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1973年的柬埔寨危机与中美合作

白鹤

1973年的柬埔寨危机与中美合作



［内容提要］1973年的柬埔寨危机涉及多种国际因素。在越南战争基本结束和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条件下，中美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初步的合作，双方有着共同的目标，即防止在该地区出现一个霸权势力，但由于种种原因，1973年的柬埔寨危机没有达成理想的解决。

［关键词］  美国 中国 柬埔寨

       在七十年代的国际关系中，东南亚的形势尤为错综复杂。柬埔寨危机不仅涉及到美国的越南战争政策和战略调整，而且与中美关系改善、美苏关系缓和、中越关系变化以及越苏关系升温等都有关联。柬埔寨危机中的国际因素包括美、中、苏、法、越等国；内部因素则有西哈努克、朗诺、自由高棉和红色高棉。问题之复杂，以目前的资料还难以完全了解清楚其中的内幕。但是，随着美国方面档案的不断解密，有些问题也渐渐有了一些轮廓，从而为我们了解这一过程中的多边磋商，特别是中美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1973年的柬埔寨危机有其深刻的背景，它与越南战争，美国的“越南化”政策密切相关。在越南战争结束和中美关系改善的条件下，中美之间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初步的合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中美关系在1973年出现了停滞的局面，又使得双方的合作不能够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果。

一、柬埔寨危机的背景

       近代以来的柬埔寨命运多桀，它与印度支那的其他地区一起，饱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长期处于战乱和动荡之中。1867年，越南沦为FaGuo的殖民地，1883年，老挝和柬埔寨成为FaGuo的保护国，1887年，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成立，柬埔寨被划入这个联邦之中。之后，FaGuo将这几个国家的大米、橡胶、锡和钨等原材料运往欧洲，印度支那人民则在FaGuo的殖民统治之下艰难度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又肆意践踏在印度支那的土地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越南北方人民在胡志明的领导下，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1945年3月13日，西哈努克宣布柬埔寨独立，从而结束了FaGuo的保护关系，1953年11月9日，柬埔寨成为完全的独立国家。但是，FaGuo力图重返印度支那，建立印度支那联邦，恢复其殖民统治。[1] 于是，印度支那人民进行了坚苦卓绝的反法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1954年4月，法、英、美、苏、中以及保大的越南、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和柬埔寨的代表在日内瓦开会，商讨如何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并于7月签订了《日内瓦协议》。其中规定，1955年在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法属印度支那的其他地区举行大选。但美国拒绝在协议上签字，而是支持在越南南方成立了吴庭艳任总理的新政府。1954年9月，美国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目的是要阻止越南北方解放南方，防止共产主义在老挝和柬埔寨蔓延。就这样，美国一步步地走向干涉越南内政，并介入了印度支那事务。印度支那人民也随即展开了异常艰难困苦的抗美战争。1965年，为抗议南越军队对柬埔寨边界村庄的袭击和美国飞机的骚扰，西哈努克宣布与美国断交，直到1969年7月才复交。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认识到美国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造成了美国全球利益严重受损，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也十分严峻。他知道，他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结束越南战争，如果这方面他不能在第一任期内有所进展，就不会有第二期的连任。但与此同时，尼克松又要竭力使越南战争“体面”地结束。那就是实行所谓的“越南化”，即建立一支替代美军的当地部队，在加强南越政权和保持军事打击能力的条件下，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2]

       1969年初，当巴黎和平谈判因美国要求北越军队撤出南方和阮文绍政府的存在问题而陷于僵局时，尼克松政府内部讨论通过空袭越南北方作为一种军事压力，但又担心会引起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对，因此决定秘密轰炸柬埔寨境内的北越给养基地，理由是北越共产党人“公然越过柬埔寨边境窜入南越进行袭击，然后又退到那里的丛林庇护所以保安全。”[3]1969年317日月，美国实施了代号为“菜单”的使用B-52轰炸机的秘密轰炸行动。但消息泄露，引起舆论哗然。

