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关系理论中社会性因素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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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的是国际关系中社会因素的缺失。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要么忽视了社会性因素的存在,要么仍然关注过少。本文首先认可了亚历山大·温特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批评,即它们没有意识到国家身份、利益和认同的可塑性。其次,认为温特只是引入规范和认同这两个变量,对阐明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因素是不够的。最后,提出在国际关系中引入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来部分弥补这一理论上的缺失。

【关键词】　社会结构;集体行动;社会资本

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①亚历山大·温特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指出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结构现实主义者和制度自由主义者的不足在于他们都没有完全理解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因素。建构主义把认同与规范带进了国际关系的讨论中来,但是在温特理论的逻辑中仍然存在缺陷。本文认为,这是它没有把足够的社会性因素———例如国际社会组织网络及其形态、亚社会结构———纳入考虑之中的缘故。

本文将首先检验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些主张和观点,来证明为什么引入社会性因素是必要的。然后,本文将论证建构主义的研究为什么有必要引进更多的社会性因素。最后,本文试图引进一个新的观念———国际社会资本。

一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逻辑缺陷

(一)结构现实主义及其市场比喻

“结构现实主义运用一种类比来描绘国际舞台的特征,它以自私的行为体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的互动为分析起点,”②这是许多国际关系学者的共识,正如亚历山大·温特所说的那样,“华尔兹偏爱的方式是微观经济学”,其“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是微观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构”,“他的战略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战略相似,这些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参照环境中价格的变化而不是参照人们偏好的变化解释不同的结果。”①

华尔兹本人也习惯于采用市场比喻,在他看来,“分散型经济的市场,就其本源而言是个体主义的,它是自发生成的,是意图之外的结果。……市场一旦形成,本身便成为一种力量,而且是进行单独行动或较少进行共同行动的单位无法控制的力量。……正如市场经济一样,国际政治体系是由追求自身利益的单位的联合行动形成的。”②如此,国际体系也成为国家所无法控制的对象,其行为模式产生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限制之中。

哈丁的“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也常常被用来说明华尔兹这一论断的合理性。但是古典市场理论以及上述模型都需要一些极端的假设:规模较大、缺乏沟通能力、每个行为者都单独行动、个体行动的效应得不到注意、结构和规则既定并且更改的成本很高等。当特定环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设时,这些模型可以成功地预测人们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结果,但是当现实环境超出了假设的范围时就并非如此了。换句话说,这些模型需要一个既定社会结构的存在,而不能在多元化的、不符合特定限制条件的环境下应用。把假设的参数,例如社会规范或沟通的程度设定为常数“通常是使模型的应用范围更狭窄,而不是更广泛。”③

华尔兹利用微观经济理论为自己的简单化假设辩护,但是正如上文所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微观经济理论得以成立的特定的社会结构。华尔兹引用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结构对于企业合作间的限制来说明国际政治结构限制国家间合作。在这里,华尔兹用囚徒博弈来概括国际关系的现实。但是自由市场结构也是镶嵌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之中的,其规则和参数随着参与者之间的社会结构、组织网络、共有知识、认同和沟通而发生变动,如果我们不参考这些社会性因素,我们就无法理解像石油卡特尔这样的企业组织的出现。

当然,自由市场结构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语境。但是温特批评说,华尔兹的问题就在于他在其理论中先验地构造了这样一种语境,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语境的存在是有前提的。

德国学者克拉托赫维尔说,“政治行为体所处的情境与一个在非历史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经济人的情境不同,因而他们的选择对塑造他们涉入其间的博弈的确定就起到作用。”④在约翰·鲁杰所编的《多边主义》一书中,加州大学学者摩根指出战后世界的安全困境与其说源自无政府状态,毋宁说是源自那些特殊的安全政策背后的具体观念和历史经验。⑤在此书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另外一位学者表明北约的形式不是由防务功能决定的,离开特殊的历史经验和美国的相关决策者的信念,我们就无法对它这种特殊的组织设计进行理解。⑥克拉托赫维尔总结这些论述说,这些论述的要旨在于“它认识到人们所宣称的无政府状态的强制性实际上并不具有那样的强制性。”⑦

(二)自由制度主义者的改进和缺陷

制度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新现实主义者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模型有缺憾,因此他们设计了一个有沟通、具有可改变规则和参数能力的模型。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自由主义的要旨是:第一,自由主义理论把相关的角色视为个体,作为全部分析的起点,个体被假定是理性的,即行为过程是有选择的,旨在根据个人的效用和功能实现最大的纯收益;第二,试图理解个体的集合是怎样做出集体决策的,以及由个体构成的组织是怎样进行互动的;第三,强调个体的权利以及人类事务中的进步是可能的。⑧在其论述的第二点中,基欧汉为国家加上了沟通能力这一项社会性因素。结论是,国际制度可以在利己的行为者的互动中被建立起来改变国际博弈的规则和参数以改善无政府状态。其蕴含的意义是国家的社会实践创造了国际体系的结构。

