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威胁时滞与国家安全决策

岸上的猪

【内容提要】　威胁时滞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如果Ａ国曾经遭受过Ｂ国的重大威胁,那么Ａ国将倾向于一直视Ｂ国为安全威胁,并在较长时期内始终对其奉行谨慎、敏感型的安全政策。威胁时滞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屡见不鲜,其产生源于决策者对受威胁历史近乎本能的认知,这种认知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只有对历史威胁的变化做出准确的评估,即进行“第二次认知”,决策者才能合理地评判、应对威胁时滞,并做出正确的安全决策。

【关键词】　认知;威胁时滞;历史威胁;评估;国家安全决策

　　自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的文章后,关于中日关系及历史问题的辩论在舆论界、学术界得到广泛关注,论争至今不息。这场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对日外交决策,尤其是安全决策方面所面临的困局:由于日本在侵华战争道歉问题上的勉强态度、篡改历史教科书和其领导人执意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备受历史问题困扰,欲进而不能。因类似历史问题对国家现实安全决策产生影响的,绝非中日关系一例。因此,就历史问题和安全决策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可能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课题。下面试结合相关理论对此进行分析,期待各位专家指正。

一　威胁时滞的产生

　　除中日关系外,历史威胁对现实安全决策产生影响的现象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屡见不鲜,笔者将之归纳为威胁时滞。一战结束后,FaGuo总理克里孟梭曾要求把莱茵河以西的领土和德国分开成立缓冲国,其目的是为了戒备德国,因为“这个邻居在克里孟梭的一生中,就曾两次入侵FaGuo”。①这种受害者经历使FaGuo在一战结束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追求削弱德国的惩罚性政策。在二战中,“日本征服者的残暴和飞扬跋扈破坏了其解放者形象,在当地人们心中造成了恐惧和仇恨,这种恐惧和仇恨在50年后仍未完全消除”。②其结果是东亚国家至今仍普遍对日本篡改教科书、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抗议和不满。塞缪尔·亨廷顿则提到,“不同文明集团间过去发生的断断续续的断层线暴力冲突,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些记忆反过来又引起了双方的恐惧和不安全感”。③王逸舟也提到过这样一个例子,由于“老师总是欺负学生”,中国人在一段时间里习惯于拒绝国际上的邀请。④巴瑞·布赞列举过一系列的现象,除了FaGuo对德国的担心、邻国对日本的猜忌外,他还注意到,波兰对德国和俄罗斯在历史上长期猜忌不止,希腊和亚美尼亚对土耳其以及伊拉克和伊朗彼此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历史性猜疑。①一个较近的例子是,奥地利极右势力仅仅参与执政就引来欧盟的集体制裁,因为欧洲各国仍对纳粹的侵略与****记忆犹新。

可见,威胁时滞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如果Ａ国曾经遭受过Ｂ国的重大威胁,那么Ａ国将倾向于一直视Ｂ国为安全威胁,并在较长时期内始终对其奉行谨慎、敏感型的安全政策。威胁时滞是一种受害国的反应,其构成要件是:(1)受害国历史上曾受到重大威胁,最突出的是受到了外敌的入侵。但这种威胁是“历史性”的,也就是说威胁的形式并没有一直持续下来。比如说,战争停止了,入侵行为得到了纠正。但威胁是否依然潜在,则须依具体情况而定。(2)受害国有把加害国视为持久安全威胁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潜意识的、不自觉的。受害国往往由此判定,“有侵略历史的、缓慢武装的邻国远远超过和平主义的快速武装邻国所构成的威胁”。②(3)受害国在较长时期内始终以十分谨慎的政策同加害国打交道,并对其行为极其敏感。曾经的威胁国如果和其他国家都做出一个同样程度的不利于受害国的行为,受害国会对这个曾经的威胁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更为警惕。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言:“一个人只要形成了对他人的某种形象———特别是他人的敌对形象———模糊不清甚至是与此相异的信息也将会加深这种形象……如果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具有敌意,在他人眼中或许视为中立或友好的行为将会被他们忽视、扭曲或视为有意欺骗。”③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其行为主要是通过决策者表现出来的。历史威胁之所以会产生“时滞”效应,亦主要源于受害国决策者对被威胁历史的认知。因此,要进一步分析威胁时滞就必须了解认知理论(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认知理论是一种微观层次的国际政治理论,是心理学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渗透与反映,其代表学者为美国的罗伯特·杰维斯。杰维斯并不排斥从国际体系、民族国家等层次分析国际问题,但他亦认为分析决策层次的知觉十分重要,“如果不考察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对其他人的认识,就无法解释重大决定和政策是怎样形成的”。④历史是影响知觉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人从国际关系史的重大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他的认识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又影响到他对所接收的信息的解读”。⑤在各种历史事件中,“决策者的学习过多地来自震撼性事件”。⑥“由于战争及其后果具有震颤和普遍的效应,与之相关的经历———战前的外交活动、战争进行的方式、战时形成的联盟、战争结束的方式———都会深刻地影响该国大多数国民的知觉倾向。”⑦从认知理论的角度看,威胁时滞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决策者根据对影响重大的历史冲突的回忆形成了如下认知:必须对曾经的敌国小心对待,因为它仍然是或极可能是自身安全的威胁。这种认知带有很大的感性色彩,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潜在的认知。只要曾经的威胁国做出看来是不友好的行为,这种认知就会迅速从决策者的头脑中释放出来,并影响受害国的安全决策。