       1970年3月18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府被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尼克松政府立即借此机会向柬埔寨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希望使之成为对抗红色高棉以及越南共产党的重要力量。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北越人利用柬埔寨的领土提供给养，并作为进攻南越的集结地”。所以，在朗诺上台以后，“加速对已经遭到美国轰炸的柬埔寨境内的北越人的攻击”就有可能为美国在军事行动和谈判桌上争取主动赢得机会。[4]

       由于朗诺离开美国的支持就难以生存，于是，美国给予其倾力援助，而且，在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强烈反对下，尼克松在1970年4月30日下令10万美军和南越军队侵入柬埔寨，希望“给予南越人一次独立作战的机会，将会极大地鼓舞他们的士气，并用事实证明越南化的成功。”[5]1971年1月，又以切断“胡志明小道”为名，大举入侵老挝。美军入侵柬埔寨和老挝，扩大了战争，把柬埔寨和老挝拖入到血腥的屠杀之中。

       美国入侵柬埔寨不仅没有达到其瓦解红色高棉和帮助南越政权的目的，反而促使了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由波尔布特、乔森潘领导的柬埔寨共产党迅速扩大根据地和游击队，并支持西哈努克于1970年3月23日在北京发表的“三·二三声明”。1970年4月24-25日，印度支那三国四方领导人举行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加强三国人民在抗美战争中的团结和合作。5月3日，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并宣告成立民族团结政府，由西哈努克担任主席和国家元首。柬埔寨人民武装迅速壮大，不断粉碎朗诺和西贡军队的扫荡。到1972年7月，柬埔寨人民武装解放了80%的国土和500万人口。[6]

       1973年1月27日，美国在巴黎签订了《关于越南战争结束，恢复和平的决定》，承认了越南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同意撤出美国及其盟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和拆除在越南南方的军事基地。根据巴黎协定，3月19日，美军全部撤完，越南战争宣告停止。但是，柬埔寨问题并没有随着美国撤出越南而得到解决。美国反而继续向朗诺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并在1973年初重新开始轰炸柬埔寨，由此导致了柬埔寨危机。美国轰炸柬埔寨目的一是迫使还留在柬埔寨的少量北越部队撤离柬埔寨，二是迫使红色高棉停止战斗。这一企图不仅不得人心，反而引起更大的混乱，对于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都产生了严重影响。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双方在柬埔寨问题上也有了一些接触和磋商，但并不顺利，结果也未能如意。

二、中美就柬埔寨问题的磋商

       中国政府一直是坚定地站在印度支那人民一边的，并对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给予了大量的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当中美两国开始寻求建立新关系时，中国也是把印度支那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尼克松上台之初就曾希望利用华沙会谈与中方建立直接联系，并由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设法与中国驻波兰大使建立了联系。但是，中国因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而不惜取消了原订于1970年5月20日的第三次会谈。中国向红色高棉提供了援助，但一直支持西哈努克在柬埔寨的核心地位。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与毛**和周恩来进行了首次中美领导人的高级会谈。尼克松与周恩来也讨论到了柬埔寨问题。周恩来表示，中国的立场是既然美国继续推行越南化、老挝化及柬埔寨化的政策，以上三国的人民将继续战斗，中国也只能继续支持他们。并且，为了解决“最迫切的”印度支那问题，中国愿意将台湾问题暂时搁置。1972年6月，基辛格再次访华，与周恩来详细讨论了越南问题，进一步沟通双方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并实际上建立了中美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关系。[7]

       1973年2月，基辛格访华期间与周恩来就柬埔寨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会谈,特别是在2月16日和18日的会谈中较多地谈到了柬埔寨问题。虽然会谈的内容尚未全部公开，但从已经看到的材料中可以了解到，中国的立场是，由美国与西哈努克对话来解决问题，最终目标是保障柬埔寨的独立、和平、统一、中立和领土与主权完整。基辛格表示完全同意中国所提出的目标，美国愿意考虑政治的解决办法，包括承认西哈努克在柬埔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但坚持谈判必须与停火联系在一起。如果要美国停止轰炸，红色高棉则必须放下武器，北越的军队必须撤离柬埔寨。基辛格认为，红色高棉得到来自中国和越南的支持，所以柬埔寨问题仍是“外战”，而不是“内战”。只有使在柬埔寨的外来因素消除了以后，才能讨论包括西哈努克在内的政治解决方案。周恩来同意，“如果这仅仅是一场国内战争，问题相对就简单一些。当然要立即把它变成内战不很容易。”周恩来还表示，中国“可以用各种方式”把美国的目的告知柬埔寨各方，包括柬埔寨国家统一战线中的左派、中派和右派。中国方面提议由基辛格和西哈努克直接会面谈判，但基辛格说，既然美国承认的是朗诺的政府，就不好与西哈努克谈判，因此希望通过中国来与西哈努克接触。[8] 可以说，双方在柬埔寨问题上虽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但已经有了初步的直接交流，阐明了各自的基本立场。

