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相互启示与融合之道

CampusHR

作者：门　洪　华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挑战新现实主义中兴起。进入80年代,其理论旗手罗伯特·基欧汉开始接受结构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假定,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国际机制如何形成与变迁,建立了独立的国际制度理论体系,其后又借鉴和吸纳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特别是建构主义学派的最新成果,一直保持着学术前沿地位。

基欧汉在建构自己的体系理论时,首先收进了复合相互依赖的基本假定,但为了理论体系的建构,他也摒弃了某些自由主义观点,这可谓一种立场的倒退,但是这种倒退并未造成灾难,而是造就了理论的高峰。基欧汉的出发点很清楚,即致力于发展高度简约、呈现高度科学的体系理论,因此他采取的是退两步、进一步的战略———即从建构理论范式和全面否定现实主义基本假说的立场后退,着重建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基欧汉将现实主义纳入其理论框架,但用新的假定加以补充,亦即对新现实主义进行扬弃。基欧汉指出,现实主义抛弃了太多的因素,长于结构分析但却短于进程。鉴于此,他借鉴理性选择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框架,强调国际进程(Ｐｒｏｃｅｓｓ)的重要性,将国际机制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建构起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基欧汉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设,但在国际制度对世界政治进程的影响上,他却得出了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结论:国际制度赋予国家进行合作的能力,以降低交易成本,获取共同收益;国际制度很少参与协议的集中实施,但确实增加了互惠机会,使一国政府信守诺言,并督促他国也这样做;既然遵从国际制度已有的规范使他国的行为可以预见,强国也从遵守规则中获益。其后,他转向研究西方旧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的战略、进而塑造冷战后的欧洲,创立了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双肩之上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促成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分庭抗礼的局面。


基欧汉与立志在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创立独立研究纲领的学者共同起步;而后,他退回到传统主义的核心假定,并借此提出了功能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此后,他在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同基础之上,提出了独立的研究纲领———即新自由制度主义。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但并没有完全放弃自由主义对多元行为体的强调。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基欧汉再次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全球主义的概念,探究全球主义治理的可行途径,从而促进了全球治理理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的发展。从以上分析,我们大约可以把握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脉络。基欧汉以创建体系理论范式的雄心作为出发点,但其途径却是从研究纲领的层次着手,走的是“中间道路”(ＭｉｄｄｌｅＧｒｏｕｎｄ)。

基欧汉的学术发展道路对我们认识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间的借鉴关系甚有启示。国际关系理论有三大理论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美国国际研究学会主席玛格丽特·赫尔曼(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Ｈｅｒｍａｎ)指出,国际关系研究就像巴比伦塔(Ｔ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Ｂａ ｂｅ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不和谐声音,使得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成为控股管理公司,而不是一致的知识研究界。她呼吁加强各种理论范式的沟通和相互认识,为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间的对话提供基础。诚如赫尔曼所言,国际关系诸理论范式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在同一个问题上的认识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和解决途径也迥异。但是,在看到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间差别(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的趋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认识到各理论范式新的发展都是借鉴其他理论范式和观点或受到其他理论范式的影响或启示。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论争的历程显示,任何一种理论流派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已有理论流派的批判、借鉴和超越的基础上,原本论战激烈的理论流派之间有所趋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以上我们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基欧汉本人的理论发展历程,我们再从理论范式的宏观角度看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战历史久远。进入20世纪70年代,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对当时国际关系理论对现实解释的乏力不满,先后走上理论体系科学化的道路。肯尼思·沃尔兹提出了高度简约的现实主义理论,摈弃了经典现实主义中人性等难以科学标定的概念和无法证伪的假设,把无政府状态和自助体系、权力分配、国家利益特征和生存需求等设定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并把国际关系研究集中在体系结构这个因素上面,从而把现实主义推进到新现实主义(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ｍ)或结构现实主义(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阶段。其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则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用相互依赖理论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出现奠定了理论整合的基础。新现实主义的理论科学化努力确定了80年代的核心研究议程。随后,基欧汉接受现实主义对国际行为体性质及其社会环境的假定;接受了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动机的假定,承认国家是理性的自我主义者,国家行为目的是自我利益;承认国家是国际政治的“关键行为体”,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影响了国际合作;他选择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承认国际体系中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对国家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层次的理论,即国际制度理论。可以说,基欧汉的理论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家之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基欧汉自己也承认,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他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就是同样多地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借鉴过来的。需要指出的是,基欧汉不仅对某一派理论做出贡献,国际制度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密切相关,对以权力和知识为基础的机制理论也贡献良多。面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挑战,新现实主义积极迎战,并适时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最为突出的就是罗伯特·吉尔平和斯蒂芬·克拉斯纳。吉尔平提出了霸权与大国政策协调(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并存的理论,并强调多边管理与政策协调的价值,其中对国际机制的认识突破受到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影响;斯蒂芬·克拉斯纳是坚定的新现实主义者,但在《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这本经典著作中,他对现实主义的修正及其理论剖析吸收了许多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认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从激烈论战到理论通约,被学术界称为“新新合成”(Ｎｅｏ-Ｎｅ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理论流派被基欧汉统称为“反思主义”(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包括规范理论、批判理论、女性理论、后现代理论等。这些理论流派着重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但对理论体系的建构着墨不足。这种状况因亚历山大·温特的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发表而改变。温特对理性主义进行的是建设性批判,他接受了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自觉不自觉地向结构主义的分析体系靠拢,他甚至自称是“结构现实主义者”。他明确宣告自己建立的是介于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力图使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种既考虑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又坚持科学实在论的理论体系。尽管温特的努力引起极大的争议,但其研究成果将建构主义推进到体系理论层次,使之成为大家都认可的理论范式。费丽莫指出,建构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性的关系。基欧汉也指出,亚历山大·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提出的许多观点为自由制度主义者所接受。

检视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间的论争历程,本人呼吁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者要有一种开放的、建设性的心态看待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注意吸取其他理论流派的精华,从而为建构更有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做出贡献。基欧汉曾指出,“我们应该打破人为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为营垒的学术边界,与这种无意义的朦胧进行斗争。”即使新现实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约瑟夫·格里科也承认,现实主义没有提供通过制度化安排进行合作的解释,需要发展一种国际机制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两种方法都有助于我们探求对国际合作政治学的解释。实际上,任何理论的发展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发展脉络可寻。其发展脉络就存在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长河之中。在看到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间差别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的趋同,认识到各理论范式新的发展都是借鉴其他理论范式和观点或受到其他理论范式的影响或启示,理论范式的相互启示和融合将成为未来理论的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