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滥觞—— 《二十年危机》与爱德华·卡尔的国际关系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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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哈莱特·卡尔( 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 是一位蜚声世界的英国学者。他一生著作等身,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苏联史与历史哲学的研究。尤其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 卡尔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从他开始, 国际关系的研究重点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也正是由于卡尔揭示了理想主义的重大缺陷, 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 因此美国学者肯尼思·汤普森称卡尔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为政治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1](p.80), 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纵观卡尔的学术生涯, 他在国际关系方面的著述可谓颇丰, 但是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还是他的那本在学术界引起极大争议的小书《二十年危机(1919—1939):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 以下简称《二十年危机》) , 该书被公认是卡尔国际思想的集大成者, 笔者不揣浅陋, 试图主要从该书的内容着手来探讨卡尔的国际关系思想, 以求教于方家。

一

《二十年危机》一书出版之际, 正值两次大战之间, 当时欧美政治精英们为和平的现状所鼓舞, 试图用国际法、道德来解决冲突、维护和平, 沉溺于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 卡尔称为乌托邦主义) 的幻想中不能自拔, 然而希特勒德国兴起和二战爆发, 粉碎了人们的和平幻想。它也表明国际关系的研究走入了误区, 出现了与现实严重脱节的思想危机。事实上, 这也是卡尔提出的“二十年危机”所指, 即两战期间理想主义所造成的思想上普遍的麻木僵化, 行动迟缓不力, 对严重的国际现实熟视无睹的状态。[2](p.62) 此时,作为学者和前外交官的卡尔出于研究国际关系和投身改革现状的使命感写作并完成了《二十年危机》一书, 其写作目的正如卡尔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所言,就是为了克服1919- 1939 年间英语国家学术界和社会大众对国际政治的思考中所存在的明显和危险的缺陷—— 对权力因素的完全忽视。[3](pcv)基于上述的原因, 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国际观进行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判, 其影响之大轰动了国际关系学界,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 由此主导国际关系思维模式的理想主义被揭露成了“破产的”、“毫无作用的”、“肤浅的”、和“骗人的”, 是“空洞无味和不可以接受”的赝品并陷入了科学的危机状态,而卡尔替代理想主义的科学现实主义使得国际关系学进行了一场库恩式的范式转换。[4](p.3) 具体说来卡尔认为理想主义存在着下列重大缺陷:

其一, 以应然代替实然, 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卡尔指出, 在政治学研究中, 目标与对事件本身的探索是紧密联系的。然而, 当人类开始钻研某个新领域时, 大多会经历一个初期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主观愿望的力量压倒了一切, 而有关分析现实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的思想则十分微弱甚至没有。所以当时流行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色彩正是国际关系学幼年阶段的表现, 它不重视分析现存事物及其因果关系而是过分地把注意力放在了对虚幻的未来世界蓝图的规划上。然而, 国际关系学毕竟是为了回答实际生活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种种问题而产生的, 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以及经验的积累是不可或缺的。卡尔断言: 只有当国际关系超越规范研究阶段的时候, 人们才会自觉不自觉地对实际的困境和难题开始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

其二, 过分地从伦理和道德来看待世界, 将道义绝对化。卡尔看到乌托邦主义者从一般普通人的道德标准出发并推而广之, 认为该标准也适用国家与国家之间, 试图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完全摒弃人性中的自私与专断成分, 建立一个完全基于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对此他颇不以为然, 他评论道: 从理论意义上讲国家间的确存在着道德问题, 但是不能简单地将个人尺度的道德标准直接套用。国家的义务—— 无论是对其国民的义务抑或是对国际社会的义务就是对它的道德评判标准。当人们说国家的行为应该符合道德标准时, 这意味着国家不论在对外交往和对内事务中始终考虑它的公民的利益和福祉, 是对它的公民负责任的; 同时它也意味着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遵守承诺、履行条约、相互尊重等。然而, 这种基于本国、本民族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国际道德也极大地包含着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有可能损害其它国家的利益, 甚至会做出一些与普通人道德标准背道而驰的举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家的行为可能比个人的行为更无道德。此外, 卡尔还指出, 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任何一个权力机构可以评判道德行为, 当一些原则在一些国家看起来是公平和正义时, 在其他国家看来又不是平等和正义的。这一客观现实也决定了道德在国际事务中既没有很强的约束力也很难具有可通约性, 而建立基于这样一个虚幻无力的道德标准基础上的国际社会则更是无从谈起。