自由制度主义的这一论断被公共政策问题专家罗伯特·艾克斯罗德利用博弈论和数学模型加以验算,结论是“合作甚至可以在一个无条件背叛的世界中出现。如果分散的个体之间没有机会来进行互动,那么这种发展就不可能发生。但是只要这些个体有一点机会可以互动,那么一小群有判断力的人中间就可能出现合作。”①

但是,秦亚青评论说,基欧汉仍然沿用了新现实主义以微观经济学定义个人/公司的前提、假设与方式,把国家定义为利己的、其利益和身份完全是由内部因素决定的理性行为体。②亚历山大·温特指出这种假定的后果是,如果认同与利益被视为既定的,那么机制就不能改变它们,国家只能进行简单的学习或行为调整,而不可能进行涉及重新界定认同和利益的复杂学习。③换句话说,由于只设定了沟通能力这一种社会性因素,而没有继续引入身份、规范、认同这些因素,自由制度主义所描述的国家的社会性实践是不完整的。

这种剥离的一个后果是,虽然制度自由主义者认识到国家可以通过互动建立一套国际制度来改变博弈的规则和参数,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解决全球公共问题,但是国际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提供国际制度本身就构成了“二阶困境”。④另外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专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转引其他博弈论学者的结论说,简单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并不能保证走出困境。关于合作是一个可能完美均衡结局的著名的“友善定理”(ｆｏｌｋｔｈｅｏｒｅｍ),有时错误地表示为合作是重复博弈中的惟一均衡。除了“在每一个重复均衡中,人们都选择合作”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均衡。⑤因此除非我们能够了解当时当地的国际社会环境和国内社会背景,单纯就制度自由主义的假设而言我们将无法理解国际制度是怎样产生的。自由制度主义的假设可能是从一些国内例子中得来,但是我们必须牢记个人时时刻刻镶嵌在社会之中。⑥另外,离开社会语境,即使是实现了合作,我们也无法理解为何一组特殊的合作安排会从可行的多种选择中被选中。克拉斯纳指出,在许多案例中,“问题不在于如何获得帕累托边界,而在于帕累托边界上的哪一个点将被选择。”⑦

这种剥离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必须事先假定国家关注市场失灵更胜于相对收益和分配冲突。⑧而笔者看不出任何先验性的肯定国家更为关注绝对收益的逻辑之所在。除非我们给出完全的社会语境,才能理解国家之所以自我克制的理由。如同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者也先验地设定了一种社会语境而又未对之加以注意。

再例如,为了解决制度提供这一难题,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提出了霸权稳定论,声称只有当国际经济体系内出现一个单独的支配性强国时,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最有可能出现。因为只有霸主国才有能力和兴趣维持一个对公众有利的稳定的金融体系。约翰·鲁杰则提出一个反历史的例子,如果纳粹德国或者苏联在二战后最终成为世界上的领导性国家,那么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它们中任何一个会去创造像其后那么盛行的国际制度秩序,以此来说明霸主可能并不愿意利用制度形式去组织国际体系。⑨安-玛丽·伯利指出,二战后以一系列国际制度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新政时期凯恩斯主义对当时美国政策制定人的影响。 因此惟有理解社会语境才能理解为什么会产生上述变化。

二　建构主义理论与规范、认同等因素的引进与不足

亚历山大·温特把论述其理论的书命名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就说明他把国际关系视为一种社会关系。温特论述建构主义的核心主张如下:(1)国家是体系中主要的行为体;(2)国家体系中的关键结构是互为主观的,而不是物质的;(3)国家的认同和利益大部分是由这些结构建构的,而不是由体系外部的人性和国内政治决定的。①温特自述其主要论点就是:社会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使这种结构具有动力。②

秦亚青教授认为,温特理论的核心就是认为国际关系中行为体有意义的行为只有在主体间的社会语境中才得以成为可能。③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莱斯勒在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做出回顾时也指出,建构主义关键的字眼就是身份认同、规则标准、知识理解和利益喜好。④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就是由社会互动建构起来的观念事实,本身可能具有多种意义,意义之所在或者意义的作用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实践活动。由于认识、实践这种社会性因素的存在,国际政治结构就变成了动态的了。这样,由于引入了规范、认同、身份等社会性因素,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对静态的缺点就能得到弥补。

