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

清水煮音

[摘要]　沃尔兹认为,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假设不需要是真实的,关于假设,不是真实性的问题,而是有用性的问题。本文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探讨,认为,科学理论作为说明,是对“为什么”的回答,其目的是要找出现象背后的内生因果机制。逻辑的作用在于,把假设的真实性传递到结论上去,如果假设不需要真实,逻辑的作用就有些可疑了。从实际情况看,在国际关系学者中间,对假设真实性的质疑与讨论也是普遍的现象。

[关键词]　假设;假说;理论;因果解释

一、假设与假说

本文试图探讨沃尔兹关于假设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论点。在开始这种探讨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假设指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而不是Ｈｙ ｐｏｔｈｅｓｉｓ,后者在本文中指假说。假设是假定为正确的命题,并把它作为理论推理的前提,它是建构理论的基础。自然科学就建立在一些最基本的假设上,如假设自然是有序的、自然是可以被认识的以及所有自然现象都有自然原因等等。〔1〕而假说则是对所研究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它是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清晰表达。假说是尝试性的,意味着它所描述的关系需要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只有通过了经验事实的检验,我们才认为假说是对所研究问题的一个可信回答。〔2〕

假设有时被人们检验。例如,有些经济学家对于常用的“企业最大化利润假设”,通过对企业家进行调查的方法来予以检验,发现企业家并不知道他们的边际收益。这时,“企业最大化利润假设”在检验者的眼中就成了一个待检验的假说。同样,如果某一个通过检验的假说,被作为构造理论的基础,则它变成了另一个理论的假设。

二、沃尔兹:假设的真伪是无关的

肯尼思·沃尔兹在其名著《国际政治理论》中认为,“微观理论中,不论是国际政治学还是经济学的理论,对行为者的动机是做出假设,而不是切合事实地加以描述。”在作了国家追求的目标是保障其生存的假设之后,他接着说,“对假设的问题,不是它的真实性,而是看它是否是合理的、有用的假设。”而假设是否有用,取决于能否以它为基础设计出一个理论,并从这个理论推导出一些在其他情况下不明显的事实。〔3〕

沃尔兹承认,“除了生存动机,国家的目标可能是无限多样的。”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只是永远为了保证其生存而采取行动”,“有些国家可能坚持不懈地追求它们看得比生存更高的目标。例如,它们可能宁愿与其他国家合作,而放弃本身在形式上的存在。”〔4〕他认为,一个理论概念可以是概念,例如力;也可以是假设,例如假设质量集中于一点。假设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对于规律,人们关心的是它是否真实,对于理论,人们关心的是它的解释能力。〔5〕

沃尔兹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在理论建构中,假设不需要是真实的,关于假设,不是真实性的问题,而是有用性的问题,即是否可以通过它建构出能够导致新颖事实的理论。沃尔兹当然并不是这样说的第一个人,在他之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系统地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弗里德曼在1948年提出了台球手假说。并在1953年的论文中,对假设的性质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6〕

三、假设的真实性对于理论是不需要的吗?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不是谈论一般的理论,而特指追求科学性的理论。由于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被公认为国际政治理论中追求科学化的重要努力,所以,本文对分析范围的这种限定应该是可以接受的。〔7〕

1.弗里德曼观点

为了更好地认识沃尔兹的观点,需要更细致地考察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因为这两者在精神上基本一致,而弗里德曼表述得更为详细具体。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是,对于实证经济学来说,假设的任何可能的不真实是无关紧要的,判断经济理论的惟一标准,是看哪一个理论在经验预测方面最为成功。〔8〕弗里德曼声称,“真正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假说将被发现具有这样一些‘假设’,它们是对现实的一些极不准确的描述,一般来说,理论越有意义,假设也就越不现实。”〔9〕他明确地拒绝承认,在实质性假设被应用以前,对它们进行“检验”的必要。〔10〕

