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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冷战后单极世界秩序与美国霸权的争论,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
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来说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冷战结束后,美国决策者和
学术界对于美国应该如何进行战略调整、采取何种大战略众说纷纭,见仁见智。①
《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一书中的作者们基于对美国霸权和均势理论的不同诠释,提
出了多种不同的美国大战略。
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 在分析促使国际体系发生变化的力量时,将
战略选择与美国的特殊性结合起来。他认为,虽然目前美国的国际主义已经达到顶
峰,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美国国内强烈的国际主义要求会逐渐衰落。因为在苏
联解体后,美国势均力敌的对手消失,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霸权国家会成为一个维
护现状的国家,而随着对国际秩序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小,维护现状国家也就越来越不
愿意承担繁重的国际责任,越来越不愿意担负或承担代价高昂的对外义务。在此分
析的基础上,库普乾提出了新孤立主义战略。“美国大战略的最终设想是建立一个由
北美、欧洲和东亚主要大国组成的、负责协调各国行动的理事会。这些主要大国共同
管理各自地区内部的发展,并调解它们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些地区性的中心
还可以逐步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贸易、信息和价值观念的流动之中。强大而活跃
的地区性中心,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和文化上的原因,它们通常会最为主动地促进它们
周边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因此,北美可能会关注拉美地区,欧洲会关注俄罗斯、中东
和非洲,东亚会关注南亚和东南亚。”②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关注的重点是国内和拉美
地区的安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安全由欧洲的法、德等大国负责,东亚和南亚则
交给中、日。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这种战略,库普乾指出“, 美国大战略的重点应该是
促进欧洲和东亚的一体化”。③
与库普乾的观点完全不同,沃尔福思则主张,美国应该继续采取全球干预(en2
gagement) 战略。“国际体系的结构已经由两极转变为单极,但是美国的大战略并没
有因此发生转变。”虽然由于全球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美国的手中,美国的干预战
略在单极秩序中受到了一些国家的指责,但是,国际权力分配结构并未对美国的干预
战略构成多少限制,反而提出了美国需要干预的许多要求。首先,美国继续实行干预
的大战略不会引起制衡。“权力的分布与所处的地理位置表明,其他大国在进行具体
的战略选择时,周边环境的需求会大大超过在体系中对美国权力的不满”。其次,美
国的干预战略会促进大国之间的合作。现实主义认为,合作取决于权力,目前的国际
合作制度是美国霸权的结果。“制度的力量反映了设立它们的国家的实力”。尽管美
国利用其他国家在安全上对自己的依赖,在许多问题上实行了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合
作解决办法,维护自己的优势,但是,美国利用自己霸权所建立的国际制度会为其他
国家提供好处,促进国际合作。再次,美国的干预战略可以消除其他大国之间的相互
竞争和制衡。欧亚大国之间没有发生竞争性制衡,就是美国干预战略的结果,特别是
在亚洲,如果美国从该地区撤走,该地区可能就会再次出现竞争性制衡。
斯蒂芬·沃尔特与约翰·伊肯伯里虽然以不同的理论为出发点,一个是从现实
主义理论出发,一个是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出发,但他们却不谋而合,得出了同样的
结论,美国要维护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必须采取自我克制的对外战略。不
过,沃尔特是基于自己对均势理论进行修正而提出的威胁均衡理论。他认为,如果美
国动用武力时能够忍耐克制,尽可能降低自己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充分利用自己的软
权力优势,美国就会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维护美国霸权的正当性。
而伊肯伯里则认为,美国采取自我克制战略逻辑,不仅源于美国霸权的自由主义
特征,而且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国际制度对美国霸权的约束性。如前所
述,伊肯伯里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开放性与权力的分散性使美国霸权具有透明性,
其他国家在美国霸权秩序运行的过程中可以发出自己“声音”,保证了美国接受制度
化政治秩序的约束,减少了美国突然改变政策可能会带来的意外,缓解了合作伙伴的
疑虑。美国为其合作伙伴提供安全保证以及获得美国市场、技术和供给的机会;其他
国家就在外交、经济和后勤方面为美国提供支持。反过来,美国的伙伴国同意接受美
国领导地位并留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美国需要开放自己并向合作伙
伴提供保证,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合作伙伴联盟,加强这种关系的稳定性。
约瑟夫·约菲分析了19 世纪英国和俾斯麦时期德国的历史经验,他指出,目前
美国采取英国式的孤立主义战略是行不通的,俾斯麦式的轴辐大战略( The Grand
St rategy of Hubs and Spokes) 应该是美国更好的选择。“轮轴是华盛顿,轮辐是西欧
加上北约在东欧的新成员、日本、中国、俄罗斯及中东。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印度也已
经成为该体系的候选成员。即使它们都与美国对立,‘轮辐’与‘轮轴’之间的关系也
要比‘轮辐’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①
另外,托马斯·里斯从建构主义的安全共同体理论出发提出,虽然美国依靠自己
霸权所采取的持强凌弱或单边主义行为会被自己的伙伴国指责为违反规范和规则,
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由于“目前欧洲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精英已经在跨大西洋安全
共同体中社会化了”,“美欧稳定、坚实的关系足以克服跨大西洋冲突的意识日益明
显”,美国可以“利用安全共同体的规范影响共同体的成员国”。而且“, 如果美国依靠
‘软权力’、说服和寻求共识(census2seeking) 的手段,采取多边主义和合作的外交政
策风格,美国仍然可以在安全共同体内部发挥重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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