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学:问题与研究方向

影音王

作者：苏长和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本文着重就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基本学术“失范”问题,也是这门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感想;然后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应该有所加强或者可能有所突破的几个领域,作一种个人式的展望。


关于学术规范的几个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规范问题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在国际关系学研究中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和重视。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学术规范应该是每个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时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养和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但它在今天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确成为一个问题,而且是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将很难步入规范、健康、积极的发展轨道上。王逸舟博士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卷首语”中,也提到一些研究规范问题。[1]我想,这个问题是引起我们注意的时候了。
　　
简单地说,学术规范问题包括学术(学者)研究的态度、学术批评的规范和学术评审的规范,它是研究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游戏规则”,也是各个学术机构(包括学会、评审机构、出版社和刊物等)在工作中所应秉持和奉行的基本原则。
　　
就学者的研究态度而言,充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是每一个学者应该遵守的最基本学术规范之一,也是每一个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应具有的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一个严谨的学者,他的研究必须是在充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的,他的研究成果,如果具有创新和独到见解的话,应该是在积累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因此,在研究成果中,忠实地附上所征引的别人的成果,是一个基本学术道德问题。但令人失望的是,这种不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现象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屡见不鲜。其最为恶劣的表现就是剽窃或抄袭。每一个研究者大概都有这种亲身体验,当你准备就一个专题展开研究而寻找相关专题的资料时,你多多少少会发现同一主题文章之间存在的多多少少的抄袭现象。如今,不仅仅有严重的剽窃他人成果的现象,也有不为人注意的自我剽窃现象;既存在抄袭他人论文正文的现象,也存在抄袭他人论文文献的现象。从严格的学术研究角度讲,在自己未接触到的文献而又必须转引别人引用的文献时,是必须注明转引的出处的,但许多学者并不这样做。这是对别人劳动和知识产权极不尊重的一种态度,客观上也是造成我们国际关系学研究低水平重复的一个根源。“窃他人之记以为己说”,是为士者最为可耻的一件事。这股歪风如果不能刹住,我们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在整体上就很难做到提高和进步。
　　
提倡规范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态度,另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学者们应该掌握一些基本的文献知识。每一个学者,在展开某一个问题的研究之前,应该做到对这一领域的前人研究成果有大致的了解,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和进展有基本的把握,否则他的研究可能就是失败的,或者是做重复劳动的。换句话说,必须在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他才可以作出创新,尽管掌握这些文献并不意味着他必然就能做到创新。但是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的确是从事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他才能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或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从而确立自己的主攻范围。学术论著的文献,是评判论著成功与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从作者引征的文献上看出其论文的优劣与成败来。
　　