在此基础上,他引入了著名的关于解释的“好像(ａｓｉｆ)”理论。他说,只要根据包含错误假设的论据,能够使观察到的现象被认为是符合逻辑的结论,则对该假设的运用就应该是可以接受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试图解释某些个人假定行为的效果,则只要该效果事实上能够被观察到,而且如果他们按照我们假设的那样行事时也会产生该效果,我们就能利用这个行为假设,即便该假设是虚假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并不是说,个人的行为好像在按照我们的假设行事,而是说,他们行为的效果好像是在按照我们的假设行事。〔1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其观点,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树叶理论作为例子。弗里德曼认为,对于一棵树上的叶子来说,“每片叶子相对于它旁边其他叶子的位置而言,仿佛都要尽力长到能最好地吸收阳光的位置。就像每片叶子都知道决定每个位置日照量的物理规律,所以每片叶子都迅速而且自发的从自己原来的地方移向更理想而尚未被占领的另一处。”“我们都知道,树叶不会‘有意地’或者有意识地‘试图’做什么事,它们也没有上过学并学会计算‘最优’位置所必须的有关科学法则和数学法则,而且也不能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但是,“尽管这种假说的‘假设’显然是不真实的,可由于它的含义与观察结果是一致的,所以,它似乎非常合理。”〔12〕按照他的观点,假说靠它预示未来的正确性来检验,而不用关心其显而易见的错误假设。

2.理论作为一种说明

问题在于,这样的树叶理论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即使它在效果上能够很好地符合树叶的实际现象,但是,它是否有助于人们认识真实的过程?科学事业与众不同的目的是提供可靠的得到支持的系统说明。欧内斯特·内格尔认为,在系统说明方面,各门科学在体系达到的完备性程度上各有千秋,但对于任何公认的科学领域来说,决不能完全失去对系统说明的探求,而说明是对“为什么”的回答。〔13〕范弗拉森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一个说明是对一个“为什么问题”的回答,所以关于说明的理论必须是关于“为什么问题”的理论。〔14〕显然,弗里德曼的树叶理论,追求的不是对“为什么”的回答,特别地,放弃对假设为真的要求,实际上就放弃了对事物运行的内部真实因果机制的追求。即使在树叶理论中有一种因果机制,它显然也是一种伪因果机制。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对“树叶为什么以那样的方式生长”问题做出的回答,显然是不能够令人满意的。

理论的目的是要找出现象背后的内生因果机制。建立在非现实假设上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许能够正确地预测未来,但是它无助于发现国际关系中现实发挥作用的内生因果机制。例如,物理学家可以用“自然害怕真空”来说明地球表面流体的变化,但是,如果物理学家进而把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当作是对他所描述的现象的物理学解释则是愚蠢的。〔15〕一个理论在提供预见方面富有成效并不能表明它是真的。

要判断弗里德曼、沃尔兹放弃对假设真实性的关心是否合理,实际上涉及到是否认为科学理论应该放弃对内生因果机制的寻求。在这个问题上,一般的看法是,如果一个模型的目的在于预测,则一般性假设不必是现实的。相反,如果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则一般性假设和辅助性假设都必须是真实的。〔16〕戴维·辛格在《国际关系的分析层次》中清楚地指出,与解释甚至描述相比,预测对于模型的要求更少,例如,一个见多识广的外行也可以预测明天的月亮比今天大还是小。〔1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理论与模型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前面的树叶理论被称为树叶模型,可能更为恰当一些。如果我们不放弃对理论的解释功能的追求,我们就不能放弃对假设的真实性的考虑,至少不能够完全放弃对假设的真实性进行检验的权利。

理论所具有的说明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会存在均势,按照沃尔兹的理论,回答最后必然会归结到他的几个假设上去。但是,如果这几个假设本身不真,那么,这一回答也就不可能真。孟德尔的基因理论非常好地解释了他所进行的杂交实验的结果,但是,最终还是要找到基因的对应物,这一理论才能得到科学界的真正认可。这表明,在很多时候,理论的假设也需要被放在假说的位置上接受检验。

对此,我们可以考虑一个有两种类型球的装置的例子:一组大尺寸的红球和一组相对小尺寸的绿球。在装置的中间有一个孔,这个孔的大小可以让绿球通过但不能让红球通过。这一装置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选择机器。针对绿球能够通过而红球通不过的现象,人们可以构造两个不同的理论,第一个理论假设选择针对尺寸,第二个理论假设选择针对颜色,这两个理论能够同样好地解释这一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沃尔兹要求我们不要在乎采取的是哪一个假设,只要结果好就可以了。如果这样的话,科学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而不是追求对真实世界的更为深入的了解了。

3.理论的结构与逻辑的作用

前提假设、逻辑推演、理论的结论,是构成一个说明理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理论的结论或许是解释、或许是预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里可以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为什么要使论证过程合乎逻辑的要求?劳伦斯·博兰认为,“要求论证合乎逻辑的惟一目的,就是使前提或假设的真实性与结论的真实性联系起来。”〔18〕

