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华：华沙渠道与中美关系解冻——华盛顿决策内幕

白鹤

华沙渠道与中美关系解冻——华盛顿决策内幕

       [摘要]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尼克松政府对苏实施的“缓和”战略使得华盛顿打出“中国牌”，致力于改善同北京的关系。而1969年3月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则为美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寻求同中国对话的渠道上，华盛顿首先想到的是华沙渠道，即第135次和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尽管史实证明：华沙渠道的进展不像华盛顿期望的那样顺利，但基本上完成了预期的任务：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阐明了不会同苏联合作，主宰东亚事务的立场。在华沙渠道完成了既定任务之后，华盛顿又将同北京的联络转为巴基斯坦渠道。

       [关键词]华沙渠道 中美解冻 135次大使级会谈 136次大使级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自1955年开始已进行了134次，先是在日内瓦，而后转移到华沙。在大使级会谈中，尽管许多重要议题诸如台湾问题、越南问题、核武器控制等问题都陷入僵局，但在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的年代，华沙会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化解对抗情绪、为双方提供对话机会的作用。当尼克松政府为寻求沟通渠道而感到困惑时，华盛顿首先想到的是华沙大使级会谈。学界普遍熟悉135、136次华沙会谈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和会谈的主要议题，但对于会谈的背景以及这两次会谈对于中美关系解冻的重要意义等诸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究。本文将在进一步研究美国1998~2004年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基辛格档案和洛德档案的基础上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一、美对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认知

       如果说尼克松时期的多级均势战略为中美关系解冻提供了理论依据，那么，美国对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认知则是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直接动因。自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华盛顿一直密切关注中苏紧张局势。美国所关心的不仅仅是谁挑起了冲突，更担心冲突的升级。[[1]] 面对中苏边界冲突，华盛顿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1）与苏联合作；（2）派代理人及第三国接近苏联；（3）改善同中国的关系。[[2]] 华盛顿经过一番斟酌之后，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当尼克松1969年7月底8月初在欧亚进行国事访问时，中苏边界武装冲突成为他与各国领导人会谈的主要议题。尼克松和基辛格分别在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FaGuo总统蓬皮杜的会谈中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参加苏联所倡导的“亚洲集体安全”[[3]]，这主要是因为“美苏的合作会加强苏联的实力，以至于苏联会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中国的政策和行为。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苏联势力的扩张会对世界和平，特别是对中国周边国家构成威胁。”[[4]] 事实上，早在1969年7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委员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E. Osgood)就曾明确指出亚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在未来五年间，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质和机遇是由亚洲的发展变化决定的，因为，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发展和变化。国内外都会关注美国在亚洲的政策，这将标志着美国在未来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美国应关注苏联在亚洲的地位。苏联在寻求地区扩张，对中国和美国施加影响，他不仅仅在印度和东南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在改善同日本的关系。”[[5]]

二、美国对苏联试探的反应

       “珍宝岛事件”之后不久，苏联一家名为“和平与进步”的非官方广播电台广播说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紧接着，苏联政府否认这是对中国进行核威胁。[[6]] 然而，在1969年8月18日苏联驻美使馆的午宴上，苏联驻美使馆二秘包瑞斯·大卫杜夫（Boris N. Davydov）问美国北越特别助理威廉·斯狄尔曼(William L. Stearman)：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做何反应？如果中国的核设施遭苏袭击后向美国求援，美国会怎样做，是否会坐收渔翁之利？[[7]] 据华盛顿了解，这是苏联外交官第一次向美国官员提出有可能打击中国的核设施。大卫杜夫已在美国工作多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驻美观察员，并且同国务院和相关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以往同美方官员的谈话中，他经常提出一些推测和假设来试探美方的反应。尽管他此次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大可能是个人行为，华盛顿依然不确定他是否是在依令行事。[7] 自此，苏联外交官员突然开始在不同层次的外交场合试探美国对苏联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反应。[[8]] 另一方面，苏联官方却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否定。柯西金说“苏联‘绝对’不会进攻中国，西方媒体的推测毫无依据。”苏联负责远东事务的官员也做了类似的表示。苏联的广播电台甚至在9月初为中情局“捏造的事实”辟谣。[[9]] 面对苏联的种种刺探行为，国务院和国安会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国务院认为“苏联的刺探行为更多是出于好奇，而非发动战争的信号，虽不排除苏联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但其可能性不足50％”；[[10]]而国安会却认为，美国若不对苏联的刺探行为做出明确的答复，将会被认为是美国默许了苏联对中国进行打击。即使苏联的刺探对其最终的决策并不重要，它也能造成一种事先和美国商量过的假相。美国很有必要草拟出一个指导原则，对苏联的刺探行为做出明确的答复。[9]