在我们的研究中,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是,因为强调文献的意义,有些学者在论文中就附上许多吓人的外文参考文献,但是细心的、受过训练的读者一眼就会发现,这些文献是随意列上的,是经不起严格考证的。例如,有些论文出现所引西文书籍出版年月是19世纪乃至18世纪的怪现象。我不是说作者没有看过19世纪或18世纪的书,而是说,就目前国内收藏文献和国际关系学研究的状况,一般的学者是很难接触这么久远的文献的。我们所说的文献,必须是你所研究领域中最权威的文献,或者是最经典的文献。所谓经典著作,在于它们的蕴涵总是弥久不变和与时俱新的,从而构成后来者解说和阐释问题的基础。比如,如果我们要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联盟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读里克尔(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Ｒｉｋｅｒ)的《政治联盟的理论》和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Ｏｌｓｏｎ)《集体行动的逻辑》之类的书。[2]如果我们不读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我们关于联盟问题的认识就是不全面的。同样,读过并思考过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学者,就不会对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即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稳定的结论,感到陌生了,也不会对最近一些西方战略学者提出的“少边主义(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一词的概念感到困惑和不可理解了。实际上,华尔兹关于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稳定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展示的研究成果。然而,从我们国际关系学研究论文和专著来看,大部分作品都存在文献不足的缺陷。这个问题既与研究者的学术训练有关系,当然也与我们现在整个学科中人才的培养制度有关系。
　　
还有一个不合学术研究规范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学术著作结尾鲜有索引(ｉｎｄｅｘ)。不要说中文专著后面不附索引,就连许多翻译过来的著作的参考文献和索引也被莫名其妙地删掉了,理由大多是“对读者意义不大”或“无重大参考价值”或“一般读者接触不到这些文献”之类的借口。实际上,参考文献———如果参考文献是认真、严谨、科学的话,是我们后人就同一课题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也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方便,同时也是检阅与批评这本著作可靠性的一个重要依据。
　　
可以不客气地说,我们有些国际关系学者,是靠《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内部刊物)这样的资料“包打天下”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多国际关系研究文章,在征引文献时,引用国内《参考消息》中的文章,因此而导致的一个奇怪现象是,引征文献中会同时出现德文、法文、日文、英文的报纸,甚至还有波兰文或西班牙文,让外行人感觉这些人似乎懂得六七种语言。我不是说这些作者一定就不懂这些语言,也不是否定《参考消息》之类报刊的价值,而是怀疑这样的学术研究是否规范和科学。对从事动态跟踪研究的人而言,利用《参考消息》之类的信息渠道,未尝不可,但是,从学理上研究国际关系时,仅依靠《参考消息》是远远不够的。
　　
健康积极的学术批评,也是学术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书评是学术争鸣的一个重要方面,健康积极的书评,是学术提高和进步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任何国家的学术制度中,书评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些英美权威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刊物中,书评更是占据了刊物相当大的篇幅,有的甚至达到一半左右。书评应由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写,这样才能保证书评的质量。书评应遵循“善意的批评、建设性的批判”的基本原则。现在我国的国际关系学书评还非常少,这当然与我们这方面研究的积弱有关,我们学界每年可供评论或值得评论的著作本身就非常有限。但即使从目前已有的一些书评文章看,也不是没有问题。吹捧和自我吹捧的书评太多,切合实际的剖析太少。书评中动辄就是“创新”、“突破”、“填补空白”、“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之类的字眼,最后空洞地、蜻蜓点水般地列出一些“常识性”的“缺陷”来。最可恶的是学术领域中存在的“收买书评”的现象。我国研究社会思想史的朱学勤先生对此就颇有微词,他感叹,真正的书评文章,应该是评论家自己掏钱买书作书评。
　　
学术规范问题既是学者自身修养的问题,而规范学术研究,同时也需要学界做许多“制度性”的保障工作。这就是学术规范中的学术评审问题。例如,刊物亟待实行专家审稿制度和匿名审稿制度,就是制度性工作的一个方面。[3]当然专家审稿制度和匿名审稿制度,不只是国际关系学界的问题,在其他学科的刊物工作中,这也是个亟待实施的问题。据我所知,我国这几年有些刊物已经实行了匿名审稿制度(例如《历史研究》等刊物),但至少我看在国际关系学刊物中,没有施行匿名审稿制度的。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对有些刊物来说实施完全的匿名审稿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一些纯学术类的刊物,专家审稿制度和匿名审稿制度未尝不是不可行的,而且,这也是提高或保证刊物质量的一个最好的也可能是惟一的选择。专家审稿制度和匿名审稿制度的优点在于:可以减少用文惟亲、以人论文或以资论文等不良现象。另外,一个优秀的刊物,它的编辑本身就应该是专家出身,是优秀的学者,但是在学科交叉迅猛的今天,不可能、也不应该强求编辑是全知全能的,因为编辑的知识领域是固定的,而作者的学术背景和讨论的问题则是千差万别的。而专家审稿制度的目的就在于弥补这个缺陷,将编辑不很熟悉的文章送请对该专业领域最有研究的学者去审稿,从而保证刊载论文的学术质量和信誉,也可使刊物登载的论文避免一些可能出现的常识性错误。
　　
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发展到今天,规范的研究态度,应该被提到日程上来,这对提高我们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将我们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引导到一个健康、良性发展的轨道是至关重要的。我提出这个问题,以期学界同人共勉互励。