       1973年5月，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和中国驻华盛顿的办事处相继开始工作。在联络处成立后，双方有了常设的沟通渠道，开始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磋商，柬埔寨问题就是双方讨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5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大卫·布鲁斯。在布鲁斯看来，周恩来对印度支那形势感到“深切忧虑”，对解决柬埔寨问题“感到特别着急”，周恩来说，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有关各方全面执行《巴黎协定》第20条的所有附加条款，而双方都同意，尽管中美之间各自的观点不同，但双方的目的都是要保持柬埔寨的“和平、中立和独立。”周恩来还指出，中美双方可以利用在北京和华盛顿的联络处就这一问题进一步加强沟通。周恩来还对6月份尼克松将与FaGuo总统蓬皮杜及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会晤是否涉及柬埔寨问题表示关切。[9]

       5月30日，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在白宫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讨论到柬埔寨问题。基辛格说，美国正在准备停止轰炸，撤出顾问团，并让朗诺到美国去治病。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希望实现60-90天的停火，并由红色高棉与朗诺集团谈判，同时提出让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与西哈努克进行接触。当这一过程完成后，美国将不反对西哈努克作为联合政府的首脑回到柬埔寨。不过，基辛格强调，这一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他提出如果红色高棉拒绝谈判，就要以更多的轰炸来施加压力。基辛格也重申，美国的目标与中国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一个中立、独立、和平的柬埔寨，“防止出现一个外来力量在此称霸”。基辛格也打算于8月份访华，并会见西哈努克。黄镇答应向中国政府转达基辛格的建议。6月初，中国接受了邀请基辛格于8月访华的提议。[10] 柬埔寨危机似乎出现了转机。

       可是6月份形势发生了变化。6月2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同意参议院的提案，拒绝为轰炸柬埔寨拨款，但同意在总统认为必要时，继续进行轰炸，直到8月15日完全停止。而美国国内舆论对美国轰炸柬埔寨进行大肆攻击。西哈努克在欧洲访问时，则强调拒绝直接或通过其代表与朗诺集团的任何人进行谈判。

       7月6日，黄镇和基辛格见面后会见了尼克松。他们的谈话也涉及到柬埔寨问题。基辛格强调停火的重要性，因为“柬埔寨的局势以一种不会伤害美国的方法结束尤为重要。”黄镇则重申，所有方面都应当尊重柬埔寨的主权。他表示，中国不能参与有关柬埔寨的谈判，而必须由美国与金边政权和西哈努克之间进行。[11] 这与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即不愿卷入谈判，更不会越俎代庖。7月7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国会代表团时对美国轰炸柬埔寨的行动持续表示严重关注。而基辛格对与中国合作解决柬埔寨问题充满期待，并希望他即将进行的访华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尽管他有意不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他对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很在意。[12]

