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好、制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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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和冷战的和平终结, 经济要素和国内政治过程因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近十几年以来,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集中于对全球经济和国内政治的关注。在统一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政治和经济两种力量的学术努力下,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展增进了我们对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理解并推动了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本文旨在分析和评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种进展、主要研究问题及其取得的成果。

关键词: 偏好; 制度; 国际政治经济学

学术进展无不是建立在学科传统基础上, 国际政治经济学( 以下都简称为IPE) 研究也毫不例外。IPE今天的新进展似乎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IPE草创时提出的思想、命题和假设。《国际组织》创刊五十周年的纪念特刊展现了IPE30年的发展历程,《国际组织》的三位主编认为IPE的重要贡献是“ 从不同侧面诠释了诸如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权力与财富、观念因素与物质因素等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现象”[1](P25) , 并强调IPE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可以通过纳入非物质性变量、通过国内和国际联系的系统研究或者通过对政治、安全和经济事务联系的讨论得以发展[2]。本文主要总结和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IPE强化政治和经济、国内和国际联系的学术努力。

本文主要以90年代以来IPE的发展为评述对象,分析其进展的现实根源和理论背景, 讨论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和学科意义。文章共分四部分, 首先讨论20世纪90年代IPE迅速发展的现实和理论背景, 然后着重分析IPE研究中对行为体及其偏好和国内政治制度要素的关注, 最后总结IPE的进展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

一、IPE研究进展的现实和理论背景

90年代以来IPE在研究政治和经济互动、打通国际和国内界限两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这不仅增进了我们对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理解, 同时也促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这一成就既是国际政治经济现实蓬勃发展的产物, 也是IPE学者在前人理论基础上苦苦追索的结果。全球化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使得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对国家偏好的假定受到了质疑, 促进了学者们对国家偏好和利益形成的关注。

第一, 全球化快速发展使得经济议题在国家政治中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和政治家的议程中经济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诸如是否开放国内市场、对哪些部门用什么样的手段提供贸易保护、采用什么样的汇率制度、是否需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等, 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了各国领导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和国内政治辩论的焦点。第二, 冷战的结束降低了安全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只要安全事务主导着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关注,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学理空间就不会受到注意。”[2](P15)冷战的和平终结为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空间, 对安全事务关注的降低使得国内政治要素和进程因素变得重要起来。对国内行为体来说,在涉及自身经济利益的政策议题上, 它们是敏感的, 它们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参与政治过程并且会运用自身掌握的资源来影响国家的政策选择。

全球化进程和冷战结束使得国际政治与经济呈现出更为明显的联系性, 在新的条件下, 我们必须回答: 是什么因素促进了开放; 什么样的国内政治经济条件有助于实现国际合作; 国内社会力量对特定对外经济政策的偏好是什么等问题。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面临着复杂的制约条件, 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对国家偏好和国家利益的认识要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研究基础上。学者们主要从两个途径来重新解释国家政策偏好的形成: 一种是从文化、观念和认同的角度, 强调国家偏好和利益形成的认知过程; 另一种则是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联系的角度分析国家偏好和利益的国内政治社会基础。前者主要是建构主义的学理贡献, 后者则集中于IPE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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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变化要求我们突破传统,寻求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新的理论概括。但是, 这种理论概括和发展是建立在“ 巨人的肩膀上”的。将政治和经济相联系、综合考虑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 自其开创以来, 就一直是IPE强调的学科传统。但是, 国际关系的学科化和科学化过程则是在强调国际政治区别于国内政治、军事安全优于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得到确立的, 这在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在结构现实主义的影响下,国际政治理论以建立体系理论为目标, 回避从国内政治角度分析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 强调生存和安全对国家的重要意义, 忽视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对国际关系的影响。IPE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对国际关系这种研究倾向的一种反动, IPE更强调政治和经济、国内和国际的联系和互动。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 IPE学者不断推动这种关联性的研究。

研究国际和国内层次的互动, 首要任务就是确定国际要素与国内要素的联系方式。古瑞维奇( Peter Gourevich) 在《第二意象的倒转》一文中强调“ 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 也是其原因。经济关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等广泛的国内行为。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联系得如此紧密, 因此我们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分析”[3](P911) 。古瑞维奇通过分析“ 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 从而巧妙地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要更好地将国内与国际联系起来, 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如下问题: 第一, 所研究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 第二, 在国家社会内部, 国家政策改变的受益者和损失者是谁; 第三, 谁界定政策选择, 是政府行为体还是社会行为体; 第四, 国家政策是如何合法化的, 是什么使得政策能够在政治上成功, 替代政策的政治支持者以及阻止政策改变的力量又是哪些[3](P906- 907)。古瑞维奇的研究为打通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奠定了基础, 强调国内政治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内政治, 国内结构和国内行为体都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要素, 而要全面地考虑国内要素的作用, 就必须将国内要素置于国际体系的制约下。也就是说, 古瑞维奇在沃尔兹的从内到外或者从外到内的两分模式之外, 提出了从外到内再从内到外的新模式。

帕特曼( Robert Putnam) 在1988年的文章中, 提出了双层博弈的想法, 试图解决在什么条件下, 国内和国际要素是如何共同决定国际关系的结果。他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