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到建设的艰难转型———历史视角中的民族主义政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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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文林　金大洙　林海虹

[摘要]　在民族解放斗争胜利后,民族主义面临艰巨的国家建设任务。然而,从革命到建设要经历一个漫长、艰难的转型过程。在转型时期,由于历史惯性的影响,使民族主义者仍习惯于采用革命性的方法处理国家建设难题。这种奋斗目标与具体手段上的相互背离,使新兴国家陷入极大困境。

[关键词]　民族主义;转型;惯性效应;困境

　　尽管学界早已承认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但从纵向的角度探讨民族主义,尤其是对革命(指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之后民族主义走向问题的探讨,则少之又少。在此,笔者拟以阿拉伯国家为例,就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后革命时代民族主义的转型

由于争取民族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基本任务,因此许多人几乎把它当成了民族自决的代名词。事实上,国家独立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的自动消亡,而仅仅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对激情澎湃的民族主义领导者和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完成了政治动员的广大民众来说,怎样应对独立后的发展问题,才是民族主义运动面临的真正挑战。“从殖民统治下获得正式解放并不是高潮,而只是一个阶段。虽然这可能是个关键的必要阶段,但是,却很可能远非是个最重要的阶段。”〔2〕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3〕大致来说,它一般要经历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如果说,在争取民族解放阶段,民族主义的基本目标是反殖反帝的话,那么独立后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建设新国家,应对后殖民时代诸多社会政治经济难题的问题。

由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出现主要是靠外力催化而不是自身的累积发展,因此,新生的民族主义国家缺乏现代国家存在、发展所必需的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思想理论准备。这种先天不足,使许多在发达国家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到了第三世界国家便成为需要紧急探讨的重要问题。〔4〕归纳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面临三方面的任务:

1.从政治诉求看,从争取民族独立转向国家建构

出于巩固权力的需要,独立后的民族主义政权很快就开始建立起一套现代权力控制体系(如军队、警察、官僚制等等)。这种权力体系的创建过程,同时也是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进程中,由于民族主义运动(主要是领导者)自身处境的巨大转变,使民族主义由一种破坏现行秩序的激进力量,逐渐转变为一种旨在维护现状的守成力量。“一度作为一种进步力量的民族主义,如今在后殖民时代已经转型为一种维护少数人统治的意识形态。这些人曾经为争取独立而不懈战斗,但他们现在却试图去占据殖民主义者腾出来的特权职位。”〔5〕

在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运动本来以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为己任,但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以“地方国家”的形式出现的,这种与最初目标相差甚远的现代国家一经产生,便马上开始生根发芽。正如一位学者所描述的:“一旦一个特定的疆域国家建立起来,其它方面的发展问题就尾随而至。一是试图估算、控制和限定居住在疆域范围内的居民;第二个结果是需要控制和维持新边界的治安,以防止入侵、走私和非法越境;第三就是与邻国缔结有关通行权和引渡各种非法活动罪犯的条约。”〔6〕这一过程所体现的就是从民族解放向国家建构过程的转变。

2.从经济诉求看,从缺失经济功能转向强化经济功能

民族主义是感性成分和理性成分的有机结合。从感性层面看,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都强调本民族历史传统和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从理性层面看,民族主义又是一种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意识形态。换言之,民族主义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而涉及经济发展问题,民族主义者则往往语焉不详或顾左右而言他。可以说,处理经济问题是民族主义的“阿克琉斯之踵”。在争取民族解放阶段,由于民族主义进行斗争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以及进行政治动员所涉及的文化复兴问题,因而民族主义经济功能的缺失倒也无妨大局。可一旦进入国家建设阶段,谋求经济现代化便一跃成为新生政权的首要任务。正如罗格所说:“作为统治者,民族主义政党不遗余力地谴责殖民者的经济政策,说他们不支持工业发展、没有把钱花在教育上,或没有在创建类似国家银行这样的关键机构方面给予足够支持。现在,一旦自己取得政权,这种批评作为一种要求马上兑现的纲领,也摆在他们的面前。”〔7〕在社会经济水平落后,难以自动完成经济发展重任的情况下,具有强大资源动员能力的民族主义政权,自然便成为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初始动力。这使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从缺乏经济功能到强化经济功能,乃至成为全能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

