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逸舟三步曲第三部
世界知识出版社,40元,还没看,但是相信其为人为学,呵呵,哪位看过后别忘了谈谈感受啊,
目录
1.全球化时代的安全观 /1
全球化:新安全观的时代背景 / 2
新安全观的不同视角 / 6
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均衡安全) /10
若干范畴的再思索 /14
2.国家主权和国际社会 /20
主权范畴的基石作用 /21
原则的平等与实际的不平等 /24
主权范畴的积极说明 /26
3.多层面的国家利益 /36
内生变量 /38
外生变量 /39
综合的因素,多元的结果 /41
中国国家利益再思考 /43
4.国际关系中的个人 /53
角色与个性 /53
精英的代际差别 /65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76
5.新奇而复杂的NGO /89
“NGO”的概念与形态 /89
基金会的作用:例一 /92
核军控领域的NGO:例二 /96
NGO与各国政府的关系 /98
NGO的扩展前景 /101
多层面的思维调整 /103
6.生态政治的独特视野 /107
生态政治的独特视角 /107
生态威胁的性质 /110
生态威胁与主权关注 /113
全球性的相互依存与星球意识 /116
若干典型事例 /119
7.亚洲金融危机再思考 /124
全球化时代的国内政治:“三位一体”的安全观 /124
全球化时代的国内政治——亚洲金融危机的最新印证 /129
民主化进程与国际冲突:另一个视角 /135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变革与矛盾 /139
迈上新的台阶: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44
8.公民社会与政府外交 /151
中国外交的变化趋势 /152
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 /156
政治需求的提升与公民意识的增强 /158
信息传播手段的迅猛扩展及其监督作用 /162
民意调查:新的社会表达 /165
建设性的NGO /167
“次中央外交”:新崛起的压力集团 /175
问题与局限 /180
全球公民社会的影响 /181
“国际形象” /183
外交的学习过程 /185
9.国际政治的等级构造 /190
区域划分——等级制背景之一 /190
联合国新成员——等级制背景之二 /193
从人口和面积看等级结构 /195
从GNP看国家实力的差别 /197
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调——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 /199
等级结构的复杂性:以海洋问题为例 /201
等级结构的复杂性:活跃的新加坡 /203
等级结构的复杂性:不可忽视的中等强国 /205
关于“多极化”的小故事 /206
“一超多强”长期存在 /207
三大热点群难以消失 /209
三大经济区日益发展 /211
三种文明的互动不断加强 /212
有麻烦但不失控的大国关系 /213
中国人应有的追求 /215
10.海洋法及我们的进退 /22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影响 /222
《海洋法公约》与中国 /230
11.国际组织的复杂参与 /243
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历史演进 /243
参与(或不参与)立场的确定 /250
主动与被动 /252
国际体制的性质 /256
互动过程中的建设性作用 /258
结 语 /262
12.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 /265
多边外交的概念 /265
多边外交与国际机制 /267
多边机制与国际稳定 /269
多边主义与全球化 /271
中国与多边外交 /273
大国风范与中国特色 /276
发展本区域的多边外交 /280
国家交往的三种政治文化 /281
13.周边安全环境的透视 /285
中国安全环境的七个“点” /287
若干需要探讨之处 /294
14.外交需求与大国风范 /307
发展需求——中国兴盛的基石 /307
主权需求——不可或缺的传统安全 /311
责任需求——大国地位及风范的体现 /317
走向世界大国的自觉 /323
自序
孔子说“四十不惑”,这话可能不太适用于已过四十五岁的我。从1992年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算起,自己进入国际政治分析领域至今整整十年,却始终处于不断陷于困惑和努力使自己解惑的交替状态之中。1995年,当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后发表的第一部习作《当代国际政治析论》面世时,我就讲过那是一次自我解惑的尝试;1998年,从美国作访问学者回来后不久,第二份“答卷”(《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也出版了,它仍然是在困惑中求索的一种体现;现在呈现给读者朋友的《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探寻新的视角与解释》,是“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与前两本相比,它有不太相同的角度和主题,也花费了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心血,但它依然包含着“受困”和“解惑”的双重变奏。三本书合起来,仅是自己作为国际政治研究工作者之学术道路上的一个“中间站”,前面的道路还长得很。我深知自己能力有限,从不奢望未来某时某刻会一劳永逸地不再困惑,只希望能够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平心静气地找答案,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呈现给读者的不同作品能体现出不同时期研究工作的点滴进展,为国际关系理论之中国视角的建构增添一份努力。
