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述评：国际关系学研究与中国外交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 2(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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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何以相得益彰？

　　国际关系学应当与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结合起来，理由有以下3点：

其一，它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有益。国际关系中的理论视角和结论能成为解析中国外交政策实质的指针；

其二，它能帮助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者，自觉实现解释性推理（explanatory inferences）的最大化；

其三，国际关系理论将从中获益。

　　如前所述，近一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已从其他领域吸收了可观数量的理论。可为何还要提结合的问题？它涉及两类知识的贯通：一是以政策为目标的知识，二是减少无知的知识。“结合”既关系到政策领域，也关乎中国学研究。比如，中国崛起时的表现将会是维持现状还是倾向于变革？到哪里寻找这类指标？[5]当代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是否能够用比中国“帝国论”或者“后殖民主义论-极端主权论-民族国家论”更好的解释？回答这个问题，先应找出这两种外交政策的衡量指标，然后寻找支持或反对的证据。这些指标以往多来自中国案例之外，如帝国如何影响美国或欧洲国家对外政策的文献，或有殖民地历史的国家案例。

　　中国外交政策中缺乏研究的很多题目都可借助国际关系中的概念和指标，如历史记忆的作用、民意的作用、国际规范结构对于限制外交选择的作用、讨价还价行为和信号使用的特征、中国领导人对于武力使用风险的厌恶或接受程度、中国双边和多边政治关系相互依存的效果等等。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还可以获益于对研究设计和多元化主义的更多关注。清晰的假设验证，展开决定性试验，仔细选择案例以实现解释力的最大化，对有效性和可靠性等基本问题的关注都是必需的。这并不是说要采取一种教条主义的实证主义方法来解决问题。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中，并没有什么一定要达到的绝对标准。事实上，现有关于这些标准的必要性和有用性的争论仍在继续。这种开放性还应该延伸为一种意愿，即承认方法论选择背后所隐藏的或它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假设。

　　作为研究对象，中国有它的优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政权类型、领导人类型、威胁、地理等因素在多数时间里都可以被视为常数。在中国案例中，可以观察到基本发展战略（从毛**到邓小平）的重大变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或是权力分布变化和中国周边环境对外交政策的规范性影响。深入下去，还可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进行分类的国别比较。从规模、政权类型、历史、意识形态和地理因素看，中国可被视为多种类型的国家：一个大国、一个马列主义国家、一个转轨的经济体、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东亚国家、一个核大国等。与类似国家比较，有助于理论的证实或证伪。作为大国，假使中国的行为与其他大国的行为相似，中国案例就会成为大国行为理论的重要证据。反之，若中国的大国行为不同于他国，就可对传统理论做出修正。

　　在这个次领域，各种方法的使用应更大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快速加入国际组织，产生了大量可供分析的行为数据。在标准的量化数据库中，可以找到有关中国行为的诸多数据。新的统计技术——例如矢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可用来验证过去几十年内中美关系的安全困境。新的电子文本（中文学术期刊、新闻媒体报道、国际组织的公开声明等）为使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文本分析（CATA）技术提供了方便，它可以从大量的文本中筛选出那些可能揭示潜在世界观、因果声明（cause-effect statements）、政策偏好的或是可能成为与他国合作利益下降的早期预警机制的话语格式。现有的问题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领域采用的方法不多。当然，对某些研究问题来说，特定的方法可能是惟一选择。例如对于现今决策问题，访谈有关决策人可能是仅有的办法。通过访谈得出的结论，应与通过文本分析和行为数据进行比较。假使不同的方法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那我们就应质疑传统思路。

