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作者：步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发表于 2006-7-22 23:26:03

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 [转贴 2006-05-29 13:14:06 ] 发表者: aha 作者：步平 一年前，日本的文部科学省通过了对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称“编纂会”）编写的《新编历史教科书》（扶桑社出版）的审查，从而掀起了教科书的风波。到去年的８月，全日本１３０余万中学生中选择使用这本《新编历史教科书》（以下称“扶桑社教科书”）的比率只有０·０３９％，使得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学校采用的环节上受挫。近来，教科书的风波表面上似乎有所平息，但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骨干也制定了“复仇”战略，准备在下一次的教科书审查时卷土重来。根据日本出版劳连教科书对策部提供的信息，采用结果出来后，“编纂会”重新确定了会长等人选，制定了第二阶段的三项“复仇”目标，即一是在今后４年里改变教科书的采用制度，二是努力推行扶桑社的教科书，三是掀起重新认识日本文化价值的运动。新会长田中英道宣称要把修改教科书的范围扩大到小学的社会科教科书以及中学的国语教科书。（1）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从更深的层面思考教科书的问题是很必要的。 一　对教科书问题的误解或片面理解 此次发生的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争论，实际是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是战后以来关于日本教育方向的第三次大的争论，反映了冷战结束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日本社会思想面对国际化挑战而产生的剧烈动荡。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针对日本的年青一代进行社会教育，进行历史观的教育，是关系日本社会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关于日本社会就教育方向问题的争论，我国学术界从一开始就予以关注。但是，对于许多媒体来说，特别关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是在２００１年４月由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的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由扶桑社出版的《新编历史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之后。针对《新编历史教科书》，媒体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其中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歪曲以及对侵略事实的否定。有的媒体还具体列举该教科书对历史事实篡改的地方有多少处。应当说，“扶桑社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歪曲是严重的，对侵略事实的否定也是相当恶劣的。但是，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深层的思考上，仅仅关注“扶桑社教科书”在战争历史问题上的表述，还是比较片面的。需要对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第三次对教科书攻击的实质，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本质进行深刻的研究。 １　不仅要注意扶桑社版历史教科书，更要注意其它出版社历史教科书的整体变化 此次在２００１年４月公布了结果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教科书的审查，涉及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实际是来自八个出版社。其中有七个出版社是多年来一直出版历史教科书的，只有扶桑社是首次出版历史教科书。去年以来，媒体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报道几乎都关注于“扶桑社教科书”。当然，“扶桑社教科书”的问题固然是明显的，集中力量对其进行批驳也是需要的。但是，从日本战后历史教育的角度来看，这本教科书所起的作用还是有限的，０·０３９％的采用率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论断。而采用率占９９％以上的其余的七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有什么样的变化，恰恰是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如果不了解另外七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在这次审查后有哪些变化，就难以了解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整体的“改恶”现象。 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与战前的“国定”教科书制度已有很大的不同，即教科书不再是“国定”，而可以“自由”编写，但是需要通过文部科学省的审查。尽管与完全的自由编写制度有距离，但对于学校和学生来说，毕竟有了选择教科书的余地。教科书问题是在这样的教科书制度中发生的。战后的进步力量与右翼和保守势力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斗争，就表现在各自都要编写教科书，并且都要争取教科书的采用率。 战后，经过艰苦的斗争，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整体上出现了“改善”的局面。从揭露侵略战争罪行的角度看，面向初级中学的七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全部都记载了“从军慰安妇”的历史事实，而其中６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尽管七种教科书对上述历史事实的记述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能够承认历史事实这一点毕竟是一个进步，这是经过多年的斗争而取得的成果。