，从而造就了FaGuo大革命爆发所需的根本的环境和成因。一个半世纪以后，当今最重要的欧洲国际关系史新著之一《欧洲政治的转变（1763 至1848 年）》仍然不同凡响地强调这一点，并且予以更多的论说，表明国际政治是相对独立的历史基本动因。施罗德在该书中如此谈论高度重视FaGuo大革命的国际政治原因的广泛学理意义，说他要向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看待18 世纪后期欧洲的一种不同方式。18 世纪后期欧洲的社会运动和革命通常被视为重大的结构性事态发展，具有深刻的原因和后果，而其对外政策方面的事态发展却被当作表面现象，当作很大程度上是偶然性和个人选择的结果：“这是危险的看法。”基于一流的专业研究，施罗德指出，FaGuo大革命的爆发一定程度上是个偶然事件，而18 世纪后期的各场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重大战争却不是。“FaGuo大革命若被认为是1789 年发生的一桩事件，那并不是无法避免的；它所以发生，是因为旨在避免革命的改革计划恰好失败了。在同一时期内，受革命威胁的其他国家避免或控制了革命——首先是奥地利，还有英国、俄国、某些德意志和意大利邦国都如此，而FaGuo也有可能构设一种合理的方案，据此本来也可以做到避免或控制那里的革命。（但是，）在同一个时期，没有任何受到战争严重威胁的国家长久地规避了战争，包括许多费尽心机想做到这一点的国家。”[13]显然，原因是结构性的而非偶然的。欧洲国家通行的国内秩序力量（常备军和警察、法律和税收体系、阶级机构、宗教和社会传统等）一般提供了防止或抵挡革命的相当有效的武器；然而就防止战争而言，18 世纪的国际体系仅提供了均势政治这一办法，而正是其基础和表现——“自由放任的”经典国际权势政治——导致了那个时代的一场场重大战争。 施罗德在《欧洲政治的转变（1763 至1848 年）》一书中反复表示，他力求通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研究，具体地否定一种“最近几十年来并非罕见的观点”：国际关系史是表面事态的历史，它如果不附属于一项对历史和社会的真正塑造力量的分析就没有意义；或者说，国际关系史倘若为它本身而研究，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的观点主要表现为3 种形态：（1）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研究国际关系史若无彻底的社会经济史观统帅，就会看不见存在于经济－社会形态、阶级结构和生产关系中的国际政治根源；（2）“年鉴派”历史学家的观点，即国际关系史缺乏历史的本质框架，缺乏总体史和系列史的深层结构和联结；（3）“社会史”（或曰“现代化史”）的观点，即国际关系史忽视了现代历史的动力，忽视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变更。对这些否定国际关系史的独特的重大价值、否定国际政治作为历史基本动因之一的固有意义的观点，施罗德机智地予以批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只见树根而不见森林，“年鉴派”史家只见总的全球风景而不见森林，“社会史”则是只见木材工业而不见森林。 施罗德坚定地相信，可以“像一位专业的森林学家那样来观察和理解国际政治这一森林，懂得并尊重作为如此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森林科学：它既同其他学科密切相联并向它们吸取教益，又有着自身的规则和体系。这意味着精心地将森林当作森林来研究……而非简单地当做理解其他什么东西的工具来研究（这其他什么东西可以是气候、生态、木制产品的经济学、森林动物和居民的社会组织，或者你随便想到的任何东西）”。[14] 这番话代表了史学界对国际关系史的一种深刻理解。 三广阔的视野、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 国际关系学必须以国际关系史学作为基础和主要内容，而国际关系史学也必须以国际关系学包含的种种理论性范式、观念和命题作为一类基本工具。无论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国际关系史学，就其大者而言之，都需要有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即“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智识恢宏性，或在这个意义上的广阔的视野。在冷战结束前后世界政治的多方面突变和混沌引起的广泛惊诧、困惑和不安之中，善于宏观哲理思考的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想起了在总体理解能力上有巨大进步的地质学。由于发生了板块构造学说这一革命性变革，地质学成了一门“大环境”学科。其智识飞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首次有可能将地球在其地表构造上设想为一个能予以统一理解的整体，并且由此理解在地表某个大部分进行的过程怎么影响其余部分。理解国际政治需要一种与之类似的广阔的、全面的视野，亦即需要将注意力集中于国际政治事态发生于其中的舞台或环境，就像充分注意它们本身一样。这么做的功效将是有限的，它并不能使国际政治的观察家和研究者比地质学家们更有可能搞出精确的预测；然而另一方面，这么做能够导致的实践结果仍然非同小可，甚至兴亡所系，生死攸关，因为人们据此至少能够对地震一般的突变有所准备：“我们能事先加固露天看台，加强通讯线路，标明疏散出口，使得紧急救援队处于随时应变状态。”不仅如此，它还能产生远非无关重要的智识兴趣和思想满足：“即扩展我们的理念，因而也扩展我们的梦想——更能理解和适应事态发展的理念和梦想，即使这种事态发展不是天界的玄机神变，也至少是人世的风雨沧桑。”[15]