       中苏边界冲突产生的不确定性使东亚和世界的格局复杂化。国安会委员马歇尔·格林 （Marshall Green）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亚洲的权力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实质上是从美国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对抗体系向美、中、苏、日之间的互动体系过渡，中苏关系因双方的冲突而变得紧张。这种紧张关系会随着苏联在东亚的扩张或中国政策和国力的发展变化而加强。同时，东亚的权力格局会由两极向多极转变。[[11]]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的试探行为被白宫认为是对东亚安全体系的挑战，是对美国重要利益——多极均势和平格局的威胁。鉴于此，基辛格认为应采取积极措施减少引发中苏战争的不安全因素：阻止苏联进攻中国；阻止在中苏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最大可能的让中国意识到苏联是其唯一的敌人，而非美国和其他国家。[[12]]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加快了同北京改善关系的步伐，要寻找机会准确无误地阐明其在中苏武装冲突中的立场——反对苏联的进攻。为此，美国积极地探求一切可能的渠道，开启与中国对话的大门。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的试探行为充当了美方重启华沙会谈的催化剂。

三、美国为135次华沙会谈做准备

       1968年11月，也就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第三个月和美国大选刚刚尘埃落定的时候，中美双方同意在1969年2月20日进行第135次大使级会谈。事实上，尼克松政府对此次华沙会谈寄予厚望并做了充分的准备。早在尼克松上任伊始，美方就考虑到“鉴于2月20日同中国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希望不要在双边关系方面挑起事端。”[[13]] 为确保第135次华沙会谈能有助于中美关系解冻，又不会在盟友中引发动荡反应，基辛格确定了美方谈判的基调：华沙会谈是同中国政府共同探讨维持东亚的稳定的一次机会，但美不会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或削弱其地位；不损害美国亚洲盟友，特别是日本的利益”。谈判策略应是：“尊重中国的和平共处原则，让中方提具体的建议。美不主动提具体的建议，表示愿意倾听中方的意见”。尼克松最终也同意了这种战术，认为“尽管仍有弊端——不大可能引发北京方面的积极回应；北京会认为华盛顿的做法是一种等待，而不是采取主动”。[[14]] 虽然会影响谈判的进展速度，但仍不失为一个稳妥的方案。

       但世事难遂人愿，因外交官廖和叔的叛逃，中方于2月18日致电美驻华沙使馆推迟举行原定于2月20日的第135次会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觉察在未来有同北京进行对话的可能。因为北京在致电中写到，“在目前完全由美国政府造成的反华氛围中，显然不适合在2月20日举行第135次大使级会谈。”[15] 对此，美国的解释是：“随着气氛的改善，北京会在晚些时候重启华沙会谈的。”[15] 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北京在“廖和叔事件”上的反应非常敏感，并且注意到了北京媒体报道的细微变化，认为“尽管北京的反美宣传铺天盖地，但避免就中美关系的实质性议题作评论。”[15]