       7月18日，中国照会美国方面，要求美国立即停止轰炸柬埔寨，停止向朗诺集团提供军事援助，撤出所有美国及其盟国派出的军事人员。既然美国做不到这些，中国认为，美国方面在5月份提出的就解决柬埔寨问题与西哈努克接触的想法是不合适的。实际上，美国无理轰炸柬埔寨和支持朗诺政权已经激怒了柬埔寨的反美势力，而尼克松政府决定在8月15日之后停止轰炸柬埔寨，也失去了与柬埔寨方面谈判的先决条件——停火，也就离开了基辛格预想的轨道。这个问题与基辛格访华的问题联系起来，让基辛格感到受到了中国人的冷遇，担心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13] 7月20日，基辛格在与罗兰·伊文斯的电话谈话中说：“如果没有停炸（的时间限制），我可能在（8月份的）上半月去那里[北京]，但有了停炸，这就成了一个难办的事情。整个事情都围绕着柬埔寨问题，所有中美关系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双边关系倒成了次要问题。”[14]但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分析认为，中国对美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方面只是重申了他们的坚定立场，但不满美国对眼下严峻的形势无动于衷。中国对越南和苏联的虎视眈眈忧心忡忡，同时，中国认为美国的支持不可能挽救朗诺政权，担心美国支持朗诺对地区局势朝着对中美各自都有利的方向发展形成阻碍。而中国希望基辛格推迟访华，也主要是因为8月份将要召开**的党代会，“看不出中国官方对美国的友好态度有什么变化”。但是，毫无疑问，由于柬埔寨问题，“中美关系将度过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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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时期。” 基辛格也接受了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推迟访华的建议。[15]

       8月份，金边的朗诺政权岌岌可危，柬埔寨的形势朝着有利于柬埔寨人民的方向发展，美国对朗诺政权的支持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基辛格自己也知道，金边政权离不开美国的援助，而即使有美国的军事援助，它也熬不过这一年了，他虽然坚持，轰炸是“与西哈努克谈判的讨价还价的东西”，[16]但对于美国来说，通过轰炸和谈判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机会都已经丧失了。战争又持续下去。

       9月中旬，FaGuo总统蓬皮杜访华，中法发表的公报宣称，柬埔寨问题必须在没有外国干预下，由柬埔寨人民自己去解决。中国是希望FaGuo承认西哈努克为首的政府之后，美国也能够这样做。目的是通过增强中、美、法在该地区的影响，去DIZHI苏联的渗入。通过支持西哈努克在柬埔寨的领导地位，来确保中国与柬埔寨的友好关系。美国虽然表示和平协商解决柬埔寨的立场符合各方的利益，但并没有做出实质上的努力。1974年3月，柬埔寨人民武装力量开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并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1975年4月17日，解放金边，持续多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三、柬埔寨问题的结局与中美合作的启示

       美国入侵和轰炸柬埔寨，给柬埔寨人民造成了重大伤亡。1973年的头几个月，美国空军以25万多吨炸弹炸死了成千上万的柬埔寨平民，此举理应遭到包括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谴责。美国既然支持朗诺政权，就不可能使红色高棉停止战斗，也不可能让柬埔寨各方坐到一起进行和平协商。1973年8月9日，基辛格对尼克松说：“我们在柬埔寨挺的时间越久，南越的形势就越安全。”[17] 显然，美国的目的是要竭力维持南越政权，阻止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扩大，特别担心南越****后，北越在越南全境的胜利会增强苏联在该地区的势力。所以，美国希望中国能够以其与柬埔寨的良好关系，作为各方利益的协调人的身份出现，促使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能够尽可能地不损害美国的利益。[18]

       然而，尼克松政府的柬埔寨政策不可能如其所愿，原因在于，其一，它的基础是越南化的政策，是要确保美国“体面地”结束战争，同时又能维持南越政权；其二，它的根本目的是阻止共产主义在越南全境取得胜利，而看不到越南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其三，它受到美国国内因素的很大影响，1970年4月美军入侵柬埔寨后，抗议浪潮席卷美国，大学生抗议者倒在血泊之中，尼克松政府面临激烈批评。1973年11月，美国通过了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规定，总统动用美国军队去国外不得超过60天，超过这个期限，就需要国会批准。同时，国会还削减了对柬埔寨的援助。

       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目的很明确，一是最终结束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存在；二是保持柬埔寨的和平中立；三是防止在该地区出现新的霸权。为了达到此目的，中国希望促使美国与柬埔寨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中国的立场是：维护柬埔寨的主权，中国不会取代柬埔寨与美国进行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谈判，柬埔寨问题只能由美国和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联合政府之间的直接谈判来解决。

       中国与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曾经是坚决反对美国侵略的最可靠的朋友，中越在尊重柬埔寨国家统一和柬埔寨联合王国政府的立场上也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双方在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一些分歧，特别是伴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越南的地区霸权的野心也开始萌生。在柬埔寨内部，各界人士关心的主要是对朗诺政权的战果，并不在乎是国内的哪一派获胜。而中国的目标是希望建立一个与中国友好的政府，那么，西哈努克无疑是最合适的领导人选。

