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成就与缺失的几点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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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逸舟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正式启动，北京、上海的一部分学者做了早期的介绍引进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开眼界，引进国外新成果的阶段。九十年代初期曾有一段时间沉寂，九二年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再度进入一个活跃期，不仅关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在世界的崛起，而且开始思考何谓理论，何谓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成果。

归纳这些年的发展，至少可以见到如下进展。

第一，相对过去而言，出现了一批国际关系教科书，如人大系列、复旦系列及社科院李少军著的国际政治学教科书。大致算来，不是简单地复述教学大纲而是真正有一定研究的约有二十本左右。第二，出现了一批较有份量的专著或系列丛书，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长征出版社俞正梁教授主编的国际关系理论丛书。除了一些零散的译著，目前正在或即将出版的还有浙江人民出版社、北大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三套译丛。教科书、专著、译著系列总共近十套，每套少则三五本，多则十几本。虽然比起其他学科还有差距，但也开始初具规模。就丛书系列而言，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一批成果和译著几乎是同步的，引进的同时也在消化。第三，从目前的研究看，开始出现带有一点学派、流派色彩的作品，有些甚至称得上是中国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虽然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例如关于区域主义的研究，既有关于介绍国外成果的研究，如上海陈玉刚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也有北京广院肖欢容的《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以及北大耿协峰的博士论文。另外关于建构主义研究，复旦、南京、南开的作者都写出了非常好的论文。一些国外研究者包括海外华人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学者如何把建构主义理论融入到对中国外交实践的研究。此外还有一批对政府决策具有引导性价值的作品，如俞正梁教授承担的关于主权的研究，较早提出主权分层的理论。已故的周纪荣教授九十年代初期曾提到核心主权、非核心主权的想法，可惜他不幸早逝未来得及发展。值得欣慰得是现在有一批学者在这方面做了新推进。再者关于国际制度的研究，苏长河博士、门洪华博士及其他一些作者对此做了有益探索。对国际制度的研究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还基本上是空白，现在有了一大批文章及专著。学术界对国际制度的特性、发展趋势及对中国影响的研究成果，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实际工作部门。关于区域一体化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国外的比如说欧盟一体化，对亚洲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自身的地区特色也开始有一批最早的论文出现，比如复旦陈志敏研究的非中央外交问题，就很有海派特色；一个上海学者，在对国外联邦制、多边体制、主权分层透视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非中央外交，写出了很有个性的著作。第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逐渐形成自己的区域分工特色，比如说华南地区对中东、东南亚问题，东北方向对俄罗斯、东北亚问题，以上海、南京为主的华东地区对欧美、日本问题，都有自己的研究优势。我曾收到新疆社科院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报告，颇有特点，不光是在材料翔实，而且提出“中亚学”概念。第五，开始出现探讨学科方法论的专著。过去国内学者比较轻视或忽视方法论的研究，现在已经有相关专著，如阎学通等著的《国际政治研究实用方法》，虽然存在争议，但毕竟是一个重要起步。第六，关于国家利益论、安全论议题，涌现出一批新的作品。国家利益如何看待，中国的国家利益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实现，都有一些新的分析新的成果。关于安全问题，朱宁博士还要在此次会议上介绍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理论，其中有很多富有创意的新思想。外交部王毅副部长在外交部读书学习会上就曾说过，现在学术界思路非常开阔，外交部讲的的新安全观从学者的论述中得到启发。第七，一些传统领域现在又有了新进展。比如IPE,过去人民大学在相关领域一直是高校里面的龙头重镇，九十年代初宋新宁等人就在研究，现在又有了新进展。该领域触点相当多，如何使之成为学科新的增长点值得探索。第八，关于全球化研究，蔡拓教授是开拓者之一，其当代全球问题研究所出版了一批作品。还有北大王正毅教授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会议安排的发言就是对这些成果的整理和思索，看看有哪些新的亮点，新的增长点，值得重视和进一步发掘。