      然而半年过去了，北京方面仍未主动表露一丝想同华盛顿对话的倾向。1969年9月9日，尼克松于亲自接见了美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Walter J. Stoessel）。他不仅亲自指示斯托塞尔遇到中国代办时要“做什么”——若在华沙某个中立国家使馆遇到中国代办，直接和他交谈；还告诉斯托塞尔该“说什么”——斯托塞尔应该说“我在华盛顿见到了总统，他对同中国举行具体的会谈非常感兴趣。”此外，尼克松还指示：若媒体关注到这件事，不要做任何解释和评论。[4] 之后一个半月，斯托塞尔向华盛顿报告说还没有遇到同中国代办交谈的机会，他接着解释了实际操作中的困难——需要翻译做解释；有可能被其他外交官看到，易引起媒体的注意。斯托塞尔建议主动造访中国大使馆，认为这样做更安全。尼克松对此的批示是：“总统认为可以让公众知道。”[[16]] 这就意味着尼克松不支持斯托塞尔拜访中国大使馆，举行“特殊的”大使级会晤，因为尼克松不想在未了解中方对华沙会谈的态度之前做任何冒险行动。美国担心被中国拒绝，这将是对美国声望和尊严的打击；美国还害怕被中国用做宣传武器，这不仅会令尼克松政府尴尬，还会令其东亚盟友感到不安；此外，美方的迫切心情无疑会增加中方在谈判中的筹码。

      1969年12月3日，就发生了人们熟悉的美国大使斯托塞尔追逐中国外交官的一幕。在斯托塞尔追逐中国外交官事件发生后的第4天，也就是12月7日，中国释放了两名乘游艇误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这两名美国人已被中方拘禁了10个月，美国曾多次向中方提出释放要求，但均未得到答复。华盛顿认为北京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对斯托塞尔发出的无声信号。[[17]] 12月9日，雷阳致电斯托塞尔，邀请他到中国使馆举行会晤。华盛顿认为随着美苏限制战略性武器谈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简称SALT）谈判的开始以及莫斯科和华约组织国家商议联邦德国问题，苏联西线的压力在缓减，北京担心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升级；另一方面，华盛顿停止了美国第7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①]北京会认为这是华盛顿做出的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举措，因而，北京乐意同华盛顿进行进一步接触。[[18]]

       面对北京的邀请，斯托塞尔答复说，他将非常高兴从使馆的后门到达。对此，中方回答说：这种小心没有必要；使馆正门无疑是最合适的。[[19]] 由于12月11日斯托塞尔和雷阳的会面将是尼克松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双方的首次近距离接触，华盛顿为斯托塞尔草拟了充实的指导方针，指示斯托塞尔要再三重申美国在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中的立场和美国要改善对华关系的强烈愿望，但同时又不能留下过于迫切的印象。此外，为确保135次华沙会谈顺利进行，华盛顿授意斯托塞尔，如果中方对美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指责，他不要对此做任何回应。美方应主动提出下次会晤的时间，并且选择美国使馆作为下次会晤的地点。华盛顿还确定了对媒体的原则：中美双方都不要对媒体宣布这次会晤。如果走漏了消息，双方不应提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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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70年1月8日，当雷阳同斯托塞尔为135次华沙会谈做第二次准备性会晤时，雷阳乘豪华轿车抵达美国使馆，并且提议宣布举行第135次华沙会谈。[[21]] 华盛顿将雷阳这种做法解释为“中苏谈判显然遭遇障碍，北京认为同华盛顿的接触是向莫斯科施压的一种战术，说明中国还有其他选择，并且这种选择不会令莫斯科感到愉快。”[[22]]雷阳和斯托塞尔先后于1969年12月11日和1月8日，轮流在中美使馆举行会晤，就135次华沙会谈的时间、地点和会议语言——中文和英语，达成一致意见。[22]

       为确保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顺利进行，华盛顿做了充足的准备，草拟了135次会谈的指导原则——除了要表达尼克松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良好愿望和美国在东南亚的立场之外，还建议在人员互访、贸易等方面开展双边接触，并且要表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还应涉及裁军和罪犯问题。[[23]] 同时，华盛顿推测北京有可能将会谈重点集中在台湾问题、海空入侵、和平共处、美苏勾结和越南问题上。

四、135、136次华沙会谈

       中美双方按照约定分别于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和美国驻波兰大使馆轮流举行了第135和136次大使级会谈。135次会谈之初，记者在会议室为会谈双方拍照离开之后，双方才开始谈判。这是中国自1966年9月之后第一次同意记者进入中国使馆的会议室拍照。美认为中国的举动是在向苏联示意，中国除了同苏联谈判之外，还可以同美国接触。[[24]]