中华昌盛 · 发表于 2006-7-25 12:30:37

在历史学领域，广阔的眼界、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曾经造就了一个以基佐、米涅和梯也尔为代表的19 世纪FaGuo史学界“政治学派”。即使它有着如下所述倘若偏重宏观史就容易有的弊端。按照著名的史学史著作——《19 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的评述，[16]与前一个时期流行的浪漫主义史学相反，基佐和米涅等人的目标大多在于解释而非描绘，其旨趣主要是社会的结构、政府形态的演化和国家互相间的关系。尤其是基佐，他在19 世纪30 年代的讲座《FaGuo文明史》成为19 世纪前半期最伟大的史学成就之一。他“是类似解剖学家解剖一个生物体那样解剖一个社会的第一人，是类似生理学家研究动物机体的功能那样研究社会机体功能的第一人……在抓住事态底下的观念的能力方面，在洞察那些支配外在变迁的内在变更和发现一个时代的思想趋势方面，从未有任何人比得过他”。基佐宣告，历史学家有三重任务：从事历史的解剖学、历史的生理学和历史的外在面相学(external physiognomy)，亦即（1）收集和调查事实，研究它们如何互相联系；（2）发现社会的组织和生命，发现左右事态进程的法则；（3）重现一个个已逝事实的活生生的面貌，展示它们的个性形式和特质。用基佐本人的话说，“这些构成历史学，每一部大的历史著作都必须按照这些检验来给予评判。”基佐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高度赞赏的、“在我以前很久……就已论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的主要历史学家之一，[17]“政治学派”所以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前成就上述宏大的社会机体历史解释，主要原因就在于具备本节所谈的思想方法和智识素质。[18] 某些国际关系史学家及其著作很好地表现了广阔的眼界、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这方面的一个范例是保罗·肯尼迪。差不多贯穿他的所有主要论著的一大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地缘政治眼界和地缘战略分析。尤其在空间方面总体地把握世界政治或区域政治，或者说将局部的、一地的国家行动和国际关系置于全球或区域的地理－政治大框架内，体现了他对地缘政治思考的一项难得的突出长处，这对于国际政治和战略考察的裨益不言而喻。此种总体性在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开头对欧洲兴起的根本原因的判断中得到充分体现。[19]欧洲所以能在世界现代历史开始阶段腾跃为世界上最生机勃勃、而后又最强大有力的地区，归根结底得益于它那特殊的地缘条件。欧洲地形支离破碎，众多山脉和森林将各个人口中心隔离，而其气候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有很大变化。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样一种地缘特征，欧洲在1500 年后能够超越和压倒中华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波斯帝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世界力量分布中取得压倒性的领先优势。较具体地说，第一，欧洲崎岖多变的地形减少了外部势力入侵的可能性。第二，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有利于产出适于交换的种种不同产品，众多可通航的河流又显著便利了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而周边环海这一状况刺激了造船业并促进了海上贸易，并且最终导致欧洲沿海新的财富中心的确立。第三，欧洲支离破碎的地形，加上其多变的气候，有助于促成并维持政治上的***，而这对于欧洲的崛起具有关键意义：不存在任何统一的权威可以有效地阻止贸易发展，不存在任何中央政府可以因其取舍安排而随意使某一产业在欧洲范围内兴盛或衰败，也没有无所不在的苛税体系来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系统、全面的掠夺，正是这样的掠夺严重阻碍了欧洲以外各个帝国的经济成长。不仅如此，为维护生存与独立，欧洲各个分散的和互相竞争的政治实体竞相加强军备，繁荣的武器贸易大大刺激了军事技术在各国的发展，这既阻止了某一个欧洲强国能凭借绝对的军备优势建立大一统的“普遍帝国（universal monarchy）”，也使得欧洲地区在军事领域取得了对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 又如，依凭同样的总体性视野和总体性理解，保罗·肯尼迪确认了工业化进程引发的地缘政治变迁，连同这一变迁导致的国际实力和潜力分布的重大变化趋势。这使得他在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论辩中，更多地站在麦金德而非马汉一边。19 世纪后期开始的广泛工业化对地缘政治造成了巨大影响，其结果在于海权相对衰落，陆权相对兴盛。