　　现在说明国际关系学应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结合的第三个理由：国际关系理论将从中获益。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者似乎对创造理论不感兴趣，他们对国际关系理论贡献很小。当然也有例外，如迪特默和金淳基关于认同的理论就被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之外的领域所接受。怀廷和哈斯的研究尽管没有直接运用中国外交政策来发展理论，却是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专家对理论做出贡献的例证。近期，柯庆生与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合作的著作以相似的脉络对“连锁囚犯型（chain-ganging)”和“推诿责任型（buck-passing）”同盟进行了研究，这是大国间同盟行为研究中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之一。然而，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者们可以做得更好。没有理由相信中国问题与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争论无关。毕竟，根据对大国的界定，中国占据了1949年以来国际体系大国时期的20%。[6]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忽略这样一个重要大国的案例是说不过去的。

　　国际关系中对政策权衡（policytrade-offs）问题仍有争论。决策者们面临着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其中一个属于领土或政权安全问题，而其他的利益（诸如经济发展、内部合法性、个人心理的安稳、地位和形象等）也不得不加以考虑，有时后者的分量超过前者。对在什么条件下某些利益会压倒超过另一些利益，目前国际关系学界还缺乏了解。有些人关注物质结构，有些人关心规范结构；有些人侧重国内政治动机，有些人强调国内经济考虑，还有些人看重主体间互动的规范。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决策者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差别。有时，出于规范或立场考虑，他们宁可受一些损失。因此，中国外交政策可以成为实证检验这些不同理论假设的一个有用的“参考”。

　　国际关系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是关于领土问题在解释国家间（以及国家内部）冲突的作用。中国是如何确立领土的象征价值的，与其他国家有什么相似或不同，可以为国际关系的争论增添新成分（根据MIDS的数据，在一个国家新成立后的10～15年中，与政策或政治制度的争端/冲突相比，领土争端占有主导地位）。中国、印度和苏联的情况均如此。这说明，在研究新成立国家间的领土问题上存在共同的方法——或许会为了国内和国际合法性的目的显示对于边界的主权控制。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对于界定历史的记忆、政权时间和意识形态会如何影响领土的估价同样有用。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独立国家的时间而言，印度是一个很好的对照。通过中国与印度的比较，可以验证不同的殖民历史或政权类型是如何导致军事冲突的。中国案例还可以提供大量的有关长期敌对国家的研究数据。不同时期的中苏关系、中美关系都可以被划分为长期敌对的双边关系，它们之间军事冲突的发生频率大大超过了一般双边关系中预期的或平均的暴力水平。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长期敌对国家是最应该为国际体系中的战争和冲突负责任的国家关系。[7]相互敌对的过程会增加国家间的不信任感、恶意的安全困境以及军事化对外政策的倾向。将中国有关的案例纳入到复杂细微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对长期敌对国家之起因、生存和解体的研究。

　　民意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亦是外交政策比较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命题，它在各种版本的“民主和平论”中也是一个要素，现有的多数文献都以美国为背景。目前争论仍在继续：民意是约束了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所操纵？什么样的民意起作用？它如何依国家和社会力量的不同而变化？在中国外交政策分析中，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够。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对民意的敏感性正在增加。仍不清楚，民意是如何影响决策过程的，这一影响如何根据它所感知的合法性程度、舆论的动员和分化程度以及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斗争程度而发生变化。中国的对美政策还不像对日政策那样，便于了解这3个条件是否成立。对美国以及美国人的公众态度尚未达到像对日本和日本人民那样。这方面有丰富的命题，对于国际关系中“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内有关公众成本的争论十分有益。另一个命题是，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如何精确地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现有文献涉及国际组织如何约束国家选择（通过物质激励和反激励、决策的变化、国内利益集团相对实力的变化等）。它还探讨了外交家、战略家、决策者的社会化过程。中国案例将有助于这一分析。多数情况下，中国案例是一个“难啃”的问题，因为你很难预测社会化的影响。裴松梅（Margaret Pearson）的著述、安•肯特（Ann Kent）对于中国与国际制度（如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麦艾文（Evan Medeiros）即将出版的有关中国不扩散政策的著作，将会填补某些空白。

