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日本人，才能分析日本人

三炮 · 发表于 2005-12-8 14:33:19

日本第一次接触西方世界
 日本与西方的第一次接触在十六世纪中叶，正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称霸海权的时代，也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属于旧教改良派的耶稣会，随着葡西航舰进出亚洲，为上帝召募到一批新子民的时代。
 
 耶稣会教团率卒先登　　
 
 首先登陆日本的第一批洋人，是一五四三年乘坐大型戎克到九州种子岛的葡萄牙船员，提到葡萄牙必然令人想起航海大发现的故事。自从地球圆形理论被接受以来，勇敢又富冒险精神的水手们，纷纷得到葡西两国皇室的支持，急欲寻得一条直达东方的海路。于是从十五世纪末起陆续有迪亚士发现好望角（1489）、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达伽玛发现印度新航路（1498）、最后麦哲伦绕地球一周（1519～1522）。不仅如此，葡西船舰还满载兵队，进行属地的掠夺，或向东方古国叩关，语其通商。或有传教士主动登岸，播下基督教的种子。
 
 
 日本就在这个海洋与国运互动的世局里，首先从葡萄牙人那里，传来一种全新的欧洲文化。而第一支正式渡日的先遣部队，就是耶稣会的教士。
 
 
 
 原籍西班牙的耶稣会传道师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1506～1552）,获葡萄牙皇室的授权，前往印度布教，一五四九年在鹿儿岛登陆，烙下了日本基督教史迹的第一步。沙勿略滞留日本的两年间，于九州和京都、大阪等地，撒出布教的幼苗，为往后接踵而至的传教士，辟出一道坦途。
 
 
 
 沙勿略不但是第一位赴日本传教的耶稣会成员，也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原来耶稣会是由几位西班牙人有志一同，于一五三四年在巴黎创立的。他们的用意系为了对应北欧路德派和喀尔文派，经常不满罗马教会的积弊，力主改革的呼声。于是一群有良知的求道者，联合起来想要刷新罗马旧教的坏形象。他们厉行禁欲，把守清贫，尊重个人的灵魂与人格，一切信仰至上，立誓绝对服从。他们根据这个理念组成教团，并训练出律己甚严的传教士。一五四零年获罗马教皇公认后，便积极展开布教，遂有一五四九年创始人之一的沙勿略，仆仆风尘来到日本，掀开日本外来文化崭新的一页。
 
 
 
 十六世纪后叶织田信长崛起，逐步底定实力的前夕，一五六三年九州诸侯大村纯忠（1533～1587），已率先改宗为天主教徒了。后来织田信长谋天下霸业，格外忌恨武僧嚣张与寺院颛顼的恶风，往往放任传教师布道，也默认百姓的天主教信仰。这么一来，九州又有两名诸侯大友宗麟（1530～1587）、有马晴信（1567～1612）加入天主教阵容。在他们的领地内受洗的信徒，逐年递增；相对地，日本教会的内争和传教功能也出了问题。一五七九年耶稣会巡察使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i，1539～1606）到日本处理一些弊端之外，并策划神学院的教育方案，期能培养日本人自己的教会人才。为了也让日本年轻一代浸沐欧洲文明，亲炙先进国度，建议派遣少年使节访欧。一五八二年九州天主教三侯，终于特派一批十四、五岁的少年使节团，代表他们开赴罗马晋谒教皇，是乃着名的"天正遣欧少年使节"。
 
 
 
 至此，葡萄牙人在日本的传教事业，几乎没有任何阻力，信徒们膜拜的、珍藏的宗教有关文物也大量流通。南蛮美术中的圣画类、宗教用品类，也都公开输入和仿作，诚为天主教东传史无前例的巅峰。
 
 从热衷通商到禁教锁国
 
 一五八二年首批象征日欧亲密的少年使节团，正在前往罗马的途上，织田信长突遭变故，丰臣秀吉继起。可是教会人士一旦失去最有力的保护者，日本天主教徒的处境，就只有走上坎坷一途了。
 
 
 
 起先丰臣秀吉对天主教仍然保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一五八七年为谋天下统一，秀吉挥军渡九州，发现长崎一地已经被天主教诸侯大村纯忠，转让予教会领辖。秀吉立刻紧缩南蛮政策，宣令禁教，第二年更迳行没收长崎，将长崎传教士驱逐出境。
 
 
 
 其实秀吉对西洋人印象不错，对于南蛮船的来航尤表欢迎。只要是传教和做生意能够确实分离的话，绝对没有仇外的心理。因为通商贸易对日本和葡萄牙来说，都是有利可图。自从倭寇猖獗，阻断了中日两国商船正常往来以后，葡萄牙人接手代理商品转运，他们把中国的生丝、绢织运往日本，可以卖得高价；然后满载日本采掘的银回到欧洲，获取暴利。
 