在逻辑上有效的两种推理方式是归真推理和归谬推理。归真推理指的是,如果论证是符合逻辑的,则每当全部假设和前提为真实时,则全部结论也将是真实的。归真推理的逆否命题,就是归谬推理,其内容是,如果论证是符合逻辑的,则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任何一项结论是假的,那么假设就不可能全部是真实的,即至少有一条假设是不真实的。归谬推理可以用来拒绝承认或者批评假设。〔19〕

因为任何论据的结论中必须包含假设本身,逻辑的作用在于揭示从我们已有的陈述中能够得出什么,或者在这些陈述中已经含有什么,〔20〕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认为,“所有科学知识都不是有关特定事实的知识,而是有关假设的知识,只是这些假设至今还未被系统化的反驳所证伪罢了。”〔21〕拒绝考虑假设的可被检验性,则某些结论的可被检验性也被拒绝考虑了。倘若人们在考虑一项假设的检验,他们实际上可被视为仅仅在考虑证明结论中之一项成立。〔22〕在理论的假设下,除了该理论本身得到的这些结论,通常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结论。

例如,如果我们接受沃尔兹的几条基本假设,我们还可以推导出其他许多不符合经验事实的结论。例如,欧洲的一体化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苏联不会以和平的方式接受其解体,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会非常困难等等。在那些与沃尔兹理论不符的经验事实中,有些可能是其他干预变量起作用的结果,但也有很多是由于假设的不真实性造成的。

此外,从理论上说,如果假设可以是不真实的,那么存在着无限多假设的可能性,它们能够包含任何一组特定的结论。

从弗里德曼自己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是通过把一定的假设应用于一定的理论的方式,来限定假设的使用范围的。弗里德曼指出,利润最大化假设在解释单个企业的行为时并没有太大用处,该假设对产业最适用。〔23〕这是因为存在着一种作用于企业的外部力量。企业的偏离行为将会被这一外部力量及时纠正。这种力量将促使努力追求最大化利润的企业胜过那些不这样做的企业,而后者最终将会消亡。这一选择过程将确保,从长期看,产业中的企业的平均行为接近于基于利润最大化假设对企业行为做出的预测。这样,弗里德曼实际上提出了一种选择论,并据此声称,当企业家不是利润最大化者时,也可证明该理论是成立的。〔24〕

无独有偶,沃尔兹也提出了类似的选择论,在沃尔兹那里,选择的主体是结构,“结构进行选择”,结构决定比赛中取胜与否,结构决定什么样的参赛者有可能成功。〔25〕他认为,结构充当了选择器的作用,结构是通过奖赏某些行为和惩罚其他行为来实现选择的。〔26〕沃尔兹还把国家同质性产生的原因,与市场对公司的选择作用进行了类比。〔27〕后来,沃尔兹甚至说,“我们必须将‘选择’这一概念置于中心位置”。〔28〕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沃尔兹与弗里德曼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似性。

这种通过选择论为理论寻找支撑的做法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认为自己理论的成立依赖于更为根本的假设:即市场或者国际体系具有足够强的选择作用,否则他们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这样,对沃尔兹来说,实际上是从国家同质性假设滑向了“结构有足够强的选择作用”的假设,国家的同质性成了这一更为根本的假设的推论。

四、学者们的态度与本文的结论

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没有正面从理论上回应沃尔兹关于假设的观点,并且很赞赏现实主义者的一个优点,就是至少他们的假设是很清楚的。〔2他说,“我和现实主义者一样假设行为者是理性的、利己主义的。我想指出的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并不必然就会得出现实主义那种独有的关于合作的悲观主义论调。”重要的是,他说,“我们可以通过放宽关键的理性和利己主义的假设,考虑到有限理性、偏好变化以及移情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从而对我们的论证进行改造和修正。”〔30〕


在国际关系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中,对对方假设真实性的质疑是比较普遍的情况。例如,温特在《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一文中说,如果我们同意沃尔兹的看法,认为由于无政府状态的作用,国际政治体系,像经济市场,是由利己主义的单位的相互作用形成的,那么,我们是对自然状态假设了太多的内容。同样,如果我们认为,由于无政府状态的作用,自然状态中的国家必然面临“猎鹿博弈”或者“安全困境”,我们也是假设了太多的东西。〔31〕温特后来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写道,“体系理论往往做出更加宽泛的假设,认为所有国家身份和利益都是外生的,这种假设是错误的。”〔32〕另外有一些学者则试图放松或反驳沃尔兹的国家同质性假设,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33〕