陆上巨型大国在人口和自然资源规模方面拥有潜在优势，而这种优势由于工业革命的扩散有了开发的可能和必然。它们依凭工业化过程，能够获得远大于英国之类传统岛国（以及其他“中等国家”）的工业发展。特别是铁路网络的扩展颠覆了原先海权优势的一项先决条件——同陆上交通相比，海上交通更为便利，成为陆上大国开发其巨大资源、并且因此弘扬陆权的极有力动因。不仅如此，工业技术扩散和铁路发展对海洋国家和陆基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意义：陆上兵力投送更为方便、迅速，从而使传统的海洋国家更难防范陆基国家对其海外殖民地的攻击；发达的铁路与新技术武器如鱼雷、潜艇大大降低了岛国传统的战略利器——海上封锁的效用，同时使这类国家更难保护其海上生命线；工业化改变了战争的规模与进程，拥有巨大人口、领土资源的国家更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规模的持久战争。[20]“工业化产生的影响在于使各国利用自身占有资源的机会均等化。从长远看，它终将剥夺较小规模的海岛国家享有的优势，赋予庞大的陆基强国更多利益。”[21]这同其他一些根本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美国和苏联这样拥有绝对规模优势的洲级大国决然兴起，相对而言，英国这样的传统岛国和其他“中等国家”急剧衰落。这样一幅历史图景，无论是其宏伟性还是其解释力，都达到了令人赞叹的程度，并且雄辩地指示了有关的历史基本方向。 与本节的主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宏观史与微观史的区别以及宏观史的特征。[22]历史学家可以分为两类：“分割者”与“聚合者”。“分割者”大多集中于特定的具体史事的精细还原、澄清和分析，并且大多为了他们自己互相讨论或争辩而写作。与之不同，从事宏观史的“聚合者”力求使一个有较宏大主题的史事系统呈现出内在逻辑秩序，或者说将此秩序加诸其上。“他们表达那种试图揭示出整个时期的含义的广泛概论；他们追求使复杂的事态系统化，将历史的混乱、无序和绝对邋遢简化为干净利落的图案，恰好适合书里面各章对称的框架”，并且通常被供给不那么富有专业评判能力的广大读者。在一个课题领域内，“分割者”们的努力加起来可以产生大量细致的专著，然而并无任何总的图案从中浮现出来。在这样的时候，调整“分割”与“聚合”之间的既有成就对比、以利“聚合”的努力至关紧要，为此总体性视野、具有创意的视角和多少贯通全局的主题性理念的塑造必不可少。其目的是在已有的微观史的基础上，达到微观史不能成就的，那就是历史图景获得其总体上的统一性和各局部之间的连贯性，或者说呈现出“总的图案”，舍此不会有真正的历史理解。 注释： [1]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1, pp.14-15. [2] Felex Gilbert, “Machiavelli: 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t of War”,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ter 1, section 4. [3]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31. [4] 它所以也得自法律，首先是因为从格老秀斯开始的国际法学家构成20 世纪以前对国际关系有理论性思考和论说的主要群体之一，也是因为国际法理学传统由此构成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一大组成部分。 [5] 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in John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Inc., 1990, p.83. [6] “我们可以在将国际关系系统化的20 世纪各项努力中看到这一方法，也就是在诸如阿尔弗雷德·齐默恩、E.H. 卡尔、汉斯·摩根索、格奥尔格·施瓦森伯格、雷蒙德·阿隆和马丁·怀特等人的著作中看到这一方法。而且，它也是他们的各个不同先驱（他们力图将其关于国际关系的零散的思想和局部议论汇集起来）所用的方法，这些先驱包括马基雅维利和伯克那样的政治哲学家、瓦特尔和奥本海那样的国际法学家、根茨和科布登那样的政论家、黑伦和兰克那样的历史学家。正是因为这一方法是那么悠久的标准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将它称为经典方法。” 参见：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p.83。

中华昌盛 · 发表于 2006-7-25 12:30:45