 
 
 在这一条黄金路段上，葡萄牙教士和商人彼此接应，各取所需，终于引来西班牙人的觊觎和羡慕。太平洋海上的霸权，本来只有葡萄牙一枝独秀，一五六五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一五八四年西班牙船只首度来到日本。从此以后，属于西班牙修道会的法兰西斯柯教派、多明尼各教派等教士，都相继随母国船舰赴日布教。然而原来捷足先登的耶稣会教派，眼看另一批来争地盘的同道，难免反目相向，恶言相讥。于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士，彼此结下怨忿，为往后频发的殉教事件，种下了不利的因子。
 
 
 
 丰臣秀吉的禁教令，还只是赶走长崎的传教士而已。一五九六年一艘航抵四国的西班牙船，因为货物被收押，愤怒的船长冒出气话，夸示强大的西班牙是如何底征服新大陆和全球的异教徒。这句话透过葡萄牙人传到丰臣秀吉的耳里，适时提醒秀吉想到传教的骨子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一怒之下处死六名西班牙传道师和二十名日本教徒。历史上称此事件为\"二十六圣人\"，这也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批天主教的殉道者。
 
 
 
 
 
 板踏绘，桃山时代，东京博物馆
 
 
 
 一五九七年秀吉征韩无功，翌年含恨病逝。大权落到德川家康手里，历史进入十七世纪的江户初期。针对天主教徒更惨酷的流血弹压，层出不穷。一六一三年以后，全国性的****行动，大规模的铁腕禁教，甚至祭出了\"踏绘"仪式，用以招供是否为教徒的依据；也就是官宪以一只雕铸的天主或圣母像，教百姓践踏，不敢跟上去的人必是信徒无疑。总之压制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终于导致一六三七年的\"岛原之乱"。这是一宗教徒与农民结合的大暴动，发生地点正是九州天主教诸侯领内的岛原半岛和天草群岛。最后叛乱是敉平了，但是江户幕府务必赶尽杀绝的决心，一九三九年干脆下令锁国。为了彻底断绝教会潜入的管道，禁止葡西船舰来航，仅开长崎一地，允许与天主教无关的中国和荷兰船只进港。 
 日本明治维新与西方宗教
 
 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威胁而可能殖民地化的危险。为追求用科技来达到富国强兵、摆脱民族危机的目的，已经在锁国的情况下开始引进兰学，吸收西方有实用价值的医学、地理学、语言学和科学技术。幕府末期，还吸收德、英、法等国的洋学。当时在自然科学方面承认洋学的“穷理”，开始表层文化的变革。
 
 随着民族危机的增长，幕府末期出现攘夷派与开国派的对立。幕府为挽救危机，应付外国侵略，组成一个以强藩改革派藩主和武士为主的幕府核心，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一系列改革。但在1859年实行开港之后，绶带外来经贸的冲击，日本经济恶化，各藩尊王攘夷派开展倒幕运动。同时农民反对幕府封建统治的斗争日趋激烈，至1865-1867年间，发展为武装暴动。各藩不断掀起武力倒幕运动，不断进行革命的内战，最后经过1868年战争（史称戊辰战争），推翻幕府的封建统治，废藩设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在全国范围进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1868年明治维新，实行开国政策以后，为了维新国策----开国进取、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需要，自上而下地推行了欧化政策，着手改革政治、经济的体制，开始了中层文化的变革而渐及深层文化，以迎接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挑战。但是另一方面，旧封建武士出身的士族阶层为了继续维持其对政权的支配，不断地强化日本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性格，以抗拒西方的精神文明，所以日本吸收西方观念文化是在严格的封建结构制约下展开的。
 
 可以说，远在幕府时代甚或更早就已经开始接触西方文明。
 
 如果说，在古代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大陆文明的传入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文明的形成，那么中世纪以后同西洋文明的接触，则是日本文明走向新的历程的直接动因。
 
 在历史长河中，某些偶发事件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重大后果。1543年（日本天文十二年），三名葡萄牙人从澳门乘船去暹罗（今泰国），途中遭遇风暴，被吹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海难使这些漂流至此的葡萄牙人有幸成为最先踏上日本列岛的西洋文明的代表，而他们携带的鸟枪也立即被种子岛岛主时尧所接受，很快便仿效制造出大批洋枪，从九州逐渐向全国普及。不久，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接踵而至，揭开了西方宗教在日本传播的历史篇章。“以后直到宽永锁国的一百年间，南蛮人（当时把葡萄牙人称为南蛮人）通过贸易和传教，把鸟枪等西方物质文明和称为耶酥会（当时把天主教称为耶酥会）的基督教文化带进了日本”。
 
