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交往”概念看马克思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

妮娅Nia

作者：郭树勇\r<br>研究国际关系,正如研究一切社会科学一样,大致有三个层次的方法。第一个层次就是哲学方法论(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从这个层次上讲,研究国际关系主要是经济学方法论、社会学方法论之分,或者集体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方法论之分;时下学界讨论较多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也是在这个层次上展开的。第二个层次是方法、方式(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这个意义上的方法与学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些学科既是理论,也是方法,如国际政治经济学(ＩＰＥ)、国际政治社会学(ＩＰＳ),有时学者们从伦理学、未来学、法学角度研究国际政治,其实也是第二个层次上的方法取向。第三个层次是比较微观意义上的方法(ｍｅｔｈｏｄ),这种方法比较具体,类似统计学、调查问卷中所使用的方法。当然,三个层次不是截然分开的。\r<br>
<br>建构主义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理论,这主要是从方法的第二个层次上讲的。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时,我们说这种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社会学方法,尽管释义学、符号学方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历史很长,自修昔底德的历史学著作到19世纪的历史社会学文献都可以找到印证。20世纪50、60年代的FaGuo学派、北欧学派以及英国国际社会学派,都是杰出代表。真正促使国际政治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从本体论的角度对待国际政治,则是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的兴起。不过,我们不能把建构主义的兴起简单地等同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兴起,后者的意义更为广泛。\r<br>
<br>国际政治社会学(ＩＰＳ)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一样,从大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政治,不过前者侧重于从社会性和国际政治文化,后者注重从利益、成本角度来进行研究。马克思既是政治经济学大师,又是“政治社会学之父”。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显示出了他独特的社会实践本体论思想。马克思的“人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点,成功地解决了社会科学中的“结构与施动者”的关系问题,对当代社会学影响深远(吉登斯语)。\r<br>
<br>交往概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体系中居有重要地位。《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个概论。在马克思看来,交往和生产一起构成了社会实践活动中互为前提、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方面。研究交往就是研究现实的人,而现实的人是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交往可以找到社会历史的源泉,可以透视市民社会的形成原因,更重要一点,研究交往能够总结世界的运动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交往与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世界交往”的概念。“世界交往”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对以往各种“交往”概念的发展,是马克思从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的高度研究世界前景的理念创新。在马克思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思想中,世界交往是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不是纯粹的物质概念,包含精神交往的成分,类似于世界性生产关系,但这种生产关系中有文化认同的内容。因此,世界交往的概念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而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概念。马克思把世界交往看成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动力,“交融在一起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至62页)。在马克思国际政治社会学思想中,世界交往概念是“世界生产力”、“经济全球化”、“战争”、“世界革命”等概念的基础,同时,世界交往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页)。\r<br>
<br>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思想、研究国际政治社会学,主要应该研究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的对接问题,要研究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具有共性的东西,要研究中国应该与何种国际政治文化对接。当然,研究的前提是立足中国社会,要关注中国走向国际社会进程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国际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注意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过程的反文化问题以及东亚一体化过程中的“共同知识空间”构筑,这样可以有助于推动对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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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这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