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作用的侵蚀———对国际关系中大国逻辑的一种思考

岸上的猪

　　摘　要　用大国逻辑来思考国际关系构成了人们的一种思维习惯,这与国际关系史和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力有关。但是大国本身和它所起作用的环境包括观念环境和实践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国所受到的制约性越来越多,其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侵蚀。因此,纯粹用大国来思考国际关系及其未来具有越来越大的局限性。

关键词大国　行为的合理性　逻辑支点　发展趋势

在国际关系中,大国是被当作一个客观现实来承认的。无论是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还是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人们对大国所具有的核心地位从来没有任何的怀疑。弗兰克·Ｈ·西蒙兹和布鲁根斯·埃米尼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个大国的世界”,因为大国之间的国家政策的相互作用对国际关系经常有着不适当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1]肯尼思·沃尔兹也用无可置疑的语气说道:“只要大国是主要的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的结构就根据它们来定义。”[2]这个结论得到了较高的认同,因为肯尼思·沃尔兹给出了他的逻辑,这种逻辑被认为是符合现实的。他认为,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以其相互作用构成了国际政治系统的单元,这些单元在国际无政府的结构中进行互动,自助成了保全自己的唯一手段,因此,“就像在任何自助系统中一样,在国际政治中,最有能力的单元已经为其他单元和他们自己,设立了行动的舞台”。[3]

冷战结束后,尽管学者们也集中精力研究冷战后国际政治的格局,但其他与大国作用并不十分相干的理论的发展势头似乎更为强劲。“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建构主义理论”、“民主和平论”等使人们的注意力脱离了国际关系理论中将焦点集中于大国或超级大国的传统。人们对全球化的渲染更加加重了这种“离心”倾向,在这里很少能够看到强权角力将继续主宰国际社会的迹象,大有一种的新的秩序即将出现的趋势。然而好景不长,大国的强势再一次出现。在理论上,我们看到了米尔斯海默对大国政治必然性及其必然发生的悲剧的雄辩论证和库伯的“新帝国论”的出台。而在实践上布什上台后所推行的“先发制人”战略和单边主义政策,以及一些大国“跟着强者走”(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的战略,似乎在印证着大国与帝国间的微妙关系。

新的世纪刚刚过了3个年头,在新的世纪里,大国的作用是否会更为强势,或者重复国际关系史上大国为了争夺霸权而必然走向战争的悲剧。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希望下面的论述能够做出某种证明。

一、如何定义大国

从国际关系史上看,大国虽然是许多国家的一种向往,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成为大国,它受制于地域、人口和自然资源的限制,只有少量的国家才拥有有效支持国家政策的力量。在历史的同一时期,国际关系中往往只能容纳几个大国同时存在。大国的存在和被认同主要受到这些大国在特定时期内所具有与所获取的权力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的概念占据着统治地位。人们在论证权力时,总是把它与大国联系在一起,大国成了国际社会权力的有效载体。因此,在阐述大国这一概念时,权力成了大国概念的基本内核。一个国家的权力被它的地理位置、面积大小、人口规模、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国家结构类型、联盟的产生和丧失等因素所决定。在国际关系的早期,影响权力的这些因素不是从它自身来考虑的,而是从它们对军事实力、防卫能力和发动战争的能力的影响来思考的。因此,军事力量成了当时世界政治舞台上评估权力相互作用的决定性标准。历史学家霍华德在分析16至17世纪的荷兰时指出,尽管荷兰地理上相对较小,它却能发展和维持首屈一指的地位,因为它在这个时代史无前例地维持了一支专业拔尖的军队。[4]而在19世纪早期,FaGuo的复兴和普鲁士作为大国的出现主要是作为军事能力的获得和使用的一种结果。因此霍华德认为,普鲁士的崛起极大地促进了在19世纪的一种信念,即军事力量是至关重要的。[5]这种信念也影响着人们对大国的定义。许多国际关系学者都从军事力量的角度,甚至从国家发动战争能力的角度来定义大国。泰勒在写到1848至1949年欧洲的历史时说“对大国的基本测试是他们发动战争的能力”,他相信在这一时期,“国家领导者假定,这也是学术上要问的:权力的经济资源是什么?决定性问题是多长时间他们能发动战争?”[6]卡尔也指出“军事工具的重要性基于在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最后保障是战争”。[7]他认为经济的作用在于支持军事能力的成长和成功发动战争的能力。战争不仅服务于权力,它本身就是权力。米尔斯海默继承了这种从军事的角度来定义大国的传统,他认为“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具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战争的能力。”[8]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定义虽然是对早期大国定义的继承,但却是对二战后大国定义发展的一种忽视。自二战以来人们对大国的统一性的认知至少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挑战:第一,“超级大国”概念的出现。福克斯于1944年把“超级大国”引入到国际关系中,意指英国、美国和苏联所获得的权力与其他国家的不对称性。按照他的观点,成为国际超级大国不仅拥有一种力量属性即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属性,并通过它的意愿和前期经验而显示出来,它还具有有意的规制力量和影响,换一句话说,超级大国地位的获得不仅是指一个国家有什么,而且也包含它做了什么和准备做什么。“大国加上力量的大机动来描述超级大国。”[9]虽然有的专家认为“超级大国的概念并没有在古老的大国概念中增添新的东西”。[10]但是,自从二战以后,超级大国还是取代了大国成了人们论述国际政治的最常用的概念。超级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超级大国的本质在于它们的全球影响”。[11]人们在冷战结束以后仍然借助于超级大国的概念来描述国际政治,尤其是在概括国际政治格局的时候,国内学术界常用“一超多强”来形容。超级大国和强国显然是大国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大国。超级大国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人们对大国的定义已发生了分化,大国不再是单一的,同一水平的,而是力量悬殊的,这也与现实的权力分配相对应。

