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

lingq2080

　　提　要　在人们应对全球化浪潮,透视这种全球的政治与经济相互渗透现象并力图揭示其本质的过程中,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步产生了,人们运用它对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进行理论分析。本文重点对该理论的传统及三大新流派进行述评。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流派　经济全球化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欧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交叉性边缘学科,其学科体系尚未完善,它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等并没有一个国际统一的规范性解释。学者苏珊·斯特兰奇、罗伯特·吉尔平、小罗伯特·基欧汉、杰弗里·弗里德恩、斯蒂芬·吉尔等人都曾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下过定义,这些定义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综合,是研究国际政治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交叉性学科。它既不完全属于国际政治学,也不完全是国际经济学,而是“国际”的或“全球”的“政治经济学”,这正是这一学科本身的特点。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笔者认为,它既不是国际行为主体本身,也不是国际行为主体的对外行为,而是国际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这也是这门学科与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重要区别之一。

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予以关注,但仅限于一些比较零散的论述,或见于介绍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的著作中的某些章节和片段,如王逸舟的《西方国际政治学析论:历史和现实》,①或散见于西方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著作中,如张宇燕等人编著的《中级西方经济学》②等书。因此,有必要较系统和全面地介绍一下国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和动态,以使我国学者的研究能够有所借鉴。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全球化,特别是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行的,也可以说,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为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为整体的历史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全球生产力疾速发展,加快世界经济增长,为少数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风险,并对国家主权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但是,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甚至包括思维方式等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国际政治中原有的(如国家主权等)核心概念和模式的冲击,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互动的剧烈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人们应对全球化浪潮,透视这种全球的政治与经济相互渗透现象并力图揭示其本质的过程中,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步产生了,这是一个理论工具,人们运用它来对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大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一、传统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

　　传统现实主义也称为经济民族主义、重商主义、国家主义、保护主义,强调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单一的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国家利益决定经济活动。国际政治学者雅各布·瓦依纳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由国家广泛地运用国家的经济利益规范经济活动的学说”。①

首先,经济民族主义视世界经济为一种零和博弈,即一个国家的获得必以其他国家的失去为前提。这种观点进而认为,冲突是必然的,民族国家最终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源保护自己。其次,经济民族主义专注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视政治经济力量为一种确保国家生存的方式,而认为外国竞争是对国内市场的威胁。第三,经济民族主义认为良好的贸易平衡是国家安全的前提,硬通货是赢得国家地位和优势的一种政治武器。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战历史久远。进入20世纪70年代,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对当时国际关系理论无力解释现实而不满,先后走上了理论体系科学化的道路。肯尼斯·沃尔兹提出了高度简约的现实主义理论,摒弃了经典现实主义(ｃｌａｓｓｉｃｒｅａｌｉｓｍ)中人性等难以科学标定的概念和无法证伪的假设,把无政府状态和自助体系、权力分配、国家利益特征和生存需求等设定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并把国际关系研究集中在体系结构这个因素上面,从而把现实主义推进到新现实主义(ｎｅｏ ｒｅａｌｉｓｍ)或结构现实主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阶段。

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罗伯特·吉尔平和斯蒂芬·克拉斯纳。吉尔平提出了霸权与大国政策协调(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并存的理论,并强调多边管理与政策协调的价值,其中对国际机制的认识摆脱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影响;斯蒂芬·克拉斯纳是坚定的新现实主义者,其经典著作《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②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极富开创性的力作,作者将经济解释法与权力解释法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修正结构主义,利用国家权力与国际制度两个变量,逻辑地描述了它们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关联。在论证过程中,同时重视南北关系中的经济和政治因素,还综合考察了第三世界国家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上的脆弱性。他对现实主义的修正及其理论剖析吸收了许多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

新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假说如下:

第一个假说,不完全排除其他国际行为体,也承认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它更强调从理论建设和发展的角度来看,研究单位越是单一,越是集中,就越容易发现规律性、实质性的理论模式。虽然其他国际行为体也起到了作用,但是基本研究单位应该是最具意义的一个,即民族国家。

第二个假说是单一国家说。单一国家说认为国家是一个一元社会整体,能够独立地确立国家的利益,制定并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

第三个假说是理性国家说。理性国家说认为国家行为体在某一给定环境中,能够确立国家目标,考虑多种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和可能导致的结果,然后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方案。