由于威胁时滞的本能性,学者们对类似现象多持批判态度。巴瑞·布赞等人曾提到,历史性敌意(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ｎｍｉｔｙ)的存在和反复的战争常常放大了当前对威胁的认知。⑧认知理论学者也往往强调,对历史的认知常常是错误的。根据认知理论,决策者未必都能认识(感觉)到环境的变化,即使认识到了,外界的刺激常常在通过自己所固有的信条体系(ｂｅｌｉｅｆｓｙｓｔｅｍ)和印象的透镜时产生折射,从而使他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⑨作为认知理论的集大成者,杰维斯进一步认为,尽管历史事件中包含着可贵的信息,但这样的学习过程存在三种相互关联的缺陷,从而导致错误知觉的发生。这三种缺陷是:(1)那些被用来类比的事件没有什么理由也被用来作为对未来行动的最佳指南;(2)由于在从事件结果中学习的时候没有认真分析详细的因果关系,所以得到的经验是肤浅的,具有过分通则化(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特征;(3)决策者不是首先比较诸多历史事件,而是选定对理解目前形势最有帮助的那一个事件进行类比。①杰维斯由此断定:“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完全消除错误知觉。”②

那么,威胁时滞是否必定是错误知觉呢?并不尽然。这是因为:

其一,历史是可以正确认知的,杰维斯关于历史事件有三个缺陷的分析带有很大的误导性。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同样的思路推断出历史事件的三个优点。现对照分析如下:(1)历史固然不会重复,但仍然可以类比。如果我们否认可以从历史事件当中发现某种规律,只会陷入不可知论的陷阱。现实主义也主张“求助于历史的先例,而不是抽象的原则”,③这充分说明历史事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2)正如杰维斯所揭示的,从历史中取得的经验是否肤浅取决于是否认真分析详细的因果关系。因此,只要决策者认真地分析了详细的因果关系,他完全可以从历史事件中得出深刻而不是肤浅的经验。(3)认定决策者不会比较诸多历史事件是武断的,决策者选定的历史事件既可能只是对目前形势“最有帮助”,还有可能是因为“最有教益”,这同样取决于决策者个人。

其二,虽然威胁时滞源于决策者近乎本能的认知,但本能并不必然等同于盲目和错误。被蛇咬过的人在偶然中触摸到类似于蛇的东西时会感到惊惧并迅速避开,如果他实际上摸到的是一根绳子,其行为会被人嘲笑,但如果他碰到的真的仍是一条蛇呢?可见,在评价威胁时滞是否正确或错误时,我们必须结合威胁本身来讨论,而不能想当然。如果能够得出结论:历史威胁仍然潜在,有重现的可能,那么威胁时滞似的反应就并非全无道理;如果历史威胁确已消失,威胁时滞就是不必要的,决策者必须摆脱威胁时滞造成的阴影,重新分析当前的安全形势。

二　对历史威胁变化的评估

　　由上可见,我们只有对历史威胁是否变化进行评估并做出认定,才能确定威胁时滞是否产生了消极或积极的影响,并考虑相关的对策。这实际上是要求决策者进行双重认知。第一次认知是近乎本能的、不自觉的,其结果是在决策中出现威胁时滞现象。第二次认知是出自理性的、自觉的,其目的是正确应对威胁时滞。如果说第一次认知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第二次认知应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不对历史威胁的变化进行评估,决策者将想当然地顺应威胁时滞做出决策,其结果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显然,国家安全决策不允许决策者如此冒险。