[7] 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pp.83-84. [8] 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Roy Preiswerk,“Could We Stud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f People Mattered?” in Gordon Feller, Sherle R. Schwenninger, Diane Singerman,eds., Peace and World Order Studies: A Curriculum Guide, 3rd edition, New York: Transnational Academic Program, Institute of World Order, 1981, pp.2-23; K.J. Holsti, “Scholarship in an Era of Anxiety: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 in Tim Dunne, Michael Cox, and Ken Booth,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19-　 19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7-38. [9] 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0] 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p.ix. [11] 兰克强调：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他所说的“政治利益”，即国家在对外关系中维护自身独立和争取权势，它支配和决定其他国家利益；国内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或利益问题，从属于国际权势政治和国家对外地位。这是兰克用以解释现代历史和评判时事的一项原则，名曰“对外政策第一”。见时殷弘、郝莹：《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国际政治观》，载《欧洲》，1998 年第4 期，第4-10 页。 [12] 兰克认为，“关于大革命的原因已经有了许多讨论，而且人们是在绝不可能找到的地方去寻找它们。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导致FaGuo政府声誉扫地的FaGuo国际地位的变化。……因其他生气勃勃的国家的兴起（正是这些国家减抑了FaGuo先前的势力）而来的所有状况，都被FaGuo人归咎于它们对外政策的无能，归咎于它们国内情势的确实无可否认的堕落。FaGuo国内的改革运动由此而起，它太快地转变成了一场革命，而它从一开始也正是针对外部世界的”。参见Leopold von Ranke, “The Great Powers”, in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The Bobbs Merrill Company, Inc., 1973, p.91。 [13] 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pp.51-52. [14] 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p.x. [15] John Lewis Gaddis, “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Th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999; 引语见该文最后一段。 [16]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59, chapter 10；以下关于基佐的引语见该书第181～182 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332 页。 [18] 然而，也需要指出，基佐和“政治学派”有着倘若偏重宏观史（特别是“科学的”宏观史）就容易有的一大弊端，即履行不了基佐本人说的“历史的外在面相学”任务。基佐“缺乏讲故事和描绘的能力，缺乏图画般和戏剧般的想象力，缺乏对个人和事物个性的兴趣。他的历史记录过于对称均匀。对他的最透彻的批评来自圣伯弗。‘从远处来看的历史经历了一种变形……构成历史的愚蠢、野心、成百上千稀奇古怪的偶然事件统统不见了。每一个偶然事件都成了必然。基佐的历史过于符合逻辑，以致不是真的’”。参见G. P.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82。 [19]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17-22. [20] Paul Kennedy, “Mahan versus Mackinder: Two Interpretations of British Sea Power”, in 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Eight Stud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3, pp.41-85. [21] Paul 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Background Influences on British External Policy, 1865-1980，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 p.23. [22] 本段的谈论大体依据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一书前言，引语亦取自该处。参见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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