在讨论“假设的真实性”问题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假设的“真实”指什么,布劳格对假设的真实性从三个不同的意义上进行了说明:在第一个意义上,我们说假设是不真实的,是指它是“抽象的”;在第二个意义上,当我们说假设是真实的,是指它赋予行为体的动机是人们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在第三个意义上,当我们说假设是不真实的,是指它是假的或者高度不可能的。〔34〕区分这三种不同的用法,对于辨析沃尔兹的观点颇有帮助。如果沃尔兹对假设的真实性是做第一个意义上的理解,那么,我们并不反对他的说法;如果他是在第二个意义上理解假设的真实性问题,则是持一种工具主义的观点,并导致放弃对因果解释的追求;如果他是在第三个意义上理解假设的真实性问题,则无疑会遭到更多的反对。

总体上说,本文认为,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放弃对理论假设真实性的追求,假设的真实性并不是一个无关的问题。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沃尔兹虽然宣称,在理论建构中,假设的真实性是不相关的,但是他实际采取的立场相对温和,对于在理论建构中用到的前提假设,他并不是不加论证地使用,这一点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注释]〔1〕ＣｈａｖａＦｒａｎｋｆｏｒｔ Ｎａｃｈｍｉａｓ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Ｎａｃｈｍｉａ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ｉｘ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ｏｒｔｈ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2000,ｐ.5.

〔2〕Ｉｂｉｄ,ｐ.56.

〔3〕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ａｌｔｚ,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Ｂｏｓｔｏｎ:Ａｄｄｉ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ｙ,1979,ｐ.91.

〔4〕Ｉｂｉｄｐｐ.91 92.

〔5〕Ｉｂｉｄｐｐ.5 6.

〔6〕Ｍｉｌ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1953,ｐｐ.3 43.

〔7〕可以参见[挪威]依弗·Ｂ.诺伊曼、[丹麦]奥勒·韦弗尔主编,《未来国际思想大师》(肖锋,石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三章;及秦亚青为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版所写的译者前言,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Ｄ.ＷａｄｅＨａｎｄ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ｕｌ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2001,ｐｐ.54 55.

〔9〕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14.

〔10〕Ｉｂｉｄ.ｐｐ.33 34.

〔11〕[美]劳伦斯·Ａ·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0-31页。

〔12〕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ｐ.19 20.

〔13〕ＥｒｎｅｓｔＮａｇｅｌ,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ｇ ｉｃ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1979,ｐ.15.

〔14〕ＶａｎＦｒａａｓｓｅｎＢ.,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ｍａｇ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0,ｐ.134.

〔15〕肯·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Ｍ〕,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16〕ＴｉｍｏｔｈｙＰ.Ｒｏｔｈ,“Ｈｏ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ｓ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Ｖｏｌ.8,Ｉｓｓｕｅ3,2001,ｐｐ.420 422.

〔17〕Ｊ.ＤａｖｉｄＳｉｎｇｅｒ,“ｔｈｅ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14,Ｉｓｓｕｅ1,1961,ｐｐ.79 80.

〔18〕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第14页。

〔19〕同上书,第14-15页。

〔20〕[澳]艾伦·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Ｍ〕,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21〕Ｆ.Ａ.Ｈａｙｅｋ,Ｌａｗ,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ｂｅｒｔｙ: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ＯｒｄｅｒＶｏｌ.1,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1973,ｐ.17.

〔22〕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第34页。

〔23〕[荷]杰克·Ｊ·弗罗门:《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24〕同上书,第35页。

〔25〕Ｗａｌｔｚ,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92.

〔26〕Ｉｂｉｄ,ｐｐ.73 74.

〔27〕Ｉｂｉｄ,ｐｐ.76 77.

〔28〕肯尼思·华尔兹,《反思<国际政治理论>———对我的批评者们的答复》,载[美]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29〕[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30〕同上书,第80 81页。

〔31〕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ＡｎａｒｃｈｙｉｓＷｈａｔＳｔａｔｅＭａｋｅｏｆｉ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 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46,Ｉｓｓｕｅ2,1992,ｐｐ.401 402.

〔32〕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9,ｐ.246.

〔33〕如Ａｎｄｒｅｗ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Ｔａｋｉｎｇ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ａＬｉｂ ｅ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51,Ｉｓｓｕｅ4,1997,ｐｐ.514 554,ＪｏｈｎＧｅｒａｒｄＲｕｇｇｉ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ｙ:Ｔｏｗａｒｄａ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ｔ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35,Ｉｓ ｓｕｅ2,1983,ｐｐ.261 285.

〔34〕ＭａｒｋＢｌａｕｇ,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2,ｐｐ.92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