3.从文化诉求看,从多元认同转向主权国家认同

在争取民族解放阶段,民族主义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封建主义),在外患大于内忧的背景下,当务之急就是要把主张各异的政治力量整合到反殖反帝的共同旗帜下。可以说,这些政治力量的联合仅仅是因为它们共同反对什么,而不是共同主张什么。这种政治主张的歧异,决定了民族解放阶段的政治联合只能是一个短暂的蜜月。“实际上,真正能成功地唤起民众激情、引导他们反对外来统治的独立运动,都会企图掩盖这些运动所依赖的文化基础的脆弱和狭隘,尽管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但它们并非一回事。”〔8〕而政治独立任务的完成,使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日渐凸现出来,这样,“曾经在反殖阶段占据主导的社会和谐被各种彼此不相容的社会现实所取代”。〔9〕

在阿拉伯国家争取国家独立过程中,作为传统力量象征的伊斯兰主义和作为现代性象征的民族主义曾相辅相成,共同肩负起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重任。可一旦国家建立,在涉及如何建设国家这一关键性问题时,双方的矛盾分歧日渐突出。伊斯兰主义者主张建立以伊斯兰法为基础的政教合一国家,而民族主义者则主张走世俗化道路。即使在民族主义内部,也存在着以阿拉伯民族为政治认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以现行国家为效忠对象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区别。凡此种种,使得促进思想统一,培育民众对新生国家的认同意识,成为新兴民族主义政权的重要任务。


总体来看,在国家建设阶段,生存环境和奋斗目标的改变,使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表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思想和行为特征。具体地说,就是以“问题意识”代替“主义意识”,以“国家意识”代替“民族意识”,以维护现状代替对政治秩序的破坏。凡此种种,使民族主义运动面临着艰巨的角色转型问题。

二、惯性效应与民族主义转型的艰难

尽管国家独立的取得为民族主义实现政治抱负提供了广阔平台,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转型过程会自动完成。相反,由于惯性效应的存在,这一过程漫长而艰难。何谓“惯性效应”?按照一种数理味道较浓的表述,就是“当存在两个量Ｍ和Ｎ,Ｎ中的一个循环变化引发了Ｍ中的一个循环变化,由此在Ｍ中发生的变化总滞后于Ｎ中发生的变化”。〔10〕它的英文表述ｈｙｓ ｔｅｒｅｓｉｓ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即在一个冲击消失后,这个冲击的影响仍然会保留在体系里。〔11〕这一方法视角对民族主义研究的启发意义在于,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总是与特定的历史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当某种能够对民族主义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力量消失后,这种力量的影响在其消失后仍能保持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这就使民族主义在许多方面仍表现出既往的行为特征。笔者把这种效应称之为国际政治中的惯性效应。〔12〕

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政治的发展同样表现出明显的惯性特征。有学者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反抗的情绪。这话未必全面,但它至少反映出一个事实:反抗外来压力和争取民族解放是激活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因素。反过来说,这又成为民族主义借以发号施令、加强内部凝聚力的重要基础。然而,随着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完成,民族主义面临着重建理论基础,寻找新的奋斗目标等脱胎换骨性质的重大调整。

然而,这种战略调整不可能随着政治独立的胜利一并完成。在很多情况下,新生的民族主义政权习惯于沿用争取民族解放阶段的思维定式和基本方法,来处理和平建设时期面临的诸多问题。例如,强调领袖的作用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富于激情的意识形态,激进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明显的反西方政策等等。“事实证明,建立国家的任务是如此劳神,以至于能够让这种幻觉乃至整个革命的道德氛围,在统治权移交之后,仍保留一段时间。”〔13〕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民族主义政党的职能就是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而当完成这一使命并需使自己适应行使统治国家的新职能时,它往往会遇到一场重大危机。它也许会发现这种不同职能的过渡太困难,以至在独立以后,还不得不继续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和殖民主义作斗争。”〔14〕这就是民族主义政治经常面临的滞后发展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阿拉伯世界的国家民族主义发展过程,可以细化为三个迥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争取民族解放阶段;新独立阶段;国家建设阶段。