而这次在与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同时送审的时候，记载慰安妇问题的出版社就只剩下“日本书籍”、“帝国书院”和“清水书院”三家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只有“日本书籍”出版社一家维持了原来的记述，其它各家出版社的教科书都发生了变化：有的回避了被屠杀的人数，有的回避使用“屠杀”的概念。（2）关于“侵略”一词，“大阪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中几乎全面删除，其他如“帝国书院”、“日本文教”、“日本书籍”等出版社的教科书中也有相当多的改动。据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事务局长石山久男的分析，这样的变化使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某些问题上的表述倒退了２０年。而从这个意义上看，编纂会的目的至少已经实现了一半。（3）。下面的表（4）反映了七种教科书２００２年的采用率与１９９７年采用率。从中可以看出，对侵略历史事实揭露相对更充分，被“编纂会”攻击为“最自虐”的“日本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采用率的减少更加明显（5），即从原来的１２·９％急落到现在的５·９％，减少了一半以上。 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采用 １９９７年采用 增减 东京书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发表于 2006-7-22 23:26:14

５１·３ ４１·１ １０·２ 大阪书籍 １４·０ １９·３ －５·３ 教育出版 １３·０ １７·８ －４·８ 帝国书院 １０·９ 　１·９ ９·０ 日本书籍 　５·９ １２·９ －７·０ 清水书院 　２·５ 　３·４ －０·９ 日本文教 　２·３ 　３·５ －１·２ 扶桑社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总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这一事实说明：在右翼和保守势力的冲击与影响下，本来在揭露侵略历史事实上比较努力，即有“改善”趋势的原来的七种历史教科书，也发生了很明显的退步，即出现了明显的“改恶”倾向，而这些教科书是为９９％的日本中学生所选择的课本。另一方面，学校对揭露侵略历史事实充分的教科书的采用率也明显减少了，说明了日本历史教育潜在的问题。这些教科书的政治倾向性对日本教育方向的影响更大，而这些教科书的采用率也是日本社会历史认识的晴雨表。编纂会在对采用结果进行分析总结的时候，藤冈信胜就特别看重这一情况，他认为七种教科书的变化已经预示了４年后的胜利。（6）所以我们更要十分关注另外七种教科书的变化。 把注意力仅仅放在《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可能反映了一些媒体不了解日本的审定教科书制度的现状。仅仅抓住《新编历史教科书》，一方面容易使不了解日本教科书制度的多数人产生误解，以为那样的教科书已经完全占领了教育阵地，另一方面则容易从根本上忽略对日本历史教育方向问题的关注。 ２　不仅要分析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而且要分析扶桑社的公民教科书 “编纂会”对历史教科书的攻击和扶桑社《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出版，目的决不仅仅是针对历史问题的翻案，而是针对战后日本社会的民主化与和平主义的倾向。为推动日本社会进一步右倾化，右翼和保守势力竭力想改变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特别是修订限制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宪法第９条。修改宪法是很现实的社会问题，通过历史教科书只能起到间接的作用，而更直接的手段，则是通过编写公民教科书。所以，在扶桑社推出《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同时，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还推出了《新编公民教科书》。历史与公民这两种教科书共同构成中学的社会科的课本。 《新编公民教科书》与《新编历史教科书》同样在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了审定，在那之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故意避开日本关于教科书不得在书店发售的法律规定，特地印刷成扶桑社的历史与公民两种教科书的“市贩本”，在社会上贩卖，以扩大影响后。（7）据“编纂会”事务局长高森明公布的数字，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市贩本”已经出售了５４·５万册，《新编公民教科书》的“市贩本”出售了１６·５万册，数目是相当客观的。（8） 扶桑社的公民教科书还没有引起媒体的特别的关注。其实，这本教科书中涉及日本的“国旗、国歌”问题，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ＰＫＯ）的问题，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关联法案问题，特别是日本宪法第九条的意义等问题，都是日本社会当前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与当年的侵略战争历史密切联系着的问题。 例如，１９９２年，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护和平活动（ＰＫＯ）协力法，因此日本的自卫队终于能够到海外参加联合国的维护和平的活动。但是，许多人认为日本自卫队派到海外，容易使人联想到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亚洲的活动，而根据日本宪法的第９条，这样的活动是被严格束缚的。因此，在日本社会有相当多的人对通过《ＰＫＯ协力法》有疑虑，主要是担心日本宪法第九条被架空，进而使日本的和平宪法被否定。而现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日本在战后立足于国际社会的基础，一旦被否定，又与肯定明治维新后充斥了军国主义精神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有关，与对历史的翻案有关。出于这样的心理，多数日本国民人为应当维护现行的日本宪法。而《新编公民教科书》则将这一问题放在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一节中，称日本向海外派出青年协力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ＯＤＡ），都是日本对国际社会提供的与其大国地位相应的贡献，而这种贡献也应当体现的军事上，这就是将自卫队派往海外。这样一来，本来是相当严肃的涉及宪法原则的问题，就被淡化为日本的国际贡献的问题，其实是在强化日本的民族主义意识，其结果是使学生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接受修改宪法的意图。（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发表于 2006-7-22 23:26:24

