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与大国关系研究

dorm99

作者：阎　学　通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5期

　　我国国际关系研究距当初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我想就国际关系理论与大国关系研究谈一点理论是什么及其与大国关系研究的关联。

我想从什么是科学理论及其特征开始。宗教理论、哲学理论和规范的政治理论是不需要证实的,而科学理论则不然。科学理论要求:(1)它的标准和概念是可客观衡量的,大家对标准和概念需要有同一的理解;(2)它的研究和推理过程是可公开检验的,不拒绝任何人对它进行检验;(3)它描述的规律可以重复,即在一定条件下同类事件可重复发生。如果说研究对象在历史上只发生一次,永不再有,那就不属于科学研究了。我们还要区别理论与规律的不同性质。理论是人创建的,规律则是大自然(上帝)创造的,理论不是规律。人类社会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此社会规律也属于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人只能发现规律,建立理论,但人建立不了规律。牛顿定律也只是对自然规律的解释。人可以建立规则,但规则不等于规律,规则可由人来改变,而规律则是由大自然改变的。据此,我认为国际关系科学理论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发现(ｄｉｓ ｃｏｖｅｒ)规律,这是最基础的研究。第二,就是解释(ｅｘ ｐｌａｉｎ)现象,也就是创立一个解释某一国际现象的说法。第三,依照发现的规律或是创建的解释进行预测,在何种条件下,此类事情还能发生。


我在美国学习时有过一个深刻的感触。韦伯是德国学者,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理论在欧洲的影响远不如其在美国的影响,原因就在于韦伯的理论特别符合美国人的宗教精神、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美国文化是以新教为基础的。我发现建构主义的国关理论在美国的影响力好像没有在中国这么大。建构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影响这么大,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建构主义符合了中国知识分子求新的心态,对传统的不满,对改革现行体制的渴望。我们需要研究新理论是否比旧理论有更强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我们需要时常想到,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在国内政治中能发生的事在国际政治中可能发生不了。在世界政府建立起来之前,这种本质区别即上下有序(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和无序(ａｎａｒｃｈｙ)的性质差距是改变不了的。虽然全球化带来国际行为的多方面变化,诸如主权削弱、国际行为体增多、相互依存增强等等,但是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关于全球化的起始时间存在众多争论,有的说是冷战之后,有的说是80年代,有的说从有资本主义开始。不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全球化都没有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正是由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只是程度上的,不能使国际政治进入一个质变的阶段,因此学者也就无法在全球化起点上达成共识。

大国关系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源于大国是国际政治的最主要行为体。到目前为止,在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都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大国仍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中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三世界全部加在一起也成不了一极,而美国一个国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可以超过上百个国家的总合。这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无法避开对大国关系的研究,因为大国关系决定着国际格局。国际格局两大核心要素一是力量对比,二是大国战略关系。在我国,大国关系研究的特点是历史性研究和政策性研究比较强,理论性研究比较弱。应该说我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理解还是比较深入的和比较准确的,但是我们自己在研究中没有出现像美国学者、英国学者、加拿大甚至日本学者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研究缺乏继承性。科学的理论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不是把前人的东西全部否定。否定是进步的前提,但没有继承也难发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对经典力学的全盘否定,而是在发现不足的前提下扩展了物理学的解释范围。我国一些作者今年写的文章跟他去年写的文章的观点逻辑完全不同。这是否算是进步,要看他是否理解旧观点错在什么地方。知识如果没有继承性,就发展不成现代科学。对于科学研究者来讲,知识的继承首先是继承他自己已经学到的知识。如果一个人今天的观点否定昨天的观点,而且不知自己昨天的观点错在什么地方,那么这恐怕就不是知识的积累和进步,很可能是无根据的臆语。我国学者渴望创新,这是积极因素,但科学的创新不是随意的标新立异。如果没有客观标准,不进行公开检验,不能预测,那么臆造就会被误当作是理论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研究要注重继承性。当创立新观点时,学者们首先要问自己,这一观点和自己以前的观点为何不同?以前的观点错在哪?新观点和自己的旧观点是什么关系?是对旧观点的发展呢还是否定呢?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是从ｔ到ｔ′,新理论需要涵盖旧理论,与此同时新理论要超越旧理论。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科学理论的创新。以建构主义为例,它不是否定现实主义所强调的物质作用,而是在承认物质作用的同时强调非物质东西所起的作用。

国际关系理论的变化是受大国关系变化影响的。上个世纪的50和60年代,大国关系主要是相互威慑,于是现实主义理论特别盛行,因为这种理论能解释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现象;到了70年代人们发现大国在军备竞赛时也存在合作,于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就出来了;冷战结束以后建构主义的兴起就是因为以前两极格局变成一极格局了,过去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例如,几十年的经济制裁都未能改变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冷战后的民主化就把它给改变了,思想的力量强大到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制度。为了解释这种思想认识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于是建构主义就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研究不断发生的新现象,发现规律,然后对新现象给予解释。能给出一个新的解释并不等于就发现了客观规律。很多人实际上是没发现规律就给予了解释,而且不在乎这种解释是否具有科学性,不在乎这种解释是否能被日后的历史所检验。最近福特基金会请美国学者就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大弱点是缺乏科学方法。我国学者在90年代初就意识到了低水平重复的问题。我以为如果加强科学方法的训练,采用科学方法研究的人多了,是有可能解决这种低水平重复问题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03年夏天就将为我国学者特别是西部地区学者提供免费的科学研究方法培训。

今天很多学者都提到研究要紧扣问题。那么“问题”究竟指什么呢?中美围绕反导系统的斗争和南北发展差距拉大是不是问题呢?从科学研究的意义上讲,这些都不是问题,科学意义上的问题应是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而不是ｐｒｏｂｌｅｍ,也不是ｉｓｓｕｅ,应是一个尚无答案的迷。科学理论研究就是试图给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寻找答案。如果已有答案,就应检验这个答案,如果这个答案不完善,就需要继续完善这个答案。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如果科学研究的问题与政治矛盾的问题都区分不开,理论研究就难有科学性。

我认为王逸舟担任《世界经济与政治》主编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使该杂志从一个非理论性杂志成为国内公认的最权威的国际关系理论杂志。关于如何提高这个杂志的科学性我有两点建议:一是在不排斥哲学理论和规范政治理论的同时,能否多登一些科学性文章;第二,匿名审稿时,质量标准是否可多强调科学的论证而不是观点的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