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关系学科性问题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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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与成熟都有着原则上共同遵循的逻辑过程。国际关系研究能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体系也有赖于能否完成以下这样一个发展进程:首先,是“多学科”阶段,也即国际关系从其他各个已经相对成熟的学科领域中攫取有关的范畴、方法与知识来充实自身的阶段。其次,应该是“跨学科”阶段,也即国际关系研究从相邻成熟学科领域借用有关范畴、方法与知识之后,逐渐形成为本学科领域所独具的若干学科范畴的阶段。最后,才是所谓“单一学科”阶段,也即经过了一个长时期吸收消化与自身成长过程,不光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客体及其知识信息、研究方法与学术范畴,而且这些学术范畴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与相对清晰边界的范畴体系。到这个时期,国际关系研究才称得上是一门独立、完整、成熟的学科。从目前整个国际国内的学术积累情况看,国际关系恐怕是刚刚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


对当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状态做上述界定,完全不是贬抑海内外同仁所做的艰辛努力以及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恰恰相反,就国际关系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国际关系研究条件的局限性而言,国际关系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是相当可观的。当然,每一门学科的成长都有其特殊的艰难历程,所以问题还须从学科自身构建的不足中进行观察。

从需求角度以及海内外同仁前赴后继的工作状态和成果积累来看,国际关系研究在一个不太遥远的将来被构建成为一门能与学术界其他新老学科相匹配、相辅佐的独立领域应该是大有希望的。但是这样的开创性、构建性的学术努力也是无比艰辛的。在我看来,从国际政治与我国对外开放的实际需求出发,从遵循国际研究界已有成就以及未来具有拓展潜能的学术领域出发,以下的几个研究方向是尤其值得关注和下大力气进行攻关的。

第一,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ＩＰＥ)。这是一个近二十多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但这一学科的学术解释能力与覆盖能力已经引起了圈内圈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大约十年以前,这一学科主要侧重于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为导向的对外战略与政策的背景、形成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近十来年,尤其侧重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与国内事务的相关性研究。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整个国际社会的动荡大体上可视为这一学术领域之所以崛起的一个重要背景。诸如苏珊·斯特兰奇、罗伯特·吉尔平、戴维·卡莱欧等人虽然在范畴构建方面未曾超越国际关系研究总的态势,但在研究方法与思想资料的积累方面已做出了相当卓越的贡献。这方面的研究对面临全球化挑战、在国内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的中国来说,具有特别重要和紧迫的意义。

第二,国际关系中的文明与文化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关系就是文明间的关系。在国际研究领域,这是一个远远缺乏深思熟虑的理念指导和丰富扎实的实证分析的领域。同时,文明与文化因素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与冲击却是与日俱增。在一个多元文明并存的时代,怎么能够甘心于文明、文化与国际事务脱节,怎么能承受这一领域帝国话语霸权而甘心于这一领域的理论苍白状态。中国作为一个东方文明的古国,义不容辞地应该在这一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政治思想史之于国际历史发展的影响,在我看来,在某些方面、某些时段要远胜于目前流行于世的美国式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一类范畴对于国际关系本身的影响。深入研究与把握政治思想史与国际关系实际过程之间的互动,乃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和当务之急。

至于从建构主义等学术角度出发,深化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至少从方法论和价值观来说,也都是大有裨益的。总之,一个真正独立、边际清晰而具有完整学术范畴与规范的学科体系是需要多方面的长期营建才能成功的。