国外一些学者对于“国际政治研究算不算理论?”曾经有过争论。据我看,那是一场很冷静的学理探讨。争执的焦点,并不是我们一些人可能想象的那样,仅仅围绕研究成果有多大的政治作用或经济、社会效果展开,相反,这场讨论确立了很高的标尺,学者们反复探索和斟酌的,是理论何以为理论,国际政治研究有没有严格的概念和命题,哪些方面缺乏(或具备)真正的本体论逻辑和规范性方法,以及作为—门学科的国际关系研究如何作用于现实等严肃的学术问题。几年前,当我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读到这些争论文章时,从心底佩服这些国外同行的较真,恍然间明白了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科所以“枝繁叶茂”的道理。反观国内研究状况,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我们的国际政治研究比从前有了很大进步,仍然远不如人意,它还不是真正系统规范的学术理论。这不等于说我们的国际政治研究不是一门学问,而是说这门学问仍然处在较低的层次和发展阶段,比“文史哲”和法律、经济等成熟学科的学问有很大差距。比如,纵向地看,我们缺少思想史的分析和这一领域演化史的讨论;横向地说,我们缺少对国外不同流派和方法的比较,也很难见到国内学派见解的林立;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行里“追风”太盛,真正以研究中的科学发现为乐趣且完全独立思考的工作相对较少;从学问本身看,缺少关于学科理论本身及其知识论的探讨,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争论几乎是在完全不同的话语背景下“各说各话”。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假问题”(借用茅于轼先生的尖锐提法)仍在大行其道,大量的宝贵资源仍被低水平重复的东西所占用。此类问题有时确实令人沮丧,但又不能完全怪罪于做这些事的人。我想,造成这种现象的,还有社会激励机制方面的原因,有市场化大潮的负面影响,有学术整体氛围的问题。所以,虽然我一般地讲相信未来应当而且能够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但就现在的局面判断,不能夸大已经取得的成绩,更不能自欺欺人,硬要将某些不是理论的东西说成是理论,或者把一些仅具思想雏形的东西说成是“有特色的理论创造”。有鉴于此,在这本书里,我不敢标榜自己写出的东西是某种“新的理论”,而只能算作是“探寻新的视角与解释”的一种尝试;道理很简单,视角和解释是可以不同的、多样的。希望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多少提供一些可供参照的视角与解释,或者有助于发现更多的视角及解释,对实际的外交工作有一点咨询或参考作用,朝着严肃深入的理论研究方向多少迈开几步。
对于历史上的中国,包括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人们有过许多解释,其中不乏好的分析和有力的解释,但对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特别是作为一个大国近年逐渐崛起于东亚的中国,外国研究者也好、中国人自己也罢,都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分析。主要由外国人撰写的国际关系学说里,中国给人的印象,要么是一种“病夫”式的积贫积弱形象,要么是一种让邻国不安甚至惊恐的“醒狮”形象(近来这后一种形象越来越多地见之于西方传媒报端),却缺乏中国人自己希望见到的起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我以为,这点不能全怨别人。改革开放之前,乃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没有可能发挥积极的影响,也不大愿意担当重要的责任。现在情况开始变化,中国的政治家和普通公民对我国在国际上的权利与义务更加敏感,更在乎外人对我们的看法与评价。这是中国进步的表现,是值得书写、分析和鼓励的趋势,从我个人研究兴趣讲,它也是近一时期自己追踪的重点。单从标题上看,本书聚焦的主要是对外关系层面,即中国崛起过程中所接收和发散的国际政治影响。它的主旨是探讨在全球政治加速激荡的背景下,“中国崛起”到底如何发生、可能产生哪些后果、具有什么含义等等,寻求有关新世纪中国发展的国际关系解释。听起来,这似乎是国际政治分析题中之义。然而深究起来,讨论“中国崛起”的国际关系解释,无法离开对中国自身的审视与反思。任何国家的国际关系,实际上都是它的国内政治的某种延续或折射。中国的崛起,奠基于过去20多年由邓小平发起推动的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进程,近些年更有新的动力,如“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及设想、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民间社会经济力量的壮大等等;不认识中国国内政治的深刻变化(包括新出现的问题),不懂得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动向,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外交及国际战略的发展方向,就不可能有远见地解说中国与世界互动的体制性、结构性根源。