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一直把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视为实现其目标的重大障碍。“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后，就竭力鼓吹明治时期的《大日本帝国宪法》。１９９６年１２月《产经新闻》连载藤冈信胜的《教科书不教历史》一文，对明治宪法大加赞赏，认为是日本民主的标志，甚至说：“明治宪法中规定统帅权属于天皇，但是天皇当然不直接指挥军队，实际是由陆军参谋长，或者是海军的军令部长行使权力。天皇的统帅权，仍然是形式上的。”（10）他还认为当时西洋各国都对日本的宪法给予很高的评价。平成国际大学教授高乘正臣赞说那是“从天皇主权向国民主权的转换，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发布”一节中特别引用当时国内外对宪法的赞扬，表明了作者的感情。（11）而在《新编公民教科书》中，竟然用一页的篇幅介绍“（和平）宪法的议论与第９条”，说这一宪法制定已有５０年以上，至今仍没有修订，言外之意当然是说需要修订了。该教科书中在介绍宪法第９条的时候，竭力给学生建立这样的认识：日本作为主权国家，必须有必要的自卫权和对国际社会积极协力的能力，不能被宪法第９条束缚。其言外之意，当然是在说：宪法第９条必须修订了。（12） 可见，扶桑社的《新编公民教科书》与《新编历史教科书》是在同一思想体系下编成的，证明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从历史问题入手，而真正的目标则是针对日本社会未来的发展。对于这一“醉翁之意”，我们应当看清。 ３　对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势力要进行具体分析 在论述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势力的时候，有的媒体将其笼统地称之为右翼势力，我认为这是不够妥当的。因为在日本，“右翼”是一个有专门涵义的概念，是有组织的一种势力，但并不能够代表日本社会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全部右倾保守势力。为了把问题搞清楚，我们应当对右倾保守势力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 第一种势力是日本的国会议员等政治家阵营中的超保守派的政治家，他们对日本教科书在战后的“改善”倾向不满，在教科书问题公开发难。但是在日本，人们并不将其称为“右翼”。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来自自民党保守派，另外一部分来自新进党。早在９０年中期，他们就针对当时日本社会的进步力量要求对战争责任进行反省，要求国会通过“不战决议”的活动组织了起来，在自民党内成立了“终战５０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新进党中则建立了“传播正确的历史国会议员联盟”。自民党的“终战５０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以经常发表狂妄言论的奥野诚亮为会长、战犯板垣征四郎的儿子板垣正为事务局长，联络了众参议员１１６人。那本明确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就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下由保守的学者们炮制出来的。 “不战决议”的风波过后，这些人又把“终战５０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改名为“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开始把矛头对准历史教科书，表示支持编写“光明”的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奥野诚亮和板垣正还在参院自民党中成立“教育问题研讨会”，搜集教科书问题，对文部大臣施加压力。１９９６年６月５日，奥野诚亮发表了“从军慰安妇不是强制的，而是商业行为”的言论（13），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波动。而对他的批评正在激烈的时候，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１日，板垣正在预算委员会上仍然说：“从军慰安妇并不是强制的，但是却写进了教科书，文部大臣应根据自己的权限将那一内容删除”。 上述自民党和新进党的议员联盟，从１９９７年１月开始联合行动，成员人数当年统计为１７７名，实际超过２００名。在国会的预算和文教委员会上９次发难，给政府施加压力，还要求政府取消宫泽喜一在１９８２年的教科书风波中关于“审定教科书要考虑近邻国家国民感情”的讲话。 第二种势力是自称为“自由主义史观”学者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以及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组织的部分成员，这些人多来自日本的知识层面，在教科书问题的风波中起了“理论领袖”（14）的作用。但是在日本，人们也不称他们为“右翼”。 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是这些人对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立性的标榜。他们声称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大胆地修正历史认识，改革历史教育，推进多样性”。（15）也就是说，在战争历史的认识上，他们不同意来自美国的“东京审判史观”，也反对来自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的“共产国际”史观。他们推崇战后初期日本的自由主义外交路线，所以称自己的历史观是“自由主义史观”。 直到８０年代末，以“自由主义史观”论的核心人物藤冈信胜为代表的一些人一直是“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教育运动中的骨干力量。藤冈信胜自己承认：在苏联解体以及海湾战争后，特别是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读了保守派的富士信夫、江藤淳的著述，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他说：苏联东欧解体使他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了，而海湾战争的发生，也使他对在―国能否实行和平主义的问题产生怀疑。