       会谈伊始，斯托塞尔谨遵华盛顿指令，首先表达了美国希望改善同中国关系的良好愿望。他说“美国无意单边或纠集其他国家阻止中国发展同其他亚洲邻国的正常、友好关系，无意阻止中国寻求在该地区的合FaGuo家利益。”在希望谈双边问题未果之后，斯托塞尔才阐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将继续同台湾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信守协防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义务。然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不持任何偏见。我们唯一关心的是不要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在这个精神的指导下，我们不支持，事实上将反对一切台湾对大陆的进攻性军事行动。美国在台湾的有限军事存在不是对贵国政府的威胁，我们希望，随着亚洲和平与稳定发展，我们可以考虑减少在台的军事设施。” 最后，斯托塞尔用一种委婉的方式建议北京和华盛顿进行更高级别的会晤。[[25]]

       针对斯托塞尔的建议，雷阳通过重申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追溯台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指出：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造成了台湾目前的现状。华沙大使级会谈15年来进展缓慢，是因为美国一直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症结之所在。在会谈渠道这个问题上，雷阳同意继续举行大使级会谈，或更高级别的会谈，或通过双方认可的渠道进行会谈。至于派代表到北京或华盛顿的建议，雷阳表示将请示中国政府。[25]基辛格对此的评价是：雷阳的发言已不像以前的134次会谈那样言辞激烈：虽重申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但没有明确要求美国采取具体行动。因而，华盛顿推测“在台湾问题上，他们是想从我们手中得到些什么，”华盛顿应该知道“我们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又能给他们什么。尽管他们坚持率先解决台湾问题，但如果构建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他们可能会更灵活。”[[26]]

      1970年2月10日，美国一架无人驾驶的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上空坠毁。[②]《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批评尼克松政府的“两面派”伎俩，文章说尼克松政府一方面表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却又继续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挑起事端。[[27]]自尼克松上任致力于解冻对华关系以来，曾命令美军的侦察活动范围由原先距中国20海里扩大到50海里之外。[[28]] 1969年秋，随着尼克松政府频频发出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信号，马歇尔·格林建议将侦察机活动范围限制在距中国海岸线75海里之外。[[29]] 为确保华沙会谈的如期举行，副国务卿阿里克斯·约翰逊（Alexis Johnson）致信国防部长助理大卫·帕克德（David Packard），提醒军方要“特别小心”，避免海军或空军的行动在中国沿海引发“事件”。[[30]] 1970年1月20日，也就是135次会谈举行的当天，帕克德向约翰逊保证说五角大楼已经重新考虑了“目前的行动方案”，要使美军远离中国的“事故易发地段”。[[31]] “坠机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坚持一贯的立场，拒绝向中国道歉，并指示斯托塞尔不要对中国道歉。因为这将给美国造成一个先例：美国得为他的道歉做出种种解释，中国会要求美国今后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并且，美国主管亚洲共产主义国家事务的哈里·泰勒（Harry Tayler）认为在136次大使级会谈即将举行之际，北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32]]

       在华盛顿－北京更高层次会谈和台湾问题上，国务院和国安会依然存有严重分歧。国务院认为如果大使级会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不应寻求同北京进行更高级别的会晤。但国安会认为，更高级别的会谈会迫使北京向中美关系改善的方向迈进，从而避免会谈破裂；否则，北京只能独自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由于台湾问题是双边关系症结之所在，国务院认为应重申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先将台湾问题搁置，讨论双边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国安会则建议向中国保证：美不会谋划在台湾海峡发动军事进攻。[[33]] 事实证明，华盛顿决策层最终采取了国安会的建议。