在民族解放阶段,民族主义是以民间力量的形式存在的。它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在具体手段上采用大规模政治动员的方式,以武装(或和平)斗争的方式来反抗西方殖民统治压迫。在指导思想上,建立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当时政治思潮的主流,而以建立地方国家为目标的国家民族主义尚处于萌芽状态。总体来说,这一阶段民族主义在政治目标与达到目标的手段上是相互契合的。

在新独立阶段,民族解放运动已取得了国家政权,因此,它的奋斗目标开始由争取民族解放转到国家建设上来。在这一时期,新生政权面临着前文提到的一系列新问题,但是在建设国家的具体手段上,它仍沿用了排除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和群众动员的方式,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标。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由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组成的混合物,而没有形成明确的国家意识。由于理论思想和政治现实之间、奋斗目标与具体手段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这就决定了从民族解放到国家建设的新独立时期,只能是国家建设的一个过渡性的“试错阶段”。

在国家建设时期,民族主义逐渐把推动现代化作为首要职责。在具体手段上,在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和国家民族主义日渐成熟的情况下,通过参与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吸收西方先进经验的办法来推动国家建设。在指导思想上,以现行国家为认同对象的国家民族主义逐渐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内容,国内社会趋于稳定,而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也日趋正常化。这就使民族主义在目标与达到目标的手段之间重新确立起一种相对良性的互动循环。

三、转型期民族主义面临的困境

相对于民族解放斗争来说,全面建设新国家的任务要复杂得多。这既表现为国家建设所涉议题的繁复,更表现为国家建设过程的漫长和所用手段的繁琐。而在民族解放斗争胜利的鼓舞下,民族主义领导者总是倾向于采用某种“革命性”手段,“一劳永逸”地解决新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这就决定了它的施政方针具有明显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和“革命主义”特征。实践表明,这种简单化的、带有强烈颠覆色彩的政策措施,非但没有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反倒使民族主义陷入意想不到的发展困境。

第一,领袖魅力与政治制度化的矛盾

政治制度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育程度的重要指标。从长远来说,建立在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统治当然更稳定,但政治制度化却是个漫长的过程。国情使然,加之国家上下渴望以“立竿见影”的成效实现富国强民,赶超西方国家的迫切心态,使民族主义领导者有意无意地略过了政党、民主参与等一些“程序性”的东西,而直接去发号施令。因此,民族主义更多地是靠政治上的不断宣传、鼓动和领导者的个人魅力,而不是系统规范的政治制度进行统治。他们(如纳赛尔等)更多地是作为个人而不是组织,借助强力意志而不是多数同意去管理一切事务。这种政治决策模式或许有效一时,但一代风云人物的领袖风范和个人魅力作为最大的一笔政治遗产,是无法被后来者所继承的。〔15〕

这种政治继承危机从一个侧面说明,由于民族主义(政权)政治建设功能的缺失,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制度化滞后,使民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取向强调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导致威权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这使得民众对民族主义所寄予的热切期待逐渐幻灭,取而代之的则是前所未有的茫然和深刻的认同危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曾经寄托在几个非凡领袖身上的获得政治解救的近似千禧年运动的希望,现在不仅扩散到大量的显然不那么非凡的人物身上,而且这些希望本身也变得淡化。魅力领袖显然可以做到的对社会能量的巨大凝聚作用,随着这些魅力领袖的消失而消失了。”〔16〕

第二,政治取向的经济现代化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大卫·麦克利兰曾提出一种“成功需求”的观点。

这一观点认为,在某种社会条件下,个人为在谋求利益方面走在前面,或为了让社会以某种形式承认和赞赏,因而具有迫切要求改善自己地位的强烈愿望。这种成功需求既非先天遗传,也非生理需要,而是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它含有“与别人较量”的社会意义。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同样怀有一种渴求赶超西方的“成功需求”。

中东民族主义者相信,西方列强和以色列的军事优势源自西方工业化发展的成功。因此,要想有效回应西方挑战,必须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在和平时期,这种抵御外辱的民族危机意识,便转化为致力于经济发展的生产热情和期待成功的强烈愿望。在这里,抵御西方入侵与增进人民福利这两个部分重叠的愿望,被有机地结合进一个共同的框架之中: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这就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并可能为换取国家整体经济利益而忍受对个人利益的损害。