由于原来的理想一一地破灭了，所以建立在那一理论基础上的对于战争历史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建立在战后民主教育基础上的对侵略战争的批判是把日本错误地置于被审判的地位，所以导致“反日”、“自虐”的史观流行；对南京大屠杀、７３１细菌部队、从军慰安妇以及日本军队的暴行的揭露是“虚构”的“谎言”。这就证明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实际是战后一直是民主教育的对立面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站在同一立场。（16） 从这一立场，“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要为“建立民族自豪感”而努力；要为２１世纪的日本年青一代编写历史教科书；要从慰安妇问题入手批判现行教科书的错误。 “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的活动与上述的超保守派的政治家们殊途同归，所以奥野诚亮兴奋地发表议论说：“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学者终于出来了”，“到现在为止，藤冈先生同我的感情是一致的”。（17） 第三种势力是典型的右派学者和《产经新闻》系的媒体，这一势力在日本一贯被认为是“鹰派”，其思想基础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之上的，但是在日本也不称之为“右翼”。 这一种势力在战后就逐渐形成了，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当代典型的右派学者如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电器通讯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漫画家小林义则等，他们大多是“编纂会”的骨干力量。 中村粲自称“大日本帝国的辩护士”，一贯坚持皇国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始终对《朝日新闻》和《ＮＨＫ》的报道方向进行攻击，是《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形成的核心人物。１９９６年，他成立“昭和史研究所”,该研究所的第一号《会报》（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就批评日本战后的教育方向是在战后恶劣的风潮下，放弃对历史的研究，导致了反日和自虐的国民性。 西尾干二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会长，也是右派学者的“领军”人物。他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编写了《国民的历史》，否认日本的文明发展阶段中曾经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杜撰出所谓的“日本列岛的文明圈”。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实际就是以《国民的历史》为蓝本的。 在教科书问题的认识上，这一势力与“自由主义史观”是相同的，但在日本，人们都知道，他们是传统的右派势力，而不是像“自由主义史观”那样的“转向派”。这一势力把握的如《诸君》、《正论》、《文艺春秋》、《サン－サラ》、《Ｖoise》、《ＳＡＰＩＯ》等一些舆论阵地，也为“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所充分利用。 这些“鹰派”的学者和媒体，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甚至与日本政府也相抵梧。例如，对于这次扶桑社教科书在采用问题上的失败，这些人认为是由于“政府的行政指导”，是由于小泉首相为了在１０月的访韩和访华中修复对外关系，故意对地方自治体施加压力而送给对方的礼物“。（18） 第四种势力就是右翼团体的势力。在日本，至今存在的右翼团体有许多，其组织繁多复杂，思想五花八门。在教科的问题上，有与“日教组”公开对立的右翼团体如“日本青年协议会”及其下属的“日本教育研究所”等，他们一直鼓吹打破现存体制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新国家体制。另外还有“日本会议”（１９９７年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与“保卫日本会”统一而成）等，都是以反对教科书和修改宪法为目标的。 右翼团体并没有提出什么理论性的主张，但是往往采取极端的激烈行动，而且暴力团的系统的山口组、稻川会等成员也经常参加，这符合右翼传统的轻思想重行动的特征。 比如，１９９６年７月以后，右翼团体开始对教科书发行者寄送威胁信，接着在１０月２９日，出动４０台街宣车进行抗议宣传，把教科书指责为***。１２月，署名“关西日本原理主义剧团”的右翼团体三次将威胁信送给七家出版社社长和教科书执笔者，第三次信特别送给藤冈等强调指责的４家出版社（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书籍和东京书籍）。在信中有收信人住宅的照片，还附有赞扬刺杀浅沼稻次郎的右翼分子山口二矢的文书。以后，凡是藤冈信胜文章中提到的个人和出版社，均会收到右翼的威胁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发表于 2006-7-22 23:26:34

１９９７年２月４日后，右翼团体大行社每周有三天到出版社前抗议，４月８日，１５０台右翼的街宣车集中向出版教科书的“大阪书籍”示*。这一年的日教组教研*会时，右翼团体特地将街宣车开去，在车上大书“学习藤冈史观”的字样。 综上所述，在教科书问题上，一般认为的“右翼势力”其实有由多种势力构成的。他们固然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在组织上甚至有联系，但是在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的时候，必须对这些势力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　三次攻击教科书的历史背景的比较 近年发生的日本国内对历史教科书的攻击，一般被认为是战后继五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初期两次攻击以来的第三次。三次对教科书的攻击都与日本不愿接受战争失败的现实而努力再次成为军事大国的梦想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与对战后日本宪法的修改动向联系着。三次对教科书攻击各有特征，而第三次的攻击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反映出的问题更值得警惕，这是我们应当认真分析的。 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中期，当时美国同日本之间占领与被占领的状态结束不久，日本的经济逐渐恢复，而且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开始向海外发展。