       在136次会谈中，雷阳首先对美方提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缓解紧张局势、解决分歧的愿望表示欢迎。但他同时也指出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存在矛盾性：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却又继续保持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乐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同中国谈判，却说要继续履行对台义务；美国认为中国有权利将台湾问题作为内政问题解决，却又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34]]为此， 雷阳表示中国愿意接受总统特使来华就这些问题作深入探讨。斯托塞尔则希望两国能在广泛的双边议题中取得进展，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仍坚持135次华沙会谈时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即“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解，美国政府有意减少在台的军事设施。”[[35]]斯托塞尔和基辛格预测：中国有可能准备考虑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为折中的解决办法或在其他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努力。[[36]] 有鉴于此，基辛格主张华盛顿应对北京同意接待总统特使的答复给予积极的回应。

五、华沙渠道的终结

       第137次华沙会谈因美苏限制战略性武器谈判、蒋经国访美和美国武装入侵柬埔寨而最终未能举行。事实上，美方并不认为华沙渠道能继续在中美关系解冻的预热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华沙会谈举办的地点、公众的关注程度、会谈的级别、涉及的官员使得它难以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其次，15年华沙会谈形成的惯用外交辞令和模式将会谈议题局限在台湾问题和双边关系上，并且难以在这些议题上有所突破；再次，美国政府内部意见不统一。国务院和国安会在台湾问题和更高级别会谈上的分歧影响了会谈的实质性进展。由于华沙渠道太受“约束”，华盛顿不得不另辟蹊径同北京对话。一方面，华盛顿开启同北京对话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从总统尼克松亲自向外交官斯托塞尔面授机宜，到斯托塞尔因未能找到同中国外交官对话机会时的焦灼心情；从基辛格在中国取消135次会谈的信中蛛丝马迹地寻找希望，到罗杰斯为135次会谈制定谈判原则，上上下下无不希望华沙会谈能重新启动，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华盛顿在处理华沙会谈的具体议题和谈判细节时，又是非常谨慎、理性的，以至于国务院和国安会之间出现严重的分歧。换句话说，华盛顿是跑步叩响华沙会谈的大门的。待大门开启之后，在具体的谈判议题上却是“三里一踟躇，五里一徘徊”，反复论证，进展缓慢。然而，135和136次华沙会谈基本上完成了华盛顿的预期任务：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阐明了不会同苏联共同合作主宰东亚事务的立场。同时，华盛顿也借此机会揣摩北京的意图，了解到北京愿意继续进行更高级别的会谈。

       在135和136次华沙会谈前后，发生了四件不利于双边会谈进展的事情——廖和叔叛逃、美侦察机坠落事件、蒋经国访美和美国武装入侵柬埔寨。在改善同中国关系的紧要关头，华盛顿既没有应中方要求遣送廖和叔回国，也没有就侦察机侵入中国领空道歉，没有推迟蒋经国访美，更没有取消武装入侵柬埔寨的计划。华盛顿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令北京感到困惑，使北京不得不怀疑其诚意。事实上，每当中美、或大陆与台湾之间发生利益摩擦时，美国不会以牺牲其国家利益，也不会以牺牲盟友的利益为代价来寻求同中国解冻外交关系。不管美方表现出的心情是多么迫切：追逐中国外交官，倡议重启135次华沙会谈，建议更高级别会晤，它都会以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盟友的利益为重要参照物。

       在北京最关心的台湾问题上，华盛顿用了模糊的外交辞令——“随着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发展（或紧张局势的缓解），美将减少驻台的军事设施”，却没有确切地界定“稳定”的标准是什么——没有地区性战争，还是没有世界性战争；也没有界定什么是“紧张”——越南战争，还是苏联的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提出的“软”指标严重影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其实，华盛顿积极的外交行为和模糊的外交辞令都是在遵循其根本的指导原则——在维持现有多极均势，不牺牲国家和盟友利益的前提下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因而，华盛顿表现的看似“积极”的态度掩盖了其在谈判内容上“消极”调整的实质。

[参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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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停止第7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主要是由于财政预算问题。但为了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美只宣布取消第7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而未提是因财政问题。详见Memorandum from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Marshall Green to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Elliot Richardson, "Next Steps in China Policy," 6 October 1969, SN 67-69, Pol Chicom-US, National Archives II.