因此,中东国家启动现代化包含了多重动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希望通过工业化使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本身。正如罗德内·威尔逊所说,“(对中东领导人来说)提高普通居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即使被提及,也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国民经济实力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威望。已设定了这样的基本目标,对中东地区那种把民族主义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现象就不觉得奇怪了。”〔17〕“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一味追求工业化而不顾实际财政的现象。因为利润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甚至是有意义的动机。”〔18〕中东民族国家领导人所推行的政治性的现代化,使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存在一种“为工业化而工业化”的不良倾向。其结果往往是不顾国情和客观需要盲目发展,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资源配置不合理。这种“政治性”的现代化由于过分强调政治考虑,使中东国家经常出现经济政策偏离经济建设目标的情况,〔19〕少数国家甚至把发动战争视为增强国家实力的捷径(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在处理与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国家)经济关系问题时,民族主义者一般倾向于把原有经济体系(尤其是依附于西方的经济体系)视为殖民统治的象征而加以改变。很显然,“这种当地民族主义与外部依附的冲突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显然是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坚持殖民地人民统一强度问题上,越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在独立后越是要推翻殖民统治留存下来的所有东西,他们与前宗主国的关系也越紧张。”〔20〕其结果,往往是采取减少与西方国家经济交往,采取进口替代乃至割断与西方经济联系的办法,来换取经济独立。其结果使中东国家离世界经济大潮越来越远,自身处境越发艰难。

第三,内政与外交的内在紧张

对阿拉伯国家来说,政治独立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民族解放任务的彻底完成。他们认为,阿拉伯世界“一族多国”的状况乃是殖民统治人为分割的结果,因此,要想彻底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繁荣强大,就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这样,“实现阿拉伯统一”这一变革性目标,自然成为民族主义政权对外交往的行动逻辑。这要比致力于培养对现行国家认同和忠诚的文化整合任务,更具政治合法性。然而,阿拉伯国家全力以赴的阿拉伯统一事业,因直接触及自己赖以立身的国家主权原则,而使阿拉伯世界陷入了十分罕见的“要民族还是要国家”的“规则困境”。这种政治交往理念的冲突及由此导致的行为表现差异,很容易导致层出不穷的国家间冲突。尤其对那些野心勃勃,企图争夺地区霸权的领导者来说,打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去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内政,无疑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一些阿拉伯人认为现存的政治***是非法的、有问题和应该否定的。……他们相信,既然(现行国家)都是更大的阿拉伯国家的组成部分,那么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便是合乎时宜的。”〔21〕至少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事例表明,许多阿拉伯人根本没把阿拉伯国家间的边界当回事,因为他们不相信阿拉伯世界会永久***下去。〔22〕

因此,中东民族主义者的革命性外交政策,非但未使中东国家变得更为强大繁荣,反而使该地区陷入长期动荡冲突。由于中东地区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东各国不得不始终把军事安全放在首要位置,造成这些国家的军费开支居高不下。“这实际是把本该投向教育、生产的资金花费在军事动员和装备方面,造成社会经济、政治和结构的根本性失衡———而这不是能轻易恢复的。”〔23〕

小结

在政治独立完成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民族主义者感受到的不仅有胜利的喜悦,更多的是一种“娜拉走后怎样”的困惑和茫然。随着曾经使广大民众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外部威胁的消失,随着“宏大叙事”让位于“平常叙事”和国家治理过程中种种问题的渐次暴露,民族主义的号召力日渐衰微。这时,民族作为整体的普遍向前的运动,已经被一个复杂的、不均衡的和多方位的不同部分的运动所取代。党派纷争、阶级分化、官僚体制的低效和腐败、利益集团的不断衍生,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民族凝聚力的下降和政治思想的混乱。这导致了一种不是进步而是令人焦虑的停滞的感觉。〔24〕人们开始领悟到:“那些曾经被看作不过是殖民统治的反映,并且会随着它的消失而消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其根源并不肤浅。”〔25〕就像一位西方学者所说,“非殖民化时期和它随后的时光,只是先前的殖民国家政治进化过程中一段特殊的插曲。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和一套新的政治认同开始迅速萌芽、开花,然后同样迅速地凋落:满腔希望忽倏即灭。”〔26〕而民族主义能否摆脱这场革命之后的新危机,很大程度上取决它能否打破思维定势限制,尽快完成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型。从这意义上说,命运仍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