以岸信介为首的日本政府上层人物认为终于摆脱了被占领和被审判困境，头脑开始发热。特别是由于冷战的激化，基于冷战理论的旧金山对日讲和条约签定和旧金山体制建立后，不仅日本在政治上得到了相对的独立，而且美国也转变了对日政策，把日本视为太平洋上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因此日本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保守势力狂妄起来，上层的政治家们又开始做起军事大国的梦。 与此相应的对教科书的攻击是以恢复战前的“国定”教科书为目标，因为要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必须首先要压制当时已经有一定影响的和平教育，必须将编写教科书的权力掌握在保守的“五五体制”的国家手中。为达到恢复教科书的“国定”的目的，保守党内成立了教科书问题特别委员会，从１９５５年８月起，在全日本范围内发行了名为《值得忧虑的教科书》的宣传品，学术界里的右派学者相应地公然提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建立了攻击教科书的理论基础，掀起了对教科书的第一次攻击。 在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中，来自日本防卫厅和财界的压力是相当明显的，日本防卫厅力促与美国实现军事合作，在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成立的背景下，强化向日本国民进行“国防教育”，防卫厅提出了《关于教育的呼吁书》，强调在学校中进行“爱国心”和“保卫祖国的气概”的教育。这说明来自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力量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要求恢复军事大国梦想的倾向渗透到日本的教育领域，而教育领域内部也受到这些力量的左右，发生新的变化。 不过，在日本刚刚战败，审判刚刚结束的这一时期，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倾向还是比较厌恶和有警惕性的，和平主义思潮对军国主义思潮有一定的制约能力。特别是当恢复军事大国的梦想与战后日本和平宪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许多人还是站在维护和平宪法的一方。同时，日本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复活军国主义的程度。所以在岸信介内阁在坚持签署了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后被迫下台。 总的看来，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是与日本保守派狂妄地恢复军事大国的梦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可以看出来，在当时日本经济刚刚恢复，仅仅有所发展的前提下，就露骨地提出“军事大国”的目标，至少在策略上是失策的，所以没有得到日本社会强烈的反响，相反，却招致来自和平主义的反对。有的学者称之为“复古性的军事大国”梦想。 第二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这时日本的国情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综合实力比５０年代是大大提高了。这时，日本的ＧＮＰ占世界的１０％，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因此，一些日本的政治家就提出要应使日本在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具备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地位，要跻身于世界上大国行列的狂热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思想再次抬头。 当时，首相中曾根在１９８３年第一次提出日本要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要求，其实也反映了日本许多国民的“大国意识”。接着，在１９８５年，即日本迎来战后４０周年之际，中曾根又提出了“战后总决算”的主张，他在自民党轻井泽研讨会讲演时曾经说：关于日本侵略和加害的批评是奇谈怪论，日本要从“东京审判战争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观”等“自虐”的思潮中摆脱出来，必须对审判原则和判决做出重新评价，确定日本人自己的意识（19） 第二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实际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生的。先是以自民党组织推动在学校的开学、毕业的典礼上升国旗和唱国歌的活动为前兆，接着，１９８１年６月，文部省公布了对８２年高中社会科教科书的审定结果。被审定为合格的教科书，都被提出大量的必须修正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求教科书在侵略战争的表述上将“侵略”等态度鲜明的表述改为“进出”等含混模糊的表述。 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在亚洲各国以及本国国民的抗议浪潮面前受挫，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６日，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以谈话的形式表明日本政府的立场：“对于我国来说，出于同亚洲近邻国家的友好和亲善，应当倾听这些国家的批评，政府有责任纠正这些教科书的记述”。此后，文部省决定在审定基准中加上：“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角度，有必要考虑近邻亚洲各国国家对近现代史的历史问题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教科书审定的“近邻国家原则”。（20） 分析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之所以受挫，一方面是来自亚洲各国的抗议与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的结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经济势力固然强大，但是与其它大国相比，对海外的投资刚刚开始，以出口贸易为支柱的经济结构使其不能不重视亚洲大市场的反响，也就是说，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尚未得到企业界和财界的积极响应和配合。 