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几个方向　　

这里,我把平时读书或研究过程中经常思考的三个问题提出来,并不一定就能准确地概括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方向和趋势。我不敢轻言这些课题过去无人研究,或者研究得不够,我只是认为这些课题对于我们的学科发展来说,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开发和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毫无疑问,要缩短中国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我们必须脚踏实地,从各个具体的问题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我们应该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学派”和“理论”才对。
　　
(一)跨国关系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变迁作用和影响我们在研究国际问题时,时常习惯于从国内政治角度出发,来透视国际政治的变迁,即人们常说的“国际问题的国内根源”。但是,对那些研究国内社会、政治变迁的人来说,很少有人能够从国际的根源对国内社会、政治的变迁作研究的。对于国际因素对国内发展的影响,那些囿于人为的学科边界限制的所谓研究“国家内部问题”的学者,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而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或者因为知识结构的阻碍,或者因为人为的专业分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常常只是隔靴搔痒而已。今天的世界,处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于国际社会的影响之外,各国的内部问题,诸如失业、货币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社会问题、财政预算,等等,都有鲜明的国际根源。例如,我们从一国财政预算中的军费开支,可以典型地看到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一个以冲突和竞争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任何国家都会尽可能地从比较或机会成本的角度,考虑如何扩大军费的开支;相反,在和平的国际状态下,国家可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和公共福利设施的改善上。这样看来,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总是在一个更大国际背景下展开的。我们常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是在全球化加速进程的今天,国际关系对国家内政的影响会愈来愈深刻。主要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的领域,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它对国家内部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增长形成重要的外部作用力量。国际领域对国内政治的作用和影响,在马克思的经典政治经济理论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相互依赖理论中、在世界体系理论中以及在一些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著作中,都有表述,不过把它作为一个的独立的研究对象,作理论阐述和经验研究的,似乎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这是国际关系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霍夫曼(ＳｔａｎｌｅｙＨｏｆｆｍａｎｎ)早期所说的一句话,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他说:“如果我们在政治学研究中把首要的重点放在世界事务上,用世界事务的眼光来看待国内政治,那么我们的认识可能会发生哥白尼式的革命。”[4]此言难免有夸大之嫌,但其揭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我们所以强调并突出国际领域对国内领域作用的价值,目的只是在于说明,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进展,某种程度上可以修正我们对国内问题的许多传统认识和看法。
　　
(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5]如果我们把国际政治视为一种游戏规则的话,那么这些游戏规则是通过国际制度表现出来的。而对游戏规则的控制和解释这个问题,过去是,今天是,将来也一直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核心问题。
　　
就发展中国家与国际制度的关系而言,国际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已经很多。近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首推克拉斯勒(ＳｔｅｐｈａｎＤＫｒａｓｎｅｒ)的《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反抗全球自由主义》一书。[6]但是,就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作研究,成果则比较薄弱。
　　
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头等问题,或者说困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问题。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处于是融入还是游离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这两者之间的摇摆与徘徊之中,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至今还没有解决好。从历史的进程看,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是大势所趋。但问题是,融入国际社会,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基本的国际政治、经济“游戏规则”,而今天国际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主要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利益需求为基础,由西方大国制定和施行的。主要的国际制度,存在着公开或隐蔽的、强迫的或程序的霸权因素。这就使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在接受国际规则问题上面临着许多困境和矛盾。我们能否融入一些国际制度,我们是否可以以及如何改变一些国际制度,我们怎样主动建设一些积极的国际制度,这些问题既是过去中国外交面对的重要问题,无疑也是今后中国外交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课题。
　　
(三)国际关系思想史目前,国内外论述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程的著作不在少数,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进行梳理的著作也很多,但是对国际关系思想史作独立论述的,可谓凤毛麟角。据我所知,目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除了美国的肯尼斯·汤普森(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以外,涉足的人并不多,这是一块有待开发而且能够开发的肥沃的领域,也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7]从罗素、马克思到爱因斯坦,从严复、甘地到福泽谕吉,这是一个为人关注不够但应该受到足够关注的研究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史学思想史,有政治思想史,也有社会和经济思想史,但是由非西方国家学者撰写的国际思想史,不敢说无,至少也是少之又少的。

　　
思想史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写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国际关系思想史不同于国际关系理论史。我们所说的国际关系思想史,显然不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简单梳理和归类,也不可草率地把它等同于国际关系理论史。国际关系思想史应该是对怎样管理国际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认识,它是在一个长期的历史中对国际社会的治理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潮,以及在这些认识和思潮影响下而产生的重要政治实践。从这个角度讲,格老秀斯的国际法思想,梨塞留的“国家至上”原则,发于西欧而后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运动,威尔逊自由主义的国际观,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古代华夷秩序下的国际体系形态,伊斯兰教的世界秩序观,等等,在国际思想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这些思想作必要的整理,既是拓展学科研究领域的内在要求,也于学科知识的积累大有助益。

注 释：
[1]见王逸舟为1999年第5期《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撰写的“卷首语”。
[2]Willian H. Rik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4.曼库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说到刊物,这里我倒想从作者的立场说一下学界存在的“一稿多投”的不良现象。毫无疑问,“一稿多投”现象主要与个别作者的自身修养有关,某种程度上还与我们社会存在的急功近利的现象有关,但是这种现象的屡禁不止,与一些杂志社工作的疏忽也是不无关系的。例如,现在许多杂志对录用的稿件,在规定期限之内或之外,都不发稿件处理通知,这种做法客观上也是助长“一稿多投、多发”现象的一个因素。编辑部因为人力、财力的原因,面对每天堆积如山的稿件,很难一一处理,但是对那些可能录用的稿件,我想编辑部及时通知作者,不至于非常困难吧。
[4]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林伟成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5]这里,我把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通俗而又简单地定义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玩的游戏规则”。这个概念与一些学者的定义可能不同,我选择这个定义的理由,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我的博士论文:《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1999年)第36～47页。
[6]Stephan D.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7]肯尼斯·汤普森写过三本与国际关系思想史有关的著作,这三本著作是《国际思想大师》(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和《国际关系中的思想学派》(Schools of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三本书均由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