其三, 过于强调国家间利益和谐, 漠视国家利益的冲突。对于两战期间流行于英美的国际利益和谐论, 卡尔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指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而不是相反。国家间利益和谐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古老箴言的国际版本, 是企图将19 世纪自由理性主义的思想原则从同质、有序的国内社会条件下延续引申到当今异质和近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然而, 试图将这种主张照搬并运用于环境已经发生极大变化的二十世纪的世界是不合时宜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出现了占有优势的权力集团, 它们在国家内部或国际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 要把自己的利益宣扬为集体或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 国家间利益和谐论实际上是服务于处于优势地位的统治集团的道德理念, 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些国家的既得利益。卡尔坚持: 各国的国家利益是各不相同的, 其中不少更是相互抵触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各国经济民族主义的竞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其他潜在的种种危机更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因而乌托邦主义者所提倡的各国的共同利益完全是子虚乌有的, 有的只是既得利益国家和政治特权集团的利益。

其四, 片面强调国际法、意识形态和公众舆论的作用, 实际上它们远非万能。两战期间, 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过分重视公众舆论、国际法和意识形态的作用, 甚至认为“只有上述这些因素才能拯救世界, 因为它们既不会被错误的表述所愚弄, 也不会被激情所误导”。[5](p.72) 对此, 卡尔一一进行了批驳。对于国际法, 卡尔认为: 国际法既无相应的立法机构又无力强制推行法律的施行, 而且它还受到了权力的支配和制约, 上述属性使得它缺少约束力和权威性, 只能为那些愿意承认它效力的国家所遵守。对于公众舆论和意识形态, 卡尔直接否认前者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认为它最多不过是为官方所操纵的、若干国家利益暂时结合的象征, 甚至其本身都不能够单独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种手段; 而后者在他看来也不过是国家政策的外衣。说到底在卡尔看来, 在国际法、意识形态和公众舆论这些表象的背后始终站着一个伟大的幕后演员, 那就是权力, 而前者不过是后者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手段和工具罢了。

二

在对两战期间的理想主义进行了认真、透彻的分析与批判之后, 卡尔认为有必要为未来提供一种新的国际视野。这种新的视野必须摆脱幻想, 能够说明和解决现实问题。于是, 他以权力为中心提出了现实主义的一些重要原则, 并由此奠定了其现实主义国际思想先驱的地位。这些原则大体可概括如下:

首先, 提出作为理想主义对立面的现实主义理念。卡尔指出, 当理想主义的那些虚妄的设想因四处碰壁而归于失败之时就是国际关系学科进入现实主义发展阶段的时刻。与理想主义完全相反, 现实主义更倾向于表现其批判性甚至是愤世嫉俗的一面, 它着重于接受既定事实, 并对其本身和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在实践中, 现实主义倾向于强调无法避免的事物的客观发展趋势和不可抗拒的力量, 并认为最高超的治国艺术在于接受并且使自身适应上述趋势和力量。而且颇为值得一提的是卡尔还辨证地看到, 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没有理想和不作为, 它是作为理想主义泛滥的一种矫正物而提出来的, 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这并不妨碍在其他的历史时期, 人们会使用理想主义来矫正缺乏洞察力的现实主义。

其次, 提出现实主义的权力中心观。卡尔认为虽然政治不能被直接定义为权力, 但后者始终是前者的核心成分, 政治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政治。在卡尔看来, 真正的政治研究是必须面对现实的, 这就不能不触及“权力”概念, 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即便是那些乌托邦主义者也是一些试图掩盖其权力追求企图的人, 他们口头上大谈理想、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心中谋划的却是权力。如“维护世界和平”的口号代表了对现存国际秩序满意的大国试图长期垄断权力的要求; “对安全的追求”则表明一战后的战胜国因其加诸战败国的种种压迫和奴役导致后者极端仇视而惴惴不安的情绪, 为了防止战败国的报复, 维护现存秩序, “安全”成为了战胜国渴望的目标。