[②]美方资料显示这架SK－5型侦察机是在飞往北越执行任务的途中因油料耗尽，驾驶员弃机跳伞，侦察机坠落在海南的。中方媒体的报道是中国海军击落的。详见William Wagner, Lightning Bugs and Other Reconnaissance Drones: The Can-Do Story of Ryan's Unmmanned 'Spy Plane' , Fallbrooke, CA: Armed Forces Journal International: Aero International, 1982, 162-163.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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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ch 4, 1969, George C. Denny, INR, to Rogers, Intelligence Note, “USSR/China: Soviet and Chinese Force Clash on the Ussuri River,” RG 59, SN 67-69, POL 32-1 Chicom-USSR; March 21, 1969,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Weekly Review,” excerpt: “Sino-Soviet Border Remains Uneasy”, National Archives II.

[2] U.S. State Department,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ffice of Asian Communist Affairs, "Implications of Sino-Soviet Developments: Meeting of June 21," 23 June 1969, RG 59, SN 67-69, Pol 32-1 Chicom-USSR, National Archives II.

[3] Aug. 2, 1969, Memcon, Private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Ceausescu, NPMP, NSCF, box 1023, Aug. 4, 1969, Memcon of France President Georges Pompidou and US Dr. Kissinger, “Asia, Vietnam, Romania, Middle East, Nigeria-Biafra”, Source: NSCF Box 1023, National Archives II.

[4] Sept. 9, 1969, Memcon by Ambassador Walter Stoessel,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Conce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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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US-Chinese Contacts,” RG 59, SN 67-69, POL Chicom-US, National Archives II.

[5] July 7, 1969, Memo from Robert E. Osgood to Members of NSC Staff, “An Over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 White House, FO box 1, [EX] 5120069-8/31/69, National Archives II.

[6] U.S. State Department,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Intelligence Note, "Communist China: Peking Inflates Soviet War Threat," 3 June 1969, SN 67-69, Pol Chicom-USSR, National Archives II.

[7] Aug. 18, 1969, Memcon, “China: US Reaction to Soviet Destruction of CPR Nuclear Capability; Significance of Latest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International Opposition. Vietnam: US and Communist Intentions; Soviet Views. SALT: Reason for Soviet Delay. Laos: Soviet Role, Source: NSCF 334, National Archives II.

[8] Sept. 10, 1969, Memcon by Wm. Spengler, State Department Office of Pakistan-Afghanistan Affairs, of meeting with Hilaly, “ The Current Sino-Soviet Situation,” RG 59, SN 67-69, POL Chicom-USSR, National Archives II.

[9] Memorandum from John Holdridge and Helmut Sonnenfeld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Henry Kissinger, "The US Role in Soviet Maneuvering Against Peking," 12 September 1969, NPMP，NSCF，box 710, USSR Vol. V 10/69，National Archives II.

[10]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William Rogers, "The Possibility of a Soviet Strike Against Chinese Nuclear Facilities," 10 September 1969, SN 67-69, Def 12 Chicom，National Archives II。

[11] Nov. 22, 1969, Document from Chairman, EA/IG—Marshall Green to Chairman, NSC Review Group, “NSSM-38: US Policy in East Asia in the Seventies”, RG 59, SN69－71, box 2，National Archives II.

[12] Aug. 16, 1969, Report, Allen S. Whiting, RAND Corporation, “ Sino-Soviet Hostil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with a letter to Kissinger, NPMP, NSCF, box 839, China, National Archives II.

[13] Jan. 6 1969, “Crisis Possibilities in First Two Weeks of the New Administration—East Asia”, Source: HAK 1/9, NSCF GT Book I, National Archives II.

[14] Feb. 11, 1969, memorandum from Kissinger to Nixon, “Warsaw Talks,” Secret, Source: NPMP, NSCF, box 700 Poland-Warsaw Talks, Vol. I, National Archives II.

[15] Feb. 18, 1969, Thomas L. Hughes, Director,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INR) to Secretary of State William Rogers, Intelligence Note, “ Communist China/US: Peking Calls Off Feb. 20 Warsaw Meeting,” RG 59, SN 67-69, POL Chicom-US，National Archives II.