在充分肯定这些年进展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缺失，许多方面与国外同行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角度看，至少存在以下需要改进之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怎样建立中国自己的视角、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语言，或者用老话说就是“中国特色”。过去我不太赞成讲中国特色尤其是有体系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因为它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即将在二十一世纪崛起的这么一个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上起建设性作用，如何把中国自身的利益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及大国关系的引导结合起来，这方面坦率地讲，近几年我国外交实践中有许多很好的做法，但是理论的抽象和引导却很不够。我们还缺乏体现中国视角的理论创建和贡献。正在英国华威大学访学的清华学者庞中英对此感受很深，国外同行让他介绍中国学者究竟做出了什么自己的贡献，不论范式还是方法、概念还是具体的观点，有什么贡献影响或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的东西，为全球同行相互对话的平台。这一点他认为我们做得很不够，我对此深表同意。前不久秦亚青、时殷弘等教授在本所一次会议上，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视角，我们怎样建立自己的观察角度甚至研究风格。毛**在三十年代论中国革命时就曾提到如何避免教条主义，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把理论融会贯通，包括如何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进行创造，我们一些前辈、开拓者都在思考中国传统文明中的东西哪些值得借鉴，哪些需要抛弃。这一点我们做得不够，过去虽有理论研究，但研究理论的理论，尤其是研究中国视角的理论非常欠缺。

另外一个不足之处是多学科的融合激励、相互启发不够。我们的杂志名称是《世界经济与政治》，这次与会的学者绝大多数都来自国际关系学界，也有一些是研究法学、国际经济和贸易等。关于多学科的融合，可以说IPE早就提出了这种交叉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多学科的交叉、启发还是不够，哲学的深邃、经济学的严谨、历史学的渊博都值得我们学习。陈乐民先生过去多次提到一个观点，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实际上就是把历史、哲学、文化研究再加上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探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理论，你怎么结合，如何使原先学科的工具箱能够为我所用，变成有自己特色自己风格自己逻辑的东西。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在座的这样一些中青年学者来研究，促进这种多学科的交叉、边缘地带的结合。这方面在国外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新成果，比如由金烨翻译即将出版的《文化之帆回归国际政治》一书中提到的文化，就不是亨廷顿那种狭隘的“文明”，而是广义的文化，如何让文化的风帆返回国际关系的港湾，包括认同、语言、乡土情结这样一些因素融入到国际关系传统上讲的安全、外交、大国政治领域。该书确实包括了许多中国学者没想到的领域。他们研究地理距离、乡土意识、人的身体和语言、认同，用这些东西来启发国际政治和外交的研究。对比之下，我们的研究领域太窄，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挖掘，多学科的融合做得不够。

第三，学术批评不够发达，或者批评起来总是那么遮遮掩掩的，这是我们国际关系学界的一大问题。相对而言，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等学科就做得比较好，至少他们能提出一些真问题，敢于挑战权威。国际关系学界传统印记太深，注脚式的东西偏多，我们从来稿中深感这一点，大量见到的是平庸之作。学者要有一个使命，即展开批评，身体力行，文章上激烈的批评并不妨碍批评者之间成为好朋友。我们刊物非常欢迎那种注重学理和不带人身攻击的批评文章。与其他学科相比，这方面真是差距太远，所以如何倡导批评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从我们刊物这个点来看国际关系学界，任重道远。

第四，如何真正做到百花齐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还是太少，坦率地说，甚至包括一些有实力的学者，很容易跟风趋势。例如九十年代国际制度、建构主义研究热起来后，有些跟风性的东西便多了起来，把别人说过的话题改头换面再发表。这可以说是我们国际关系学界的一大缺失。人们不愿花大力气创新。跟风现象的存在，其原因不一而足，从编辑部的角度来说，这的确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大家可以对此分析，不光是提出批评，而且要分析如何避免如何减少这种现象，以形成自己的学派、自己的特色，避免低水平的重复。


第五，陈乐民先生曾在许多场合批评过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现阶段美国的影响太大甚至成为主导性的东西，对其他地区如欧洲了解、借鉴不够。我承认这一点，自己现有的几部作品看，对其他地区理论确实关注不够。在最近对博士研究生的教学中我反复强调一点，那就是如何超越美国中心。这是努力的方向，不论是否现在超越得了，但要有意识这样做。美国之外的地区有什么研究？从刊物来稿看，这也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界需要思索和下大气力探索的问题。总之，要努力使眼界更宽广，色彩更丰富一点。

第六，相互间的沟通不够。据说国内现在已有三十多家院校建立了国际关系研究系、所甚至学院，还有一些即将建立。此次与会代表虽然不多不全，但大家后面是一批有一定基础、做了一些工作、未来有可能成为龙头重镇的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基地。借此会议，我们希望以《世界经济与政治》为平台，在年末之际大家聚一聚，谈谈选题和彼此的工作重点，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的方向，争取使这种形式能够成为每年的例会，促进中国国际关系学在新时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