此外, 卡尔还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权力的一些其他观点, 认为权力既是手段也是目标; 否定世界政府存在的可能性, 因为这样的一个政府( 如果它存在的话) 将由一个掌握最大权力的民族国家政府所掌控,在该问题上, 权力的来源决定了政府管理权的归属。另外, 卡尔还对权力进行了分类, 将其划分为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观念的权力, 并仔细分析了三种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应用和斗争形式, 包括它们的局限性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卡尔强调三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应该说, 将军事和经济列入国家权力的范畴以往并不鲜见, 卡尔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能够看到权力与舆论导向和宣传工具的联系, 并将后者也纳入到权力分析中, 通过对两战期间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的层层剥离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分析过程中,卡尔很少像许多政治评论家、媒体人士或国际战略理论家那样不自觉地为政治家的谋略和声势所左右和影响, 他总是能够从事物的表象后面觉察出真实的动机, 即使考察的结果是真实动机与表面说法完全一致。虽然卡尔极度厌恶乌托邦主义者的宣传造势和说教炒作, 但他仍能保持作为学者治学时的冷静态度,尽可能地避免把个人感情好恶带到分析中来, 简言之, 是理性客观的批导而非随心所欲的攻击, 是具体的分析而非抽象的说教。这一点尤为令人称道。


第四, 除了上述原则外卡尔还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权力—— 道德观。无疑在权力与道德之间, 卡尔重权力而轻道德, 但他并不排斥道德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一方面, 卡尔把国际道德纳入权力政治范畴来研究, 认为权力决定道德, 而不是相反。任何国际道德都必须置于权力甚至是霸权的基础上,由占据优势的大国根据自身利益来制订道德规范, 并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推而广之。另一方面, 为了取得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对该规范的认可与执行, 减少其运行的成本, 大国也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和自我牺牲, 如与其他国家交换利益或放弃部分既得特权。通过上述权力和规范相互协调的过程, 道德终于找到了它在国际关系中的立足点, 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各国利益,成为稳定国际关系和秩序的不可或缺因素。而且针对一些现实主义“道德无用论”的观点, 卡尔指出, 道德是起作用的, 它能够对国际事务中公认的不道德行为起抵消作用。从长远来看它还可以反作用于权力政治, 制衡后者的发展。甚至, 卡尔还相信道德与政治之间的结构性摩擦与不协调关系会由于人类历史的进步逐渐减少, 当然这也被认为是他的某种“不彻底”的现实主义思想的体现。但无论如何就国际关系而言, 正如卡尔所说的那样, 必须建立在道德与权力相互协调的基础上。

最后, 基于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回答现实问题, 卡尔在构建现实主义理论的同时对两战期间国际关系中出现的种种危机也作出了分析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解决设想。

审视两战期间的国际关系, 卡尔注意到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表面上呈现出的似乎是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纠纷、领土争端以及意识形态龃龉, 但其实质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与受压迫者之间的结构性冲突, 即维护现状者与改变现状者之间的斗争。因此,卡尔呼吁当时国际组织( 国联) 的迫切任务就是调整各国的权力和利益, 设法达成和平的改变。其机理在于: 在变迁过程中, 对现状不满的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抗争( 包括威胁使用武力) 、谈判、讨价还价的办法试图提高自身的地位, 受益于现状的国家由于对心理上对前者的负疚感以及畏惧革命、反叛发生而有可能作出一定的让步而不诉诸于武力。最终, 两类国家可能都愿意以各种方式达成妥协和一致。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产生一种建立在正当、合理的要求基础上并反映国际权力关系变化的和平变迁的机制。不难得出,卡尔所倡导的“和平的改变”实际上是乌托邦主义者道德至上论和现实主义者的维持动态力量均衡思想的一个妥协。具体落实到外交实践中, 就是既得利益国家( 如两战期间的英国与FaGuo) 必须准备好对较为不满国家( 如德国、日本和苏联) 作出某种让步和牺牲。

三

《二十年危机》一书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次科学地论述了现代世界政治”, 不但揭露了自由主义的虚伪性, 而且为推动建立一门学科和一种大有前途的规范性方法奠定了基础。[6](p.231) 其价值无疑是划时代的。然而, 对于在该著作中体现出的卡尔的思想有几点是必须指出的。