所以,我在本书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是,不论中国也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罢,惟有自强才能不息,不断改革才会立足世界;对中国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主要不是来自外部,不取决于某个超级大国,而是出自自身的某些痼疾和它们的溃疡扩散。所谓“自强”,不光是指器物层面的发展壮大,不光有GDP等数量指标或更加精准的武器系统,还应包含体制和观念层面适应时代特点的变革;只有国家实力壮大和内部体制理顺这样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才会有效DIZHI外部不公正、不合理的干涉,成功地维护主权尊严和发展国家利益。简言之,国家的安全性与社会的进步性之间有一种正比关系,国家利益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不可以截然分开看待和处置。中国的国际关系及其解释,必须放置于这样一个大的参照系下。这也是为什么书里除了分析美国的强权政治及其主宰的现有国际结构的问题之外,用了大量篇幅来探讨落后国家自身的体制性缺陷和自我改造的必要。至于中国,我提出,没有这样一种反观自身的态度和认真纠错的勇气,外交上所追求的反霸目标与改造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任务是不可能成功的,也起不到一个全球性大国应有的作用。中国影响世界的最好方式是自身的不断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的主要提升力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这是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贯彻各章始终的内在逻辑。中国在迅速发展,中国人过去20多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值得自豪,但不是产生虚骄之气和狂妄自大的理由,不是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口号和沙文主义情绪赖以存在的合法根据。说实话,有时看到网络上一些情绪化的、有时很危险的吁求,让我有一种深深的忧虑。真希望它们不代表多数民众的想法,不致左右国家的未来。中国有近13亿人口,其人均产值在世界上处于相当落后的位置,中国离现代文明的精致生活水准还相差很远,中国现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里还有许多需要改造的地方,中国社会目前的道德水平和公益事业均处于一个不高的水平,中国人总体上仍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兴趣、视野和战略,中国人对当代世界的贡献更与中国的幅员、人口及文明史极不相称。所谓的“崛起”,中国的力量,中国目前在世界的影响,是仅仅就总体态势和发展前景而言的,是相对于过去积贫积弱的局面而言的。对此我们自己要有清醒的估计,切不可盲目自满,更不能狂妄待人。
所以采用了《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的主标题,是因为在分析甚或设计中国外交的今天与未来时,越来越无法离开“全球政治”这样一个大的外部参照系。我曾经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里区分过狭义的“国际政治”即国家间政治和广义的“国际政治”即“世界政治”(《析论》第8页), 当时的想法,是用过去国际政治学者不注重的“低级政治”问题,冲击传统的“高级政治”领域,开拓研究的新思路。现在我不仅坚持这种想法,更有一种新的思考,即:本质上,如果国际政治研究要想理论化、深入建构自己的学说,就必须超越旧的藩篱,进入新的分析空间,这个新的分析空间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政治,一种同时涵盖了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国家间政治和非国家行为体政治等多个“对子”的大政治范畴。没有这种时空观,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分析设计就不会达到世界大国的水准,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也不可能上升到相应的台阶。打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好比军事战略研究,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经历了从“陆权”到“海权”到“空权”直至“航空”、“航天”和“航宇”一系列命题的时空拓展一样,国际政治的分析探索过程,也不能不经历一个从狭义的国家间外交研究、到广义的国际政治研究、直至更宽广领域的全球政治研究的跃升过程。在全球政治的坐标和光谱里,你能看到在相对狭隘的国家间政治或国际政治的范式中无法见到的东西。比如反全球化现象和形形色色的NGO,包括各种环境政治斗争、女权政治运动和区域一体化政治,它们都是旧的外交决策研究或国际政治分析不曾涉及的因素,但这些因素确实是21世纪到来之际任何大国的外交不能视而不见的事实,是新的全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当然是现在的分析家们必须留意的过程与趋势。技术的快速进步,信息的日益丰富,行为体的不断增多,人、财、物等要素流量的急剧扩大,上至决策层、下至普通百姓之视野的日新月异,使中国以及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在刚刚过去的相对短暂的一段时间,经受了此前长得多的时期不可能有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拿中国而言,世人见证了“**”精神的被弃、改革开放过程的启动、从内政到外交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调整、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其国际影响的扩大,它们又是在苏联解体冲击波、海湾战争奠定美国单级霸权、IT革命和“新经济”被普及并渲染、区域集团化和一体化逐渐深化、反全球化运动与全球化过程相伴相生等外部环境因素不断变换中发生发展的。分析中国外交的演化趋势,除开前面提到的内部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外,不能没有对这种全球大环境的动态把握。