 西方文明登陆，使日本人对世界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迄今为止三分天下的
 
 天竺（印度）——大唐（中国）——日本观念当中，古代印度的地位被技艺精良的西洋人所取代。新的三分天下结构成为
 
 中国——西洋（泛指欧美）——日本的图式。而这一变化还不仅具有地理意义，伴随天主教扩散开来的西方历法、文字以及书籍、绘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更强化了“西洋”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一时间，西方宗教在日本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但是，同所有异质文明体系接触的一般规律相同，东西方宗教交汇，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社会震荡，而此时的日本处在专制统治高度成熟的封建社会的晚期，摩擦和冲突就来得异常剧烈，给西洋文明传入留下了一部充满血腥的历史。
 
 天文十八年（1549），天主教耶酥会传教士沙忽略（Frasisco.Xavier, 1506-1552）来到鹿儿岛，不久北上京都后，又返回山口聚众布教，是为西方宗教到日本之始。此后，许多传教士伴同西贸易商船而来，天主教在日本西南部地区的势力迅速扩大。为了便宜行事，传教士们首先与当地人大名往来，取得信任。而大名们为确保贸易的丰厚利润，也乐于同西方传教士交往。结果，西南地区出现了相丰后藩的大友宗麟、肥前藩的大村纯忠、有马晴信等人信天主教“切支丹大名”（当时对天主教徒的不确切音译为“切支丹”。到了16世纪80年代以后，天主教在日本已经拥有15万信徒和200多所教堂，笃信洋教的大名们甚至还一度联合派遣少年使节团，到遥远的罗马去谒见教皇。
 
 
 　 
 丰臣秀吉完成统一大业后，考虑到宗教和贸易紧密相关，曾经采取过保护天主教权益的政策。可是，西方宗教势力扩大后，教义中的原罪意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夫一妻制度等思想观念，不仅与幕府赖以维系思想统治的佛教、神道发生冲突，还侵蚀和削弱着封建幕府的统治的政治基础。尤其是像大村纯忠把自己的领地奉献给长崎教会，迫使领地内百姓改信天主教的极端做法，更令秀吉对西方势力的领土野心有所警觉。天正十五年（1587），丰臣秀吉改弦更张，宣布了《禁教令》，开始逮捕传教士和部分信徒。庆长元年（1596），有西班牙海员举报传教士假借传教名义进行侵吞领土之实的侵略野心，秀吉闻言大怒，立即逮捕了巴布斯基等6名传教士和3名修道士，以及17名日本信徒，在长崎以残酷的磔刑（撕裂肢体）将26人全部处死。
 
 丰臣秀吉禁教以后，贸易活动并未停止。所以，锐意向日本传播信仰的天主教势力仍继续向日本西南地区渗透。不久，德川家康重新统一天下，由于深谙传教与贸易关系，德川幕府最初对西方宗教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以便维护与葡萄牙、西班牙的经济贸易关系。于是，传教士在西南部再度活跃起来。据教会统计，1605年日本天主教信徒万人，并按照教会组织形成联络体系，反体制色彩逐渐增强。尤其是在丰臣氏旧势力相对集中的西南地区，潜伏着与政权分庭抗礼的可能。加之异质的西方宗教在传播中与封建等级制度发生强烈的冲突，使德川家康意识到天主教关于上帝是惟一绝对神的排他性质，以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势必冲击东方封建专制统治的正统意识形态，如若听其矛盾进一步激化，发生直接冲突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已。于是，转而实行取缔西方宗教的政策。
 
 1612年德川家康致函西班牙总督，要求停止传教活动。信中称：
 
 “吾国乃神国也。尊神崇佛，始自日本肇国。佛即神，神即佛，两者同一。固君臣忠义之道，坚守国家一统，乃吾日本向神誓忠及崇仰神之证明也……仁、义、礼、智、信之理，亦皆包含在神意之中。此乃贵邦殊为相异者也。”\r 
 与此同时，家康开始在政权内部清除天主教势力。明令天领（幕府在各地的领地）内实行禁教，凡旗本、家臣及居住江户的大名妻室当中有天主教嫌疑者，一律强迫改变信仰。拒不放弃洋教者，削去官位，逐出城外。这一年，江户、京都、大阪、长崎都发生了冲击教堂的事件。
 