首先, 虽然一般说来学术界认为卡尔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者, 但是以往不少学者贬低卡尔的思想是斯巴达式的现实主义怀疑论、唯物主义以及悲观论的混合物[7], 直到近年来这种倾向才被要求更为全面透彻地研究卡尔思想的呼声所取代。

诚然, 卡尔的思想与一般现实主义者的主张有较大的偏差, 表现出了更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诚如多尔蒂和法尔兹拉格所言, 卡尔更多的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在著作中, 他既批评了理想主义又批评了现实主义。他的观点是“所有健康的人类行为和所有正确的思想, 必须在这两者( 权力与道德价值观) 间建立起平衡”。这个提法辨证地反映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 也正是卡尔较之一般的现实主义理论家要高明的地方, 尽管如此,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卡尔的思想超越了现实主义。虽然他不否认道德的作用,甚至认为“在任何世界秩序中如果忽视了道德因素就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在政治中忽视道德与忽视权力的后果一样都是致命的”。然而从总体看来, 他很明显地偏重于权力, 对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偏爱。至于道德, 在卡尔眼中它不是作为权力的离散对立面而存在的,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权力的一部分, 既约束权力又为权力服务。最终, 通过道德、权力两者的整合, 卡尔确立了权力在国际关系范畴的核心地位。对此摩根索曾评论道: 卡尔试图寻求那些能赋予道德以意义的原则, 并使之对国际视野中的权力斗争进行规范和限制, 然而这些使得卡尔回到了政治的起点—— 权力本身。[8]

政治的魅力和悲剧正在于它的无法相容的两面性—— 理想与现实, 而卡尔试图在权力的基础上调和两者, 完成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无怪乎有学者将他的理念称为权力的乌托邦, 视卡尔为“乌托邦现实主义者”[9](p.55)。

其次, 在一定程度上, 卡尔的著作可以被认为是历史学家的作品, 其中不乏大量的对历史经验的分析, 而且在论述中可以看到卡尔不时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在分析具体国际问题的时候自觉地使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 这些反映了历史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想对他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后者, 如他自己所言:虽然1939 年的那本小书( 《二十年危机》) 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但它确实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分析国际事务的一次尝试。半个多世纪以后, 国际关系中的批判学派学者罗伯特·考克斯重新考察现实主义学派的相关理论时, 对卡尔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 二战以后的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如摩根索、沃尔兹等人, 将现实主义改造成了某种形式的问题解决理论。虽然他们本人饱读史书, 但是却倾向于运用表现问题解决理论特征的行动框架, 采取静止的、非历史的观点。而卡尔与他们不一样。卡尔与这种行动框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他敏锐地觉察到社会力量、国家本质的变化以及全球关系的连贯性; 他还将历史的思考方式融入到其写作中, 认为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和杰出的个人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了时代的发展进程。[10](p.189、194) 而这些要素无疑是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国际结构的改变的。

第三, 卡尔的思想中最有争议之处在于他提出的解决现实危机的主张—— 和平的改变, 将该主张用于实践被诟病是为绥靖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1938 年的《慕尼黑协定》, 卡尔与当时的大多数外交家和普通人一样曾预期这是一个治国之才的伟大行动, 是为了和平对一个潜在侵略者所作出的让步。有学者因此认为, 这体现出卡尔对无所不在的权力的屈服。这固然不乏其理, 然而笔者以为, 在该问题上我们必须考虑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理论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事前预测, 国际关系的研究主题和许多偶发的、不确定的因素极大地制约了理性预测的准确性。实际上, 只有当事后对已选择的行动性质及其结果的判断进行回顾时, 理论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 即赋予大量看似毫无关系的材料以条理和意义, 通过经验确立起来的一定观点推动逻辑的发展, 以此来丰富知识。有鉴于此, 笔者认为对于卡尔在《慕尼黑协定》一事上的误判, 我们应持一种同情理解的态度。

