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创造的三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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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学术研讨会随想

作者：王　正　毅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国际关系之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学术群体:一为理论探讨,多偏重于学术本身;二为对策研究,多侧重于政策解释。我曾有一种愚见,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对策性研究多于理论探讨(这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形成对照);介绍西方多于自己创造,即使是对西方理论的介绍也不是很系统和全面(这与日本国际关系学界相似);学习多于参与,参与国际前沿课题的研究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这是发展中国家学术界的共同特征)”(《国家利益是合法性相互制约的利益》,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第20期,第142页)。短短5年之后,情况却大为不同,不但学术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的介绍日趋系统和完善,而且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视也是前所未有。在2002年末由《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学术讨论会上,参加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与热情大大出乎我的所料:新理论、新视角、新范畴、新人物层出不穷;对于以往的理论,认识程度明显深入;对于中国学者应该参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与会者似乎达成了共识;年轻一代学者对理论的热诚,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中国国际化的希望。

在拍手叫好的同时,我仍感觉到我们在参与国际关系理论构建过程中任务的艰巨性。“话语”世界、知识共同体与知识谱系,似乎仍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三个难题。

1.“话语”世界的创造:语言翻译的可通性和不可通性

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说到底其实是理解、解释国际关系历史以及现实的“话语”世界的创造,其中,概念、范畴、术语当是第一位的。我的同事张小明教授在其文章《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欧洲》2001年第6期)也指出了这一点。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盛行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术语”主要是欧美学者所创造的“话语”。在我们翻译这些学术术语时,如何使得所翻译的术语既比较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又使得英文和中文的指称相同,便是我们参与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世界构造时的当务之急。比如,在新近兴起的建构主义中,有一个核心英文词“inter-subjective",在“主体间性”、“主体互动性”、“主体相互性”三者之间选择哪一个,对于中文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世界是很重要的。如选择“主体间性”,中文似乎不通,如选择“主体互动性”和“主体相互性”符合中文习惯,但放在建构主义的知识背景中,似乎选择“主体互动性”较好。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unthinking”一词的翻译中,我记得有学者将沃勒斯坦教授的“unthinkingsocialscience”中的“unthinking”翻译成“否定”或“否思”,如翻译成“否思”,中文似乎不通,如翻译成“否定”似乎既不能表达其“remove from what is conditioned”英文原义,如翻译成“从社会科学中走出来”,虽然比较长,但既符合英文原义,又符合中文表达习惯。这里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我们在创造“话语世界”时面临的一个语言哲学上的难题:语言翻译是否有不可通性?


2.学术共同体的规则:学术的“规范性”与“原创性”

毋庸置疑,在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界,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共同体,有学者也用“行会”来形容这种学术共同体。在这样的“行会”中,治学的态度(如对他人研究成果以及观点的尊重)、治学的方式(如对已有资料和观点的引用)已经形成一个既定的方式,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的“规范性”。但在中国学术界,“真正的”国际关系研究起步很晚,与欧美学术界相比,远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共同体以及为这样的学术共同体所认可的学术“规则”。最近几年,国际关系学界也开始讨论诸如“规范性”、科学的理论、科学的方法,但是我们远没有形成对“科学”定义的共识。而在我们讨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时,西方学术界却将“科学性”细化为17世纪“牛顿式的科学”和20世纪“普里高津式的科学”,并将“社会科学”直接定义为“历史社会科学”(关于这些,读者可以参阅由沃勒斯坦教授领导的、由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参加的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完成的报告《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我们今天许多中国学者所讨论的“科学性”,其实是17世纪“牛顿式的科学”对后来社会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远没有意识到20世纪70年代量子化学对经典科学的“科学性”所造成的影响。如果仍以“牛顿式的科学”来看今日社会科学的研究,就很难理解诸如“文化人类学”、“区域研究”、“制度经济学”等这些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理解了“科学性”的这种历史变迁,我们也许会明白一个道理:“原创性”不是建立在对历史某一阶段研究方法重复应用的基础上,而是不断超越已有的研究方法。

3.知识谱系:连续性与间断性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起源于西方学术界,关于这一点似乎学界形成了共识。如何在中国建设国际关系理论,是与会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如完全接受,如何避免国际关系理论的过分“欧美中心论”、甚至“过分美国中心论”的色彩;如完全拒绝,如何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概念、范畴体系。我们从一开始似乎就进入了这个中国社会科学从1840年就争论不休的“二律背反”之中。有学者提出“中国化”,这使我想起20世纪30年代三次大论战中的关于“本土化和全盘西化”的争论最后还是以不了了之而告终的结局。这里的核心问题似乎涉及知识谱系的连续性和间断性。国际关系研究,或者更为宽泛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来源于西方,是西方知识谱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可以溯源于霍布斯的原因。而当中国学者研究国际关系现实时,可以不假思索地应用西方的范畴,因为我们毕竟与西方世界交流了至少200年,但当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并希望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贡献我们中国学者的智慧时,我们会发现,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中虽然也讨论“国际关系”(诸如学者经常应用的“远交近攻”),但所用范畴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异。如何对待中国知识谱系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直接关系到今天中国学者所从事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性”。解决以上三个难题的任务异常艰巨,可行的态度似乎是:学习应中规中矩地学;转化应立足于具体社会现实地转,这样,超越也许在不知不觉之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