当然,一切社会结构都是观念结构,但是仅仅讨论观念和实践对表现整个社会层面是不够用的。例如,温特承认自己研究中的一个缺失就是他完全是在讨论微观层次上的身份形成,而这本身并不能解释宏观层次上的结构变化,因为身份变化和结构变化之间还有段距离。“文化变化不仅要求身份变化,而且要求认同的频率和分配超越一个临界点。”⑤而单纯讨论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和共识的形成将使我们无法理解单个行动者的认识是怎样汇总到一个宏观结构上的,结构在何时转变,以什么程度转变。

有学者认为,温特的敌人/竞争者/朋友三分法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但却不是用来分析社会结构转化合适的范式。⑥事实上,这种三分法无法使我们了解体系层次的意义网络是怎样被编织起来的,也无法使我们了解具体文化内容变革和进化的原因和过程,同样也无法对之加以测量。因此,虽然温特的常规建构主义理论总体上看是一个整体主义/理念主义的结构,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工具和没有引入足够的社会性因素,使得许多建构主义者往往是从单边或者双边的角度来探讨国际体系的转换,或者是讨论国际规范对单个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影响,做功能性研究,从而削弱了温特的整体结构理论。

事实上我们可以问一些其他具体的问题,例如,认同转换过程中具体的国际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在各个地区和领域又有什么不同?除了在国家单位层次内部的规范转变的动力之外,在体系层次上有什么推动力的存在吗?这种观念上的国际体系结构是怎样在物质上具体体现出来的,怎样制约国家的具体选择?是否存在一个可靠的测量手段和标准对规范的转化提供尺度?这些都是温特的微观叙事手段所没有回答的。

秦亚青在其文《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中提倡建立一整套文化理论,包括对文化结构、文化单位和文化力的研究,把文化从温特的狭隘定义中解放出来具体化,来探讨文化作为群体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抽象和实际行为的方式、标准化的认知取向、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这些复杂的层面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⑦这也是一种试图把更为丰富的社会性因素带进国际关系讨论中的方法。但是文化只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已。笔者认为对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的分析至少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权力分配和对其的认识;第二,行为规范(包括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第三,社会组织及其形态(平等型、依附型或者其他);第四,单位层次内部与外部的交流及其影响,这一项暗含着对单位层次社会结构的关注。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或者几个合适的量度,使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方面加以衡量,又怎样才能在这些因素之间找到其中的联系呢?

三　国际社会资本概念

引人注目的“社会资本”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使我们对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深化,从而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上述的这样一种量度。

在这里所阐述的社会资本在更多方面采用的是帕特南而不是福山所指的概念,①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Ｄ.帕特南所关注的是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他认为投资于社团生活之中的社会资本是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基础。社会资本在他的笔下是一个既有物质内容又含有理念内容的混合体:“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②通过对意大利地区政府所做的调查,他用可信的数据证明了不同的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不同社会结构产生的缘由。帕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分析在笔者看来近似完美地把结构同规范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概念里面,一个中观结构同规范互相构建,从而在整体社会与个体规范和实践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同国内社会类比,在这里国际社会资本可以定义为:国家之间、政府或者非政府的组织网络以及由这种网络所支撑的合作规范和信任关系。这种类比可以如此得到证明:信任和合作的规范可以从单位层面上产生出来,也可以在几个行为体中得到成长形成制度。但是,除非这种信任和合作的规范能够被一个国家间的交往网络所证实和支撑,并且能够产生外溢作用,否则就无法在社会层面上发挥作用,也无法转化成国家对自己利益和身份的再认定。社会资本把具体的信任编织成抽象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其理性选择了集体身份。战后国际规范的转变、多边主义的盛行同美国的政治文化外溢有很大关联,但是美国的这种文化外溢是单线型的。如何理解其他有些国家互相之间的信任度也趋于上升?因为身份不是单一的。也许我们应该从战后美国主导或者鼓励下建立的一系列社群网络入手,来看待这一社群网络是怎样把微观上的身份变化传递开来,从而改变社会结构的逻辑的。

秦亚青提出研究文化力以了解共有知识的产生、体系意义网络的编织和文化内容的变革和更新。国际社会资本可以看做是对这种文化力的一种模拟,但又超越了文化力的概念。因为根据秦亚青引述温特、费尼莫尔和斯科肯克的论述,他们仍然是从单位层面出发,把国际规范看做是国家或者国家内部单位利用其影响力向世界推广的产物。但是如果说社会结构更新是自我重新评估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产物,那么合作性的文化是没法单独从一种单位层次的规范和价值观中孕育出来的,那么我们必须寻求一个超越个体及个体互动之上的层次并赋予它观念上的意义,国际社会资本概念正好合适。