[注释]

〔1〕本文中的“国家民族主义”是指阿拉伯世界以建立现代国家为目标,并对之表示忠诚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在争取国家独立阶段,它与“民族解放运动”涵义相同。

〔2〕[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3〕美国文化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格尔兹曾把民族主义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民族主义形成和具体化时期;民族主义者取得斗争胜利时期;民族主义者建立自己国家的时期;最后一个即现阶段,民族主义者在组建国家之后,发现他们不得不与其它国家和他们的国家从中产生的非常规社会确立和稳定关系(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第271页)。而哈佛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前主任罗格·欧文曾把中东国家的创立过程分为互相联系的三个阶段:殖民时期国家、新独立国家和威权国家三个阶段(ＲｏｇｅｒＯｗｅｎ,Ｓｔ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2000,ｐ.6)。前苏联学者卡姆(Ｇ.Ｋｉｍ)也认为,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赢得政治独立后,进入了一个致力于经济独立的新阶段(Ｇ.Ａｂｒａｍｏｖ(ｅｄ.),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Ａｓｉａ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Ｍｏｓｃｏｗ: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ｏｄａｙ,1976,ｐ.5)。三位学者尽管研究领域有别,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但最终都指出民族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4〕著名阿拉伯问题学者阿尔伯特·胡拉尼便列出了阿拉伯国家在新独立后遇到的诸多困惑:“首先,什么是国家?换句话说,构成政治权威和忠诚对象来源的共同体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第二,共同体的利益与先天的宗教观念、行为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关系?第三,民族(主要是通过国家来体现)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第四,政府应沿着哪几种可能的方向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目标?”(ＡｌｂｅｒｔＨｏｕｒａｎｉ,Ａｒａｂ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ｇｅ(1798 1939),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3,ｐ.351)。

〔5〕〔9〕ＢａｓｓａｍＴｉｂｉ,Ａｒａ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ｓｌａｍ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Ｐｒｅｓｓ,Ｉｎｃ.,1997,ｐ.64,ｐ.53.

〔6〕〔7〕ＲｏｇｅｒＯｗｅｎ,Ｓｔ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2000,ｐ.13,ｐ.21.

〔8〕同注〔2〕,第272页。

〔10〕〔11〕参见[挪威]斯坦因·Ｕ.拉尔森主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第99页。

〔12〕参见田文林:《国际政治中的非线性效应》〔Ｊ〕,《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9期。〔

13〕〔16〕〔24〕〔25〕同注〔2〕,第273页,第268页,第269页,第269页。

〔14〕[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Ｍ〕,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页。〔15〕参见田文林:《从民族主义到原教旨主义》〔Ｊ〕,《世界民族》1998年第1期。

〔17〕〔18〕ＲｏｄｎｅｙＷｉｌｓ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1995,ｐ.39.

〔19〕[美]Ｄ·Ｈ·帕金斯等著:《发展经济学》〔Ｍ〕,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0页。

〔20〕〔26〕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Ｃｌａｐｈａｍ,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ｒｏｏｍＨｅｌｍＬｔｄ,Ｌｏｎｄｏｎ＆Ｓｙｄｎｅｙ,1985,ｐ.118,ｐ.71.

〔21〕ＤｅｂｏｒａｈＪ.Ｇｅｒｎｅｒ＆ＰｈｉｌｉｐＡＳｃｈｒｏｄｔ,“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ＤｅｂｏｒａｈＪ.Ｇｅｒｎ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ＬｙｎｎｅＲｉｅｎ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2000,ｐ.97.

〔22〕ＡｓａｄＡｂｕｋｈａｌｉｌ,“ＡｎｅｗＡｒａｂ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ａ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ｕｍｅ46,Ｎｏ.1ｗｉｎｔｅｒ1992,ｐ.27.

〔23〕Ｊａｍｉｌ.Ｅ.Ｊｒｅｉｓａｔｋ,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ｒａｂＷｏｒｌｄ,ＬｙｎｎｅＲｉｅｎｎ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Ｉｎｃ,1997,ｐ.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