[16] Nov. 3, 1969, Holdridge to Kissinger, “Query from Ambassador to Warsaw on Contacting Chinese Communist Charge,” with Stoessel letter attached, NPMP, NSCF, box 700 Poland-Warsaw Talks, Vol. I，National Archives II.

[17] Dec. 9, 1969, INR to The Secretary, “Peking ‘Responds’ to the Dec. 3 US Initiative,” RG 59 Pol Chicom US Box 2188, National Archives II.

[18] Dec. 10, 1969, Marshall Green to The Secretary, “Implication of PRC Agreement to Meet with US Ambassador”, RG59 Pol Chicom US Box 2188, National Archives II.

[19]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9, p.188.

[20] Dec. 10, 1969, Kissinger to Nixon, “Warsaw Talks, NPMP, NSCF, box 700 Poland-Warsaw Talks, Vol. I, National Archives II.

[21] 12 Jan. 1970, Kissinger to Nixon, “The Warsaw Talks,” NPMP, NSCF, box 700 Poland-Warsaw Talks, Vol. I, National Archives II.

[22] Dec. 10, 1969, Kissinger to Nixon, “Warsaw Talks, NPMP, NSCF, box 700 Poland-Warsaw Talks, Vol. I, National Archives II.

[23] Jan. 12, 1970, Theodore L. Eliot to The Secretary, “Guidance for 135th Sino-US Ambassadorial Meeting”, RG 59 Pol Chicom US Box 2188, National Archives II.

[24] Jan. 19, 1970, 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Warsaw to The Secretary, “Sino-US Talks, Press Photographs before 135th Meeting”, RG 59 Pol Chicom US Box 2187，National Archives II.

[25] Jan. 24 ，1970, Warsaw Embassy Airgram A-25 to SecState, “Stoessel-Lei Talks: Report of 135th Meeting, Jan. 20,1970,” RG 59, SN 70-73，Pol Chicom-US，National Archives II。

[26] Jan. 21，1970, Kissinger to Nixon, “The Warsaw Talks”, NPMP, NSCF, box 700 Poland-Warsaw Talks, Vol. I, National Archives II.

[27] Feb. 12，1970, Intelligence Brief from INR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Communist China: Peking Reacting Angrily to Intrusion of US Drone”, RG 59 Pol Chicom US Box 2188,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28] Memorandum from Winthrop G. Brown, Bureau of East Asian Affairs to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U. Alexis Johnson, "Basing of U.S. Strip Alert Planes at Tainan Airfield on Taiwan," 29 May 1969, RG 59, SN 67-69, Def 1 Chinat，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29] Memorandum from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Marshall Green to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Elliot Richardson, "Next Steps in China Policy," 6 October 1969, SN 67-69, Pol Chicom-US，National Archives II。

[30] Letter from Under Secretary for Political Affairs U. Alexis Johnson to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David Packard, 9 January 1970, RG 59, SN 70-73, Pol Chicom-U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31] Letter from David Packard to U. Alexis Johnson, 20 January 1970, SN 70-73, Pol Chicom-US，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32] Memorandum from Harry Thayer,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ffice of Asian Communist Affairs, to Morton Abramovitz, Office of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Warsaw Meeting: Shootdown of U.S. Drone," 19 February 1970, 1970年2月19日，SN 70-73, Pol Chicom-US，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33] Feb. 10，1970, Holdridge to Kissinger, “Sino-US Negotiations in Warsaw,” NPMP, NSCF, box 700 Poland-Warsaw Talks2/1/70-6/30/70, National Archives II.

[34] Feb. 20，1970, Warsaw Talk 376, NSCF, box 334, National Archives II.

[35] Feb. 21 ，1970, US Embassy Warsaw Airgram A-84 to SecState, “Stoessel-Lei Talks: Report of 136th Meeting,” RG 59, SN 70-73, Pol Chicom-US, National Archives II.

[36]Feb. 20， 1970, Warsaw Talk 376, NSCF, box 334; 20 Feb. 1970, Kissinger to Nixon, “Chinese at Warsaw Suggest US Send High-Level Representative to Peking,” NPMP, NSCF, box 700 Poland-Warsaw Talks 2/170-6/30/70, National Archives II.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