亚历山大·温特在论述国家间集体认同形成之时,谈到了三类机制———结构背景、体系进程和战略实践。③本文作者认为温特讨论的这三个层面同样是国际社会资本的微观背景。首先,在结构背景上,需要考虑的有两个方面:历史和物质实力的分配。既有历史的冲突状况影响国家对博弈结构的判定,而物质力量的分配状况将决定国家的自由程度,即是否不均到强大国家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不受既定结构约束改变自己和他人的身份和认同,在这方面美国是个显著的例子。其次,在体系进程方面,温特提出了第一个进程是日渐增加的相互依赖,产生共同命运;第二个进程是国内价值观跨国体现,这既可能“来自于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加,又可能由于示范作用、传播和吸取教训而产生,”④从而减少行为体的异质性。这两者都有助于提高认同转变的潜力。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一条,即国家间社会与社会的接触日益增加,在一些国家内社会资本比较充裕,这部分社会资本在社会间接触中发生外溢。最后,在战略实践层面,国家行为体通过经验分享,从而增进社会粘性。在这些微观层面上产生的认同和身份认定上的变化是单边或者双边意义上的,Ａ国对Ｂ国而言因为某种原因使它们超越了对彼此位置的忧虑,发展了一种合作的规范,这种认识是发生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上的,比较具体,更多的是对得失的考虑。但是Ａ国相对于Ｂ、Ｃ、Ｄ国而言,它们的身份认定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即使Ｂ、Ｃ、Ｄ国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认知转变的过程。换句话问,在一个有着众多成员的体系中,即使大部分成员对其他特定成员较易倾向合作,这种状态又是怎样成为整个社会结构的逻辑的?因为大部分成员相互之间可能没有很多的互动。也就是说,如果宏观层次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不可还原的,不能通过微观层次上的变化得出解释,而只能提出结构上的理由,正如思想无法用大脑结构来解释一样。

我们看到,国际社会的一些亚结构,例如欧洲,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恐怕不是源于偶然的巧合,而是这些来自于微观层面上的非常具体的规范和信任关系最后在国际社群网络中被编织起来,形成了一种抽象的规范、原则和信任关系。这种政府或者非政府之间的网络把一系列双边关系综合成多边关系。当这些组织相互勾连的程度达到一定密度的时候,它就有了如下效果:对采取不合作态度的行为体进行交叉惩罚,这种交叉可以使惩罚只要由少数国家进行就可以了,因此就降低了维护合作规范的执行成本,也增大了行为体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国家在微观层次上的身份变化可以借助这个网络传递开来,因为国家之间的共有知识可以借此传递。我相信你,是因为我的朋友们相信你,而我相信我的朋友们。网络有利于协调和沟通,并且放大了其他各体制的信任的信息。最后,这样的网络体现着过去协作的成功,成为未来协作的文化模本以及其他个体模仿的对象,有重要的心理影响作用。这些是我们单独关注一种国际制度或者国际机制所无法得出的结论。

换句话说,国家间这些组织网络本身就直接构建信任,直接对国家的身份、利益、认同的改变造成影响,这是另一种在结构层面发生影响的因素。国际社会资本的密度因此就直接反映着社会结构逻辑变化的程度,当社会资本的密度达到一个临界点时,社会结构的逻辑就会发生变化,成为一种新的逻辑和新的社会结构。


国际社会资本可以被视为一种单独的社会性变量,这种变量应该和单独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分离开来。当代存在许多机能不良的多边主义,“从国际秩序的观点来看,这些形式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不甚理想的,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是起反作用的。”①这种情况在那些只涉及合作博弈的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国际捕鲸委员会、国际民航组织或者各种地区性渔业组织。几乎每一种多边主义体制都有大量的例外和免除条款,但是多边原则并没有因此濒于崩溃,因此多边原则的承载体应该是超出了单个制度和组织的范围。

四　结语

本文深受建构主义的影响,认为华尔兹有意漠视了其理论中社会语境的存在,或者说是限定了一种社会语境,使得其理论缺乏历史感。虽然新自由制度主义引进了沟通这一社会性因素,但是要理解沟通及其效果就必须引进更多的社会性因素变量。本文的创新在于,笔者认为如果仅仅如温特一样引入规范和认同因素,对于说明国际社会语境还是不够的。本文试图引入另外一种社会性因素,即国际组织网络及其培育出来的规范和文化,或称社会资本来部分弥补这一不足。

而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国际社会资本仍然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有必要对国际组织网络的类型及其架构、规范和文化、功能做更细致的划分。整个国际社会语境也不仅仅只是局限在规范、认同和组织这一个层面,而这些是本文所未详加探讨的。本文的另外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做出的假设太多,实证太少。而这方面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例如,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方式对国际社会结构、更可能的是对地区社会结构做出具体的衡量,比如地区国家在一些国际议题上的相同投票率、地区国家在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妥协态度、一国对其他国家的观感指数、该地区的国际治理绩效、该地区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多寡等。

笔者希望今后能够在实证方面得出成果,并且希望能够通过对人类学、社会学的进一步了解来为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