最后, 卡尔作为早期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 由于时代所限, 其思想中也难免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如其论著中的国家中心观, 将国际关系中的政治行为几乎完全集中在国家身上, 对其它国际主体的独立性认识不足。又如在概念界定和理论划分上卡尔采取了较为简单机械的非此即彼两分法( 理想与现实) ,并带有较强的作者个人主观色彩, 这些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日后发展难免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情况已经发生了改观。如英国伦敦大学的哲学家苏珊·斯特宾指出的那样: 理想主义并不是拥有必定不切实际和错误的幻想、现实主义者也不是没有理想或拥有理想而没有道德。这种观点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

综上, 争论是国际关系这门年轻的学科得以发展和进步的动力之一, 没有自我否定就没有生命力。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这场争论中, 卡尔的贡献在于最早以政治现实主义重建了国际关系学的基础。而且与其他的现实主义者不同, 卡尔所建构的是一种基于历史和政治哲学基础上的反思批判型的现实主义, 从他开始国际关系的研究超越了历史本体论问题( 研究谁、什么、何时一类的问题) 研究领域而进入到认识论研究( 研究为何、以及国际关系如何以其特有的规律发展的问题) 的范畴。[11] 而此后汉斯·摩根索、肯尼斯·沃尔兹等人将沿着卡尔指引的方向继续建构国际关系的理论大厦。

参考文献:

[1] [美] 肯尼思·汤普森. 国际思想大师[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 王逸舟. 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3] E.H.Carr .The Twenty Years’Crisis1919- 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 London: PALGRAVE, 2001.

[4] [英] 提莫·邓恩等. 八十年危机: 1919—— —1999 年的国际关系[C]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5] [美] 詹姆斯·多尔蒂等.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6] [美] 詹姆斯·代元. 国际关系理论批判[C]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7] Christian Reus- Smit. “The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J] .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2, 2001, (3) .

[8] Kenneth G. Lawson, . “E.H.Carr: Hard Road To Peace” [J] . Golden Gate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http://internet.ggu.edu.irj, 2004.

[9] 倪世雄.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10] [美] 罗伯特·基欧汉.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C]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1] Sean Molly. “The Dialectics of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Z] . the 4th Pan - European IR Conference at Kent University, Canterbury, sep. 2001.

风中奇缘

精辟

隐形者

不错

江南小愚

政治家的绥靖才不像你们评价的这么傻。英国这所以对德国绥靖还有约束他的盟友FaGuo的意图。
这样就能通过德国变相的向FaGuo施加压力使得FaGuo更依赖于英国。因为在他们心中原以为FaGuo
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事实上FaGuo确没有展示多少英国人期待的实际的抵抗的决心，英国发
现FaGuo的马其诺防线并没有衍生到侧翼，于是英国人不得不派兵去掩护FaGuo人
的侧翼。事实上这时英国不得不面对不提供进一步帮助就使得FaGuo会被彻底击溃，而至少英国
能在这样的结盟中得到安全上的好处。于是在联盟中又不得不面对FaGuo人的那种表现出来的要价的权力
于是才让英国下定决心抵抗。事实上邱吉尔万分痛恨FaGuo的傀儡政权，他指出正是我们的拼死抵抗才换
来了他们对德国更大的讨价还价的权力。

江南小愚

这样的绥靖还体现在我们的斯大林同志上面。1942初遭遇的大失败，而且几乎没有看到西方的实际支持，
斯大林发表讲话要打开和德国和谈之门。于是英国惊恐的促成了迪耶普突袭（Diepperaid)的实施。但是
希特勒在阅读了这篇讲话后并因而预测了英国人的行动（元首果然很牛ｂ啊），可见他们的绥靖和你们
国际政治的分析还是存在理论和实际的差别的。

江南小愚

事实上就１战后的体系来说绥靖并不一定是错误的结果，英国也不想全身陷入大陆的纷争，
为此他们宁愿看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关键是希特勒并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如果是的
话，我认为绥靖政策是正确的，也是更相对合理的。

江南小愚

从外交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皇室有人还和德国保持联系，不知道这和他们有日耳曼血统
有没有关系。总的来说开始的时候英国的态度是我们理解德国合理的扩张，只要是不过分
那么取得和德国实力一致的结果，并能保持大陆的均势是我们大英帝国可以理解并且也是
值得鼓励的（当时的英国态度）。

she123

好 不错

thunder88

叙述前后矛盾，没看懂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