与前两次对教科书攻击的背景相比，第三次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首先，９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快，日本资本在这一趋势下迅速地向海外发展，在亚洲占有相当的比重。在国际形势依然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大量资本在海外的现实使企业家对军事大国化的动向不再冷漠，甚至抱有期望。对于这一情况的有力证明就是在９０年代后半期相继在日本国会通过的与“日本防卫合作新指针”有关的法案和“周边事态法”等法案。这些法案的通过标志着日本终于向军事大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其次，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企业的竞争力低下，社会问题丛生，种种神话破灭，暴露出社会结构与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的人自豪感遭到了沉重打击，而“世纪末心理”蔓延。在这样的形势下，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就是必然的了。利用这一机会，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日本“国旗、国歌”的问题终于在国会通过，针对多年来“犹抱琵笆半遮面”的修改宪法的问题，也终于在国会中成立了“调查委员会”。 以上的情况说明：在第三次对教科书攻击的时候，日本的“军事大国化”的目标已不是空洞无物的口号，而是有了实际的行动，而对和平宪法的修改，也已经跃跃欲试了。这种局面对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来说，是极其有利的时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发表于 2006-7-22 23:26:45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样有利的背景下，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也仍然接受了前两次攻击教科书的教训，即采取迂回的方法，竭力将其狭隘的民族主义面目掩盖起来。具体来说，是通过所谓“国际贡献”论到“保卫国家利益”论，进而再从批判“自虐”论到建立“光明的日本”论，按照他们自己的解释，就是通过所谓“健康的民族主义”，逐步地向战后改善的教科书发起攻击。 “国际贡献”论说强调日本作为大国在国际社会具有相应的责任，为派自卫队参与国际维护和平活动做辩护，宣扬那就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这一命题看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这一观点的后面，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实际真正强调的是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日本的国家利益，是在调动日本年轻一代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接受了这一看来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国家利益的原则，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立即“理直气壮”地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翻案，将侵略行为美化为对亚洲的贡献，即解放亚洲的战争。而对侵略战争的批判，则被他们指责为违背了日本的国家利益的“自虐”，“自虐”的教科书当然要受到批判，编写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描写“光明的日本”的教科书就是必然的了。这就是右翼和保守势力推出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的逻辑。 上述情况说明：右倾保守势力与右翼势力这次对教科书攻击是在对其十分有利的背景下发生的，而且又建立了关于其理论的系统工程，至于在组织上发动日本国民的具体策划和准备，已经有学者进行了更具体的披露。从近年来的情况看，他们的活动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如这次在教科书审定前，就有北海道议会、千叶县的议员联盟等提出取消“近邻国家原则”的主张。 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既然对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有如此有利的条件与准备，他们当然不可能在小试锋芒后就立即鸣金收兵。人们已经看到，就在教科书的采用率局势明朗化的时候，也就是在扶桑社教科书遭到惨败的时候，小泉首相不顾日本国内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公然去参拜靖国神社，显然是起到了给右倾和保守势力以及右翼势力打气的作用。美国的９·１１事件发生后，又给日本政府强调国家利益及向外派出自卫队，进而修改和平宪法提供了口实。从这些在教科书采用局势明朗化后发生的事情来看，日本社会今后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是有增无减的，因此对教科书的攻击可以说是方兴未艾，我们不可放松警惕。 三　扶桑社历史教科书的体系 藤冈信胜在批评战后日本历史教育的时候曾经说：日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是集中了世界上一切反日的资料而对日本进行惊人的颠倒黑白的描绘的产物。（21）他在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６日在东京大学教育学部学生研讨会上还提出：“教科书的目的是把下一代日本人培养成日本国民，日本的年轻人不应当以日本为耻辱。培养民族主义意识是国家教育的最基本的义务。所以不能让与日本的国家目的相反的教科书流行。对教科书的审查关系国家的尊严，所以必须坚持。（22）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成立之际发表的宣言中也说：“我们编写的教科书，是要把日本国与日本人的形象与品格均衡地展示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我们的祖先们奋斗不息、努力追求，经历失败与痛苦，那就是我们日本人。我们的书不仅要在学校的教室中使用，而且要成为父母们向孩子讲授历史故事的教科书。”（23） 上面的表述向人们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所谓的新历史教科书，是立足于对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进行全面反扑的基点上，所以是根本体系的问题，不仅仅是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否认和对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的歪曲。 