鉴于正确评估的困难,有必要设计一个框架,以尽可能客观、全面、真实地评估历史威胁的变化。在这个框架中,笔者设计了一些指标,在每个指标下又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些指标是:威胁的动机、能力与环境。意图(即动机)是构成威胁的前提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力则是实施威胁的保障。有威胁动机,必然导致追求威胁能力;但仅有威胁能力,并不必然伴随有威胁动机。这就如建构主义者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朝鲜的5件核武器对美国来说是威胁,但拥有500件核武器的英国却不是。除了能力和动机外,国内外环境也能对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或能否采取威胁行动产生重大影响,有利或不利的国内外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刺激或是抑制一个国家的动机或行为。在设计中,笔者尽可能地使这些指标和问题既有全面性(即考虑空间因素:本国、对方、环境),又有动态性(即考虑时间因素:历史、现状、未来)。把对这些问题回答的结果进行汇总和组合,有望对历史威胁的变化情况做出较为真实的评价。

1.威胁动机

对方(构成历史威胁的国家)是否仍存有当初成为威胁或与之相类似的动机?或者,这种动机是否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对方的实际行动或言论能否证明不再发动侵略抑或相反?当前两国之间是否存在重大的安全竞争或对立?对方对此有和平解决的愿望吗?如果有的话,这种竞争或对立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吗?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得到三个大致的评估结果:威胁动机仍然存在、部分存在和完全不存在。

2.威胁能力

对方仍具有与原来相当或更大的军事能力、政治组织能力、经济承受能力和民族凝聚力吗?或者,它将在较短时间内恢复这种能力吗?更重要的是,与本国当前所具有的能力相比,对方还能实施威胁并造成与历史上同样重大的损害后果吗?评估结果仍是三个:完全具有、或部分具有、或完全不具有这种能力。

3.国内外环境

对方如果再次对本国进行威胁,它是否还会获得该国国内民众、党派的支持?对方是否拥有与历史上同样有利的国际地位、国际形势?是否还会有具有足够力量的盟友支持对方对本国的威胁?本国当前的国际环境足以抵消对方的国际环境优势吗?这种环境对比是否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变化?对这些问题的三个评估结果是:对方拥有与历史上同样有利、或部分有利、或完全不利的内外环境。

通过对三个指标评估结果的组合,我们可以得出三种情况:即威胁完全重现、部分重现和不重现。仅在威胁动机同样存在、完全具有同样威胁能力及内外环境同样有利的情况下,与历史上同样的威胁才是肯定重新出现(即完全重现)的。鉴于如上文所述的威胁动机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认为,只要具备了威胁动机完全不存在的条件,威胁就是不可能重现的。同理,只要具备了威胁动机完全存在或部分存在的任一条件,威胁就可能重现,其重现的内容、形式和程度则依与其他两项指标的组合情况而定。


以上组合情况见下表:

威胁动机
完全存在
部分存在
完全不存在

威胁能力
完全具有
完全具有、或部分具有、或完全不具有

内外环境
完全有利
完全有利、或部分有利、或完全不利

威胁评估结果
完全重现
部分重现
不重现


由上表可见,威胁完全重现的概率最小,不重现的概率次之,而部分重现的可能性最大。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历史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我们期待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威胁以完全同样的方式、程度重新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反,由于地缘、文化、对权力和安全的追求等导致冲突的因素往往是结构性的,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部消失,我们希望历史上的威胁(特别是并不久远的威胁)永不再来也过于理想化。以我们熟悉的中日关系为例,现在认为日本会像二战中那样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是荒谬的,但如果认为日本再也不会采取任何形式的危及我国安全的行动的想法也不现实。当然,也有一些我们可以认为是威胁已经基本上消失的例子,例如美国不会再把原宗主国英国视为威胁,而西班牙也不会再把打败过它的美国视为敌人。应注意,这种威胁的变化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双方关系的频繁反复后才出现的。

三　国家安全决策

　　在对历史威胁是否变化进行评估之后,决策者应根据不同的结果制定不同的政策,并据此决定他对威胁时滞现象的态度。如果威胁将完全重现,国家有必要根据它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来处理问题,继续视对方为潜在威胁并采取相应对策。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可以利用历史问题来说明情况、争取国内支持并迫使对手不要重蹈覆辙。这种以历史为基准的政策,我们可称之为维持型政策。在这种政策中,威胁时滞并不导致消极作用,甚至可以成为一种有利的政策工具。但是,如果历史威胁完全不可能重现,再强调历史问题就是多余甚至是有害的了。国家应该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真正的威胁和安全战略,而不再拘泥于历史。这种超越历史的政策可称之为改变型政策。在这种政策下,政治领导人应采取积极措施,尽力避免威胁时滞现象对国家安全政策所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当历史威胁可能部分重现时,国家所应采取的政策就应介于维持型政策与改变型政策之间。也就是说,它必须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同时,又应注意到现实情况的变化,我们称之为调整型政策。

不同评估结果与不同政策的对应情况如下:

威胁评估结果
完全重现
部分重现
不重现

政策类型
维持型政策
调整型政策
改变型政策

很显然,如果一个国家在历史威胁不可能再现的情况下实行维持型的安全政策,只会恶化双方的安全形势,进而导致“安全困境”,制造出一种新的不安全。如果在历史威胁可能重现的情况下,却奉行改变型政策,那就像东郭先生遇到狼,其后果必然不堪设想。这种情况类似于摩根索所总结的:“把帝国主义政策误认为维持现状政策的国家,会在别国的政策对它的生存构成的威胁面前毫无准备。它的软弱会招惹攻击而可能使战争无可避免。一个国家若将维护现状政策误认为帝国主义政策,将会由于它的不适当的反应引起它正试图避免的战争危险。”①因此,在三种政策与三种评估结果之间建立起正确的对应关系,是国家安全决策的关键所在。

然而,问题并不到此为止。因为即使决策者正确掌握了这种对应关系,如何执行这些政策特别是调整型政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维持型或改变型政策意味着对已有政策的继续执行或完全改变,调整型政策则意味着灵活掌握,需要根据情况变化程度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具体对策。可以说,调整型政策不像维持型或改变型政策那样直白明了,不能将某种做法一以贯之,因而不易掌握与实施。在实践中,一项模糊的政策对决策者来说往往是没有吸引力的,多数决策者都希望政策简单明了,易于实施。如果调整型政策实施不当,决策者很容易产生挫败感,进而可能求诸于维持型或改变型等较明确的政策,从而导致“政策错位”的恶果。为了增强调整型政策的可操作性,有必要对该政策的前提和要点做进一步的阐述。

调整型政策既不强调妥协,亦不主张对抗,其核心目标是预防可能部分重现的历史威胁,其最好的结果是化解威胁、消除对抗。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应考虑到三方面的情况:(1)历史威胁的来源国目前仍是本国的潜在威胁,这是制定安全政策的首要前提。(2)与历史上的情况相比,威胁的内容、形式、程度发生了变化,这是制定安全政策时应考虑的重要因素。(3)这种威胁只是潜在的,因此有可能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甚至文化等综合性手段加以化解,武力应是最后措施。鉴于以上分析,下面三个策略可视为对调整型政策的简化和指导:

1.预防性交往。即在威胁真正到来之前,采取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一切非武力措施防止威胁产生,尽量将其消解于无形之中。预防性交往是一种主动宣示善意的和平政策,它不强调敌对,但亦不一味包容,其实施应包括三个方面:不忘历史(争取双方共同、全面、准确并权威地对历史问题做出结论,防止为侵略翻案,以免助长威胁);重视现实(发展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促进外交合作等,尽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消除双方的安全分歧);面向未来(加强双方文化交流、人员往来,促进了解和认同,消除误解和对立)。

2.挂钩。即在采取预防性交往措施之后,将本国反应与对方行为挂钩。如果对方反应是善意的,即应继续甚至扩大执行之;如果对方反应是恶意的,甚至重新做出不利于本国安全的威胁行为时,必须做出相应反应,切不可迁就。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展示抵抗威胁的坚强决心,从而遏制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因为威胁只有在抵抗而不是妥协面前退让。一般来说,明显的恶意反应与威胁行为包括:与本国的敌对国或潜在的敌对国组成军事同盟,小范围入侵本国领土、领海,直接的军事冲突或大规模武装入侵。此外,在特定情况下,举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拒绝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两国间分歧,军备扩张、军事行动超出其正常的国家安全需要,对历史上的侵略拒绝做出必要的道歉和反省,都可能带有威胁的含义,这需要决策者结合其他具体情况判定。执行挂钩政策还必须考虑到实力情况,如果自身实力不及,就必须借用盟国或国际社会的力量。空虚的恫吓只会助长而不是遏止威胁。

3.对称。在执行挂钩策略的同时,必须注意做出反应的对称性,即对威胁行为做出反应的程度必须与威胁本身的程度相对称,既要避免过度反应,又要提防反应不足。反应过度不但是一种力量的浪费,还可能被对方反认为“威胁”,导致冲突不可避免。而反应不足,则起不到遏制威胁的效果,与不反应无甚差别。

总体来讲,调整型政策需要体现出一种“温和而坚定”②的特征:既要有缔造和平的善意,又要有不惧冲突的决心;既要有能化解威胁的事前政策,又要有能反击威胁的事后实力。只有同时做到这两个方面,那个代表着潜在威胁的国家才会认识到:自己曾经的受害国追求的是和平而不是报复,它不忘历史但不拘泥于历史,它不打算侵略但决心随时反对侵略。这种认识将在很大程度上打消那个国家可能的侵略野心,从而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