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安全精英对中国核问题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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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安全精英对中国核问题的认知\r<br>
<br>2003年6月12-13日华盛顿访谈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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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吴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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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2003年5月22-23日，我走访了美国华盛顿的一些安全领域的组织，了解它们对于中国核武器问题的看法。为了获得更具代表性的观点，同时扩大访谈的覆盖面，访谈对象选择了安全领域内的不同类型和倾向的组织。既有官方组织，如IDA（直接为国防秘书长办公室工作，且仅为政府工作），又有非官方组织（被访谈组织大多属于此类）。最重要的是选择了具有不同党派倾向的“非”官方组织，例如，NIPP(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安全决策智囊)和CSIS（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安全决策智囊）。通过分析上述组织和个人在访谈过程中所提供的信息和观点，可以透视美国安全精英对中美核问题的具体关注焦点，并了解他们对中国核战略与核能力的认知和态度。\r<br>
<br>访谈的结果总结如下：\r<br>
<br>一、对中美关系中的核因素各方观点虽不相同，但多数认为核武器在中美关系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同时，各方均认为中美关系中存在更多重要的因素，如经济合作、教育交流等。需要指出的是，多数被访谈者认为未来中美关系中核武器的影响程度将取决于中国的行动。如果中国继续发展核武器，则美国方面一定会有所行动。而因此承受更大损害的将是中国，而非美国。为了中美核关系朝向更为良好的方向发展，中国需要在核领域提供更多的透明以减少美国对中国的猜忌和怀疑。从被访谈者的上述结论中不难看出，美国安全领域的决策精英们普遍认为中美核关系中，中国是主导因素，中国的举动将决定中美核关系的好恶。而美国针对中国的核政策将会根据中国决策的改变而改变。这一判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中国正在进行的核力量现代化使美国感到不安，担心中国壮大的核能力会影响甚至制约了美国在台湾的“行动自由”，甚至改变中美核关系；其二，美国担心中国的核力量现代化会使俄罗斯的安全感下降，从而放慢核裁军速度，因此而影响了美俄核裁军的进程。美国方面甚至认为“中国会成为美俄核裁军进程的破坏者”。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中国核现代化的方向选择上，但从被访谈者的谈话中可以发现无论中国制定怎样的核战略，美国都会有所反应，也就是说中国在核方面的任何努力都会被美国视做是改变中美核关系的因素，从而出台相应政策。事实上，中国的核现代化对既定的中美核关系影响不大。从中国目前拥有的核武库规模和质量方面看，中国在核方面仍与美国有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不是凭借一次核现代化就可以改变的，同时中国现有的实力也不允许中国在短期内发展出极大规模的核武库。美国对中国的核力量评估也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美国大多数有关中国核力量评估的资料都显示中国目前最多拥有20枚左右可以攻击美国本土的ICBM，而美国则拥有大约6000枚这样的武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以及中国国力的限制都使得中国进行一次核力量现代化不足以改变中美核关系。而且中美之间的这种不对称的核威慑关系已经维持了数十年，中国自拥有核武器以来在大约40年的时间里都不曾对核武库进行大规模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政府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即发展核武器的目的仅在于防止其他国家用核武器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但美国似乎始终对中国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的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种不信任日趋加强。在访谈过程中，每位访谈者都对中国核力量现代化的方向表示了疑虑，认为中国目前没有公开和明确的核政策，从而使得美国只能猜测中国的发展意图和计划，而无法根据相关事实进行判断。所有访谈者都认为这是中美核关系中的破坏因素，希望中国在核方面更加透明。但值得注意的是，中美核关系的发展涉及的不仅仅是中国方面，同时也涉及美国方面。美国在核武器发展方面的种种改变都将影响中国政府的决策。这是个双方互动的过程，两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成为变化的唯一决定因素。美国发展NMD使中国的不安全感上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核武库现代化的努力。中国的核现代化又使美国感到威胁，于是制订更为强硬的对华核政策。这种针对对方意图的猜疑使得双方都将对方在核方面的行动看作是针对自己的举动，从而有所反应。虽然可以肯定的是，中美之间不会出现80年代美苏之间进行的核军备竞赛，但这种不信任的累积可能会导致双方在危机发生时的不克制。显然，这是不利于中美之间发展健康的核关系。因此，消除美国对中国在核问题上的不信任和负面猜测十分重要。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中国如美国要求的那样在核领域提供了更多透明，中美之间的不信任就会消解，中美核关系中的紧张因素就会消除。两位被访谈者对其他问题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个隐藏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如果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对手，那么核武器在中美关系中就会变得非常重要；而如果中国不会成为美国的对手，那么核武器在中美关系中就不会那么重要。”因此，中美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将是核问题变得重要的主导因素。但中国会不会成为美国的对手（挑战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却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实力的绝对变化，而是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实力变化的感觉和反应。当美国国内更多人倾向于认为中国将成为美国未来“最大的潜在敌人”时，核问题在中美关系就会变得重要，美国更有可能制定出负面的对华核政策，而当美国国内更多人倾向于认为中国并不会成为美国的威胁时，核问题将是中美关系中若干问题之一，但不会成为“最负面的因素”。\r<br>