首先，该教科书在前言中一开始就说：“所谓学习历史，并不是像人们一般认为的是了解过去的历史事实。其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了解过去的人是如何思考的”。在该教科书的送审本上，竟公然地写道“历史不是科学”，而是“故事”，强调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评价过去的不公和不正。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为了夸大日本历史的悠久和独立性，这本教科书大量地随意使用毫无根据的神话传说，狂热地宣扬“皇国史观”和“神之国”的观念，同时，对于许多必须加以批判的历史问题，作者则以“了解过去的人是如何思考的”为名，进行所谓“客观”的描述，故意不予以评论。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教科书完全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 其次，这本教科书全文刊载了天皇的“教育勅语”。人所共知，明治天皇的“教育勅语”是与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紧密结合着的，是日本战争时期的重要的代表事物。所以在日本战败后消灭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时，天皇的“教育勅语”是首先从教科书中被删除的内容。战后５０多年的历史教科书，也都没有公然地全文刊载“教育勅语”的。对天皇“教育勅语”的态度，实际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认识水平的标志。而扶桑社教科书不仅全文刊载天皇的“教育勅语”，并且在书中介绍说：“（教育勅语）教育日本国民作为近代国家的国民，应孝敬父母，必要时为国捐躯。所以一直到１９４５年，学校的课本一直是刊载（教育勅语）的。”（24）这样的介绍根本没有说明“教育勅语”与战争的关系，相反，却给读者一个肯定“教育勅语”的印象，从而也就表明了作者肯定军国主义和肯定侵略战争的态度。 第三，在这本教科书中，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毫无自省的意思，相反，竭力说明战争的合理。如“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是在东北中国人的排日运动强化，关东军北有苏联的威胁，南有国民党的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25）“日中冲突”（卢沟桥事变）则是因为不知什么人向根据条约驻守在北京郊外的日本军队开枪引起来的；（26） “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在ＡＢＣＤ包围圈的经济封锁下不向美国屈服的选择，（27）等等。这些认识，与战后一贯拒不承认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的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论调是完全一致的，依然是所谓的“解放亚洲”理论。这就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大东亚战争史观”的在教科书上面的具体表现。 上述三个问题，可以说概括了扶桑社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的体系。也就是说，这是一本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上，鼓吹军国主义，鼓吹战争的教科书，是日本历史上“大亚细亚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回潮。这种体系的教科书的出笼，是对日本战后教育制度的反动，是向战前教科书体系的回归。所以有识之士认识到，这本教科书的危险性在于其走向战争的体系。 我们之所以特别指出该教科书体系的问题，是因为迄今为止的许多对该教科书的批判，大多注重从该书中寻找篡改历史，歪曲事实的地方有多少处。当然，这本书中掩盖真相，歪曲事实的地方比比皆是，从数量上是无法统计的。即使选取大的方面，也有相当的数量，对这些谬论的批判也是必要的。但是，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实质问题决不仅仅是单纯地否认侵略历史事实，而我们批评新编历史教科书，也不能仅仅指出其中若干处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地方，决不能选择一些具体问题加以批判就可以了。 必须看到，教科书问题反映出的是日本的政治与社会走向的趋势，所以在这一问题出现后，不仅引起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各国的批评，而且也在日本的思想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也引起很大的震动，构成日本战后教育思想史上重要的一页。教科书问题的出现暴露出在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日本社会面对国际化的挑战种种反应。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针对日本的年青一代进行历史社会教育，历史观教育的问题，是日本社会将走向什么方向上的重大问题。应当说，日本社会对于教科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的表述，其实是有许多不同认识的，赞成扶桑社教科书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的人也不少。但是为什么采用率那么低？就是因为这本书的危险的体系。 以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而闻名的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在刚刚出版的专著－《南京事件与日本人》中指出：：教科书问题有两个侧面，一是对现行教科书的攻击，特别是对侵略、加害记述的攻击，一是对日本历史教育的修正。正是为了实现后一目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才在日本展开了对教科书的攻击的国民运动。（28） 如果仅仅满足于选择具体问题进行批判，而忽略教科书的体系，不注意从这本教科书与战前、战后教科书体系的对比上思考问题，就等于容忍了新编历史教科书的体系，就有被导入解放亚洲的理论体系的危险，有落入编纂会设置的圈套中的危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发表于 2006-7-22 23:26:55