 庆长十八年（1621），家康的亲信本多正纯与力冈大八为收复失去的领地，加入了天主教，与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勾结，并收取贿赂。事情败露后，并牵连到许多秘密教徒。这一事件给德川家康以极大刺激，痛感天主教势力已然渗透到幕府政权核心，遂于同年12月23日，德川幕府向全国发布了第一道禁教令，痛陈天主教对神国日本的危害，明确了以严酷刑法镇压天主教的决心：
 
 
 爰切支丹党徒，适来于日本，非啻渡商船而通资财。叨欲邪法，惑正宗，以改域中之政。……叛天连党徒，皆反杵政令，嫌疑神道，诽谤正法，残义损善，见有刑人，载欣载奔，自拜自礼，以是位宗之本怀，非邪法何哉？实神敌佛敌也，急不禁，后世必有国家之患。……日本者神国、佛国，尊神敬佛，专仁义之道，匡善恶之法。有过犯之辈，随其轻重，行墨、劓、非、宫、大辟之五刑。
 
 庆长十九年（1622）10月，幕府在京都将53名教徒处以火刑；翌年9月，又在长崎将555名教徒分别以火刑和磔刑处死。宽永元年（1624）以后，德川幕府屡次向长崎地方官下达《长崎奉行之奉书》，即后来史家称之为“锁国令”的文书：
 宽永10年（1633）取消朱印船贸易，禁止持有幕府奉书的船舶出海；
 
 宽永11年（1634）建造限制葡萄牙商人活动的人工岛屿“出岛”；
 
 宽永12年（1635）全面实行海禁，违者格杀勿论。
 
 与之相伴的禁教活动也愈演愈烈。为了有效鉴别出潜藏的天主教信徒，幕府的禁教官吏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了名为“踏绘”的方法，将带有圣母玛利亚和耶酥浮雕的铁板放置地面，命令百姓逐个从圣像上走过，以便甑别出信仰洋教与否，果真有不少信徒因拒绝践踏圣像被逮捕。为了强迫信徒放弃“邪教”，皈依神道、佛教“正法”，酷吏们在上述五刑之处还使用了骇人听闻的刑罚折磨信徒。对于坚持天主教信仰的男女信徒，分别采用火烧、冻馁、半身掩埋、裸体倒吊并在颜面烫烙十字架等酷刑，直到用竹锯锯断头颅或以荆棘捆绑焚烧的极刑。
 幕府的禁教政策和残酷的****引起了下层百姓的极大愤懑。宽永十四年（1637），岛原、天草农民不堪忍受苛政，在经济与宗教的双重压迫下，揭竿而起，爆发了矛头直指幕府统治的武装起义。17世纪初，曾经有一个叫马可斯的神甫被幕府驱逐出境时留下预言：将来必定会出现一位具有神圣禀赋、通晓教义的16岁的童男，在流云飞逝、山野轰鸣、旌旗漫卷和动荡中，代表上帝来拯救万民。这一预言在天主教信徒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产生了心理共鸣。起义的军民竟然推举出年仅16岁的天草四郎为“总大将”。打起绘画着太阳、十字架和圣杯的白色旗帜，把3000多信徒集结到岛原城中，竟然将神甫的预言变成为文件谶语。惊恐万状的幕府调集大批军队镇压起义，却迟迟不能攻克。而起义者们大多是皈依天主教的教民，他们环绕在具有奇理斯玛人格的灵异少年周围，把抗封建专制压迫的斗争同天主教信徒反对禁教的宗教斗争结合起来，在天上炮轰，地下挖掘隧道的猛烈攻势中，坚持两个多月，苦苦等待上帝拯救子民的奇迹。结果是悲壮地战斗到最后一刻，起义军弹尽粮绝，全部战死。
 
 此后，幕府惧怕反抗苛政的民众会继续利用宗教旗帜再度团结起来，进一步加快了闭关锁国的步伐。宽永十六年（1639）7月，下达了最后一道锁国令，把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天主教国家的贸易对手全部赶走，彻底禁绝了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在禁教过程里，幕府陆续关闭了沿海口岸，仅仅在长崎一地的“唐人屋”与孤悬海上的出岛的“荷兰商馆”（有幕府武士把守的一条栈桥同长崎口岸连接），保留了对中国和荷兰的限量贸易，以解决国内对生丝、香料等贵重物品的急需。
 