自我审视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部作品,我想说的是,在研究角度和手法上,它尽可能将上面所说的各种因素纳入,也试图吸收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些新学说和新方法。读者不难看出,这本书中采用的主要是一种经验式的分析方法,是一种基于个人理念的归纳法;它反映出作者研究工作中长期形成的特点,即循着我认定的某些重点方向,在特定观念或理论的指引下,对现实的复杂情况加以梳理和分类(经常是以案例分析的方式),揭示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趋势和结论。与此同时,在一些章节,我有意借鉴国际上一些新的学派见解及其分析方法,让它们加入到历史经验的归纳过程中来;比如,分析国际利益的那一部分以及有关主权观、安全观的讨论,我借鉴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新崛起的建构学说的思路,把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等等国际政治分析要素,视为一种变化的和互动的过程,视为一种由物质结构与观念成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中相互塑造的多元立体影像,力图展示传统的国际政治观(权力现实主义观)无法透视和说明的画面,让读者有思考的余地。各种学派观点都有其优点和缺点。通常我不太愿意圈定自己的学派归属,但假如非得定位一下在国际关系学中的思想倾向,我希望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有现实感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是一个“有全球主义追求的现实主义者”。我不太喜欢权力现实主义者的气息,尽管佩服他们往往高人一筹的敏锐嗅觉和博弈方略。观点和方法的互补是必要的,对于做分析的人尤其如此。联系起来想一想,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常能感受到不同视角和方法的好处及弱点,感受到本人喜爱和推荐的某些论点的缺失(及盲点),进而怀疑任何一种理论学说自我宣称的绝对性,怀疑同行中某人说用某种理论成功解释一切现象时的可靠性;如同牛顿力学不适用于爱因斯坦观察到的某些物理现象一样,国际政治学中的任何一门理论及方法都有其局限性,都不应当被神化和放置在不可批评的地位。希望读者不要迷信书本,尤其是青年学生,不要盲目依从导师或其他权威,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你所读到听到的东西。毫无疑问,拙著从观点到行文都存在很多缺点与不足,有的或许来自于本人知识面的狭窄,有的可能导源于判断上的失误,有的是由于研究课题刚刚开始,有的则是因为推敲、斟酌得不够所致,因此读者不妨把这部作品当成观察笔者工作状态的一扇窗口和批评本人不成熟观点的一幅标靶。
顺便说一句,现在写东西时的心态,感觉与十几年前不太一样,那时年轻气盛、思维简单,满脑子的报国热情,一心寻求最佳策论,仿佛天底下真有某个“顶尖的”思路等待我辈“精英骄子”去发掘和弘扬,如用灵丹妙药一般消除国家民族机体上的所有重症。经过这些年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加上学术上的更多阅历,人年纪大了一些、态度收敛了一点(虽然从不曾对自己年轻时的政治热情及稚嫩作品有什么后悔),写文章时张扬的东西也相应少了些。不知不觉中,追求的目标,也从“发现惟一性”,变成了“探寻多样性”,即心灵深处不受拘束地从事创造性劳动,自由自在地寻找新的视角与解释,使比较简单的画面变得富有动感,使写出来的东西与真实的生活有更高的相近度。一定程度上讲,终极目标在淡化,求索过程则变得重要,成为自己喜欢的人生一部分。有时,我与知心朋友聊天,笑称现在的职业“金不换”,经商从政都不如它好。这不只在说笑,亦是真心流露,绝无“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读者的阅读及认可,尤其是不经意间听到的真情评说和由此产生的思想共鸣,不仅让我在紧张的劳作之余感受到欣慰,更享受到极大的惬意,一种在行政束缚或金钱枷锁下可能永远无法获得的自在感。也许正因如此,我在研究过程中始终有一种探寻真善美的偏好以及比较乐观的心态,不管这样是否容易被指摘或嘲讽为“不切实际”、“理想主义”。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国际关系给人的消极印象太多;我希望尽自己所能展示它的另外一面,即积极的因素或者说有助于人类发展的潜能,也衷心期待有更多的读者愿意加入这一探索的行列。
在书稿付梓之际,我想表达几点谢意:首先特别要感谢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的赞助,它在几年前启动了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尤其要感谢其副秘书长刘惜戈同志和研究部主任张沱生同志,他们对本书初稿做了非常认真的审议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姚东桥同志和责任编辑李锋同志,他们的采纳决定和编校工作使杂乱的文稿有了现在的精美式样;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儿有形无形的关怀,感谢母亲和妹妹远在千里之外的支持,感谢已故的父亲给我的深刻影响,后者是我永远铭刻心田却难以回报的;当然,还要感谢所有曾经鼓励过自己的同志和朋友。但愿这本新作不致让大家失望,希望它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与时俱进”提供一点助力。
王逸舟,记于2003年11月中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