＊　　　　　　　　＊　　　　　　　　＊　　　　　　　　＊　　　　 在对教科书问题的进行深层思考后，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实际是与日本战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各种不同认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斗争的过程。 对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战后对教科书的三次攻击以及反击的全面情况比较来看，战后５０多年来，有值得我们欣慰的地方，也有许多值得警惕的地方。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右翼和保守势力这次对教科书的攻击比以往的两次更有准备，投入了更大的力量，但是，在采用的时候，毕竟遭到了挫折。特别是在同右翼与保守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许多日本人有了新的觉醒。 但是，更令人们警惕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日本很有历史渊源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的倾向。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了日本国民在向国际化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从“国粹主义”出发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确找到了突破点。而和平与进步力量如何与之应对，采取有效的方法，仍需要认真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对教科书问题的深层的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1）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会报《史》，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号。 （2）步平：《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载《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００年第四期。 （3）石山久男：《中学历史教科书はどう书き换えられたか》，载：《教科书レポ－ト２００２》，出版劳连） （4） [日]出版劳连教科书对策部：《２００２年度教科书的采用结果》，载《教科书レポ－ト２００２》。 （5） [日]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日本人》，柏书房，２００２年，第３２１页。 （6） [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会报《史》，２００１年９月号。 （7） [日]俵义文：《歪曲历史的“国民运动”》，载《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8）（俵义文：《“っくら会”など教科书攻击派の新たな策动》，载《教科书レポ－ト２００２》，出版劳连，２００２年，第３２页。） （9） [日]西部迈等：《新しい公民教科书》，扶桑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８页。 （10） [日]藤冈信胜：《教科书不教历史》，载《产经新闻》，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11） [日]西尾干二等：《新しい历史教科书》，扶桑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５页。 （12） [日]西部迈等：《新しい公民教科书》，扶桑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１5页。 （13） [日]《朝日新闻》，１９９６年６月５日。 （14） [日]俵义文：《教科书攻击の深层》，学习の友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８页。 （15） [日]藤野丰编：《教室から“自由主义史观”を批判する》，かもがゎ出版，１９９７年，第９－１０页。 （16） [日]俵义文：《教科书攻击の深层》，学习の友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８－４０页。 （17）［日］《ＡＥＲＡ》，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２９日号。 （18） [日]《文艺春秋》，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19） [日]《月刊****》，１９８５年９月号） （20） [日]俵义文：《教科书攻击の深层》，《学习の友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２页。 （21） [日]《保卫日本议会》机关杂志《日本的息吹》，１９９６年９月号）。 （22） [日]《诸君》，１９９７年２月号）。 （23）［日］大月宽隆等：《新的日本历史开始》，幻冬舍，１９９７年７月，第３１４页。 （24） [日]西尾干二等：《新しい历史教科书》，扶桑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５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发表于 2006-7-22 23:27:04

（25） [日]西尾干二等：《新しい历史教科书》，扶桑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６６页。
 
 
 （26） [日]西尾干二等：《新しい历史教科书》，扶桑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７０页。
 
 
 （27） [日]西尾干二等：《新しい历史教科书》，扶桑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７４页。
 
 
 （28） [日]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日本人》，柏书房，２００２年，第３２１页。
 
 
 标签: 日本民族教育中国近代史制度

wzw19711203 · 发表于 2006-9-9 13:47:32

侵略的事实是不可能改变的！

格罗夫 · 发表于 2006-9-12 08:36:14

极端不自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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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 作者 ：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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