       柬埔寨危机是尼克松第二任期的外交事务中面临的一个难题，也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伯尔认为：“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议及对（美国）柬埔寨的袭击，冷却了那年夏天的美中关系。”[19]1973年中美关系的冷却原因不止于此。一方面，在彼此隔绝与敌对二十多年后重新交往后，双方面临的是很多预想得到和预想不到的问题，而彼此之间还缺乏足够的沟通、理解和信任，只能在不断地摸索中前进。另一方面，1973年，也是一个多事之秋，中东战争和西方石油危机支配了这个时期的美国外交，也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顺利进行。此外，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因素也不可忽略。

       中美之间尽管有着巨大的分歧，但双方都希望保持柬埔寨的和平中立，防止在该地区出现一个霸权势力，特别警惕苏联势力填补美国离开后的真空。周恩来告诉基辛格他担心苏联在柬埔寨“捏造他们自己的红色高棉”，而“希望看到东南亚沿着和平和中立的路线发展而不被纳入苏联的安全系统”，并使柬埔寨成为一个典范。[20]

       1973年的柬埔寨危机没有达成理想的解决，与该地区复杂的形势和各国的角力有关，但中美之间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这次合作还是有重要意义。

       第一，中美双方就柬埔寨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接触和磋商，刚成立不久的双方的联络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几次重要的分析报告，如实地将他们对中国内部与中美关系的评判报告给美国最高决策人，避免了一些误解，有利于两国关系继续发展。

       第二，当中美双方在对柬埔寨问题的立场上出现分歧时，都能以国际大局和地区和平为重，从中美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而没有出现政策方向上的变化。

       第三，中美双方在对付苏联的共同目标和前提下，初步形成了战略合作的基础。即使在没有就柬埔寨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也在具体问题上互相支持。例如，1972年8月4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在纽约会见基辛格时宣读了三个备忘录，其中一个是“感谢美国帮助保护柬埔寨王子西哈努克在海外旅行的安全”。[21]

       1973年的柬埔寨危机是中美之间在地区安全与和平问题上进行合作的一次尝试，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达成的共识为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对七十年代末中美之间在处理越南侵柬问题和中越矛盾的问题打下了基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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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D.G.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50-951页。

[2] （美）约翰·F·卡迪，《战后东南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539-543页。

[3]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中册，第23页。

[4] 托马斯·帕特森等著，《美国外交政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05-806页。

[5]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110页。

[6] 贺圣达、王文良、何平，《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1945-1994》，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0页。

[7] 得到William Burr许可参考他提交2004年8月北京论坛的未刊发论文：Henry Kissinger’s Secret Talks in Beijing, June 1972: The New U.S.-China Relationship in Action.

[8] Memcon of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16 Feb., 18 Feb. 1973, 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 Moscow,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84, pp.101-103, pp.105-109

[9] Priscilla Roberts, Window on The Forbidden City: The Beijing Diaries of David Bruce, 1973-1974,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HKU, 2001, pp.71-72.

[10] Ibid., p.93.

[11] Memcon, Kissinger and Huang Zhen, 6 July 1973,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pp.140-141.

[12] President (Richard Nixon)/Kissinger, 7/14/1973, Chronological File, Box 21, Henry A. Kissinger Telephone Conversation Transcripts (以下简称为Telcon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Staff, National Archives.

[13] Roberts, The Beijing Diaries of David Bruce, p.189.

[14] Rowland Evans/Kissinger, 7/20/1973, Box 21, Telcons.

[15] Roberts, The Beijing Diaries of David Bruce, pp.191-193, p.199.

[16] President /Kissinger, 8/2/1973, Box 21, Telcons.

[17] President /Kissinger, 8/9/1973, Box 21, Telcons.

[18] 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第一册，1983年，第23-24页。

[19]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p.126.

[20] Memcon of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18 Feb. 1973,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p.110, 111.

[21] Memcon, Kissinger and Huang Hua, 4 August 1973,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p.71.

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2期，此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