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树欲静而风不止

wuliumu

　　前不久中日官方间的“走廊外交”和“电梯外交”并没能给因钓鱼岛撞船事件引起的两国紧张关系带来和缓。事实表明，当前中日关系已经从“政冷经热”转向“民冷官热”，官方间的热络并不能主导和化解长期积蓄在两国民间的不友好情绪，而中日间任何一个微小的摩擦都有可能成为这种民意迸发的突破口。在这种的情势下，中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光靠政府间的互动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主动的民间交流而不是官方主导下“民间”交往机制。
　　自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日首脑在亚欧会议上上演“走廊外交”，其后，中日防长在东盟防长会议上更是在电梯“巧遇”进行“电梯外交”，这一系列的“巧合”外交打破了不久前笼罩在中日关系上的阴霾。在这期间，中日官方间的联络不断，刚刚，民主党最高顾问访华，与外长杨洁篪进行会晤。虽然自中国宣布中断中日省部级以上互访以来，中日官方直接的互访并没有恢复，但这种假借第三国或者“巧遇”的安排表明，中日官方间互动已经热络，距离中日官方高层直接互动，只是需要一个时机或者台阶。
　　然而，与这种官方热起来的形势相反，中日双方国内都发生了一系列的示*游*和极端行为。在日本，十几个城市发生了对中国的示*游*，一些右翼团体也发表一些极端言论。而一些极端事件更是频频发生，如向中国使馆扔掷危险物品、邮寄子弹，围攻中国旅客。在中国，成都、西安、郑州、武汉等内地城市也爆发了学生示*游*，网络上要求DIZHI日货、严惩日本、夺回钓鱼岛的声音也非常强烈。
　　事实上，中日官方都不希望这种汹涌而至的民意殃及中日关系和谐的大局。近些年来，中日在处理一些老问题上逐渐形成默契，即不再刻意操纵民意，在诸如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参拜神社问题上，也不再动不动拿出来说事儿。然而，钓鱼岛撞船事件，却让双方都无法约束民意，在日本，甚至这种分歧也扩散到民主党政府高层。可以说，“民冷官热”是当前中日关系的写照。
　　其实，这种局面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长期以来，中日关系由官方“包办”，然而，真正维系双方关系稳定的却是民间交往。一旦民间相恶，即使官方再热，也无法让中日关系活跃。
　　自中日建交以来，走官民外交的“双轨道路”一直是中国对日关系的特征。在注重双方政府间互动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中日间的民间交流与合作。如80年代初，在双方民间友好人士的倡议和两国领导人的支持下，相继设立了“中日友好交流会议”、“中日民间人士会议”和“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这三十多年来，中日青年相互访问、民间友好使团互来互往。然而，构筑起来的这种民间交往机制，实质上仍是官方外交的延伸，是中日间政治的一部分，不仅官方色彩浓厚，而且参与和收益范围有限，无法带动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外交”。
　　实际上，近些年来，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频繁并不是籍由官方推动，而是中日经贸往来和中国持续开放的产物。中日经贸不断融合，双方经济界在企业发展的推动下，充分利用资源、市场、资金、人力资源等经济要素，形成商业纽带，搭建起了中日关系的桥梁。随着中国持续开放，国民出访日益便利，旅游、留学、移民等方式推动中日民间互通你我。正是在这些褪去官方色彩的一系列行为带动下，中日关系能够在“政冷经热”下，保持了经济、社会关系的稳定。
　　而中日官方间的不成熟却成为左右中日关系的因素。在经历“破冰”、“融冰”、“暖春”之旅后，表面上中日关系走上了“政热”的道路，实际上，双方民间的感知并没有跟上这种应接不暇、眼花缭乱的高层互动。无论是“走廊外交”还是“电梯外交”都没有给各自国民留下“消化”各种不良情绪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在日本，对民主党政府在短期内就积极寻求和中国政府的对话被批判为政府软弱的表现，导致右翼激进的情绪不断爆发。游*示*以及攻击中国大使馆和“拥核”的言论大行其道，成为主流政治民意也就不足为怪。而中国内地爆发的游*示*，如果被解读为官方组织下的民族主义表达，反倒是对一个正需要发出多种声音的社会的误读。
　　一直以来，用经济纽带拴住中日关系的大局一直是双方政府外交的思路。菅直人不久前任命日本企业界人士丹羽宇一郎出任驻华大使就是这一思路。然而，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就在于这一百多年来的恩怨历史以及国民情感上的纠葛和创伤。这种历史上的情愫是无法用经济纽带沟通，而情感上的创伤更无法用经济利益算计。长期积累起来的不友好情绪即是历史的沉淀，也是现实的隔阂，这就决定了在中日之间，即使微小的摩擦也会造成中日关系的动荡。历史的宿怨、领土纷争、情感的对立，导致像“毒饺子”这样的微小事件也会成为民意迸发的突破口。在这种的情势下，中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光靠政府间的互动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主动的民间交流而不是官方主导下“民间”交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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