<br>二、美国国内安全精英对中国核能力和核战略存在不同认知。对中国核能力的认知在访谈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中国目前拥有“最低核威慑”。而针对核战略的观点则是中国没有清楚的核战略。所有访谈者都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缺乏核心目标，无法界定中国的选择，因为中国在现有的核战略中包含了太多选择，核战略本身又包含了太多层次。访谈者认为中国并未明确宣布其核战略，中国需要在该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提供更为完整而清楚的核战略。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中美之间进行交流，而在目前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在核领域的对话很难开展，交流无从谈起。从访谈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在核战略方面的模糊使得美国的安全精英对中国的核能力现状和发展有了两种不同的猜测和评估。一种认为中国之所以模糊其核战略目的在于模糊其具备的核能力。中国并不拥有真正的核威慑能力，模糊的核战略为中国脆弱的核打击体系提供了掩护，使得别国很难估算中国真实的核能力，从而帮助中国维持“最低核威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目前模糊的核战略是为进一步发展更具进攻性的核战略提供时间支持。为了避免中国发展核武库的举动引起其他国家的关注和指责，中国需要在具备更强大的核打击能力之前隐藏其发展核武库的真实目的，为这一过程尽力争取时间。这两种不同的猜测直接导致了被访谈者在如何对待中国核威慑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相对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根本不具备威慑的能力，而且中国选择威慑也是不智之举。如果中国希望通过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那么中国必败无疑。这种观点反映了部分安全精英不愿容忍中国核威慑的心理，一旦中国试图从无威慑变为有威慑或者从最低威慑变为有限威慑，他们将主张采取消灭中国威慑能力的措施。另一种较为温和的观点则是认为中国拥有超越最低威慑的核能力，但有限核威慑并不适用于中国目前的核战略。中国奉行的是一种“核充足”原则，也就是说为了打赢有限战争或防止更严重的战争，中国需要不断发展核武器以满足实现其核战略中心原则的需要。持该种观点的精英在面对中国核威慑问题上则倾向于根据中国具体发展核弹头的数量来决定美国的对华政策。如果中国发展出了让美国方面怀疑和担忧的核弹头数量，则美国将采取相应措施抵消中国的核威慑。而如果中国的核弹头发展数量在美国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则精英们将采取容忍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的核威慑。对于后一种观点和态度，中国在核武器发展方面尚有回旋余地，关键的问题在于弄清楚“可接受的范围”到底是怎样的。尽管回旋余地依然很小，但仍存在进行核武库发展的同时又不引起美国质疑和过度反应的可能。但如果这种“范围”是模糊和不确定的，是随着美国战略调整的步伐和美国利益需要而不断变化的，那么中国就很难依据这种观点进行核战略制定。也就是说尽管这种观点倾向于容忍中国的核威慑，但容忍的前提事实上是无法把握和判断的。\r<br>
<br>三、在有关美国部署NMD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问题上，被访谈者的意见是一致的，即认为虽然美国的NMD不是针对中国的，但中国却因此而拥有了更大的动力进行核力量现代化。NMD问题是中美核关系中一个比较热点的问题，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美国部署NMD会抵消中国的核威慑能力，从而使中国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丧失可以依恃的优势。而美国的安全精英们观点却截然相反，他们认为美国已经宣布NMD并不针对中国，而且美国并不担心中国的核武器（中国的核武器仅会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的行动自由有所限制），那么中国对此做出反应就是无意义的。而且美国的NMD部署计划也不会因中国的反应做出任何改变，仍会按原定计划部署。也有精英避开美国的NMD是否针对中国的问题不答，仅认为中国一定会对NMD有所反应， NMD将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核力量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精英们一致认为如果中国因美国部署NMD而增加核弹头数量，那无异于浪费钱财。由此而产生的军备竞赛般的后果只会令中国背上沉重的负担，将不利于中国的进一步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需要说明的是访谈中专家们所提出的“美国的NMD并不针对中国”的观点并不具代表性，因为我在进行文献调研时发现了许多与其相左的观点，即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增加NMD中针对中国的部分，更有部分专家认为来自中国的威胁最终将大于来自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鲜等国家的威胁，而美国已经在未专门设计NMD体系防御中国威胁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这说明美国国内安全精英在NMD是否针对中国的问题上观点是较为分散的。为了使“NMD不针对中国”的说法更可信，美国方面需要在NMD的能力方面做出更为具体化的承诺，即在事实上减少或消除NMD中针对中国的能力，从而彻底去除NMD实际上对中国核威慑产生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精英们有关中国没有能力与美国在核力量发展方面进行竞赛的看法可能使得未来美国在军备发展方面无所顾忌。由于经济实力的限制，俄罗斯已经失去对美国的军备发展（例如，导弹防御）做出强硬回应的能力。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正是这种思路的反映。而美国对中国发展军备的能力的估计也表明美国不在乎中国的反应。为此，可能导致美国对多边军控失去兴趣，进一步奉行单边主义。\r<br>
<br>四、台湾问题。尽管各位精英的态度强硬程度不同，但基本立场完全一致，即均坚持如果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则美国一定会采取行动****。所有的被访谈者都认为台湾问题是中美核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可能在解决台湾时诉诸核武器。尽管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但中国并没有承诺不在主权范围内使用核武器。既然中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范围，那么中国完全有权力在本国领土上使用核武器。在该问题上美国安全精英的反应是令人吃惊的，他们对中国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作了相当悲观的设想。他们并不担心中国可能对美国使用核武器，因为他们坚信一旦中国使用核武器，美国将无所限制地使用任何武器进行报复，而中国政权将不复存在。对此，精英们倾向于认为中国不该急于解决台湾问题，更不可以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他们认为只要中国政府不采用极端手段强行占领台湾，台湾问题就可能得到和平解决。他们同时强调美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更不会接受台湾作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主权国家。尽管如此，台湾问题仍被列为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突发事件”之一。