二、传统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

　　传统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利益,强调自由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首先,与经济民族主义注重国家的作用不同,它更加注重市场。它信奉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认为政府的经济作用是有限的。政府的作用是提供一些私人市场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是维护市场运行的基础。其次,自由主义反对零和博弈,认为这最终只能导致战争,它强调相互受益和争取双赢,这将导致国际合作和相互依存。也就是说,与其瓜分一块已经存在的蛋糕,还不如通过推动经济增长制作更大的蛋糕,即当每个人都有所收获时,没有人失去什么。自由主义认为,军事力量和其他强力的积聚,只会降低经济效率,战争损害生产力并消耗财富和力量,和平才是逻辑上各个国家的利益所在。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和平的科学。第三,自由主义认为,经济的成功主要在于自由市场里个人合理的充分的最优化决定。因此,国家被低估了,市场被高估了。

新自由主义是在挑战新现实主义的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合理内核,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独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体系。之后,它又借鉴和吸纳了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特别是建构主义学派的最新成果,保持着学术前沿地位。新自由主义关于多边主义(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和全球治理(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的研究成为带动学术创新的核心动力,其代表作是罗伯特·基欧汉和小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①一书。该书由理论框架、现实验证、批评回应与理论发展等4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在理论框架部分,作者剖析相互依赖的概念,提出敏感性相互依赖和脆弱性相互依赖的区分,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之间建立联系框架。在批评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作者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正是这本书提出了国际机制概念及国际机制变迁的解释模式,从而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现实验证部分,作者分别从海洋领域、国际货币领域、美加关系、美澳关系等方面就国际机制变迁予以解释,验证自己的理论主张。作者还剖析了美国与复合相互依赖的关系,就美国外交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在批评回应部分,作者对《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理论批评作出回应,并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发展贯穿其中,强调自身理论的价值及其限制条件,指明未来理论的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化驶上快车道,美国“单极霸权”的战略图谋越来越突出。世纪之交,国际社会将走向何方?在理论发展部分,两位学者敏锐地抓住信息时代、全球主义两个概念,提出如何以国际机制(国际制度)为核心,对全球主义进行治理的新思路。

综上所述,《权力与相互依赖》的核心命题有如下三个:建构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解释国际机制的变迁,探究全球主义的治理。从基欧汉近40年的学术生涯及其研究成果来看,其学术抱负就在于回答下列问题: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国际制度应当如何运作。

三、马克思主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相信市场的和谐,而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它重视阶级分析,将阶级当作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对象,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就是资本剥削劳动,认为阶级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因此,其政策主张是政府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不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进行自由贸易,而实行国家统一计划的对外贸易体制。

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给后人留下系统的论著,但是他们仍在这一领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财富。主要包括:(1)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2)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必然带来其政治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也是由其国内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定的;(3)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落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殖民主义在落后国家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严重破坏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生产关系的正常发展,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它破坏了这些国家原有的经济基础,从而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开辟了道路,甚至以武力实现了一些国家的政治统一,并促进了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包括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前欧洲中心国家的殖民地———广大亚非拉国家先后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建立了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但从经济上分析,这些国家要么不发达,要么在经济上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于是,对世界经济格局中这种现状的经济学理论解释应运而生,不发达与依附理论(ｔｈ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ｔｈｅｏｒｙ)由此产生。在20世纪60～70年代,依附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可以说,它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中的一种激进的学说。但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和占主流地位的依附论,各种理论流派之间的发展程度和分歧差异仍然很大。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依附论进行不同的类型学划分,规定为不同的理论取向与流派。本文着重从一种基本的理论价值倾向进行分析,认为依附论主要包括激进主义依附理论、改良主义依附理论以及正统主流依附理论等。


1 激进主义依附论这一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有弗兰克、阿明等。弗兰克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不发达的发展理论”(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他认为两种结构的存在使得处于外围的国家日益走向贫困,因此,他主张一种“脱钩论”。相对于弗兰克而言,阿明的理论更为系统,他着重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对于“外围”发展的一种制约与剥削性质。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矛盾并不存在于各个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是存在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之间”。

从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来看,激进主义依附论是一种外因决定论。简而言之,处于外围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总根源,要么是一种从殖民主义时代延续下来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要么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整体结构的作用。事实上,将弗兰克、阿明等学者所强调的外部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作用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角度是可取的,应该说这也是不发达的根源之一。但另一方面,这种单维度的、简单地从外部环境来寻找理由的说法不免过于单薄,而他们所主张的通过一种激进的途径来实现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的设想与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似乎相去甚远。正因为如此,“多斯桑托斯认为弗兰克只从外部原因进行分析而忽视发展中国家内部依附性社会经济结构的做法过于简单化”。