 在西方与日本的早期接触中，荷兰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国家。早在日本实行锁国之前，这个新教国家就极力挑拨和离间幕府同葡萄牙、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的关系。1610年10月，荷兰国王致信德川家康，指责“天主教之教士，假宗教神圣名义，旨在变更将军之伟大王国。他们建立宗派，将立即导致***内乱。”挑唆幕府驱逐自己的贸易竞争对手。锁国以后，荷兰人再三表明只从事贸易活动，决不传教，为此还“避免在公开场合祈祷和唱赞美诗，并卸除了基督教的一切外部标记”。不仅如此，当幕府将军对岛原、天草起义军民固守的岛原城久攻不下，荷兰殖民者还不惜以炮击城墙，屠杀起义军民来取悦日本统治者，终于保住了自己在出岛荷兰商馆的贸易地位，成为300多年锁国中唯一的例外。到了后来，荷兰商馆也被迁移到出岛，由幕府官吏严加看守。不过，这个连接日本与西方文明的小小窗口，在18世纪中期以后竟成为“兰学”传播的基地，及至幕府末年，兰学已经“如滴油入水，布满全池”，在很大程度上为封建社会文化向新的历史阶段过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给明治维新推翻幕府封建统治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准备。这也是当年封建幕府的决策者们始料不及的。
 
 19世纪中叶，俄罗斯的东正教传入，西方宗教在销声匿迹200年后再度出现在日本。1865年天主教也重新登陆，而后基督教（新教）也出现在日本。由于近代以后历史变迁的特殊条件时移事殊，近代西方宗教传播相对平稳。但是，由于传统宗教的巨大力量，以及日本民族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吸收的容纳程度的限制，直至今日，西方宗教在日本的发展仍然十分有限。总计150万左右的信徒（其中旧教、新教和基督教系的新兴宗教各占1/3左右），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总人口比例中的相对数量都是微乎其微的。不过，西方文化影响全球的大背景下，青年憧憬西方文化氛围，到教堂中举行婚礼者并不鲜见。但这与近世历史上少部率先接触并皈依和献身西方宗教，不惜以身家性命殉道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
 
 面对日本在接受西方文明之初的激烈冲突，我们不仅掩卷沉思：地处东西方之间的日本民族何以用较轻的震荡便融入了东洋文化传统之中；而在西方文明时却需要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呢？在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果真存在相互排斥的“抗体“么？显然，答案是复杂的。这里既有纵向意义上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环境因素，也有民族文明意义上的主观因素在起作用。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发挥了活的社会功能：
 
 首先，地理位置接近使日本较早接触到亚洲文明的主体，这一过程至少先于西方文明的注入1500年，而当时来自大陆的封建文化已经成熟完备，尚未完全脱离原始状态的日本处在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落差之下，对先进文明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渴求超越了本民族带有的排他性格。何况，分散落后状态下的氏族部落原本缺少成熟的“民族性“。
 
 其次，由于日本民族本身就成长在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之中。所以，尽管后世生成的独特的民族文明同作为母体的大陆文明的流传几乎毫无拒斥。相反，倒是积极吸纳和保存中华文化的某些成分，并在民族化的改造过程中使自身的文明体系成为“东洋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至今日，日本文明中中华古代文明的影子随处可见，传统文化中模仿改造的例证更是俯拾即是，以至有时很难区分和定性。
 
 再次，特别是对近代以前的整体民族性来讲，与亲和东亚的倾向相反，对西方的文明持有“敏感体质”。这点就如同人类个体的行为方式遵循的准则：发方面是主体养成习惯，另一方面是习惯塑造主体自身。一个民族的精神、思维方式乃至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等“硬件”一经构建，改造它的过程就必然要经过惨烈的痛苦斗争。
 
 最后，同儒家的中庸、平和、淡泊以及佛教的宽大、包容精神相迥，西方宗教的排他性质也是上述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西方文明抵达日本的背景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虽然西学东渐初期的海上马车夫们还不足以征服日本，但一旦船坚炮利，叩击国门的《圣经》就换成了宝剑。幕末“黑船”的炮舰政策下缔结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是极好的证明。
 
 当然，这里论述的日本对西方文明的排斥主要表现在封建晚期，近代以后的历史则以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相对胜利告终。在今天全球国际化的“无疆界时代”，日本的文明在保持自身特征的同时，兼容了许多思想与物质成分，惟其如此才熔铸出当今既体现传统又极富现代精神的日本文明。

余岚0528 · 发表于 2005-12-9 23:37:59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yuzhouzhou · 发表于 2005-12-12 08:46:34

支持，好！

4EYEBROWS · 发表于 2005-12-12 13:27:33

问问日语系的同学……他们应该有所了解……

zhishan · 发表于 2005-12-12 16:38:34

日本人总他妈的说自己是单一民族，妈的，琉求人是所谓的大和民族吗

免点儿太郎 · 发表于 2005-12-15 14:33:06

不应对普通日本人怀有偏见,民众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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