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对另一方可能采取行动的猜测使得台湾问题成为中美核关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台湾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个不稳定因素就不会消失，而中美核关系也会因为台湾问题的变化而出现波折。为了防止危机升级，中美双方应该为危机的解决作出努力，共同致力于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并通过安全对话来加强沟通和理解。虽然双方都认为安全对话是必要的，但中美之间至今无法就核等有关问题进行对话。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中美双方各持说法。核透明问题在访谈过程中被多次提及，似乎是美国与中国在安全领域进行对话的基础。而中国则怀疑美国要求中国公开核武器数量的真实意图。中美双方在类似问题上的不信任使得对话无法进行，相应地许多问题也得不到更好的解决。因此在中美之间找到一种理想的沟通和对话方式将会对改善中美核关系起到重要作用。\r<br>
<br>著名的建构主义理论家温特认为物质性因素本身的意义十分有限，物质性因素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对行为体的行为起到有意义的影响。温特在阐述该观点时所举的例子同样适用于中美之间。英国具有核力量，中国也具有核力量，核力量是物质性存在，但是对于美国来说，感到具有威胁的必然是中国的核力量，而不是英国的核力量，因此就会对英国和中国的核力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行动。这说明美国相对于英国和相对于中国的期望是不同的，核力量也因而产生了它所实际具有的意义。而这种期望的产生则来自于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精英们的观念和认知。观念最重要的作用是建构作用，不是因果作用：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和内容并因此产生作用，首先是因为观念使然。自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核力量并未有实质上的改变，但美国对中国的核政策却有了截然不同的转变。这说明美国的国家利益内容是根据美国对它和中国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而确定的，也就是根据涉及自我和他者的观念所决定的——美国对中国核力量有了不同的感受，对中国的核战略有了不同的估计，因此中美之间的核问题开始变得重要，美国也依据对中国核能力的不同观念制定了不同的对华核政策。但这种观念很可能是建立在并不牢固的基础之上，或许没有足够的根据和事实，仅凭并不全面和清晰的信息进行了推理和演绎，从而产生了事实上并不适当的政策。如何改变美国安全精英对中国核力量可能存在的误解呢？温特的理论或可作为一种选择。他在阐述建构主义理论时指出：社会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使这种结构具有动力。这一论点对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国家之间原则上可以成为朋友。以此推断，中美之间也会成为朋友而不再因种种问题而矛盾重重，危机不断。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中美之间始终存在着摩擦，良好的中美关系只是历史上的几个短暂片段。如果按照建构主义来解释这种现象，则可以认为中美之间目前仍处在温特所描述的“洛克文化”中，国家之间的身份是竞争对手。相互之间可能会使用暴力解决争端，但是它们使用暴力是有限度的。而“洛克文化”是可以转变成为国家间的相互定位是“朋友”角色的“康德文化”的。但即便是国家在理论上可以将洛克文化转化为康德文化，如果它们不为此努力，那就依然会陷在洛克文化中不能自拔。这似乎当今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基于此，中美双方需要为改变相互的“身份”做出更大努力。\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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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附录：采访日程\r<br>
<br>n        June 1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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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Amb. David J. Smith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Willis A. Stanley (Director, Regional Studies), Joanne Tompkins (Senior Anal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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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Brad Rob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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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Kathleen A. Walsh (Senior Associate), Jeffrey W. Thompson (Research Associate, Project for Cooperation on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Matt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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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n        June 13,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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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The Atlantic Council : Banning Garrett (Director, Asia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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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onnie Glaser (Consultant on Asian Affairs), Derek J. Mitchell (Senior Fellow,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 Robert Einhorn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roliferation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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