2 改良主义依附论

改良主义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巴西社会学家卡多索,从理论倾向来看,他既反对西方经济学中新古典派现代化理论把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其内部因素的观点,同时对弗兰克的外因论也持批评意见。一些实践经验促使人们对先前的依附论进行反思,那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西、东亚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卡多索根据这些新的现实将发展与依附联系起来,指出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和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更进一步的是,他提出了要利用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来为本国的发展服务,而不是坚持原先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思想。显然,这是东亚模式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实践经验在理论上的一种折射。

3 正统主流依附理论

多斯桑托斯以其所提出的新依附论而成为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在其主要著作《帝国主义与依附》中,他提出了一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关于依附的定义。重要的是,他认为对当代不发达问题的研究,着重点应放在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他所定义的新依附论是: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到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进入了一个依靠外资实现工业化的新时期。他进一步对依附的三种形态进行了论证,即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论是对20世纪60～70年代以及8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完整的反映。新依附论强调附属国与统治国关系的不变性,而且,附属国由于受国际和国内依附结构的影响,会陷入更加不发达的境地,依附性结构也会影响生产率。多斯桑托斯的论述虽然在现在看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作为主流依附论而对现实的借鉴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依附论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世界体系论。这个理论由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提出。在其代表性著作《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中,他完整地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论完善了依附论,弥补了它的许多不足,其核心观点如下。

第一,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概念作了明确的理论阐释。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有着不同的界限、结构体、群体、法律条例及相互依存性。这一机体包括相互矛盾的各种力量。它们有时通过张力在这一体系中凝成一体,有时却由于彼此竞争而使体系四分五裂。这一体系具有生物体的特征,在其生命周期内,有些特质不断变化,而另一些特质则保持平稳发展。因此,这一体系的结构根据其功能内部的逻辑变化,在不同时期表现出强弱度不同。一个社会体系的特征实质上是生命的自我控制和调节,其发展动力由机体内部因素所促成。世界体系要么采取“世界帝国”这种代表单一政治制度所控制的领土的形式,要么采取“世界经济”的形式,在这种经济中,单一政治实体对覆盖大面积地区的经济没有控制权。在世界体系存在的大部分历史中,它所采取的是“世界帝国”的形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是因为它一直是一种持久发展的世界经济。

第二,沃勒斯坦认为,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重要的表性特征之一就是由该体系的横向分工和资本积累的运动形态所产生的一个不等价交换体系:核心地带、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带。半边缘地带在相互对立的核心与边缘之间充当一种缓冲物,并起到平衡经济的作用。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范围之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质的差异,但今天所有的国家都服从并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要加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每个参加者都需要像资本家那样对待这个市场中的其他参加者,参与合作和竞争。

第四,沃勒斯坦认为,这个体系不是静止不动的。资本主义的运动形态确定了增长和停滞的周期,构成今日核心地带的国家并不一定是明日核心地带的国家,而处于边缘地带的地区很可能成为半边缘地区国家。作为资本主义扩张或停滞运动形态的结果,各国的位置将发生变换。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提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各个学术流派并没有最终形成,它们在百家争鸣的演进中不断充实、完善自己,这个过程也需要中国学者的加入,并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诠释这种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现象。

　参考文献:
1 Ｋｅｏｈａｎｅ,ＲｏｂｅｒｔＯ.,1984,Ａｆｔｅｒ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2 Ｓｔｒａｎｇｅ,Ｓｕｓａｎ,1987,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Ｐｉｎｔ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3 Ｇｉｌｐｉｎ,Ｒｏｂｅｒｔ,1987,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4 ＬｉｍＣｈｏｎｇＹａｈ,1991,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ｎｄ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
5 Ｇｈｏｓｈ,Ｂ.Ｎ.,1996,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
6 Ｍｉｌｎｅｒ,ＨｅｌｅｎＶ.,1998,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ｅｙｏｎｄ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7 Ｋｒａｓｎｅｒ,ＳｔｅｐｈｅｎＤ.,2000,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Ｗｅａｌｔｈ,4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ｅｄｆｏｒ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8 Ｋｅｏｈａｎｅ,Ｒｏｂｅｒｔ＆Ｎｙｅ,Ｊｏｓｅｐｈ,2001,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3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Ｌｏｎｇｍａｎ.
9 Ｖｉｎｎｅｒ,Ｊａｃｏｂ,1994,Ｐｏｗｅｒｖｅｒｓｕｓｐｌｅｎｔｙａ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ａｎｄ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ｏ.1,ｐ.11.
10 萨米尔·阿明,1990,高锬译,《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
11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98,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高等教育出版社。
12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1999,《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3 樊勇明,2001,《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