国际关系中另一热点问题是经济相互依存和冲突之间的关系。康德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相互贸易的国家会避免开战，尽管这个假设很难证明。现在，这个假设有了许多修正：整体经济的开放性要比双边贸易更重要；贸易更可能在盟国之间进行，而不是发生在信任水平较低的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类型很重要，贸易依存不如投资依存对国家更有约束力，因为贸易损失的成本要小于投资损失。发现另一个市场比较容易，可一旦把资金投入到一个领域，你就会留下来等待利润；只有当国家预期对方的政策有敌意但未来的贸易不会终止的时候，相互依存才能减少冲突发生的可能；只有当国家的领导人关注社会福利（如欧洲或北美国家）时，相互依存才能减少冲突。但对更追求现实政治、认同国际关系相对收益论的那些国家来说，相互依存不一定减少冲突；只有当国家间贸易处于优惠贸易协定（制度）的背景下时，贸易相互依存才能减少冲突。中国是验证这些不同假设的很好案例。不仅中国与其主要政治对手（美国和日本）的双边经济关系在不断加深，中国经济的整体开放性也令人瞩目。对于研究经济相互依存如何以及为什么可以限制尖锐的政治冲突，海峡两岸的关系同样是极佳的案例。国际关系中另一个研究不足的问题是水、能源和环境资源的短缺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在中国外交政策领域，崔大维和毕建海（Bi Jianhai）提出了一个“资源饥饿国家”的外交政策概念。[8]这个概念为当今不稳定的中美关系提供了第三个基本假设，另两个分别是结构性权力转变论和中国台湾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促使中国与被美国认为是恐怖主义或地区不稳定来源的国家（例如伊朗和苏丹）发展政治关系。人口统计学与外交政策也是国际关系中一个较新的领域。它超越了以往关于人口过剩和资源消费对于国际关系影响的争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一个观点就是，担心那些自由的、对社会厌倦的年轻男性会皈依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引发沙特阿拉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内部爆炸。一旦沙特阿拉伯倒下了，伊拉克将会成为美国权力新的、更加世俗化的基地。此外有一个假设是近期对于中国和印度大量的过剩男性人口进行研究后得出的。这些类型的男性人口可能会成为国内社会冲突和超民族主义的根源。我认为在中国基层进行调查和人种学研究可能要比在沙特阿拉伯更自由一些，中国案例将会有助于验证这一观点有无根据。还有一个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少发达国家正在开始担心经济负担以及公共支出和移民政策之间的权衡。中国和其他国家（如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给中国带来了相关的外交政策问题，其影响之一就是中国国内将会开始展开“大炮与黄油孰先孰后”的争论。到目前为止，这场争论尚未展开。在日本，减少由于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经济重负同样也需要放开移民政策，劳动力的来源之一就是中国。但中国移民的大量流入将会带来新的问题，即保护这部分海外人口的利益是否会成为对外政策的麻烦（像菲律宾那样）？

　　体系规范的演进也是国际关系学新的课题。反对殖民主义、奴隶制和人权滥用的规范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国际体系中扩散？同样的问题还适用于那些支持自由贸易、不扩散、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的规范。这些规范是如何相互抵触或强化的？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解释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在规范扩散、受阻或强化的过程中，大国扮演了什么角色？这里，中国应对新出现的国际规范的做法可以为不同的假设提供验证：从理性主义的权力和物质利益假设，直到关于社会化的观点。在一些情况下，中国积极支持现存的规范，因而在其强化和存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关于主权和反殖民主义的规范）；在另一些情况下，中国又认可它过去强烈反对的一些规范（如市场化和自由贸易）；还有一些时候，中国外交向新出现的规范发出了抗议（如人道主义干预）。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规范上的立场对这些规范在地区或全球的成败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金淳基和寇艾伦就中国对主权的理解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但更多的努力应该是去解释不同规范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变化。