第二,大国标准的分化。二战后德国和日本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下,在70年代经济问题跃入前台时,成了经济大国。人们甚至用“经济超级大国”来形容它们。而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所获得的巨大权力和它们在全球军事和政治圈中的低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是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关注和分析的政治家之一,他认为尽管军事上“存在着两个超级大国”,但经济上“至少有五个主要集团”,权力不再是“单一的”。从历史上看,“军事、经济和政治潜力是紧密相联的。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必须在所有方面都坚强有力。”而现在的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军事力量并不能够确保政治影响。经济巨人可能是军事侏儒,而且军事实力也掩盖不住经济上的软弱。国家甚至在既无军事实力,又无经济实力的时候,也能发挥政治影响。”这样,一些国家就可以被视为超级大国,哪怕它们只具有过去作为超级大国所需的部分特征。[12]约瑟夫·奈进一步论证到,“世界政治的不同问题有不同的力量分布,在军事力量、特别是核武器水平上,大致保持着两极……但在贸易上,权力是多极的,海洋资源、金融、空间,航海和空运都有某种力量分布……”。[13]1973年人们见证了几个石油大国如何将它们在能源上所具有的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威力。自此,大国的定义进一步分野,人们将仅在某种独特资源中具有强大权力的国家也称为大国。如能源大国、贸易大国、农业大国等。这种思维也在影响政治家的行为。当叶利钦在1993年对日本给予俄罗斯不适当的援助表示不满时,日本批评俄罗斯本应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实际上却作为一个大国在行动。[14]大国标准的变化意味着世界权力的分化更为深入和进入专业领域,大国将不再由军事权力来独自决定。

因此,在20世纪末,人们更喜欢用综合实力来衡量大国,把权力看作是一系列资源相互作用的产物。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权力公式,如约瑟夫·奈就把权力看作是“硬权力”和“软权力”的结合,认为后者的作用同前者一样重要。如果我们从政治的角度给大国一个定义,那么英国国际关系学派布尔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对大国的定义就很具有普遍意义。他认为大国具有三层含义:(1)大国在国际秩序中拥有重要意义的资源与能力,从而使它们组成一个排他性的俱乐部;(2)军事力量;(3)它们被其它国家认为,并为它们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认为有某种特殊的权利和责任。大国在国际社会并不是为所欲为的,它们还有维持国际秩序方面的责任。布尔认为大国的责任体现在:(1)管理它们的相互关系;(2)运用它们的巨大影响来规制国际社会。[15]因此,我们经常讲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怎样怎样,实际上人们已经接受了大国是应该具有某种独特的责任的。

二、地缘政治学与国际法

地缘政治学与国际法都具有为大国的行动提供合理性的特征,但它们使大国的行动具有完全相反的效果。

在早期的地缘政治学中,国家的生存与国家的扩张是联系在一起的。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拉策尔首先提出了“国家是一个有机体”的论断,这一基本的论断也为后来的地缘政治学家所继承,成为这一学派早期的逻辑起点。拉策尔认为国家是一种生命形式,一种所有生命形式中最伟大的生命形式,“一个国家必然和一些简单的有机体一样地生长或老死,而不可能停止不前,当一个国家向别国侵占领土时,就是它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强大的国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有生长的空间”。[16]扩张成了国家维护生存的宿命。“地理的扩张,更加如此的是政治扩张,是运动中物体的所有特性,交替地前进扩张和倒退收缩。这种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国家而征服空间……”[17]对此,契伦在1916年提出了进一步的论证:“一个在有限边疆地区内的强大国家受制于无上的命令,要求它通过殖民、联盟其他国家或者其他类型的征服来扩充自身的范围……它并不是攫取原材料,而是作为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这是自然和必须的扩张趋向”,[18]而大国成了国家有机体生长中的强者。拉策尔认为,“大国”不是一个数学概念,而是一个动力学概念;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是一个生理学概念。它拥有向外扩张的意志,没有一个大国真正处于“饱和”状态,大国即是“扩张的国家”。[19]紧接着的推论是,要扩张,就有战争或至少是战争威胁。对于大国而言,战争是必需的手段。契伦断定争夺空间的战争是历史的主题,他认为德国海陆兼备,具有争夺世界强国地位最有利的条件,德国向外侵略是“人类的使命和责任”。[20]

为国家的扩张和战争披上合法外衣的地缘政治学,最后必然地被法西斯和纳粹德国所利用,导致了人类的一场浩劫。二战后地缘政治学受到了最为严厉的批判,使其不得不改辕易辙,或成了国家环境因素的学说或发展成了地缘经济学,而其国家扩张合法性的内核被抽掉了。

国家扩张和争夺霸权的另一个致命的限制是核武器的出现。当大国所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地球几次甚至几十次时,核武器意味着没有胜利者。米尔斯海默虽然肯定了“核武器的问世使得国家在运用任何形式的军事力量攻击对手时,都更为小心谨慎”,[21]但他否认核武器的出现对常规战争和国家之间安全竞争的作用。他也没有说明在核武器的条件下大国是否为了争霸具有承受全面战争或者核武器战争的能力。实际上,核武器对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间的自我约束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肯尼思·沃尔兹就此论述道:“核武器制约核武器;它们有助于限制核升级。如果一国的对手能够提高预先下定的赌注,那么,促使该国使用日益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