　　海外人口研究与外交政策理应成为一个次研究领域。对印度海外人口的研究表明，旅居海外的人才可以通过投资的流动、管理技能和政治偏好来影响国内政治。在印度案例中，这些偏好常常属于政治和经济上的保守派（或古典自由主义）。对于中国来说，后毛**时代的人才流失以及海外留学生和商人回国会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除了崔大维之外，很少有人对此做研究。崔大维认为，中国领导人相信，留学生回国后对于综合国力的发展是重要的。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海外人口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偏好。是否如一些人所说，海归学者会比国内的学者更具民族性？那些在大中国区（GreatChina）和西方经济中游刃有余的中国企业家们在外交政策方面有着什么偏好？即使不考虑他们偏好的内容，这些新精英们是否有表达他们偏好的渠道呢？还是他们的渠道仅限于其专业领域？肖恩（Shain）和巴斯（Barth）的假设是，海外人士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取决于海外人士穿透政策过程的能力以及（反过来）国家左右这些海外人士的能力。

　　彼得•卡赞斯坦认为，地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单位。多数国家间的一体化过程（社会、政治、经济和认同），都出现在地区层面。[9]我们可以将这个观点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探究地区一体化是否是受到国家内部地区自身的推动。在全球化和经济力量分散的时代，国家内部的地区正在形成自身的外交政策偏好，正在寻求更大的自主权来追求它们的目标。中央政府管理国内关系的能力有着什么样的意义？遗憾的是，国际关系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极少，只有东欧的一些国际关系专家注意这个问题。中国是很适合进行案例比较研究的地方。例如，中国沿海省份的政治和经济领导更加关注海峡两岸的冲突，尽管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有限。

　　种族观念与外交政策是国际关系学另一个很重要但研究不够的问题。从大国历史看，种族主义有巨大的影响力。帝国时代的欧洲和美帝国主义，部分就是建立在虚构的、令殖民主义正常化的种族等级之上的。证据表明，从各国决策者及其人民的文化认同可判断出那些国家的军事力量和竞争力。颇有争议的是，冷战期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其他人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降低了他们对与亚洲国家开展深入的多边安全合作的支持。国际关系理论普遍回避了种族与外交政策的问题。[10]这里，中国案例同样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检验：探讨在什么条件下种族主义态度会影响外交政策。例如，我们知道中国精英和大众对日本的愤怒，常常用种族或民族语言来表达。这与对美国和美国人的态度不同，后者横跨了不同的社会、经济、人口、年龄和教育背景。外交决策者到底多大程度持有这种观念，这种态度如何约束了外交政策的制定，无疑都值得探讨。

　　外交政策比较分析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次领域，有时还聚焦于领导者和决策过程。不同的性格类型、高层决策不同的规则和程序以及不同的决策类型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中对合作与冲突的不同定位的，这方面的学说已相对成熟。[11]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人们过于关注个别领袖（尤其是毛**）对政策结果的影响，但并没有很好地做比较研究。验证有关领袖假设所需要的信息应非常详细。现有的多数文献都是关于美国或欧洲决策者的。不过，人们正在从中国、苏联以及欧洲国家档案库的解密文件中，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毛**的决策风格。

　　结论

　　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如今面临的问题既有需求方面，也有供给方面。国际关系学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较低的需求导致前者对后者的供给不足。一方若发生变化，会给对方产生积极影响。随着对中国案例的理解衍生出的理论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广泛，供给的增加应该会提高中国外交政策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价值。国际关系学对中国外交政策的需求动力不可能诞生于国际关系学内部。一些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亲自前往中国进行短期访问，与受访人交谈等等，然而这些努力尚未构成深入探索所需的工具。因此，那些掌握这些工具或正在获取这些工具的人，有责任加强中国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学相关性的研究，促进这方面需求的增加。用中国问题专家熟悉的话说，现在是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在国际关系学中“发挥使命”的好机会；或者借用国际关系学类似的术语，到了中国外交政策学者成为“思想创造者”的时候了。

ass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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